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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性品格
2015-05-15 19:32:41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现代文论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文化干预、社会行动和感兴建构等多重角色;它以西方理论为总体参照系和逻辑框架而建立起来,具有自身的独特气质和传统性品格,既拥有深厚的传统渊源又体现强烈的现代性特征。其现代性品格表现在,它是在现代文化变革的强大压力、西方文论的权威感召和中国古典文论传统的暗中渗透等多方影响及交融下,根据现代文学变革要求而产生的文论形态,具体地呈现为大众白话性、学制性、显在文化性、激进革命性、西方骨架性、隐在传统性等特征。其总特征在于显西隐中,即在表面呈现西方状貌,而在内部暗藏中国品质和风格。当前需要对现代文论采取长时段眼光,从现代的显西隐中基础上推进到现代的以中化西新阶段,在坚持承接西方影响的同时更加注重这种西方影响下的本土文化的个性建构需要。
        一 关于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性品格
        百余年前,当不甘变法失败的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1899)中急切呼唤“诗界之哥仑布”及“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并大力推崇“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的黄遵宪时①,他可能并没有想到,他所发出的声音会在后来被视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文论———中国现代文论的初始长啸。但在20世纪这沉重的一页缓慢而又无可挽回地翻过去后,人们还是不得不问:中国现代文论称得上一种独立的文论形态吗?它真的具有自己的现代性品格么?我理解的品格是指人在为人处事中显示的独特人品和风格。这个词移用到现代文论上,不妨问:现代文论在自己的理论和批评过程中呈现出了独特的学品和风格吗?一种声音可能会回答:当然,这难道还用说吗?中国现代文论怎能不算一种独立的文论形态、怎能没有自己的现代性品格!其实不然,这个看来简单的问题实在是多年来争论不休,并且至今仍在持续论争的敏感问题。因为,对它的论证不得不与多年来聚讼纷纭的另一话锋相交:一些学者判定,中国现代文论不过是“西化”的畸形后果,或者说是所谓“失语症”的痼疾所在,哪配谈独立的现代性品格?其给出的理由似乎简单而充分:倘若中国现代文论果真是现代的,那么这种现代性不就等于与中国文论传统背道而驰的西方性?其开出的救治药方似乎也顺理成章:“数典忘祖”的中国现代文论的唯一出路就是“改弦更张”,回到中国古典文论去;要不至少是起而寻求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这种“转换”才有可能救治病入膏肓的现代文论。诚然,谁也不会怪异到轻易否认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性,而这些偏激观点也确实受到了学者们的反驳和申论②,但现在确实必须进一步回答的是:中国现代文论是否具有自己的独立品格?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就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性作出明确描述,因为现代文论如果真的堪称独立形态的文论,就必然具有现代性品格。但讨论现代性又绕不开另一问题:现代性是否就简单地等同于西方性?即便现代性可以幸免等同于一向被人鄙夷或唾弃的西方性,那么这又算哪门子现代性呢?我曾在《中国现代文论的传统性品格》中分析过中国现代文论的三种文体类型(现代文体—古典遗韵型、古典文体—现代视角型和现代文体—古典精神型),由此特定角度论证中国现代文论具有与西方文论不同的传统性品格③,这里则尝试进而探讨与此相关的另一话题:拥有传统性品格的中国现代文论,究竟能否具备现代性品格?如果能,又具备了怎样的现代性品格?这种探讨同样为的是进一步辨明中国现代文论的究竟,或许可以为发展当代文论提供一些可能的参照路径。
        二 中国现代文论现代性品格的生成语境
