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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意义与方法反思
2015-05-13 20:30:27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如果从萌芽阶段算起,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个现代学术研究领域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从社会历史进程角度看,这正是所谓中国现代性工程开启与展开的时期;从言说者身份角度看,这也是中国传统文人逐渐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时期;而从文化传承角度看,这还是西学东渐并最终在中国确立起主导地位的时期——总之这是一个充分显示了文化发展过程无可比拟的复杂性的时期。正是由于这种复杂性,才使得古代文论这样一个本来十分专门而狭小的研究领域也包含了深厚的文化历史内容。换句话说,从中国古代文论这一研究视角切入也可以窥见许多远远超出学科范围的文化意蕴。在这里我们且不去探讨这种文化意蕴的奥秘,而是要谈一谈我们对于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进行反思的必要性与古代文论的方法问题。
       1、对20世纪学科史的反思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由于上个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转型期,也是中国文化数千年来从未遇到过的“大变局”,故而反思这段历史,总结经验,对于解决当代中国文化学术进一步发展的方向,特别是价值取向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这样来说,倘若不能真正深入地清理百年来我们整个文化学术领域所走过的道路,不能总结经验教训,那么中国文化的振兴也只能是一句漂亮的空话,我们还是只会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具体到文学理论领域来说,反思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的发生发展,总结其成败得失的经验,不仅对于当下的古代文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建设也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例如“失语症”究竟是实存的言说情境还是一个杜撰出来的话题?“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究竟是可行的文化策略还是一厢情愿的主观臆说?“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是否真的是当前我们的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任务?这种提法本身是否可以成立?等等,对诸如此类问题的追问都可以通过反思百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经验教训而得到有益的启示。
       毫无疑问,古代文论亦如所有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一样,都是西方学术观念与学术体制的产物。中国古代只有隶属于“集部”的“诗文评”子目,而没有什么“古代文论”学科。所以在中国学术史上,“古代文论”或者“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或研究领域的设立乃是纯粹的“现代性事件”,而绝非传统文化的自然延续。然而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又实实在在是纯粹中国的,如此则存在着一个中西文化的交汇与碰撞的问题,因此反思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和可能的价值就在于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中西文化融合过程的一些有规律性的问题。
       当前文学理论因面临着来自文化研究的挑战而充满危机,但是大多数论者依然认为文学理论不会被文化研究或者其他什么新的研究路向所取代,这样一来如何建设中国式的文学理论而不是仅仅介绍和沿用西方人的文学理论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浩若烟海的中国古代文论资源肯定具有重要价值,就是说,在当前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建构中,古代文论的话语应该起到非常重要作用。这也正是我们反思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意义之一。另外,古代文论话语作为中国古人高层次精神世界的遗存,对它的研究也必然是今人了解古人,进而学习古人不可或缺的途径。
       2、学科反思的重要性除了从积极的方面总结经验外便是从消极的方面吸取教训了。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的最大失误亦如其他许多人文社会学科一样是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错位。本来在西方近代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存在着方法与对象的错位现象,这主要表现为科学主义对人文领域的入侵。而中国的古代文论和其他人文学科研究一样,除了受到这种科学主义倾向的侵袭之外,还要承受两种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阐释谬误。例如,古代文论的知识形态本来不是一种西方式的理论话语形态,而是一种体验性言说,但我们的古代文论研究却生硬地将其宰割为观点和结论。这样一来,方法就扭曲了对象,研究也就成为臆说。
