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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
2015-11-05 21:23:00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第20152期 作者:丁国旗   点击:

   作者简介:丁国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西马”)文论对我国文艺理论的影响,自新时期被大规模引入以来,一直势头不减,所受到的热捧今天仍在持续。因此,对30多年来我国文论界有关“西马”文论的态度做一回顾与研究,能够更好地帮助人们了解“西马”文论在我国的发展状况,对客观评价“西马”文论,汲取“西马”文论资源,发展我们自己的文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一、“‘西马’非马”论

  学界一般认为,“‘西马’非马”的观点是1982年由徐崇温在其《“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提出来的,在该书中,徐崇温通过大量的分析认为,“从大体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股左的激进主义思潮,它所反映的,并不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而是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世界观,而且其中还包含有相当的无政府主义的成分”。[1]其实早在1978年撰写的一篇有关“西马”的综述文章中,徐崇温就写道:“‘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一股修正主义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攻击和反对‘恩格斯和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而用唯心主义去曲解马克思的某些著作”。[2]这里用“修正主义”、“唯心主义”等术语来介绍“西马”,显然已经表达了“‘西马’非马”的意思,由此可知,徐崇温“‘西马’非马”观点的提出,显然可以前推至1970年代末新时期刚刚开始的时候。

  新时期之前,国内学术界对于“西马”的了解一直比较少,“文革”时期曾经译过几篇“西马”的文章,但那时的译介主要是作为批判之用,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新时期之初,当西方马克思主义再次译介进来并被众多学者开始关注的时候,徐崇温就在他的文章和著作中提出了“西马”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这一观点,显然易于以一种先入为主的方式左右大家的判断。徐崇温不仅是较早介绍“西马”的学者,而且也是国内公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大家,由他牵头主编的规模浩大的42卷本“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由重庆出版社从1989年到1997年历时近10年编辑出版,该丛书规模宏大,许多“西马”原作都是首次译介进来,对国内学者了解与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关学说和理论具有开创意义,丛书的出版也进一步奠定了徐崇温在“西马”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其在新时期之初所提出的“‘西马’非马”的观点也就自然为许多国内学者所接受,对国内“西马”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徐崇温对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有一个基本界定,他认为,“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的表述和论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这种实践唯物主义一方面高度强调实践的作用,主张对于事物、现实、感性,不只要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且要把它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另一方面,又始终坚持唯物主义,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而以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为代表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解释成一种实践本体论,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人的实践,而把物质和精神看成是统一在人的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而否定了马克思所始终坚持的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这样,它就偏离了唯物主义,对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作了一个和它所指责的‘正统派马克思主义’方向相反的歪曲,这样那样地陷入了唯心主义”。[3]也就是说,在徐崇温看来,“实践唯物主义”成为区分“马”与“非马”的试金石,“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徐崇温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用西方唯心主义去解释、发挥、补充、结合马克思主义,将它奉为指导思想,以此去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抗衡;另一方面,冲破苏联模式教条主义的束缚,考察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新情况和新问题,揭露和批评苏联模式的弊端和缺陷。这两重性反映在人们的认识中,往往由于立足点和价值取向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认识和评价。”[4]然而,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派观点迥异,各代表人物在不同时期的理论倾向也可能不同,但这些“差异性并没有改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各种倾向全都用西方唯心主义去解释、发挥、补充、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共同性”,[5]这也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被称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所在。当然,1980年代,学界对于徐崇温的“‘西马’非马”的看法也并非只有赞成,实际上关于“西马”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徐崇温与杜章智、翁寒松等人之间曾引发过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徐崇温的以上许多观点也都是在这场争论中不断得到完善和阐释的。