        要进行这项讨论,需一开始就考察中国现代文论所赖以产生的具体语境缘由。这涉及至少三个方面:中国现代文论与现代文学、西方文论和中国古典文论三者之间的关系。考察这三组关系,有助于弄明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性品格的生成缘由及其具体表现形态。中国现代文论是与中国现代文学一道生长的,既是它的内在一部分,又是它的一个特殊部分。这首先表现在,现代文论是出于文化干预的强烈需要而“定制”现代文学的。现代文论常常传达来自更广泛的文化领域的强烈呼唤,直到向现代文学发出新的开拓指令。黄遵宪、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总是在现实的文学进程发生前就预先提出新的文学指令,如“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八不主义”等,借此要求现代文学为着更广泛的文化现代性需要而展开创造。在他们的慧眼中,陷入困境的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似乎只有仰仗文学革命才能转危为安。李大钊在创办《晨钟报》(1916)时就有意掀起一场“新文艺”革命运动:“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④如果文化现代性意味着一种“新文明”,那么,它就必须依赖“新文艺为之先声”。“新文艺”的作用不在于一般地娱乐读者,而在于通过表现崭新的“理想”、振奋“自我之权威”、呼唤“自我觉醒”,去“惊破”蒙昧的广大民众的“沉梦”。显然,现代文学革命的动机直接地并非发自文学内部,而是首先来自文学外部———即来自比文学更广泛而深厚的文化地基。让文学去扮演革命先锋角色,为的就是文化现代性本身。而正是在现代文学革命的呼唤或呐喊中,中国现代文论诞生了。可见,现代文论的发生实在是为了开启现代文学,而后者恰是要服务于现代文化的宏伟大业。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文论常常理论先行、创作紧跟,其实并不过分。由此看,执意主动干预文学创作与阅读,并通过这种干预进而干预更广泛而根本的文化现代性进程,正是中国现代文论的一种通常品格。同时,另一方面,现代文论还出于社会变革需要而求助于现代文学。这具体表现在,它有时在文学研究中表露出更加主动的行动愿望———通过影响文学创作和阅读而试图影响现实的人的社会变革行动,从而呈现出突出的社会行动品格。鲁迅有如下名言:“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他据此大声疾呼:“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⑤沈从文甚至让自己的创作应合于“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造起始”的宗旨⑥。这种社会行动品格在瞿秋白、周扬、胡风等的阶级论文论中则有着更显著的表现。再进一步看,现代文论有时也出于个体感兴愿望而建构现代文学,也就是在致力于文化干预和社会行动时,常常并不忘记为现代个人建造审美体验空间,表达出个体感兴品格。宗白华相信诗是“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旨在“表写人的情绪中的意境”,所以“诗人最大的职责就是表写人性与自然”,“表写天真的诗意与天真的诗境”⑦。可以说,现代文论在现代文学中扮演着文化干预、社会行动和感兴建构等多重角色。
至于中国现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关系,就要复杂而微妙得多。前面说过,中国现代文论给人的通常印象是“西化”即西方化,有人甚至据此指责它就是“全盘西化”的严重后果,丧失掉自身的独立自主品格。这一指责并非完全空穴来风,因为它毕竟接近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现代文论受西方文论的巨大影响。其实,不仅现代文论如此,而且现代文学也如此。只要稍稍浏览或回顾中国20世纪历史,就不能不看到:包括文学、音乐、绘画、戏剧、学术、教育在内的整个文化界,几乎处处都能见到对于外来西方文化(含文论)的欣赏、羡慕和仿效情景。单就20世纪初年的“晚清小说”而论,根据阿英的统计,“翻译多于创作”,“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二,虽然其间真优秀的并不多。而中国的创作,也就在这汹涌的输入情形之下,受到了很大的影响”⑧。