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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和文论的现代性
2008-05-24 20:03:00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是文学理论的一种现代意识,它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文学理论的开放、对话和多元。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人们自然会想起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对话思想是巴赫金思想的核心,它贯穿于巴赫金所研究的一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之中。他认为生活的本质是对话,思想的本质是对话,语言的本质是对话,文学的本质也是对话。巴赫金的对话思想是20世纪最具有原创性的和最具有现代性的思想。对话思想首先体现出一种现代的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巴赫金通过民间狂欢化文化的研究,指出民间狂欢节体现出一种民众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一种平等对话精神,一种更替和更新的精神。他主张将这种民众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转移到思想精神领域,在思想精神领域提倡思想的对话,反对思想的独白。在他看来,思想是通过对话得到发展的,只有思想的对话才能给思想带来生机和活力,而思想的独白只能使思想僵化和枯萎。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同时也体现出一种深厚的人文精神。对话思想是对现实的人的存在的深刻思考。在他看来,人是现实地存在于“我”和“他人”的形式之中,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存在,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价值,都应当受到尊重和关怀。有了这个前提,才可能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才可能有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平等对话。对话思想既是针对战争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对人的漠视,也是针对他所生活的年代现存制度对人的压制。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对20世纪的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也为21世纪留下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它对我们思考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巴赫金是思想家、哲学家,也是文艺学家和文艺批评家,他始终关注文艺学的建设。在晚年,他针对苏联文艺学的现状,提出了通过对话建立开放的文艺学的构想。在《答〈新世界〉编辑部问》[1](1970)中,他充分肯定俄罗斯文艺学有高水平的学术传统和学术潜力,有才华出众的文艺学家,同时尖锐地指出苏联文艺学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不敢大胆开拓,不能在广阔的文学世界中开拓出新的领域和发现一些重大的现象;二是缺乏各种学术流派中的交锋和对话。针对这两个问题,巴赫金提出文艺学应当是开放的,而不应当是封闭的。他所说的开放有两个方面,一是文艺学要向其他学科开放,特别是要同文化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他认为文艺学关注文学的特性固然是必须的和有益的,但不能把文学封闭起来,要有广阔的文化视野,要“力求在一个时代整个文化有区分的统一体中来理解文学现象”。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文论要向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文论开放,并且通过对话达到相互丰富和充实。
    根据巴赫金提出的通过对话建立开放的文艺学的构想,我认为具有对话精神的文学理论,具有现代性的文学理论应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
    一个时代的文化是一个有区分的统一体,一个时代的文论也是一个有区分的统一体。文学理论的多元化归根到底是由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文学的特点决定的。巴赫金认为文艺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而文学又是一种极其复杂和多面的现象,文学研究很难有什么类似“灵丹妙药”的方法。因此,他指出:“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就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是完全必要的,只要这些方法是严肃认真的,并且能揭示出新研究的文学现象的某种新东西,有助于对它的更加深刻的理解。”
文艺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时代文论的发展和繁荣是同文论的多元化相联系的,而文论的一元化往往窒息文论的生机和活力。仅以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批评为例,以往我们只知道别、车、杜,实际上除了他们的革命民主主义理论批评,还有唯美主义的理论批评,根基派的理论批评,在19世纪下半期俄国理论批评已形成革命民主派、唯美派和根基派三足鼎立的局面。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文学理论批评既有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崛起,又有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出现,同时还存在学院派的文学理论批评,而学院派当中又有神话学派、历史文化学派、历史比较学派、心理学派等四大学派。事实证明,如果没有各学派的多元存在,如果没有各学派之间的对话和交锋,就不可能有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和繁荣。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占据了主导地位,苏联文艺学有了新的发展,但把其他流派全打成反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也就大大影响了苏联文艺学的发展。
    第二,是互动的而不是对立的。
    巴赫金认为一个时代的各种文化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而不是相互对立和相互隔绝的,各种文化的交融和对话的是一个时代文化本身发展的动力。同样,一个时代的各种文论也应当是互动的,而不是对立的,各种文论也是在交融和对话中得到发展。这可以说是文化和文论发展的客观规律。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思维却非常绝对,好的绝对是好,坏的绝对是坏,有你便没有我,有我便没有你,完全是一种非此即彼、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在传统的观念中,不是现实主义就是反现实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反马克思主义。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从传统文论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交锋和对话中确立起来的,在它确立之后也仍然需要从其他文论中吸收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交锋和对话中继续得到发展。反过来说,西方一些严肃的文艺学家都在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西方一些著名的文论流派也都绕不开马克思主义文论。再如30年代的左翼文学批评和京派文学批评,以往只强调他们对立的一面,往往忽视他们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的一面,仿佛前者就是社会批评,后者就是美学批评,前者是关心社会的,后者是不关心社会的,其实并不如此,京派批评并不是不关心社会,只是他们关心社会的角度和方式不同于左翼批评而已,同时京派批评也有社会批评,左翼批评也有美学批评。
    第三,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
    巴赫金认为本国和本民族的文化和文论应当对别人的文化和文论开放,但这种开放不是机械接受,而是一种对话。以往认为理解别人的文化和文论应当融入其中,他认为用别人的视角看问题对理解别人的文化和文论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创在理解中不应当排斥自身,排斥自身的文化和文论。他说:“理解者针对他想创造性加以理解的东西而保持外位性,时间上、空间上、文化上的外位性,对理解来说是件了不起的事……在文化领域中,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这是因为别人的文化和文论只有在他人的文化和文论的眼中才能得到较为充分和深刻的揭示,正是在这种创造性的理解中,不同文化和文论产生交锋和对话,并且显示出自己深层的底蕴。在两种文化和文论的交锋和对话中,如果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创造性地理解他人的文化和文论。因此,巴赫金强调在文化和文论的交锋和对话中,每一种文化和文论应当“保持着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的完整性”,只有这样,各自的文化和文论才能相互得到丰富和充实。这些年来,我们的文论确实打破了封闭的状态,真正对外开放了,西方各种文论纷纷涌了进来,对我国文论的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缺乏的正是外位性,正是创造性的理解,我们走马灯似的接受各种西方文论,但没有能够提出自己的问题与其展开认真的对话,其结果自身就很难有大的进展。这方面我们先辈的经验值得记取,茅盾当年是带着“五四”文学的问题接受了俄国的现实主义,接受的重点是为人生,当出现“问题小说”的弊病后他又带着问题转向左拉的自然主义,接受的重点则是真实性。新文学正是在同外国文学和文论的认真对话中得到发展。
当前,西方和我国的文论都出现了多元的局面,不同流派和观点甚至尖锐对立、互不相容,我想巴赫金富有现代性的对话思想,他的多元、互动和开放的观念或许能为21世纪文论的发展带来新的启示和动力。
 
(原载《文艺研究》2000年第2期)




[1]《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371页。文中引文皆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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