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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革命·历史
2015-05-15 20:37:18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这本论著的副标题是“丸山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选编了日本著名汉学家丸山昇教授从60 年代到90 年代的代表性文学论文,主要内容是关于鲁迅和左翼文学的研究著述。我重读这本书是因为,去年11 月26日, 丸山昇教授病故,今年2 月18 日,也是我们中国的大年初一,日本学界将举行丸山教授的追思会。这段时期酝酿于我胸中的思念之情,迫使我放下其他工作,再次认真阅读这部论著,这大约是丸山昇 教授最重要的中译本著作,纪念一个已经离开我们的前辈学者,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认真阅读他的书。
丸山教授久病。大约从50 年代中期就因为慢性肾炎未愈,定期检查,70 年代中期被医生劝告要用肾透析来治疗,当时“文革”尚未结束,热爱中国的丸山教授想着自己还没有去过中国,没有亲眼看一看中国将怎样从自身的错误中走出来,他是无论如何不能去死的。从1980 年起他开始做肾透析治疗,以后就一直做了二十几年,直到去世。记得1995 年我在日本进修,有个研究会邀请我去东京大学作学术讲演,那天好像正是研究会的活动日。讲了半途,一位清癯的老人匆匆走进来,笑着与我点点头,就坐在第一排,静静地听我讲话。会后我知道他就是丸山昇。

        在晚宴的时候,丸山教授坐我的对面,笑着解释说,他上午要去医院作肾透析,所以迟到了。当时他已经从东京大学退休,但还在樱美林大学等学校兼课,我向他请教每周要上几堂课,他回答说,加起来一共有七节课。我暗暗一惊。丸山教授在我心目中,是日本左翼汉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当时他已经六十四岁了,还有长期的肾透析,如果在中国,这样的人物早就是高干待遇,养在家里,怎么还会奔波于各大学课堂讲课。而且日本大学的每堂课时间是九十分钟,这样算来,丸山教授仅仅上课的工作量,就远远超过了当时中国的普通教师。何况他还有其它严重的疾病,2002 年我在复旦大学举办胡风百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曾邀请他来与会指导,他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为此,我不仅给他安排了医院的透析,还特意把会场选在离医院最近的宾馆,一切都为了他的到来。但是,临开会的时候突然接到消息,他因胃癌复发第二次住院开刀,因此无法前来,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后来,好像听到的是丸山教授康复的好消息,前年,他的论著在中国出版,他还兴致勃勃地去北京参加学术研讨会。关于他的好消息越来越多。去年7 月,我应日本外务省邀请去日本进行民间访问。当时邀请方问我想见什么朋友,我说我在日本的朋友很多,但此刻特别想拜见的是丸山教授。于是,7 月12 日上午,邀请方精心安排了我们代表团拜访丸山教授府邸。老人看上去非常衰老,据说最近还摔了一跤,一直不能走路,但那天他还是精神很好,坐在轮椅上与我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年迈的丸山夫人一直在客厅里外忙进忙出,现在想起来还令人感动。我从丸山教授的谈话里听得出,他对于中国学术界近几年的情况很了解,也持有一种理解的批评态度。说到有些问题,他还是保持了一贯的尖锐性。丸山教授在学术上非常尖锐,那是有名的。我现在忘记了十多年前在哪一个刊物上读过他的一篇公开演讲。那时有一位很有声望的香港学者新出版一部论文集,托学生旅日时转送丸山教授,没有想到丸山教授拿到书后认真阅读,发现了其中关于鲁迅的部分有多处资料错误,导致了错误判断。他就在公开演讲中严厉批评了这部书里的观点,成为当时学术界一个话题。我从丸山教授的这部论著里想找这篇演讲,却没有找到,不知是否作者或者编者避讳了。但从此,丸山教授的形象在我的心底里就高高地耸立起来。日本老一辈学者中,我有幸拜见过,并聆听教诲的学者还伊藤虎丸和木山英雄,伊藤先生的热情真诚,木山先生的儒雅渊博,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丸山教授的印象,总是有一种凛然可敬的感觉。我对这位坚强的老人,却是心里充满了崇敬。丸山教授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在日本战后左翼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他对于社会主义中国充满了理想和憧憬,但是,随着胡风冤案、丁陈冤案、直至“文革”中周扬等受到批判,他的理想主义蒙上了阴影。