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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整体诗学研究和当代文艺学建设
2008-05-24 20:03:00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讲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问题。在我看来,这部专著与其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不如说是巴赫金的诗学,巴赫金是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分析来阐明自己的诗学观点的。巴赫金的诗学研究是多方面的,他在白己的著作中提到的就有社会学诗学、体裁诗学和历史诗学,当然还应当包括文化诗学。在诗学研究中,他既注重文学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文化根源的研究,更注重文学内部结构的研究和文学体裁形式的研究,而且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研究》,既是体裁诗学研究——他极力主张“诗学研究恰恰应从体裁出发”[1],同时又是文化诗学和历史诗学,他又竭力揭示复调小说体裁产生的文化历史根源。在此他看来,诗学研究不应局限于某个方面,它广泛涉及体裁诗学、社会学诗学、文化诗学和历史诗学各个领域,同时多个领域的诗学研究又不是毫不相干的,它们之间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并形成一个诗学研究的整体,他的诗学研究是一种整体诗学的研究。对巴赫金的诗学研究要从整体上加以全面把握是有相当难度的,难怪克拉克和霍奎斯特颇有感叹:“巴赫金为各种派别所接纳的沉重代价是牺牲其思想的多面性,许多人借重于巴赫金,但窥其全豹者却寥寥无几”[2]尽管如此,我们还应当努力去把握巴赫金诗学的多面性和整体性,揭示巴赫金整体诗学存在的理论依据和当代意义。
 
一、    巴赫金整体诗学研究的历史针对性和理论依据
 
作为20世纪文学理论大家、诗学研究大家,巴赫金对整体诗学研究的关注既有历史的针对性,也有理论的合理性,既有对20世纪文艺学研究的历史反思,也有对文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思考。在他看来,文学现象本身是复杂的和多侧面的,而文艺学研究本身却存在极大的片面性。在20世纪文艺学的发展中,社会历史研究、精神分析、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和文化研究,各种研究方法和各种研究视角,都曾经大显身手,都充分展示自己的优势,同时也都暴露各自存在的局限和不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单一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是无法深入地阐释复杂而多面的文学现象。因此,巴赫金反对无视文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不赞成对文学现象进行单一的割裂的研究,他十分强调文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坚持对文学现象进行整体的综合的研究。
  1、整体诗学研究的历史针对性
20世纪20年代,当巴赫金在苏联文论界出场时,面对的庸俗社会学和形式主义两种重要思潮。正是在同他们的交锋和对话中、巴赫金开始了诗学研究的思考。
庸俗社会学是学术界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学术领域的不成熟阶段的产物,它忽视文艺的特性和规律,直接用经济因素和阶级因素去解释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把文学变成社会学的形象图解,可称之为非诗学的社会学。庸俗社会学主要问题就是机械理解文艺与经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直接寻找文艺与经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不考虑它们之间的中间环节。正是在同庸俗社会学的交锋和对话中,巴赫金后来提出了需要一个时代整体文化语境中来理解文学现象,要把文化看成是文学艺术和社会经济政治产生联系的中介环节,开始了有关文化诗学研究的思考。
    形式主义是巴赫金当年面对的另一种重要思潮,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有整套看法,它力图从文学自身的形式结构因素来理解文学,尖锐地提出文学的自主性问题,它针对以往文艺学的弊病,试图以语言为基础,以文本形式为依据,建立本体论的文艺学。形式主义的出现标志着文论研究从社会历史转向作品文本,它对20世纪文论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巴赫金同形式主义关系十分复杂,他肯定形式主义提出新的问题,把文学科学极其重要的问题提上日程,而且提得十分尖锐,富有积极意义,并且从中吸取有益的成份。同时,他认为形式主义的根本弱点在于:“他们把特点、独特性设想为对一切别的事物的保守的和敌视的力量,也就是说,他们不是辩证地理解独特性,因而不能把独特性与社会历史生活的具体统一体中的生动的相互影响结合起来。”他指出形式主义坚持的是“艺术结构本身的非社会性,”力图建立的是“非社会学诗学。”[3]
通过同庸俗社会学和形式主义的对话,巴赫对诗学研究进行深入的思考。他坚持文学的社会性,又不同意庸俗社会学直接用社会经济政治来解释文学现象,认为那是非诗学的社会学,他力求寻找两者之间的中介,把文化提到重要的地位。他肯定形式主义对艺术内在形式和结构的关注,又不同意形式主义坚持艺术形式的非社会性,认为那是非社会学的诗学。正是在这种对话中,巴赫金提出了他的诗学研究见解,认为文学是一种审美文化现象,主张诗学研究应当从文学的形式和体裁切入,但不能脱离社会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也就是说,要把语言和形式的矾究同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完全融为一体,体现诗学研究的整体性,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就十分充分而深刻地体现了巴赫金整体诗学研究的思想。
 
