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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与宝物
2015-05-15 20:10:55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如今国民的文物意识大大提高,认识到文物即宝物,只要打地底下挖掘出来的,都是好东西。无论是一枚石针,一片瓦当,破碎的陶罐或残缺的农具,统统都搜集起来,放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供人鉴赏。这里除了全民文化程度的提高,还应该归功于央视的国宝档案等一类节目和一些博物馆的免费开放,普及了人们的文物意识,不过,这类节目中,有些最后落脚点还是在宝物上,说得直白一些,就是值不值钱!就如北京台的鉴宝节目,最后的关键,是落在市场价格上,这也是吸引眼球的关键。
        
        文物是宝物,宝物却不一定是文物。但是搁在几十年前,这一观念是倒置的,宝物可能是文物,文物不一定是宝物,或者肯定不是宝物。特别是那些不能搬到自家院子里,据为己有的文物。如北京的城墙是文物,但是体量太大,不能放置在博物馆,当然更无法据为己有,搁哪儿都碍手碍脚,干脆拆了修二环路,那些墙砖搭个柴火棚,垒个鸡窝什么的还有些用场。再如大型洞窟中的佛像,矗立在那里,风吹日晒,日渐褪色,倒是不碍人们什么事,但它们不是宝物,难免被砸毁的命运。笔者70年代曾到过龙门石窟,许多佛像的肩膀上都没有脑袋,那是反“封资修”的年代,估计砸整座佛像是一个体力活儿,光去掉脑袋既不太费劲,也表达了反对封建迷信和“破四旧”的决心。尽管是“封资修”,如果是一尊金身或玉佛,那待遇就不同了,肯定被保护起来,转移到博物馆或地库里,那不是佛爷的面子大,而是那金玉的材质魅力大。
        没有到敦煌之前,英国的斯坦因和法国的伯希和在我的印象中是骗子加强盗一类的人物,他们盗走了大量的中国文物,以今天的观念,他们骗走的都是好东西,大胆而狡诈,但是在百多年前,不仅是王圆箓,恐怕绝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是傻子,想想他们拉走的什么东西啊,是一堆“废纸”,残缺不全的经卷、各种写本、上面抄写着谁都不认识的奇奇怪怪的文字。万里迢迢而来,怎么就看中了这么些陈年古董?
        按照学者钱存训的说法,1907年斯坦因在藏经洞和敦煌附近拉走了7000来卷文物和写本,除了多半是佛经,还有儒家和道家的经典、先秦诸子、史籍、韵书、诗赋、小说、变文、契约、历史和各种公私文件。此外,还有一些梵文、粟特文、波斯文、回纥文及藏文写本,另外还有家常书信,如其中有七封信是粟特商人写给他们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亲属的家信,信中述及通信的困难、商品的价格、银的兑换率和一些家常琐事(见其《书于竹帛 纸卷》)。
        斯坦因似乎也没有冲着财宝而来,尽管先后拉走了上万件文物,也没有因此而发财,在这些文物中纸本居多,能值几个钱?也只有放在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才有价值。据说到他去世,终身未娶, 一生节俭,没有房屋,没有什么私产。当然斯坦因是有收获的,不仅写出了一大摞研究著作如《古代和田》、《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亚洲腹地考古记》等,还换来了敦煌学开山鼻祖等各种学术声誉和显赫头衔,英国乔治五世还授予他印度帝国高级爵士爵位,(另一方面也留下了恶名)。按照弗洛伊德学说来理解,他是将力必多全投射在考古学和文物研究上了,所以在攫取西域文物上贪婪无比,后来竟然将不能搬动的壁画切割下来掳走,实际上就是毁坏了文物。
        藏经洞的打开是在1900年,待到1907年,那方寸之地早已被翻腾过多少遍了,如果有值钱的东西早就被掳走了。假设这堆什物中有王羲之的字或吴道子的画,王圆箓再愚昧也不至于轻易脱手,哪有斯坦因的份。再说,敦煌在中国的腹地,斯坦因从哪儿出境都不易,路途遥远,又没有飞机火车可搭乘,交通工具基本就是骡马大车,四处茫茫原野或戈壁,如果碰上强人剪径是没地儿躲。我想,如果遇上强人,他们觑中的一定是洋人口袋里的钱财,而不是那一车中国的“破烂”。那时节,这样的老古董肯定比今天容易寻觅,也相对好搜集(估计造假也没有今天那么猖獗,造假只有在成为一个产业链时,才有利可图)。也没听说有什么歹人潜入莫高窟盗宝。也许多少年之后,我们的后辈写穿越小说,会编出敦煌盗宝记这样的故事来,在这样的故事中,莫高窟周围一定有城管巡逻,甚至有武警把守,但那时,藏经洞只有王圆箓一人把守,他外出时,一扇木门和一把铁锁,仅此而已。
        据说王圆箓还是有一些眼光的,或者说有些嗅觉,感觉到藏经洞里的这堆什物可能有价值,当然,所谓有价值也是指文物价值,不是宝物价值,如果是宝物,他早就秘而不宣,拿去换银子了,省得到处化缘来盖他的道观太清宫了。他曾向地方的各级行政长官通报了数次,得到的答复是就地保管。这中间,有一位道台,还对比了王圆箓呈上的写本,认为那上面的书法不如自家的写得好,关注的是其书法学上的意义。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文物的概念和宝物的概念是不同的,分开的。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概念是交叉的,有时是等同的,难分难舍的。