  杜章智是翻译卢卡奇著作的学者,1988年第1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现代哲学》杂志上,他发表的题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含糊的、可疑的概念》和《谈谈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两篇文章,对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及其观点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在他看来,自上世纪初以来,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的科技革命给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心理都带来了明显的影响。客观情况的变化要求马克思主义随之要有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才能保持活力。因此,他认为,对于新出现的这些理论思想,“除了对一些明显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外,我们不要轻易给它们扣上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或贴上其他各种各样的标签,不妨把它们统统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看待。似乎可以说,它们就是国外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某些同志想象中的那种绝对正确的、纯而又纯的、可以‘照搬照抄’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是并不存在的”。[6]应该说,杜章智对“西马”宽容开放的理解,有利于人们更客观地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在对待一个新的理论思潮时,这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徐崇温认为“实践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是评判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尺度,然而,在翁寒松看来,什么是“实践唯物主义”却是值得进一步深究的。翁寒松在讨论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就是社会存在本体论;以实践作为社会存在本体就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最本质含义”。“我们不能因为《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所著的,‘唯批’是列宁所著的,就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其提出异议是‘反马克思主义’”。[7]翁寒松对徐崇温把列宁某些具体论断不加批判地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完全把列宁跟马克思当成是一回事,提出了批评;同时他还认为,“卢卡奇、南斯拉夫‘实践派’等等的确在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决定性的贡献,他们开辟的思想道路的确就是我们理论工作者今天正在行进的改革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崇温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确是到了该废弃的时候了。这是改革发展的必然,真理发展的必然,是不会由于多喊几个‘实事求是’而发生改变的”。[8]

  这场争论持续的时间是较长的,争论的内容也涉及到“西马”研究的许多方面,以上挂一漏万的粗略梳理,只能大体反映这场争论的热烈情形。进入1990年代末直到本世纪初,对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及其论断的质疑之声再次出现,爆发了另一场王雨辰、段忠桥等与徐崇温的激烈争论。事情的起因是王雨辰在《江汉论坛》1997年第9期发表文章,对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批评,在王雨辰看来,“徐崇温不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去总结、概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而是直接借用不符合‘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实际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来建构带贬义的、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和理论体系,其结果常常是:或者以先入为主的定性研究代替了具体的科学分析,或者是让‘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符合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非科学性,已成为我们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阻碍。”[9]王雨辰的文章再次将徐崇温及其观点推到了前台,新一轮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的相关争论由此拉开。此次争论从1997年一直持续到2005年前后,争论双方都投入了很多精力,撰写了大量文章,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详细阐述。[10]

  可以这样说,从1980年代末直到本世纪初,国内学者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引发的讨论,主要就是围绕“‘西马’非马”而展开,在争论中各方各抒己见,虽然澄清了不少问题,但各方对“西马”的基本判断却并没有达成一致。以上主要发生在哲学领域的两次论争,对文艺理论界有关“西马”的认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文艺理论界虽然也开展了一些对话和讨论,但基本观点仍然是“‘西马’非马”,突破不大。如孙铭有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意义》(《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李思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等都认为“西马”思想中的许多观点都是偏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张凌甚至专门以《“西马”非马》(《美与时代》1992年第6期)为标题撰写文章,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西马’非马”这一立场。

二、警惕“西马化”倾向

  关于“西马化”倾向问题的讨论,发生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之时。2011年,针对如何正确认识关于文艺理论的中国化问题中存在着的明显分歧,如何认识文艺和美学审美性和功利性、形式美和内容美以及怎样看待国外批评理论尤其是“西马”文艺批评理论的局限性等问题,由《湖南社会科学》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了两组文章,批判了学界存在的“西马化”倾向问题。