    2、整体诗学研究的理论思考
    到了70年代,巴赫金继续诗学研究的思考。在《人文科学方法论》(1974年)中,他肯定形式主义的积极意义(艺术的新问题和新侧面),又批评形式主义对内容的轻视导致“材料美学”,把创作变成制作,不理解历史性和更替。他“高度评价结构主义”,又反对结构主义“封闭于文本之中”,“一贯始终的形式化和非人格化”。[4]
    在《答〈新世界〉编辑部问》(1970年)一文中,巴赫金对诗学研究、对整体诗学研究的必要性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思考。
    首先,巴赫金认为整体诗学研究的必要性是由文学这一研究的对象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决定的。文学有社会层面、文化层面、心理层面、形式层面等等,因此,诗学研究应当运用多种诗学(社会学诗学、文化诗学、心理诗学,形式诗学等等)进行整体研究,而不是只用单一的诗学进行研究,否则很难全面而深入地把握文学现象。他指出“这里应当强调,文学是一种极其复杂和多面的现象,而文艺学过于年轻,所以还很难说,文艺学有什么类似‘灵丹妙药’的方法。因此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就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是完全必要的,只要这些方法是严肃认真的,并且能揭示出新研究的文学现象的某种新东西,有助于对它的更加深刻的理解。”[5]
    其次,巴赫金认为在运用各种方法、各种诗学研究文学现象时,必须特别注意克服狭隘的专业化。他指出俄罗斯有高水平的学术传统,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缺乏理论勇气,“不敢提出基本的问题,在广阔的文学世界没有开拓出新的领域或发现一些重大的现象。”[6]他指出文艺学长期以来特别关注文学的特性问题是必须的和有益的,但是由于迷恋于专业化而忽视了文化学与文化的深刻联系,忽视真正决定作家创作的强大而深刻的文化潮流,于是难于深入到伟大作品的底蕴。因此,他提出“文艺学应当与文化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力求在一个时代整个文化有区分的统一体中来理解文学现象。[7]
总之,诗学研究存在的单一性和狭隘的专业化,是巴赫金整体诗学研究的历史针对性;诗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是巴赫金整体诗学研究的理论根据。
 
二、   巴赫金整体诗学研究的格局和特色
 
巴赫金的整体诗学研究是如何进行的,各种诗学在整体诗学研究中占有什么地位、起什么作用?各种诗学如何在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形成整体诗学研究的格局?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为我们展示了整体诗学研究的理论风采和操作范例。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为我们展示的整体诗学研究的基本格局:以体裁诗学为切入点,以文化诗学为中心,同时十分重视历史诗学的研究,最终形成一种艺术内容研究和艺术形式研究相融合、“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相贯通、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相结合的整体诗学研究。
 
