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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势的儒学与信仰
2015-05-15 20:12:02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两年前,当张颐武宣称,一万个孔子不如一个章子怡时,引来一片哗然,网络讨伐声此起彼伏,张教授反复申明自己的原意为媒体所误解,但仍然有人不依不饶。
我知道张教授的意思不是在谈论孔子和章子怡在思想文化界的价值孰高孰低,孔子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作为北大教授这点不会没谱。但是就当今而言,就对外宣传的有效性方面,孔子的绩效恐怕不尽如人意。其时,章的大幅照片刊登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章的电影《十面埋伏》、《艺伎回忆录》和广告等也红遍全球。我也以为张教授的话有些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么!要不孔子怎么就上不了《时代》的封面。不料,才一年工夫,形势陡转,孔子和他的《论语》迅速蹿红,这回红的不光是孔子一人,也有于丹,或者干脆说,就是因为于丹。某种意义上说,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矣”的“女子”于丹,捧红了孔子,一起上了各种杂志的封面,风光无限。

        当然公平一点说,这回的红,是孔子和于丹互为媒介。孔子因于丹而焕发青春,于丹缘孔子而大红大紫。跟着,与《论语》有关的十几本著作和注释本也一起畅销,走进书店,《论语》书籍独自作为第一方阵,就摆在最显眼的位置,蔚为壮观。其实作为常销书,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和钱穆的《论语新解》本来就卖得不错,现在也裹在一起,竟然有点借光的意思,钱、杨两位先生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借光往往是“互相”的,按现在的时髦说法是“双赢”,但是不管谁借谁的光,孔子的光芒终究要比其他人长久一些。
        想想也是,孔子他老人家已经红了两千来年,尽管“五四”以来,有人把封建社会的账全部算到他一人身上,那也是因为他太走红的缘故,千百年来朝代更替,皇冠跌落,孔子却不受影响,屹立百代,德配太庙,有“素王”之称,所以对封建社会的苟延残喘似乎多少得负点责任。时髦的说法是儒学充当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水泥”。当时,岂止是打倒孔家店,好像传统文化统统的不行,是糟粕,一律打倒。凡事矫枉过正,若是过大发了,还会反弹回来,孔子和儒学亦如此,批林批孔时跌到了谷底,“孔子名高实 糠,《十批》不是好文章”,连带着捎上了郭沫若。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也简化成儒法斗争史,法家是历史前进的推手,儒学则是挡车的螳螂,撼树的蚍蜉。
        然而否极泰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儒学开始复苏、升温,得到全社会关注。尽管在改革开放的思想系谱里,没孔子什么事儿,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他老人家抖尽身上的污水,重新回到了原先的牌位上。说改革开放与他无关,也不能太绝对了。他老人家早就说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只是这回开门请的是高鼻子蓝眼睛的朋友,想来他不一定愿意见,尤其是穿西装让他敏感,当初他对管仲千恩万谢,就是因为这位霸诸侯,一匡天下的齐相,使他免受“被发左衽”之辱。
        后来电视台推出孔子也是恰逢其时,就不说为了吸引眼球,单从回应海内外的国学热、读经热、儒学复兴热出发,也应该尝试一下,可以说是社会上的尊孔读经,为电视孔子的复活打下了基础,这里有诸多因素的复合,难以一一厘清,其中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意思在。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生产力的提高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心的宁静、行的规范,倒是引出一派物欲横流的景象,让志士仁人们莫不忧虑,于是想到为中华民族重建价值核心和信仰系统,还是要树立一个本土的“神”,可见对孔子的重新召唤,不是为了“鸡的屁”(GDP),莫不如说是人们发现,尽管有了“鸡的屁”,还是缺失了某种精神,所以为了稳固国人的精神塔基,必须再造信仰系统。
        其实,当年康有为最具大眼光,他曾经提出过“尊孔圣为国教”的建议,理由是东洋西洋均有宗教信仰,唯有泱泱大国的中国没有统一的宗教,恐怕立国无本,进退失据。虽然佛教和道教在中国影响很大,但是均没有儒学来得根基稳固系统,而且以近代的科学眼光来看,宗教是迷信,孔子的学说不是迷信,有理性、有情感、有伦理,是兼顾了“头上灿烂之星空”和“心中道德之律令”的本土话语,何必反求诸他乡。紧跟着康有为还拟定了实施的具体办法,可惜在那兵荒马乱的年头,这一切显得不合时宜。不过和后来蔡元培先生大力倡导美育相比,倒是复兴儒学更容易为国人所接受。
蔡元培先生也是那个意思,以审美教育代替宗教发挥作用。这想法很有创意,受康德的影响,以审美判断来协调认识与伦理、沟通知性与理性,以美育来“陶养情感”,使得知、情、意三者得到均衡发展,满足人性的内在需求。但是太理想化了,要花大力气大成本不说,还要抹去读书人的部分记忆,难度太大。