与西方文学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相应,西方文论也随之涌入并发生深刻的影响,这集中地体现在,现代文论是以西方理论为总体参照系和逻辑框架而建立起来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可以简要归纳为如下几方面:第一,在基本的话语系统上,挪用西方概念,也就是直接移植西方文论观念系统来分析中国现象,如现代文论家们竞相运用形象、真实、典型、内容与形式、主题与题材、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等阐释中国文学现象。梁启超从日本借用西方小说观念把古代位卑的小说抬高到“文学之最上乘”的崇高位置,蔡仪在引进基础上独创“美在典型”之说。第二,在表述文类上,论文与专著体与古典文论采用以诗论诗、评点等表述文类不同,现代文论选用了来自西方的论文体和专著体,它们成为现代文论的主流文类。第三,在思维方式上,与论文体和专著体相应的概念、判断与推理方式风行开来。第四,在更根本的知识型上,来自西方的现代学术分类体制和分析机制等为文论确立了新的文化位置。这就是说,现代文论被同时归属于文学体制、艺术体制、美学体制和教育体制等专门领域去生存和发展,并且又与政治、经济、传媒等体制交互渗透,从而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多重体制关联场中扮演着十分活跃的调节者角色。现代文论正是通过这些方面使自己走上一条与中国古典文论迥然不同的新的现代性道路。

        但如果仅此就断言中国现代文论没有自己的独特品格,也是片面的,没有同时看到现代文论所必然地呈现的自身品格,例如它生成的中国本土因子以及携带的传统性因子。只谈一点而不谈另一点必然是片面的。归结到基本的理据上,上述片面观点导源于一种错误的知识预设:似乎世界上存在着发源于西方、并因而必然地也等同于西方的那种唯一的现代性。正像美国学者罗丽莎所批评的那样,这种观点假定现代性是来自西方的一个“普遍模型”,而其他后发的现代性不过是这个“普遍模型”的“简单翻版”而已;同理,似乎这个西方主导的普遍主义的“现代性在任何地方都能导致同样的实践和效果”⑨。好像你既然是现代的,就不得不是西方的。实际上,这种普遍主义的现代性模型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任何一种后发现代性进程或国度都会对现代性的普遍主义导向做出激烈抵抗和拆解,或者更确切点说,都会在惊羡中传达激烈的怨恨情结。这表明,不存在真正的普遍主义的现代性模型,有的只是在本土语境的抵抗中发生变异的多种现代性或他者现代性,从而现代性具有必然的本土依存性和本土具体性。
        正是这种本土依存性和本土具体性决定了中国现代文论不可能完全模仿西方而缺乏自主性,更不可能与古典传统彻底隔绝而丧失自身根基,因而所谓现代文论已经“全盘西化”或患“失语症”之类断言是站不住脚的。现代文论虽然自觉地承受西方文论的巨大影响并以之为参照系,但往往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或显或隐地孕育着自身本土气质,并让其与中国文论传统融汇生长,从而出现现代理论与古典传统的现代融汇形态。我在《中国现代文论的传统性品格》中指出的三类现代文论的文体形态,正可以证明:中国现代文论具有自身的独特气质和传统性品格。
        如上所述,中国现代文论与现代文学、西方理论和中国古典传统都同时具有深厚的关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既从西方理论中获取参照系但又不同于后者,同时,它既拥有深厚的传统渊源又体现强烈的现代性特征。这样,中国现代文论就不能仅仅从“西化”视角或“本土化”立场分离地加以把握,而应同时看到其固有的并一直相互交融着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特征。
        三 中国现代文论现代性品格的呈现
        当然,中国现代文论毕竟与古典文论有着不同,具有独特的现代性品格。这就是说,与古典文论体现出古典性传统特点不同,现代文论具有自身的属于现代的现代性品格。这种现代性品格不是来自与古典性传统的简单断裂,而是来自上述现代语境中的一种新融汇。这种新融汇的主要资源有如下方面:现代文化变革的特殊压力、西方文论的权威感召、现代文学变革的要求、自身古典文论传统的影响等。这些文论资源交织一体,根据中国文化语境对现代文学的特定要求,重新熔铸成新的文论,这就是中国现代文论。可以集中地说,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性品格在于,它是在现代文化变革的强大压力、西方文论的权威感召和中国古典文论传统的暗中渗透等多方影响及交融下,根据现代文学变革要求而产生的一种文论形态。具体地看,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性品格主要呈现为以下几个特征:大众白话性、学制性、显在文化性、激进革命性、西方骨架性和隐在传统性。