  1、诗学研究应从体裁出发
诗学研究应从哪儿出发,应从哪儿切入,从哪儿下手,这是一个没有很好得到解决的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到诗学研究走什么路子的问题。我们的诗学研究以往常常是以内容切入,先分析作品的人物形象、主题思想,然后再分析形式、分析结构、语言。这种研究导致内容和形式的割裂。与这种研究不同,巴赫金却主张在诗学研究中要把形式、把体裁放在重要地位,他认为“体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8]“诗学恰恰应从体裁出发”。[9]
    巴赫金把体裁、体裁诗学提到重要地位,是同他对诗学研究的看法相联系的,他认为诗学研究应当深入到文学的内部,离开文学内部结构的研究,离开体裁和形式的研究,就算不上诗学研究。在同形式主义的对话中,巴赫金指出形式主义对体裁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把体裁仅仅看成是各种手法的组合。他提出诗学研究应当把体裁诗学当作出发点和立足点,这是因为:第一,体裁是作品的存在形式,“体裁是整个作品、整个言谈的典型形式。每个成分的结构意义只有与体裁联系起来才能理解。”[10]第二,体裁是已完成的整体,“体裁是艺术言谈的一个典型的整体,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整体,是已经完成和完备的整体。”[11]对于文学艺术之外的意识形态创作来讲,并不存在本义上完成,而在文学中全部问题正好是在这种“本质的、实物的、主题的完成”。而艺术分为各种体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整个作品完成的样式不同而产生的。”[12]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体裁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它是作家观察和思考世界的形式,是富有潜在涵义的形式。他说:“体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体裁(文学体裁和言语体裁中),在它们若干世纪的存在过程里,形成观察和思考世界特定方面所用的形式。作家如果只是工匠,体裁对他只是一种外在的固定样式;而大艺术家则能激活隐藏在体裁中的潜在涵义……”[13]
正是根据对体裁的这种理解,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首先是从体裁出发,分析作家在小说体裁上的创新。在他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大的贡献是创造了一种新的小说体裁、新的艺术形式,而且也是新的思维形式,是看待生活的新原则。作家对小说复调形式的创造是同作家对现实生活中对话性的发现相联系的,作家是通过复调的新形式来表现他对生活的新发现。因此他认为只从思想入手是无法真正理解作家创作的本质,只有抓住作家在小说体裁上的创新,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才能真正把握作家创作的本质。拿作家的《穷人》和果戈理的《外套》作比较,两篇小说都是写小人物,“内容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作品的艺术视觉和艺术结构的重心发生变化了。《外套》的主人公是由作者控制的,是独白小说;而《穷人》的复调小说,作者对主人公采取全新的立场,作者不控制主人公,主人公完全按照自己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和看待世界。这种新的小说体裁的创新,恰恰展示了俄罗斯文学小人物形象自我意识的增长。巴赫金指出,“整个艺术视觉和艺术结构重心转移了,于是整个世界也变得焕然一新。”[14]在这里,小说体裁和艺术形式的创新和小说内容的创新是完全一致的。
 
  2、以文化诗学为中心
文化诗学研究是巴赫金诗学研究的中心,他的诗学研究在从体裁诗学切入之后,一头伸向文化诗学,研究复调小说体裁同文化,特别是同民间文化的关系;一头伸向历史诗学,研究复调小说体裁同狂欢体小说体裁的历史渊源关系。
    巴赫金为什么把文化诗学作为诗学研究的中心呢?这里既有对文艺学发展的历史反思,也有对文学本身的理论思考。在文艺学研究中,如前所述。巴赫金在历史上反对过非诗学的庸俗社会学,也反对过非社会学的形式主义。在总结文艺学研究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70年代他明确提出反对文艺学研究中的两种倾向。一是反对过分强调文学特性,“把文学同其余的文化割裂开来。”他认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文艺学界特别关注文学特性问题,是必须的和有益的,但文学科学狭隘的专业化是不利于文学研究的,也是同俄罗斯文艺学优秀的传统格格不入的。二是反对“越过文化把文学直接与社会经济因素联系起来”。在他看来,文化是社会经济因素影响文学的中介,社会经济因素作用于整个文化,“只是通过文化并与文化一起作用于文学。”[15]在文学和社会经济之间,为了克服庸俗社会学的弊病,以往许多文论家都在寻找中介,其中有政治中介说,有社会心理中介说,这都自有其道理和理论价值,但就文学与社会经济因素关系而言,巴赫金的文化中介说更有其高明之处,因为文化丰富地积淀着蕴含着和折射着种种社会因素,文化本身也同文学最为贴近。根据这种理论认识,巴赫金提出“文艺学与文化史建设更紧密的联系”,“力求在一个时代整个文化有区分的统一体中来理解文学现象”,深入揭示“那些真正决定作家创作的强大而深刻的文化潮流(特别是底层的民间潮流)”。[16]
根据自己对文学和文化关系的深刻理解,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这两位大家的小说研究中,深入揭示这两位大家的小说同民间文化,同民间狂欢文化诙谐文化(笑文化)的内在联系。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作为一种小说体裁是植根于民间狂欢节文化的,是欧洲文学中狂欢化文学体裁的继承和变体。而拉伯雷的小说长期不被理解就是没有弄清他的小说同民间诙谐文化,同狂欢式笑的内在联系。他认为拉伯雷的小说是“怪诞的现实主义”,而这种“怪诞的现实主义”正是民间诙谐文化、狂欢式的笑文化的体现,拉伯雷是“民间诙谐文化在文学领域里最伟大的代表。”[17]
 