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和对中国革命怀着友好感情的左翼人士,他开始出于信任,还以为受难者之所以受难,当是有不便公布的材料,但随着他自己研究的对象如丁玲、冯雪峰、艾青等被划成右派,他就开始不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最重要的素质就是从事实出发,讲究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严谨的科学态度加上日本学者惯有的注重实证材料的学风,使他收集研究大量的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材料,苦苦寻找这些左翼人士为什么会在自己的政党掌握政权后受到整肃和批判。我读到收在论集里的长篇大论,都是写于六七十年代“文革”前后时期,讨论的是何其芳、周扬、冯雪峰等人为什么受到批判的原因。从今天看来,丸山教授提供的资料已经不新鲜了,但是在当时,作为一个日本人,千方百计地从公开发布的材料中寻找受难者受难的因缘,他同情中国革命的严酷性与逻辑性,但从学者的良知和严谨的态度出发,又觉得其中理由并不充分,这种怀疑精神下的同情,我称作为是理解的批评。即他既不能赞成中国当时发生的很多现象,对此有独立见解的批评,但又采取了理解的态度,努力寻找其错误存在的合理性。我觉得丸山教授当时的对中国采取的这种理解的批评,是明显有别于海外汉学的其他学者的。
        丸山教授从研究鲁迅开始进而研究中国三十年代文学,他对鲁迅的研究,也是笼罩在革命文学话语的阴影下进行的,他重视的是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以及后来“两个口号”之争中的立场与独创性。丸山教授对于中国革命文学的理论资料非常娴熟,他严密推导各派理论立场的逻辑,其精细程度远远超过当时中国相关的理论文章,并且不时地纠正中国方面理论阐述的错误。在丸山教授的立场上,周扬等“四条汉子”也好“, 革命文学”也好,鲁迅也好,他都没有个人的亲疏感,但是从认识中国历史的深刻性上来判断,他无疑是同情鲁迅,愿意站在鲁迅的一边。让我深有感触的是丸山关于鲁迅的两段论述。一段是关于鲁迅的《太平歌诀》分析,另一段是讨论鲁迅与成仿吾等人的关系。
        鲁迅在《太平歌诀》里引用了南京中山陵即将竣工时,有一种谣言传出,说石匠要收儿童之魂来合龙门,一般老百姓听信谣言,就让孩子手臂悬上红布,布上写着歌诀。其中一首这样写:“人来叫我魂,自叫自当承。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鲁迅心疼地说,“这后面两句,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这很使人想起鲁迅小说《药》里的人血馒头的意象。许多学者将此概括为鲁迅对中国现实黑暗的正视,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对国民党假继承中山学说的讽刺,但是丸山教授却把鲁迅的思想放在革命运动的现实来理解,他认为:这反映了并不存在如果革命家舍身为民众流血受苦,民众就必须感谢支持的义理。民众归根到底只去判断具体的各件事实对自己是否有利,而且任何人都无法对此加以非难。换言之,即使民众看上去再怎么“无智慧”、“不关心”,中国革命也只能和现存的这些民众一起甚而借助他们的力量前进。我读之心有所感,似乎在这里,丸山教授借助鲁迅之笔放入了自己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革命和群众关系的理解,这远远超出了以往我们所理解的,革命者为大众流血牺牲,而大众必须回过来顶礼膜拜地报恩的世俗境界。与这一观点相关的是,当日本有的学者认为,鲁迅因为成仿吾等人是假革命者所以不信任他们时,丸山教授说出了同上段相似的见解。在他看来(他认为是“在鲁迅看来”) ,“革命只有靠这种有很多缺点的、有时还几近于冒牌货的人来承担;假如真的能产生真正的革命家和文学者,那也只能是这种满是缺点的人最终修行的结果。”我觉得,丸山教授从鲁迅著作里读出的这个见解,即使在今天的中国现实环境里,大约也是具有切中时弊的意义的。
        丸山教授是日本人,在当时的情况下研究中国文学与现实政治的纠葛,其困难是难以想象的。他在《关于“国防文学论争”》的长文中最后说:“这样的工作在没有原始材料的日本,十分困难,几近于不可能;但反过来也确实存在着只有在日本才能做的一面。”这最后一句话讲得真是好。中国的学术就是这样慢慢走出国门,也必然会走出国门的。
陈亚玲 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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