        谈论现代文论的现代性品格,需要首先关注它的传播媒介和表述语体,正是它们为现代文论提供了预定的传播渠道和表述方式,而这正与现代文论的现代性品格的生成密切相关。由于这一点似已属司空见惯的事实,常常容易为论者所忽略或误解,因此下面不妨多说几句。正像现代文学所体现的那样,中国现代文论总体上是借助现代大众传播媒介(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视等)传输的,并且以现代白话文为表述语体,这使它明显地不同于以口头媒介和印刷媒介为传输主渠道、以文言文为通用语体的古代文论,从而具备大众性与白话性。但应当看到,这种大众白话性并不仅仅源自胡适等少数文化精英的个人偏见,而恰恰正是现代大众传媒本身所赋予的,要求现代文论适应大众媒介传输的特定要求。例如,在《新青年》杂志刊登文论论文,就需要考虑如何面对现代大学体制培养成的知识分子受众群体,如何运用现代白话去表达,如何阐述新的文学观念,如何借此阵地展开新文化运动所需的社会动员,以及如何回应受众群体的及时反馈和新的期待视野的要求等。而以现代白话语体取代文言语体,并不仅仅代表文论表达工具的转换,更重要的是恰恰意味着文论的新的品格的养成:与文言文面对古代文学发论不同,现代文论面对的是新的现代白话文文学问题,因而需要相应的现代白话语体去探讨。试想,如果以文言语体去探讨白话新诗问题,在表意上如何匹配?而对这些白话文学新问题的新的白话语体探讨,实际上正构成现代文论的温床。由此看,如果忽略了大众传媒和白话语体,就等于遗忘了现代文论得以产生的一条最基本的缘由。所以,鉴于大众传媒和白话语体的重要作用,我在这里斗胆尝试把大众白话性列为现代文论的现代性品格之首(对此如有争议也是正常的)。当然,金圣叹以来的文学批评家们已经在白话小说评点中注意运用白话语体了(如金圣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说:“总之,世间妙文原是天下万世人人心里公共之宝,决不是此一人自己文集。”这已接近于现代汉语句式了),而且那也是或多或少带有了今天回头追认的大众传媒特性,不过,同晚清以来机械印刷媒介和现代白话语体相比,那毕竟只属早期萌芽形态(当然也富有价值)。以钱钟书为代表的极少数现代文论家偏爱以文言语体去表述现代文论,如《谈艺录》和《管锥编》,其行其趣都值得尊重,其探险精神也应嘉许,并可作为现代文论遗产予以保护,但鉴于其文言语体在当代公众学习与理解上的高难度,毕竟无法成为现代文论主流,也无法供青年一代大量仿效(除非现代文学都一律改回到古代那种文言语体,甚至学生从幼儿发蒙起就回到文言语体)。因而学习钱氏品格可以,但大量仿效或全面回归不足取也不现实。
        与大众白话性紧密相连的是,现代文论并不单纯地只是现代文学普遍问题的学理探究,这种学理探究其实也是古代文论所具备的;它是属于更大的现代学术体制的一部分,而这就是古代文论所缺乏的了。因而学制性是现代文论的现代性品格的一个鲜明标志。在现代学术体制下,现代文论是现代文学、艺术、美学、教育等体制相交叉的体制成分,它们共同地都属于文化现代性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这种交叉体制中,现代文论的研究主体(即文学理论家或文学批评家)往往不出如下三类人物:第一类是作家、诗人、散文家、剧作家,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巴金、曹禺、郁达夫、田汉、艾青等,他们在文学创作过程中遭遇新问题而需要及时总结和探索,从而建构起贴近现代文学创作实际的文论。第二类是属于特定团体或机构的职业的文艺理论与批评家,如瞿秋白、茅盾、周扬、胡风等,他们置身文艺社团、出版机构或政党组织,从各自的团体立场和理论视角出发去探讨现代文学问题,其文论的政治性、论争性、论战性较为鲜明。第三类是高校文学专业教师,例如王国维、李长之、朱光潜、宗白华、沈从文等,他们在现代教育体制内以其稳定的学术教职,从现代学术传承的角度向大学生传授古今中外文论知识,在此过程中建构具有现代学理特色的文论。这三类在古代虽都有存在(仅在类比意义上说),但在现代重心已变得不同:古代文论以第一类为主流,第二类为支流,第三类相对过于涓细;而现代文论则大为不同:在三类齐头并进的情况下,以第二类为主流,辅之以第一类,再以第三类为独具形态。第三类既可以与前两类并存,同时也把对它们的研究和传授作为自己的当然任务。可以说,第二类文论的主流作用及第三类文论的独特存在,正构成现代学术体制的特殊作用的集中体现,也成为现代文论的现代性品格的鲜明印记。