    3、重视历史诗学的研究
巴赫金既把体裁诗学研究同文化诗学研究相联系,也把体裁诗学同历史诗学相联系。他在阐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体裁和情节布局特点之后,明确提出:“现在我们该是从体裁发展史的角度来阐述这一个问题,也就是把问题转到历史诗学方面来。”[18]他把作家的复调小说看成是同独白小说相对立的小说体裁、一种新的体裁形式。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和把握复调小说的本质和特征,他不满足于对这种小说的新形式从体裁诗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还力求对这种小说体裁是如何形成的做历史分析。如果说体裁诗学是从共时的角度研究文学体裁和形式,历史诗学就是从历时的角度研究文学体裁和形式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他在谈到从事历史诗学研究的目的时就明确指出:“我们所作的历史性分析,印证了共时性分析的结果。确切地说,两种结果相互检验,也相互得到印证。”[19]
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欧洲小说史上创造了全新的复调小说,但他又不是“孑然独立”,他所创造的复调小说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巴赫金指出,“艺术观察的形式,是经过若干世纪缓慢形成的,而某一时代只是为这形式的最后成熟和实现,创造出最适宜的条件。揭示复调小说的这一艺术积累过程,是历史诗学的一项任务。”固他认为欧洲小说体裁有三个基本来源,这就是史诗、雄辩术和狂欢节,随着哪个来源占主导地位,就形成了欧州小说史上的三条线索:叙事、雄辩和狂欢体。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正是属于狂欢体这条线索,是狂欢体的变体。而这种狂欢体的历史源头是同狂欢节文化相联系的古希腊罗马的庄谐体体裁,它包括苏格拉底对话和梅尼普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不是简单的重复古代的狂欢体,而是在历代狂欢体文学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并把它发展到顶峰。我们只有了解狂欢体历史演变的过程,才能更深入地把握复调小说的本质和特征。巴赫金说,历史的回顾“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更准确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体裁和情节布局的特点,”同时,“这个问题对文学体裁的理论和历史,有着更为广泛的意义。”[20]
    从体裁诗学、文化诗学到历史诗学,巴赫金把诗学研究既看成是一个不断深入的研究过程,同时也看成是一个整体的研究,其中体现着艺术内容研究和艺术形式研究相融合,“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相贯通,共时性研究和历史性研究相结合。
    首先是内容研究和形式研究相融合,“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相贯通。
    在传统的文艺学研究中,内容和形式的研究往往是割裂,一提到体裁就把它归之为形式,似乎同内容不搭界,而巴赫金却为复调小说作为一种新的小说体裁,它的创造是同作家对生活对话性的发现相联系,文艺学家的研究必须从体裁和形式切入,努力挖掘其蕴含的文化思想内容,达到内容分析与形式的融合。民间狂欢文化,通常看来是一个文学研究的“外部问题”,研究者至多也就是研究民间狂欢文化对文学作品内容的影响,而巴赫金却认为狂欢化有构筑体裁的作用,构成新文体的力量,不仅决定着文学作品的内容,还决定着文学作品的体裁基础,具有生成体裁的作用。[21]同时,他还认为,“文学狂欢化问题,是历史诗学问题,主要是体裁诗学的非常重要的课题之一。”[22]固这样就很自然地把“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贯通起来。
    其次是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研究的结合。
    巴赫金对复调小说的研究基本上是分两步走,先进行共时性研究,后进行历时性研究,而且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
    共时性研究,这是揭示复调小说的特点,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定位。这个共时性分析做得好,将有助于探索和观察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继承的体裁传统,真正追潮到古希腊罗马的体裁渊源。如果没有共时性的分析,没有初步的定向,所谓的历时性分析,将会流于一连串无联系的偶然对比。[23]
历时性分析,这是追溯复调小说的历史渊源,它同源于民间狂欢文化的狂欢体体裁的历史联系。进行历时性分析,是为了帮助我们更深入和更准确地把握复调小说的特点。巴赫金认为每一种体裁的发展都有自己的逻辑,不过体裁的逻辑不是一种抽象的逻辑,体裁的每一种新变体总是要以某些因素充实丰富这一体裁。因此理解一种体裁就必须了解其来源。他指出,“我们越是全面具体地了解艺术家的体裁渊源,就可以越发深入地把握他的体裁特点,越发正确地理解他在体裁方面传统和创新的相互关系。”[24]
 