  《湖南社会科学》发表的这组文章共4篇,分别是董学文的《文学理论研究的“西马化”倾向》、马龙潜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的反思》、李志宏和于建玮的《怎样理解功利性在文学审美性中的地位和作用》、赵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局限》;《天津社会科学》发表的这组文章共3篇,分别是董学文的《文学理论研究“西马”化模式的反思》、马龙潜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当代中国美学的理论指向》、马建辉和郭一文的《维护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科学本性》。在以上7篇文章中,《文学理论研究的“西马化”倾向》一文可以看作是两组文章中纲领性的一篇,该文指出:我国文学理论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在近年的发展过程中,明显出现了一股“西方马克思主义化”倾向。作者以“本体论”和“审美论”为例,分别分析了这两个概念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我国美学、文艺理论界的理论内涵。作者指出在“本体论”方面,我国美学、文艺理论界的“实践本体论”、“生存本体论”、“实践存在论”等思想的理论根据和理论来源主要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部分学者将“实践”及“生存”理论同“物质本体论”对立起来,将美学、文学理论转移到存在论的哲学根基上;在“审美论”方面,国内一些学者用“审美”替代“意识形态”,便是将“审美”的功能和领域无限放大,从而同文艺的唯物史观发生偏离。作者认为这种企图用一些“西马”材料来“填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或者把马克思主义文论同“西马”文论无条件“调和”起来的做法,是不新鲜也不可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创新,还是要走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路。

  董学文的文章对“西马化”文论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批评,其他文章大体围绕这一主旨从不同的角度对“西马化”倾向进行了阐释、分析或延伸研究。如李志宏、于建玮在《怎样理解功利性在文学审美性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从“形式主义审美理论的弊端”、“审美性与功利性的关联”与“审美性与文学的本体性形式和技术性形式”等三个层面逐步深入,通过对人的审美知觉过程、审美关系构成过程的分析,论证了文学接受时的审美关系的多种形态存在,由此作者认为:把功利价值从审美价值和审美关系中排除出去的见解,不符合艺术实践,也不符合科学的审美原理。赵文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局限》一文中从“厘清‘西马’批评理论、文学理论与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关系”入手,从“西马”批评理论中分离出了与马克思主义相“异质”的话语。作者认为这些“异质”话语虽然有很多是有价值的,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但也正是这些“异质”话语制约了“西马”自身的理论效果,局限了它的理论普适性;而如何“回到文学问题本身”,如何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有益命题重新纳入中国本土文学的理论思考语境之中,进而形成我们自己系统的、科学的文学理论是我们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马龙潜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当代中国美学的理论指向》中梳理了当代中国美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理论指向上的一致性。但他同时指出:“正是这种理论指向上的一致性,在相当程度上混淆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本质区别,甚至大有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取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以‘西马化’取代中国化的趋势。”[11]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弱点和局限性,此文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

  关于“西马化”倾向回应的文章不太多,张瑜在《实践存在论美学“西马”化了吗?》一文中认为:实践存在论美学最初其实是源于海德格尔的启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作为一个中介,启发和促使我们重新学习和发现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被遮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存在论维度,这样,在马克思存在论思想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实践存在论美学这一构想。虽然在马克思主义存在论思想的探索中,我们与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观点有某些相近或者相通之处,但是对董学文贴上“西马”化的标签,我们认为是不妥当、不科学、也是不准确的。[12]该文所提到的实践存在论美学,是董学文在前文所批评的“本体论”、“审美论”中之一种,“审美意识形态论”和“实践存在论美学”是我国学术界发生的两次非常有名的理论论争。如关于“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理论论争,大约从1981年就已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不仅时间持续长,而且参加者许多都是国内公认的学术大家,对我国文化的发展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的论争也是这样,双方论战比较激烈,出版了不少专著和大量的学术论文。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去审视我国新时期文艺理论发展状况的话,这两次论争都是绕不过去的。

