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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审美化倾向及其影响
2015-05-16 15:42:21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伦理学审美化是二次大战后西方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 ,伦理是调整人的生活与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一系列规范 ,而美学 ,按照鲍姆嘉通的说法,是研究感性思维或者形象思维的学科 ,也就是研究美与美感的学科 ,两者有着质的区别。但两者也有着许多共通之处。维特根斯坦对此进行过研究 ,认为:首先 ,两者都从外部审视事物,把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背景。在美学中 ,艺术作品是从外部观察的客体;而在伦理中 ,好的生活是从外部观察的世界。这是伦理与艺术之间的联系。其次 ,伦理与美学都与神秘的王国联系着。这不仅是因为它们的表述(既不是经验主义的也不是逻辑的)是不能叙说的 ,也是因为两者都取了一种形而上的视点 ,这种视点是与神秘和绝对价值联系在一起的。第三 ,两者在本质上都是与快乐相关联的。艺术地观察事物的方式 ,就是用“快乐的眼”去观察它们 ,艺术是欢乐的。至于伦理“, 我快乐或者不快乐 ,这就够了。人们可以说 ,这里没有好与坏” 。[1]正是在这一基础上 ,维特根斯坦断言:“伦理与美学是一回事。”[2]
自然 ,还可加上 ,两者实际上都是一种认识论 ,因而都属于哲学的范畴。但在我们看来 ,两者之间最大的共通点还在于两者实际上都是对于生活(广义的生活)的一种认识与评价。只是伦理植根于善 ,美学植根于美 ,两者的区别虽然是重要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本质的 ,但却不是不可突破的。将美学问题伦理化 ,从柏拉图时代就开始了 ,那么 ,后现代主义将伦理问题美学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 ,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笔者以为 ,正是由于伦理学与美学之间的这些共通性 ,经过尼采、维特根斯坦、福科、理查德 ·罗蒂等人的提倡 ,在二次大战特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遇到合适的条件与土壤 ,伦理学审美化的倾向便蓬勃地发展起来 ,逐渐成为一股不可遏制的潮流。正如理查德 ·苏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所说“: 在后现代主义时代 ,伦理的审美化已成为一种主导的潮流 ,与学院派哲学相比 ,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的通行意向中更为明显。”[3]国内有学者将这一潮流的基本特征归纳为四个方面:1.确定艺术、美是生活的目的与意义 ,以整个生存作为美的对象;2.反对具有强制性的道德 ,主张自觉的创造 ,将伦理学问题变成美学问题;3.关注自我与自身的关系 ,而不是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的关系;4.关注自我和自身的美学关系 ,即如何创造自我 ,而不是认识自我 ,更不是“净化自我”[4] 。这一归纳是站得住脚的。
 

 
伦理学审美化的潮流并不是空穴来风。这里的关键在于 ,审美方面的考虑 ,对于人们选择、形成自己的生活 ,对于人们形成什么是好的生活的看法 ,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马克思说 ,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自觉地追求美、建造美 ,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然而 ,传统美学主要局限于鉴赏的领域 ,主要对象是艺术作品和自然的美 ,很少进入实际生活的领域 ,因而对伦理较少发生影响。而尼采等人则把美学的范围扩大到生存与实践的领域 ,从而使美学进入伦理的范围 ,使从美学的角度考虑伦理的问题成为可能。这样 ,美就可能取代道德成为伦理的目的与理想以及评价好的生活的首选的模式与标准。而且 ,这种审美化并不仅仅限于私人伦理的领域 ,并不只涉及到个人生活的形成与人格的完美 ,也很自然地会扩展到公共伦理的领域 ,涉及到诸如好的社会应该是什么形式;对于组成社会的个人来说 ,好的生活的可能性怎样才能得到保证等问题。
另一方面 ,传统的观念把伦理与道德看成是差不多等同的东西 ,道德渗透到了伦理的所有领域。但实际上 ,道德并不能覆盖伦理的整个范围。伦理是调整人的生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系列规范。这些规范有些是强制性的如不许偷盗 ,有的是选择性的如爱好音乐。强制性的规范可以划入道德的范畴。道德以义务与责任作为自己的基础 ,考虑的是整体的利益与要求 ,强调普遍性 ,带有强制性。选择性的规范以合意与合适作为自己的基础 ,照顾的是个人与自我的利益 ,考虑特殊性 ,强调选择性。很明显 ,选择性的伦理规范是不能划入道德的范畴的 ,但它却属于伦理的范畴。因为伦理除了义务、责任与普遍性之外 ,还要从价值与合适的角度考虑人应该怎样生活 ,应该怎样与人相处等问题 ,换句话说 ,伦理不仅要从集体的角度规范人的生活、行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还要从个体的角度考虑人怎样生活才能更加合适与幸福。而后一方面主要不是建立在义务与责任 ,而是建立在个人爱好与选择方面的 ,而且 ,即使是前一方面 ,也不完全是整体性与强制性的 ,里面也包含有个人爱好与选择的成分。由此可见 ,道德只是伦理的一个部分 ,其涉及的范围相对而言则要狭窄得多。人不应偷盗 ,是个道德问题;人应该喜欢音乐 ,则不是道德问题 ,但却属于伦理的范畴 ,因为它涉及到人应该怎样生活的问题。