三、   巴赫金整体诗学研究对当代文艺学建设的启示
 
巴赫金有关整体诗学研究的主张和实践已经成为历史,但当年他的主张所针对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他的整体诗学研究对当代文艺学依然有重要的启示。
    首先,文学研究要走整体诗学的道路,走综合研究的道路。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文学研究领域,各种诗学,各种研究方法都做了充分的表演,其中有社会学诗学、形式诗学、结构诗学、体裁诗学、心理诗学、历史诗学、文化诗学等等,任何一种诗学和方法都展示了固有的优势,也都存在固有的不足。为巴赫金所言,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杂和多面的,文学研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只有走整体研究和综合研究的道路。苏联在20世纪70-80年代就动员各个学科的专家成立艺术综合研究委员会,开展艺术综合研究。我国在新时期文艺学也出现了诗学研究多元化的局面,大家运用各种文学研究方法,在不同的诗学领域对文学进行研究。这时学界也提出文艺学研究要走多元、创新、综合的道路。总结巴赫金整体诗学研究和其他学者文学综合研究的经验教训,在整体和综合研究中有两个原则是十分重要的。一是必须十分尊重研究对象——文学艺术创作本身的审美特性。巴赫金在整体诗学研究中把体裁诗学提到重要地位,提出诗学研究要从体裁和形式出发,就体现了对研究对象审美特性的尊重。二是明确各种诗学,各种研究方法在整体诗学和综合研究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之间的联系,处理好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巴赫金在整体诗学研究中就把体裁诗学、文化诗学和历史诗学放在各自恰当的位置,同时重视它们之间的联系,如指出文学狂欢化问题,既是文化诗学问题,也是体裁诗学问题和历史诗学问题。
    其次,文学研究既要专业化又要有广阔的文化视野。
    文学研究的专业化和狭隘专业化是一对难以解决的矛盾,巴赫金的整体诗学研究也许能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一种启示。
    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尖锐提出文学自主性问题,把自己看成是文学特性专家,后来被伊格尔顿称之为20世纪文论重大变化的开端。对此,巴赫金当时就有警觉,批评形式主义是不能辩证地理解文学特性和社会历史生活的关系,是“彻底的非社会学诗学”。直到70年代,巴赫金还批评文艺学过分强调文学的特性,存在狭隘的专业化,要求文艺学与文化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上研究文学现象。从文化的视野中研究文学是不是就会导致抹煞文学的特性呢?巴赫金的整体诗学研究可以消除人们这种顾虑。这种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体裁,是形式,是文学文本本身,它是从体裁诗学出发进行文化诗学研究和历史诗学研究,最终还是为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文学现象本身。
    最近一些学者对国内一些人的“文化研究”提出质疑,这不是因为文化研究本身有什么过错,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有什么过错,而是他们在反对文艺学狭隘专业化的时候,走的不是巴赫金文化诗学的路子,整体诗学的路子,而是一条非专业化的道路,最终有可能导致取消文艺学学科。
    文学研究既要专业化,又要有广阔的文化视野,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需要在长期的文学研究实践中得到逐步的解决。
   
(原载《理解与阐释》,《人文新视野》第3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7月)
 



[1] 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漓江出版社,1989年,第174页。
[2] 克拉克和霍奎斯《米哈伊尔·巴赫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页。
[3] 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48-49页。
[4]《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91页。
[5]《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65-366页。
[6]《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63页。
[7]《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64-365页。
[8]《巴赫金文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页。
[9] 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漓江出版社,1989年,第174页。
[10] 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漓江出版社,1989年,第174页。
[11] 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漓江出版社,1989年,第174页。
[12] 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漓江出版社,1989年,第175页。
[13]《巴赫金文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页。
[14]《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第85页。
[15]《巴赫金文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4-365页。
[16]《巴赫金文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4-365页。
[17]《巴赫金文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18]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第155页。
[19]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第248页。
[20]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第70页。
[21]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第187页。
[22]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第157页。
[23]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第31页。
[24]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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