  在笔者看来,“西马化”倾向的提出和讨论是实践存在论美学与审美意识形态论论争的一种继续。如果没有原来的审美意识形态的论争,没有实践存在论美学的论争,有关“西马化”倾向的问题,可能就不会这样顺其自然地提出来。正如董学文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目前的文学理论‘西马化’模式,主要表现在文学审美论、意识形态泛化、实践本体论化或实践存在论等多个方面。这些方面实际上多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那里袭用来的。为了科学地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理论,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精义与活力,我们有必要对文学理论建构中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因素加以反思和辨析,这也是眼下文学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13]所以,“西马化”倾向问题不仅是过去论争的继续,同时也是为过去论争找到的新的理论批评武器,是过去研究的深化和发展。当然,“西马化”倾向问题的讨论,也是起源于新时期之初的“‘西马’非马”讨论的继续,正如马建辉、郭一文在文章中所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由于其强烈的批判精神和主体意识,也由于他们由实践领域向精神领域的退缩,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更多地采取了一种‘六经注我’的态度与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非历史性和非客观性扭曲。在这个意义上,‘西马非马’论断无疑是可以成立的。”[14]“西马非马”与“西马化”倾向两场讨论之间的理论联系,由此得以呈现。

 

  如果说以上两场论争是国内学者对于“西马”文论的一种显性的态度,那么在“西马”研究方面还一直存在着另一种隐性的态度,这就是对“西马”文论的极度推崇与赞赏。这种态度虽然并没有引发什么论争和讨论,但在文艺理论的现实研究中却随处可见,这从研究论著的数量,硕、博研究生的选题兴趣都可以看出来。“西马”理论家对艺术与美学的兴趣、对人的解放的分析、对既有社会深刻的批判精神、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与构建,等等,所有这些都令无数青年学子和研究者怦然心动,充满敬意。在他们看来,“西马”理论家就像是一个个精神导师,批判着当下社会的问题,引领他们走向未来人类解放和幸福的美好社会。一些学者认为,只有“西马”研究才能做出学问,而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却难以恭维。不仅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美学各个流派为我们提供的研究资料和理论路径能够批判地分析与改变我们当前的文化形态,发展一种具有实践性的社会批评理论和新的文论研究路径”。[15]这就是说,我国文论今后的建构之路是无法离开“西马”文论的,我们需要“西马”文论给我们提供建构自己理论的启示与刺激。国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没有太多建树,的确是“西马”理论在中国得以大受追捧、广泛传播的一个原因。既然我们自己的理论建树不多,那就应该去向别人学习。可以说,“西马”在我国文艺理论的隐性影响确实是不可低估的。

三、对“西马”研究的几点建议

  本文从“西马”非马、“西马化”倾向以及隐性的对“西马”的推崇以上几个方面,谈了自“西马”引入之后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虽然未必全面,但由这些分析可知,国内对于“西马”的看法既表现出了某种与时俱进,同时也有固执己见的地方。由此我们也看到由“西马非马”争论所留下的许多理论问题,30多年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如果我们可以简单化地将这些论争概括为两派:挺派和抑派,那么我们将会清晰地看到“挺派”关注了“西马”的长处,“抑派”则紧盯着“西马”的不足。任何理论的存在与价值,都关联着诸多复杂的因素,对于“西马”而言,尤其这样。一方面它是一种外来理论,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被冠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加之“西马”文论本身博大庞杂,流派众多,这些因素足以让中国学术界感喟几分、难下定论。本文从“西马”研究的方法论上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第一,既不捧杀也不棒杀。笔者认为,对“西马”研究要尽量避免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既不捧杀也不棒杀,要回到学术研究上来,把它看成是我国文艺理论发展的一种重要资源。当然,“重要资源”并不是唯一资源,除“西马”文论外,我们还有当代西方文论的资源,还有我国古代文论的资源,还有自“五四”以来形成的我们自己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资源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资源,“西马”只居其中之一。另外,“西马”的现实关怀,即“西马”对现实的关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从黑格尔走向马克思主义,从人的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走向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其理论建构的任何一次突破,都是其始终关注现实(生活现实和理论现实)的结果。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回到历史中,而是真正回到对现实的研究中。理论需要在一个更高层面上来建构,但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却只能紧接现实。“西马”学者分别构建了自己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认识,卢卡奇的“回到马克思”,马尔库塞提出的“具体哲学”,都是如此,理论由现实而出,受现实实践检验,这才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发展的动力。正如2006年《中国图书评论》在其所开设的“西马英雄传”专栏语中所说:“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在于灵活的(而非机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总是根据变化了的历史状况,并结合新出现的理论洞见,不断对马充思主义经典文本作出富有启发性的阐释。正如在哥白尼和弗洛伊德之后大家都分别成了哥白尼主义者和弗洛伊德主义者一样,在马克思之后大家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以他们的发现从此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社会或人性的角度。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可能的样板,同时,它也洞开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更深广的阐释的可能性。”[16]