        宝物是独立的,不需要衬托,无论在珠宝店,在博物馆,还是私家收藏那里,都会射出耀眼的光芒,让所有的人眼前为之一亮。文物是要在一定的知识背景中,在一定的语境里才有价值。今天来看,莫高窟的一切,哪怕是一抔黄土都是宝贝,可是那时节,莫高窟几近废墟,只有王圆箓(或许还雇一二个人)在那里忙碌,清理。谁也不认为藏经洞里的这堆什物有多么重要的价值。这跟卞和献璧不同,和氏璧是宝贝,楚王或楚王的近侍、玉工等有眼无珠,不识荆山之玉。而敦煌的情形与此不同,那些纸本和经卷只有在现代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和宗教研究者的视野中才有价值,所以要等到斯坦因和伯希和等人的登场,才显出意义来。
        这是很悖谬的事情,王圆箓和斯坦因造就了敦煌学,却同时背负了罪名,如果,当初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胡乱处理,甚至烧纸取暖,反倒不会有人指责,王道士只是无数道人中较为寻常的一个。或者说斯坦因拿走这些,没有送回英国,中途不测,文物失散,反倒不会有人指责,事实上,他多次考察西部中国,在没到敦煌之前的1900年,已经在从喀什到和田的途中搜集了大量的文物如陶片,钱币、金属器皿、简牍、写本、画像等等,若没有敦煌学的崛起,则可能他的这些占有,没有多少人会记得或提及。在国人眼里,他最多是一群西方探险家和考古学者中面目模糊的一员。然而有了敦煌学情形就不一样了,或者说敦煌学越显赫,他们身背的罪名越重。其实,敦煌学并不是必然会有的,这是意识历史或者观念历史的产物,正是斯坦因和王道士的偶然相遇,给了历史以产生敦煌学的机遇,当然还要有伯希和的跟进和法国汉学研究的兴盛,否则,以中国(或大清)当时的情形而断,恐怕这类文献资料被毁弃和埋没的情形居多。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虽然是千载难遇,但以中国地域之广,历史之悠久,类似的情形一定会重现,特别在西北之地,气候干燥,东西不容易腐烂,成捆成堆的文物出土,保不齐会有岐山学、丰镐学、凉州学等问世。依中国自己的深厚的金石、小学、考据研究传统,似乎接下来应该有这个学那个学的产出,但是实际情形是莫有。所以还是这句话,敦煌学并不必然会产生。真所谓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中华大地还没有产生如法国的敦煌学、西域史学的土壤(所以中国敦煌学的开拓者是法国留学回来的常书鸿,很顺理成章)。即便是战争消弭,情况也不乐观。北京城墙就是在和平年代消失的,在人们的眼皮底下。当然我们可以为此找到许多理由,如为了首都的发展,为了经济建设;此一时彼一时,不能以今天的眼光来要求当时等等。但是,同样我们也可以为王圆箓找到许多理由,为了莫高窟的发展,为了道观建设的需要等等。笔者很欣赏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中的某些篇章,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在《道士塔》一文中将那么尖刻的责难加于王道士一身。一些中学课本又恰恰选了这一篇散文,使王道士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了今天的爱国主义教育,就需要牺牲一些小人物?当初北京城墙拆毁前,梁思成等著名学人曾苦苦劝阻并反复陈述理由,尚且没有奏效。而王道士身旁毕竟没有先觉先知者如余秋雨先生这样的劝诫,倘若有,我想敦煌文物的命运一定会比北京城墙的命运要好些。
或者是有识者得之吧,斯坦因欺骗也罢,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也罢,总之他认定这是宝贝,尽管其时他基本读不懂这堆东西(斯坦因不懂汉语),汉学与语言学方面的功底不及伯希和深厚,眼光和识断也没有后者老到,所以掳走的东西反而就更多,强烈的文物意识驱使他席卷一切。于是斯坦因得到了卷子,王圆箓得到了银子。除了斯坦因和伯希和等,又有谁会将它们当作宝贝来看待?大清皇朝摇摇欲坠之际,好像什么学问都没有意义。这不是指当时中国没有识者,而是整体上,社会意识层面上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那时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等尚未在中国生根,那些个不起眼经卷、写本尚未有后来所赋予的那些非凡的价值。这里还应该看到,伯希和满载敦煌文物的马队堂而皇之的到郑州,又换乘火车到北京,然而再下南京和上海,引起了一些中国学者的关注,他们“为伯希和举行了一次宴会,并且结成一个社,以选择他携带的那批文献中的珍贵者,影印发表和刊印成一大套书。他们甚至要求伯希和作中间调停,以便将来能在巴黎方便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参见耿昇《伯希和西域敦煌探险与法国敦煌学研究》,载《法国敦煌学精粹》), 只是没有看到官方和学术界的交涉和赎回的要求:如这些珍贵文物应该留在中国等等。