        由于一开始就选择大众传媒传输、运用白话语体表述、纳入现代学术体制,因而现代文论的动力源或引力就变得复杂起来。如前所述,这种动力源主要地不是来自现代文论内部,而是来自其外部,即它以现代文化变革为动力源或引导力量。因此,现代文论具有明显的文化依托性格,简称显在文化性。也就是说,现代文论的创新常常并不仅仅来自现代文学变革的要求本身,而是更多地和主要地来自外在的远为广泛而深厚的现代文化变革需求。古典文论诚然也有其文化性特点,但恰恰正是在现代,文论才被如此集中和经常地要求承担起常常陷入危机的文化变革的先锋重任,或如李大钊所说起到“先声”作用。每当文化变革受挫或需要更强大动力时,文学和文论就被明确地要求承担起文化变革的先锋重任。而这种对于文论的文化变革先锋的要求本身正构成现代文论的重要品格。现代文论的那些曾产生过重大影响(无论好与坏)的理论主张,往往可以从这种显在文化性获得一种理解。例如,无论是梁启超的急切的“小说界革命”,还是胡适的激进的“八不主义”,抑或是“文革”时期的“三突出”与“高大全”理论,都可以从文化的引导或支配上获得解释。它们可能曾经带有与文学本身的变革不合拍的方面,但那确实是来自文学界以外的强劲号令。而如果要在这种显在文化性内部作进一步细分的话,那么可以说,政治性在其中尤其扮演了活跃的角色,从而这种显在文化性之说或可以改称为显在政治性。从黄遵宪、王国维、梁启超到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再到周扬、胡风等,文论活动都被赋予了或明或暗的政治性特征。在中国古代,一种文论的提出当然也有可能染上政治性(如柳宗元的“文以明道”说与其政治改革主张、明代前后七子的文论与其群体的政治权力角逐都多少有关),但只是在现代,文论才如此经常地、必然地和难以分离地与文化或政治交融在一起,以致这外在因子似乎已被内化了,成为现代文论的一种见惯不怪的当然品格(要让现代文论远离文化或政治才真有点见怪呢)。
        回顾百余年来的文论轨迹并把它与古代文论比较可见,现代文论具有明显的激进革命性。这是同上一点紧密相连的,或者说不过是它的不同侧面而已。由于时常接受来自更广泛的文化变革力量的强势拉动,现代文论往往具有激进的和不妥协的革命性品格。与古代文论的相对说来属于渐进的变革相比,现代文论总是善于激荡起异常激进的革命风暴,与现代文学一道承担起广泛的社会动员或启蒙的超常任务。光梁启超一人就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先后发起过“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等革命主义呐喊。从“五四”文学革命到20年代后期的革命文学、再到后来的无产阶级文艺、社会主义文艺、先锋主义等潮流,激进的革命性或革命主义品格成了中国现代文论的主旋律。这种激进的革命主义得以发生的缘由,正主要地来自上面所论显在的文化性,即来自外在的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文化现代性变革需要。现代人文知识分子一次次痛感中国现代性进程的艰难性和曲折性,并深知这种艰难和曲折的症结就在于广大普通民众的愚昧,认识到如果不首先唤起他们的理性觉悟,就无法真正推动越来越沉重的现代性车轮。同时,在广大普通民众的愚昧后面,还有更深厚的文化无意识原因:中国人的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和自我中心幻觉阻碍着中国人轻松地弃旧图新。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也看到了这一点:中国在现代的“落后”,“事实上并非由于中国人在技术或教育方面无能,寻根究底,正出在传统中国文明的自足感与自信心”;所以“中国人迟疑不愿动手,不肯像当年日本在1868年进行明治维新一样,一下子跳入全面欧化的‘现代化’大海之中”。只有等到局势变得不可收拾了,即古典文化传统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时,中国人才能猛醒过来;但这时,渐进的改良道路已经断绝,只剩下激进的革命这唯一生路了。“因为这一切,只有在那古文明的捍卫者———古老的中华帝国———成为废墟之上才能实现;只有经由社会革命,在同时也是打倒孔老夫子系统的文化革命中,才能真正展开”⑩。甚至连知识分子们要唤醒愚昧的民众,也不得不运用文学革命或艺术革命的激进手段。