       应该说,将古代文论知识化是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的最大的失误。毫无疑问,中国古代是一个丰富、多维的意义系统,然而却不是现代意义(西方意义)上的知识体系,它那种独特的言说方式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体验与难于传达的审美趣味。而我们的古代文论研究,从一开始就试图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古代文论,借用外来的名词术语重新为古代文论的范畴概念命名,以西方学术标准,为古代文论分类,这就使得古代文论研究的结果与古代文论自身的固有形态与特性相去甚远。从大的文化语境来看,这种古代文论研究倾向决不是孤立的,整个现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就有一个用西方学术标准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格式化”的过程。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胡适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中国古代思想史长编》等著作,中国古代哲学中那种活泼泼的精神、那种人格理想、那种生存智慧、那种对宇宙人生的深刻领悟与洞察都变成了干巴巴的概括与结论。这是一种将活的思想通过研究而杀死的典型例证。在现代学界,胡适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所追求的那种纯粹的客观主义学术路向实质上乃是科学主义对人文领域越界,这正是现代性的最大谬误之一。例如二、三十年代热闹一时的“古史辨”派就是在胡适的直接影响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事实上,正如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的口号与方法曾经对古代文论的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一样,“古史辨”派的学术倾向对古代文论研究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总之,过于追求所谓研究的客观性、用西方的方法与术语来宰割研究对象、几乎完全忽视了研究对象自身特征之于研究方法应有的制约性——正是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存在的普遍失误。
总体言之,20世纪的古代文论研究者在面对博大精深的古代文论话语时,缺乏应有的敬畏心态,在他们看来,其所面对的似乎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破烂儿,只有通过自己的整理、发掘才可以使之变得有序。他们学习了一些西方人的文学概念和学科知识,懂得了一些命名与分类的规则,于是就自以为比古人有了很大的话语优势,可以对这古人任意言说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两种情形:一是只有符合西方学术“视域”的那一部分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才会得到阐释,那些溢出了西方学术话语“视域”的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就被“遮蔽”了。例如“体认”、“涵泳”和“自得”这三个古代文论话语系统中极为重要的概念,在我们的古代文论研究中就被忽视了。其原因自然是在西方学术话语的“武库”中很难找到相近的资源,而且其所标示的学术旨趣与当时国人所接受的西方科学理性为主导的研究路向是大相径庭的。在我看来,一个研究者如果不了解上述三个概念的含义与意义,那么他就完全没有资格说自己是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就像不了解柏拉图的“理念论”之于西方形而上学思想传统的决定性作用,就不配谈论西方现代哲学一样。二是以削足适履的方式强行解说。对于那些看上去似乎与西方文论话语系统中某个概念相近的中国古代文论概念,故意忽视其差异,强行赋予西方文论的含义。例如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形式主义”以及“唯心”、“唯物”之类的概念为古代文论命名,乃是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中的普遍现象。

       3、古代文论研究方法问题。研究古代文论的确是很难的事情,因为相对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来说,中国古代文论这种研究对象是太奇特了:它是一种理论言说,却时时伴随着感觉与体验;它指向一种普遍性的结论,却从不离开具体的情境;它直接标示的是一种趣味或风格,但其根本处总是关涉到某种人生的境界。古代文论话语的这种复杂性与丰富性就使得任何以西方式的逻辑思维为基点的现代学术话语都难以真正揭示其全部意蕴。总结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经验与教训,我们不难发现,面对这样一种蕴涵丰富的研究对象就必须相应地采用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方法与视角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它。
       首先,在最低层面上古代文论的确可以被视为一个客观的知识系统。古文论话语系统中的一个词语或一个提法都有一个提出、传播、发展、衍化的过程,因此,是何人在何文何书于何时何地首次提出此一古文论词语或提法?又是何人于何书何文继承了这一词语?在哪个时期这个词语和提法被普遍接受并成为古文论话语系统中的一个基本观念?这些都是纯粹的知识性追问,其结果乃是一种客观性的定论,只能有一个,不能有第二个。对于这种客观性知识的梳理与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在整个研究者群体中应该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这种工作,而作为个体的研究者也应该在这个层面的研究中花费相当大的力量,因为这是基础性的工作。这种研究可以说是一种文献性的、考古性的研究,研究者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保持“价值中立”的立场。换句话说,这样的研究在方法上乃是实证性的而非阐释性的,可以称为整理的方法。