  第二,在学习与反思中建构。应该说,新时期以来,是我们向国外学习的阶段,这也是我们的“学徒期”阶段。而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走出“学徒期”,建构我们自己的理论话语。因此,有关“西马化”倾向的反思正是我国理论界开始“中国化”理论建构的思想准备,是我国深入学习与研究“西马”文论30多年之后的必然结果。关于“西马化”倾向这一问题的争论,谁是谁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争论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学者开始去反思外来理论的一种学术自觉。只要有反思和批判,距离建构也就一定不会太远。其实我国文艺理论界早已意识到了新时期之后我国文艺理论发展过度追逐西方的片面化问题,大约2005年前后,国内就有学者提出“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也引发了一些争论。最近一两年,对西方文论的反思与批评文章也多了起来,这些都是中国学术研究回归理性的一种表现。我们不能开口闭口全是西方的那套话语,什么德里达、海德格尔,大家随手拈来,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却有抵触情绪,对中国古代文论恍如隔世。对西方文论话语体系的反思是必要的,对西方文论的问题与局限进行探讨是理智的,这些对我国文论的健康发展都是有益的。对“西马”文论的反思也是这样。

 

  另外,在学习和反思“西马”文论时,我觉得还是要对“西马”文论及其美学所表现出的差异性给以足够的尊重。在我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研究“西马”?为什么几十年长盛不衰?原因就在于“西马”的美学和文艺理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其他西方文论以及中国古代文论不同,它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和差异,从而构成一种不同于其他文论的话语体系。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不必试图把它的这些差异抹去。笔者认为,“西马”文论的合法性存在,应由其自身的理论价值所赋予,而不由别的什么来决定。只有真正维护了“西马”文论的差异性,它才能真正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发展建构可供参照的重要资源,如果丧失了差异性,“西马”文论也就不会再有可取之处。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谈到,“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现代社会不需要夜郎自大、孤芳自赏,要不断学习别人的东西,要有一个宽容融通的发展观念。在对待“西马”文论方面,我们也应该这样,要更好地研究“西马”文论与我国文论的互融互通关系,汲取“西马”文论的有益成分,找到中、西、马之间理论接洽的交合点,真正做到“西马”文论的“洋为中用、开拓创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这样就能在对“西马”文论的学习、反思和研究中,使之服务于我们自己文论体系的理论建构。

参考文献:

  [1]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第51—5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徐崇温《关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和观点综述》,《国外社会科学》1978年第5期。

  [3]徐崇温《就“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答杜章智同志》,《马克思主义研究》1988年第3期。

  [4][5]徐崇温《应该怎样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求是》杂志1993年第20期。

  [6]杜尚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含糊的、可疑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研究》1988年第1期。

  [7][8]翁寒松《当前“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新争论之我见》,《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年第1期。

  [9]王雨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我见》,《江汉论坛》1997年第9期。

  [10]相关内容可见徐崇温、王雨辰、段忠桥等人相关争论文章。另外,洪睿、沈云都《再评“西马非马”:问题及其形式——徐崇温与王雨辰论战10年回顾》(《学园》2010年第2期)一文对争论的部分内容做了梳理,可参考。

  [11]马龙潜《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当代中国美学的理论指向》,《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12]张瑜《实践存在论美学“西马”化了吗?》,《湖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13]董学文《文学理论研究“西马”化模式的反思》,《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14]马建辉、郭一文《维护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科学本性》,《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15]马驰《我国当代文论与“西马”的不解情缘》,《社会科学报》2010年4月29日。

(编发:林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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