        现代文论的现代性品格突出地表现在,它往往以西方文论为基本参照系,打个比方,也就是以西方文论为自身的基本骨架。西方骨架性,正是现代文论的一个尤其鲜明的总体特征。
        正如上面所论述的四点,在基本话语系统、表述文类、思维方式和知识型方面,现代文论不折不扣地表露出“西方”特征。这在全球各种文化都不得不被纳入由西方发动的现代性及全球化进程的语境中是必然的11,不以特定民族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正是在这种全球各种民族文化都被迫卷入并形成新的关联场的现代性及全球化过程中,这种“西方”特征其实已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原初的西方本身了,而是各民族本土语境对西方扩张加以强势过滤或变形的结果。全球化形成了新的全球关联场和整合作用,使得不仅作为被扩张对象的“第三世界”如中国,而且就连扩张主体西方本身,也都同处这风雨飘摇的关联场中。在这里,它们双方或多方都不得不相互依存而不能分离,也即扩张者和被扩张者都有可能轮番或交替地扮演被动者或能动者角色。在此过程中生成的中国现代文论,就不能被误认为西方文论本身,而不过是参照西方而在中国本土生成的新文论。切不可轻易把在中国发生影响并存活下去的西方文论,与在西方存在的原初西方文论本身划等号(果真那样,西方会接纳你吗)。因为中国本土语境的特殊需要宛如一个能量和效力惊人的过滤器或变形器,它制约着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影响方位、轨迹及程度。从西方裂岸涌入中国频频闯关的文论产品可能有很多,但中国海关却不会来者不拒地一概予以放行,而是要看哪些适合于自己的特定需要。这就是说,究竟是哪些西方文论能在中国流通,以及在何时流通,还包括怎样流通,往往不取决于西方文论本身,而是中国海关说了算,即取决于中国本土语境的特殊需要。对此,说两个一远一近的例子就清楚了。远的是“典型”理论的影响事实。当典型论在20世纪20年代陆续进入中国并从40年代起至80年代发生长时间的巨大影响时(鲁迅、瞿秋白、周扬、胡风、蔡仪等),在西欧和美国却并未汇入文论主流。        这并不是说中国现代文论如何落后于西方,而只是说它总是有自身的特殊语境需要及其问题:当这块土地孕育出的文学作品需要一种新理论,以便解释那种前所未有的在个性中蕴含共性的新的英雄人物时,来自西方的典型理论恰好能填补这种解释的空白,满足其解释的需要。近的就是后现代理论在中国影响滞后这一例子。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兴盛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著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杰姆逊就来到中国讲学、参加学术会议,他在北京大学的讲演录《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也在1986年及时出中文版。但如果以为该书在中国一出版就即发生热烈反响,那就错了。因为那时的中国本土语境正热切地张臂拥抱现代主义理论呢!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卡西尔等是那个年代文论界的明亮星座。当人们的全副热情都为现代主义美学而激荡时,对后现代主义的频频叩关就漠然置之了,缺乏接受的准备。直到90年代初时起,也就是过了几年,经历过80年代末那场“风波”与转变的中国知识界,才逐渐地、继而急切地抛弃现代主义而争“后”恐“现”地拥戴后现代主义。但此时接纳的后现代主义,由于必然地在中国扮演起与在西方不同的特殊作用,因而被烙上了深深的中国本土印记。可以说,本土语境的特殊需要才是西方文论能够在中国发生影响的最致命原因(如果原因有多重、而我们又不得不从中找出那最致命的原因的话)。如此说来,在中国存活下来的西方文论,尤其是那些存活多年并已容易被误以为原产自中国本土的文论,即便属于西方的原创,但实际上业已被中国本土语境浸染或变形,变得中国化了,成了中国现代文论的一部分。例如上面所举的典型论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和文论传统中的当然组成部分。因此,说中国现代文论具备西方骨架性,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全盘模仿西方或跟在其后面亦步亦趋地爬行,而往往意味着鲁迅意义上的“拿来主义”思维在能动地发生选择作用,即是为着解决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问题而在过滤或变形中利用西方。