       对于从事这种实证性的基础性研究的人我们应当保持足够的尊重,因为这种工作常常是很艰苦,也很枯燥的。但是假如有人认为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是真功夫,才有价值,那就大谬不然了。因为这种研究工作严格说来还算不上是真正的研究,只能算是资料整理,过去应该是那些优秀的图书管理员们做的事情。在古文论研究领域的确是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只有资料文献工作才能显示“功力”,理论思考根本没有“功力”问题,这也是片面之见。实际上理论思考与分析方面“功力”的深浅更是直接决定着研究工作之价值高下的决定性因素。而且理论“功力”的养成似乎比资料功夫更加艰难,故而做学问的人多得很,但真正有理论功力的人却总是凤毛麟角。
       其次,在资料文献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就应该是意义的揭示。对意义的揭示所运用的方法可以称为理解的方法。这种工作的目的是弄清楚作为研究对象的那些概念、范畴、命题、观念在当时的语境中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个层面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一种客观性研究,研究者必须尽量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但是由于已经进入到意义领域,纯粹的客观性已经不再可能,这主要表现在研究的结果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并且都有自己的合理性。例如在20世纪的古代文论研究中,像“意境”、“风骨”、“神韵”、“滋味”这类概念以及“别材” “别趣”说、“性灵说”、“童心说”、“肌理说”等等诗学观念都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理解,很难说哪家正确哪家错误,因为研究对象本身就是意蕴丰富的,存在着多种解读的可能性。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概念和观念所蕴涵的意义都有条一个大致的范围,超出了这个范围的言说就是“胡说”了,因此理解的方法乃是大体上坚持客观性的方法。
       用理解的方法进行古代文论研究较之整理的方法要求人们具有更多的知识储备和和更高的分析能力。因为任何意义的生成都具有“互文性”特征,都是在一定的具体语境中发生的,因此对古代文论任何一个概念、范畴或者观念的理解都需要一种综合性知识。就是说,只有将理解对象放到一个意义网络之中理解才是可能的。这就要求研究者对于古代文论话语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而且对于这个话语系统赖以产生的文化历史语境也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例如想要比较准确地揭示“风骨”的含义,就不能不对魏晋六朝文人士大夫们的社会境遇有所了解,也不能不对玄学旨趣有大致的把握,另外还需要对当时的书论、画论有相当程度的研究。可见“理解”并不是简单的事情。
第三,在理解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的研究是阐释。这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研究层面。阐释不是揭示意义,而是对已经揭示出来的意义进行分析、解释和评价。这里主体性会更为突出:由于阐释者在立场、方法、角度等方面存有差异,阐释的结果也会大相径庭。这里大约有三种可能的情况:

       一是揭示文论话语背后隐含的意义生成模式或文化逻辑。凡是一种文论话语的生成都不是孤立的现象,其背后总会有某种潜在的生成机制。例如“以意为主”或“以理为主”的诗学主张的提出并被普遍认可,就不仅仅是诗学观念自身的演变逻辑可以决定的,这与宋代人文士大夫的整体性精神状态以及宋学的学术旨趣密切相关,假如仅限于诗学层面,就难以清楚地揭示这种观念产生的原因。这种研究显然已经超出了诗学领域,但对于诗学研究肯定是由意义的。
       二是揭示某种文论话语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因素或权力关系。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或者福科式的知识考古学批评的思路,任何看上去纯粹客观的知识形态或学术话语后面无不隐含着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性质,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力的运作方式。在这种批评路向看来,“话语即权力”或“知识即权力”。例如我们可以从古代文论在六朝之后持续不断的“雅化追求”(也就是将文学的审美趣味尽量精致化、高雅化,以区别于俗文化。例如神、妙、韵、远、逸、清、味、丽、奇等等概念渐渐成为重要诗学范畴。),分析出言说者身份认同的变化,即由现实政治权力无条件的合作者变为同时兼具政治权力的合作者与独立的精神世界和意义空间的建构者的双重身份。诗学上的雅化追求实际上是文人士大夫维护自身精神独立性的手段,因此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内涵。这样的研究对于我们了解古代诗学意义的丰富性当然也是有意义的。
       三是站在肯定的立场上对古代诗学的某种价值取向进行阐发。这种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对话”,是今人和古人的交流与沟通。通过这种价值的阐发,古人的精神被激活,并且进入到阐释者的言说语境中,因此而成为一种真正的意义建构。这种意义建构是阐释者与阐释对象共同完成的,因此不是理解性的,而是构成性的。例如,对于飘逸、高古、神妙、清远这类范畴,我们可以联系古人和我们的生存境遇与心理焦虑来分析,将其理解为人类共同的超越精神的展现形式,凸现其昭示精神自由的价值,如此则这些范畴就不仅仅是古人的了,它们还成为阐释者精神追求的象征。
        以上都是我们通过对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的反思而得到的一些经验,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研究领域还是大有可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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