        回过头来说,虽然孔子和于丹互为媒介,共同蹿红,还有一个媒介是断断不能忽略,那就是电子媒介,没有电视和“百家讲坛”,就没有于丹,也就没有今天的孔子。从最表层的现象看,是电视救了孔子,有那么多儒学复兴者奔走呼号,但是似乎都没有于丹在“百家讲坛”的孔子那么有感召力:那个心灵鸡汤的孔子左右逢源,他每段话说得很短,很精辟,留有充分的发挥余地,很符合电视的再传播;且《论语》中一段话与另一段话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便于选取,即选取和当下语境相对吻合的语录来阐释,并且这一阐释和流畅华丽的口语表述、兼有评书的抑扬顿挫,又有心理治疗功能的娓娓道白两相结合,功效非凡。难怪伊尼斯、麦克卢汉一干人早就强调口头传统来着,认为口头传统具有灵活性,比起书面传统来更加完善,可以避免单一线性思维,可以纠正文明的偏向,使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互相平衡。他们的见解似乎在中国的“百家讲坛”也得到了部分印证。
        而那个周游列国、不受待见的孔子,惶惶如“丧家狗”的孔子,或者李零先生描画的那个孔子,有着自己一整套相对完整的政治与治国主张的孔子,靠着文言和印刷文字流传,还要加大量注释的孔夫子就不怎么受欢迎。当然,就此以为心灵鸡汤的孔子击败了那个济世救国的孔夫子那就错了,时势造英雄,也许若干年后人们还要召唤那位至圣先师,况且两千年来,他老人家从未被固定在一副面孔中,很难说若干年以后,孔子又会是什么新形象,文化的演进路径和媒介的技术的发展说不定会塑造出更加现代化的孔子,例如世界级比较文化大师或者说“交往行动理论”和“符号互动理论”的先驱者等等。
        孔子当时的世界,天下就是中原列国,孔子的学说就是在文化交流和碰撞的语境中产生,孔子的交通工具是当时最先进的马车,他的语录被记载在竹简和锦帛上,是当时最前卫的书写方式。他周游列国,就好比常上互联网,信息灵通。由于有教无类,收费也低,三千弟子中各国青年留学生均有,是国际性的私家学院,和稍后希腊的雅典学院大概有得一拼。不过孔子教的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人家教的是语法、修辞、逻辑、天文、音乐、数学、几何七科。从实用角度讲,这边要强一些。由于孔子处于中华文明的源头,注定了其形象被不断描摹、添彩、涂抹、修改的命运。当然对孔子及其学说下任何断言,对其历史命运做不刊之论的推测,不过是管窥蠡测而已。

        