        提到本土语境对外来西方文论的过滤或变形作用,就必然牵扯出本土文论传统的传承问题。指责现代文论“全盘西化”、“数典忘祖”或“失语症”的人们所容易忽略的一个关键点是,现代文论诚然具有西方骨架性,即以西方文论为总体参照系和逻辑框架,但由于受到中国本土语境的强大过滤或变形作用,必然总是以各种不同方式流溢出中国传统风貌,而这种传统风貌更多地往往是隐在的,在隐性层面起微妙而关键的作用。这种微妙而关键的作用表现在,正是这种隐性传统风貌的存在有力地体现了如下容易被忽视的事实:西方原生现代性在其试图把全球各种民族文化都加以普遍化的扩张过程中,遭遇到来自中国本土文化语境的必然的和强有力的抵抗与变形作用。全球化普遍性牵引力有多大,来自本土的抵抗与变形的反弹力量就有多强!而隐在传统性正是在这扩张与抵抗过程中顽强而又蓬勃地生长起来的。所以,隐在传统性可视为现代文论的现代性品格的最深厚的内质所在。这种隐在传统性的具体表现很多,这里可举“意境”论为例。当来自西方的“典型”论在中国生长时,在古代本来并不那么显要的“意境”论却在席勒、叔本华、尼采等西方理论的激发下,在王国维和宗白华等手中获得再生,显示出与古代不可同日而语的新的强势风貌,并在与“典型”论的争长较短中确立了自身的无可替代的现代品格。“意境”论当然来自古代,却仅仅是在现代语境中才获得了崭新的生命力。还可以再提及我在《中国现代文论的传统性品格》中分析过的现代文论的三种文体类型中的两种就够了:无论是现代文体—古典遗韵型,还是现代文体—古典精神型,它们都在其现代文论的洋装下透露出无需掩饰的黄皮肤气息。至于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选择古典文体—现代视角型去撰写《谈艺录》等则属传统风貌较显性的罕有例子,而更多地出现的则是其它两类文体即朱光潜《诗论》和宗白华《美学散步》之类,它们代表中国现代文论的浩荡主流,更能体现这里所谓隐在的传统性:表面上和总体上都属于现代,但内在隐性气质上却难掩中国传统风尚。可见,无论以何种方式存在,中国现代文论都与中国传统有着这样那样的必然联系,流溢出意味深长的传统品貌。
        四 未来:从显西隐中到以中化西
        上面六方面当然远不能涵盖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性品格的全貌,而只能约略和示例地显露其大体轮廓。如果硬要从中拈出一点来极概略地描摹迄今为止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性品格的总特征,我想到的是:显西隐中。显西隐中是说中国现代文论在其显在的表面呈现西方状貌而在其隐在的内部却暗藏中国品质和风格。其实这只是一种并非恰当的比喻性表述,它不过是要表明如下基本事实:中国现代文论诚然移植了西方文论的基本骨架及其他方面,但却是以来自本土语境的强势过滤或变形方式实施这种移植;同时,这种移植诚然难掩西方骨架的状貌,却实实在在地跃动着中国血肉。
        承认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性品格,不是要回头孤芳自赏或闭门造车,而不过是要在这种承认的前提下辨析和正视自身面临的问题,以更加扎实而有力的步伐迈向未来。我认为首先需要对中国现代文论采取一种“长时段”眼光:“中国诗学现代性,也称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是与中国诗学古典性不同的新的诗学形态,它立足于在新的全球化境遇中探索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中国诗学现代性应是一个本身包含若干中短时段的长时段或超长时段进程,它不仅有第一期即现代1,还有第二期即现代2,以及可能的第三期即现代3等。如今,初期现代1已经终结,我们正置身在新的现代2时段。可把20世纪80年代作为大致的分界线,之前属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1时段,之后则属其现代2时段。“从现代1到现代2,中间不存在绝对的断裂或连续,而是断续,即既有断裂也有连续,在连续中断裂、在断裂中连续”12。