        现在想来,斯坦因伯希和等倒是真正的文化苦旅者,即便交通发达的今天,我们依旧可以想见百多年前塞外大漠旅途的艰辛和种种风险,飞沙走石,风餐露宿。但他们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或喜出望外的东西,中国却失却了本不应该失却,然而在那个年代却不太可能完好保存的东西。
        
        无论是文物还是宝物,总是物以稀为贵。走进大英博物馆的埃及馆,劈面而立的是罗塞塔石碑,这块被人们称之为钥匙碑的镇馆之宝,镌刻着托勒密五世加冕一周年时的诏书。石碑的正面有三段不同的文字。居上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间是立碑当时的埃及通俗文字(公元前一世纪),最下方是希腊文,后来的学者根据下方的希腊文和埃及通俗文字破解出早已失传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并且发现埃及的象形文字,并不全是表意字,它们居然也可以是表音的,即象形字符同时是拼音符号。破解古埃及的文字之谜,吸引了欧洲许多语言学文字学研究者,英国的托马斯·杨和法国的商博良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是同行又是对手,互相之间是较着劲,最后是商博良胜出。学术研究中竟然有了竞技的成分,这就有了情节有了悬念,有了观赏的焦点,如后来的达尔文与华莱士之间也是这种关系,《物种起源》的仓促发表是达尔文为了抢在华莱士之前公布自己的进化论思想,情形有些惊险。这类学术竞争有时像智力游戏,常常成为历史佳话,所谓胜出,其实也是在吸收了前人和他人成果之上的一次飞跃,是人类文明的达到一个新高度的标志,虽然其间难免也有争夺、狡黠和欺瞒,但毕竟没有权力竞争的血腥味。多少年之后,当人们还对《雍正王朝》、《张居正》等小说或电视剧津津乐道时,这类小圈子内的学术竞争听起来显得分外迂腐。
        无独有偶,这回在银川西夏王陵,也看到了一块钥匙碑,是有着西夏文和汉文两面碑文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复制品,真品在武威市的博物馆内。西夏王朝于公元1227年被蒙古大军灭族,延续了近200年的西夏文明从此湮灭不传,所以到1804年,感应塔碑的发现,使得一个消失了600来年的文明重见天日,本该是石破天惊的大事,但是实际上却波澜不惊。也许在天朝文化人眼里,这蕞尔小国或化外之地的物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西夏文无疑是“天书”,这是当年西夏王朝的大臣野利仁荣仿照汉字创制的一套表意文字,结构方正,笔画繁冗。远看这些方块字,个个眼熟,近看一个也不认识,(在1989年的现代美术展上,笔者观看徐冰创作的《析世鉴》,就是这种感觉。由此相信徐冰的创作灵感最初可能来自西夏文)。张澍发现西夏碑比法国人发现罗塞塔石碑仅晚了五年,但是这两块碑的命运完全不同。罗塞塔石碑很快就有了归属之争,尽管石碑是在埃及的罗塞塔附近的一处要塞发现的,但法国人认为,是他们首先寻觅到的,拥有物权。英国人的逻辑,既然英国军队打败了法国军队,那么一切都是英国的战利品,包括罗塞塔石碑。于是法国人又偷运,英国人又拦阻,最后就装船运到了大不列颠。我怀疑这后面的偷运之说是好莱坞电影人的祖先虚构的,当然也可能就是真有其事,生活总是比电影更丰富,更传奇。
        西夏碑则不久就被人遗忘,尽管乾嘉学派的主要人物如戴、段、二王,除了戴震,其他三位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都健在,但中原的考据和训诂之风不够强劲,并没有刮进西域。西夏文的再次引起人们注意是在一百年之后。当19世纪70年代,当英法等学者在争论居庸关下云台门洞中镌刻的六种文字中唯一无法识别的文字(其余五种已知的文字分别是汉文、梵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到底是女真文字还是什么别的文字时,人们显然不知道西夏碑的存在,当然更不知道张澍的发现。直到1908年《蕃汉合时掌中珠》等西夏辞书在黑水城(今内蒙额济纳旗境内)重现,人们终于获得了解开西夏文的密钥。自然就没有了像破解古埃及那样来破解这“天书”之谜的惊心动魄的故事,该碑直到1961年才成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

        有道是黄金有价玉无价,玉的品种太广,种类繁杂,无法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套用到本文,亦可说宝物有价文物无价。因为文物的种类更广,更加繁杂,并且文物概念还是不断延伸的。所谓文物,时间的长度(即历史悠久)只是一个方面,文化的走向、观念的演变和某种风尚的相互作用均决定着文物概念的内涵。前文说过,一定的知识背景,意识形态,某种语境和氛围都是文物的构成要素。这样说来,就有点神秘有些玄乎了,还是打住罢。

        当然什么事情都不绝对,保险公司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文物是有价的,因为他们公司曾经为一些文物展品作过保单,那上面,文物分明是有保价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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