        文化的承传是复杂而多变的,如果由于新媒体和新文化的产生而给某种古老的甚至稍早的文化形态下死亡判决书是轻率的。文化的分类和解析方式也是多样化的,除了听觉/视觉、口头/书面、白话/文言、印刷电子等,我还把它解析为两个层面,符号和话语,符号是排他的,无法兼容,用了中文就不能用西文,有了甲能指就无法同时使用乙能指。话语是兼容的,海纳百川,在一组陈述中可以组合不同的思想和观念。符号的意义差异是共时性的,离开了共时性就无法定位,话语是历时性的,往往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和发展的。话语的继承,既有正相关关系,也有反相关关系,例如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对伊尼斯“传播的偏向”的就是正相关关系,新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而言也是正相关关系,而新老自由主义和夹在其间的凯恩斯主义则是反相关关系;新历史主义与克罗齐的思想有正相关关系,而对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则是反相关关系。荣格的或帕洛阿尔托小组的心理学思想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既有正相关也有反相关关系。当然无论是正相关关系还是反相关关系,都是有承传和某种逻辑在,还有非逻辑的融合和拼贴,后现代话语就是如此,大杂烩。所以二十世纪以还,西方无论有什么样的新思想都可以被“中国化”,化得好不好,合理与否是一回事,就话语层面而言,基本是多种思想交汇,古今中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领土是有国界的,国界划得不清楚,会产生纠纷和战争。思想和话语是有倾向而没有国界的,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思想各有倾向,却并不对应于具体的鲁国、楚国或秦国。自然有人试图将思想和国土对应起来,强调文化的纯洁性或民族性,不管其用意如何,结果总是徒劳的。并不是说不存在文化的民族性,只是说文化的演变不是朝着预先设定的民族性方向前行,这和生物遗传类似,“自然选择”要比人为的干预更有创意,更能出奇制胜。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表现在文化方面,如果为了文化的民族特色而对思想和话语进行封锁,不仅不可能发展出辉煌的一乡一土的特色文化,还会适得其反,迅速导致文化的衰落。思想禁锢对文化的繁荣最具杀伤力,文化不是闭门造车的产物,它总是在互相交流、借鉴、吸收和融合中逐渐丰富、深厚、博大,丰富博大也会走向繁琐,繁琐会回归简约,这一过程虽然也可以说是人为的,但却是不可规划的,正如不可计划人的情感和思想,不可规划什么时候会有新的发明创造面世一般。
        中华文化的发展不可能在拒绝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达成,或者说中华文化从来是在和外来文化的交流、碰撞中逐渐丰厚博大。外来文化说来抽象,其实蛮具体,战争、移民、传教、通商、留学、翻译、技术交流和文化论争、领土版图的扩大或缩减等等,都会引进外来文化。如果不是与军事侵略并存,那么我们只能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文化侵略这个词。特别是媒介全球化的时代,如果用显微镜来检测文化的肌理,会发现每一条纤维都融合着各种文化因子,成分复杂。因此即便是最古老、最纯正、最本土的文化,也融合着后来的或外来的因子。今天我们无法直接走近古老的文化(甚至包括考古学,因为对出土文物的鉴定和阐释是一门现代学科),我们接触的是经前人一再阐释的,器物和观念混为一体的对象。所谓文化传统,是由经典和经典的阐释话语共同构成的,就如我们面对的《论语》早已不是两千五百年前的竹简木牍,而是经历代圣贤或编撰或注释或转手的论语解读话语。传统文化是流,不是仅仅指源头。传统文化有时也是一种宿命,无论其优劣,后人无法轻易解脱,而且必然要承受。媒介手段的变化会改变文化的形态,新媒介带来新文化,但是传统文化的内容会浓缩成某种形式(我们有时称之为“精神”),保留下来,当然是“有意味的形式”。讲论语就是一种形式,无论在课堂,还是在电视台,或者在网络博客,均意味着当代人和传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精神联系,至于讲得怎样,那就另当别论。关键是能持续不断地被讲,一代接一代地讲。其实“精神”就是通过形式保存下来的。

        