以这种长时段眼光在分时段意义上探究现代文论,有助于分梳现代文论在不同时段存在的问题或问题重心,从而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分别予以应对。如果说,中国文论现代1体现了显西隐中的总特征的话,那么,其现代2则要在延续现代1所携带的现代性精神的同时实现新的重心转移,这就是进而寻求以中化西。以中化西,不是要针锋相对或反其道而行之地显中隐西,仿佛已到强力彰显中国气派而全隐西方印记的时段(这是显而易见的误解)。以中化西,是要继续顺应已有的现代性及全球化大趋势,在显西隐中的时段之后“接着说”未完成的现代文论故事,即以全球化语境中现代中国本土建构为基点去更加主动地融化或化合西方文论及文化影响,力求在全球化世界上努力确立属于中华民族自我的独特文论个性。以中化西不是要以似乎全然纯洁的本土去排斥西方(这样的本土其实不存在),而是要以早已成为现代性和全球化之一环的本土去化合西方;由于这种本土已是现代性进程中的相对意义上的地缘文化身份表征,因而以中化西就意味着在坚持承接西方影响的同时更加注重这种西方影响下的本土文化的个性建构需要,并把它置于文论探索的导向位置。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2时段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里只是初步涉及。
注释:
①梁启超:《夏威夷游记》,引自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86页。
②有关论争可参见: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李思屈、曹顺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钱中文:《新理性文学精神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81页;童庆炳:《关于文学理论、文艺学学科的若干思考》,《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第4期:童庆炳:《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标志与维度》,《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l期;童庆炳:《在“五四”文学理论新传统上“接着说”》,《文艺研究》2003年第2期;熊元良:《文论“失语症”:历史的错位与理论的迷误》,《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2期。
③王一川:《中国现代文论的传统性品格》,《当代文坛》2006年第4期。
④李大钊:《〈晨钟〉之使命》,《李大钊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页。
⑤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241页。
⑥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75页。
⑦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22页。
⑧阿英:《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页。
⑨[美]罗丽莎:《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黄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⑩[英]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下,郑明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88页。
11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根本性后果之一是全球化”。见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页。
12王一川:《中国诗学现代2刍议———再谈中国现代性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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