        形式即是媒介、由它通向某种精神和文化,媒介手段和方式同样也是文化。即以电影为例,好莱坞大片是文化产业和产品,而好莱坞电影的制作方式更有拷贝的意义,大资金的运作,大片的生产模式,动漫的运用、市场营销手段的成功等等均可以进入课堂的教案,成为文化产业类课程的“内容”。或许为了某种理由,我们可以抵制好莱坞大片,但是不妨碍以好莱坞的运营模式或制作方式来生产大片。即以章子怡为例,她是现代影视制作体制的产物,她的成功只是证明中国电影和演员进入世界市场的成功。输出章子怡没有独特的文化意义,只是应了一句广告词“我能!”就如中国足球二○○二年忽然踢进世界杯,表明游戏规则对参与者的认可。好莱坞梦工厂和电视屏幕能生产许多大同小异的章子怡,却无法再造当代孔子,因为孔子是与一个古老的传统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的传统丰富深厚博大,孔子作为传统的象征有其偶然性,尽管我们现在可以分析出一百条必然性来,但是历史的机遇巧合永远是神秘的,高于人的理性。历史还把孔子和儒学锻造成特定的精神形态,成为中华文化的发动机和生产机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各个时段,各种样本的传统文化来。
        以“媒介即讯息”的逻辑推断,媒介方式的变化,新兴媒体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文化的面貌,与此同时,传统文化因其传播手段落后,将被渐渐淘汰,或被挤到一块狭小的空间里,自生自灭。然而历史的轨迹与逻辑的推断往往成悖反之势,新媒体的出现不仅没有遗弃传统文化,反而增加了其产能,书店里有关国学或传统文化的著作铺天盖地,还有电子版和网络版等等系列产品,在以往时代,哪见过这阵势?不过,当代传媒相中传统文化这一块,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出于弘扬的意愿,站在文化产业的立场上看,孔孟老庄、三坟五典这些都是资源,都潜藏着巨大的市场和无限的商机,都是可以反复加工、重新包装的对象,而传统文化典籍经此一加工包装,也往往变得面目全非,不忍卒读。
        新兴媒体和现代影视工业相结合,生产出大大小小的章子怡,其产品的功用和效益比较明显,张颐武教授赞许章子怡就是看上其当下的功用,而孔子的功用和效益,在今天来讲就比较模糊,毕竟考大学不比考科举,《论语》背得不熟,丢不了什么分。另外,儒学也没有了以往思想控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用价值,时过境迁,儒学已明显被去功能化。
        去功能化的儒学为什么也能那么火?那是经过上千年的冶炼,滤去功利的杂质,慢慢演变为某种信仰的缘故。
        就没有实用价值一点而言,“孔子名高实米比糠”可谓一语中的。其实当年孔子就“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后来孟子也如此,齐威王、梁宣王等向他讨教具体的治国和对付隔壁邻国的方略时,孟子那一番有关仁义的高谈阔论就不解决实际问题,起码是远水不解近渴。按照《史记》的说法:“(他)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鞅,楚、魏用吴起,齐用孙子、田忌。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合则留,不合则去。也许正是脱离了实用价值,反而容易使其升华,成为一种精神信仰。孟子之所以为孟子,就是他的迂阔,坚守自己的信仰,不苟同于流俗,结果只能回老家与他的徒弟们著书立说去了。 至于后学们虚构出的“内圣外王”一套说法,一心想着两头通吃,不仅无可操作性,还有很大的欺骗性。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年代,倒是先王后圣更便于付诸实施,是皇帝么总会有新衣穿的。
        当四书五经还是读书人仕途的敲门砖时,当它们还是换取黄金屋、千钟粟和颜如玉的筹码时,不过是一种谋取利禄的媒介,而不能成为精神家园。儒学的去功能化,不仅不会导致其衰落,反而还成全了它,即如在日本,在韩国,儒学和治国的关系不那么紧密,反倒是香火绵绵不断。那里的人们也就没有在歪歪斜斜的字里行间看出“吃人”两个字来,糊糊涂涂就马虎过去了,进入现代社会,公民的人格也没因此残损破缺。

        “仁义”也罢,“中庸”也罢,作为价值取向,很是高尚,值得普世推广。并不因为某些倡导者的虚伪,就派定相关学说是伪善的、只为专制统治服务等等。不过高尚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与实用和效益保持距离,非工具化和价值中立。一旦被拖入现实的泥淖,为实用目的服务,作为策略和手段来运用,就会失之偏颇,就会有美美恶恶之辟。只有儒学工具化过程的结束,其内涵的价值理性才会得到进一步开掘,其精神层面的力量才能逐步积聚,成为民族和群体的信仰。再来说说康有为的立孔教为国教的方案之所以无法推行,我以为,主要是那时的儒学还没有去势,这位大成至圣文宣王和现实生活中气势熏天的权贵们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仍然有着统治工具的嫌疑,难怪目光如炬的鲁迅和“五四”新青年一代人不答应,革命党人不答应。居然,要不要打倒孔家店,要不要反对各种名头的尊孔读经,成了那时新潮学子和封建余孽的分水岭。
        俱往矣,近一个世纪的阻隔,尘埃落定,总算使儒学脱离了统治意识形态,回归自身。因此,感觉上作为中华文化的形象大使,哪怕是作为心灵鸡汤的孔子,都比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孔子要可爱。也许这位和蔼慈祥的老人家与十字架上悲天悯人的耶稣是一类人,也许他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同道,也许孔子就是孔子,无人比肩。只要不当大成至圣文宣王,只要不进入必修课,不靠它拿学分,他只是在校园的绿草坪上优雅地站站、目眺远方,再或者上互联网常常露脸,即便左子怡、右于丹,也是一片和谐图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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