同理 ,人应该赡养自己年迈的双亲 ,是道德问题 ,而人应该经常与自己年迈的双亲谈心 ,则只属于伦理的范畴 ,而与道德无关。进入 20 世纪之后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的变化和文化的日益多元 ,这类与道德无关或道德色彩淡薄的选择性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多 ,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这就给人们从个人的爱好与选择的角度处理这些问题提供了广阔的领域。很多时候 ,人们更多地是从个人的感受与爱好而不是道德的角度出发。而从个人的感受与爱好的角度出发也就是从审美的角度出发。如青年男女婚前性行为的问题。按照汉族的风俗 ,青年男女婚前不应发生性关系 ,否则便有违道德 ,会受到人们的指责。而生活在海南的黎族却提倡婚前性行为,黎族的青年男女相爱 ,必须在女青年怀孕之后才能结婚。一个在汉族性道德中严格禁止的行为 ,在黎族那里却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行为。这样 ,从一个更广的文化范围来看 ,婚前性行为就很难用某种道德来规范。而道德规范力量的削弱 ,就给审美提供了发挥作用的空间。人们在考虑这类伦理问题时 ,主要出发点不再是应该、义务或者责任 ,而是愉悦、合适、或个人的兴趣。他们所注意的 ,更多的不是应不应该这样做 ,而是自己想不想这样做 ,这样做是否符合他对于生活与幸福的追求与看法。换句话说 ,他更多地不是从道德而是从审美的角度考虑这一伦理的问题 ,并决定自己的选择。
列宁认为 ,在一个民族中 ,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是统治阶级的文化。然而在葛兰西看来 ,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赤裸裸的压迫与支配 ,以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单纯的强制性灌输。霸权的形成需要被统治阶级的某种自愿的赞同 ,它依赖于某种一致的舆论和意见。正如托尼 ·本尼特在解释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时所指出的“: 统治集团的支配权并不是通过操纵群众来取得的 ,为了取得支配权 ,统治阶级必须与对立的社会集团、阶级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念进行谈判 ,这种谈判的结果是一种真正的调停。换言之 ,霸权并不是通过剪除对立面 ,而是通过将对立一方的利益接纳到自身来维持的。”[5]这一论断是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作出的。阶级、集团之间是这样,个人之间更是如此。整个 20 世纪的西方,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活日益丰富,文化多样、价值多元、个人自由也日益受到重视。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在此情况下,强制性的道德在伦理领域的作用必然逐渐缩小,而重视个人选择性的审美态度便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此外 ,我们还应看到 ,20 世纪 50、60 年代西方社会频频发生的反主流社会的潮流 ,如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 ,美国青年的反越战运动 ,法国的左翼学生运动、英国的愤怒的青年 ,美国的垮掉的一代 ,以及遍及西方的嬉皮士、雅皮士运动等 ,都对西方主流社会的道德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至少导致了一种道德上的宽容 ,扩大了非选择性伦理的范围。
由此可见 ,一方面 ,从审美的角度考虑伦理的问题是可能的 ,另一方面 ,随着选择性伦理范围的扩大 ,又为从审美的角度考虑伦理问题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领域 ,这样 ,就为后现代主义的伦理学审美化的兴起从伦理的内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伦理学审美化的兴起 ,与传统的伦理模式的失落也有密切关系。人生下来总是处于一定
的文化范式之中 ,他们考虑伦理问题时 ,也总是要从某种范式出发。传统的伦理模式是以道德为中心的模式。20 世纪之后 ,这一模式越来越受到普遍的质疑 ,认为不符合新的生活现实。对于传统的伦理模式的怀疑 ,同时也呼唤着新的伦理模式的产生 ,这就为伦理审美化提供了机遇。这无疑印证了美国哲学家理查德 ·罗蒂的看法:自伽利略、达尔文和弗洛依德之后 ,无论是宗教还是传统的道德都已无法在社会起主导作用,除了审美化的伦理 ,似乎没有可以替代前两者的力量。[6] 
从学理的角度看 ,导致传统的伦理模式衰落的主要原因 ,是两个基本的哲学观念的转变。首先 ,是历史循环论者和多元论者对人的确定性的强烈反对;其次 ,是对道德的严重局限性的日益深入的认识。
先看第一个原因。
从传统看 ,伦理理论不仅试图为自己 ,而且试图为整个的伦理体系建立某种必然性。这种伦理理论本身则建立在普遍人性的基础之上。它不仅根据“什么对于人类是必不可少的”来确定什么样的生活对于人类是好的 ,而且认识到伦理领域的“应该”总是取决于某些非伦理领域的“能够”。对于愉悦和幸福的渴求、实践理性的能力、行为的能力则成为这种普遍人性中的最强有力的因素。然而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 ,是否存在一个供伦理理论建立其上的内在的或基本的人类本性 ,是件值得怀疑的事。同样值得怀疑的是 ,是否存在一个不受时空限制、普遍存在的人类本质。这种本质仅仅通过逻辑的衍生 ,便能生发出某种伦理理论并证明其合法性。人们还进一步认识到 ,即使是像理性、幸福这样一些支撑人类本质理论的最有力的要素 ,也经不起深入的探询 ,在这种探询之下 ,它们本身都成为了有问题的东西。
人们可以反驳说 ,尽管不存在不受时空限制的超历史的人类本质 ,但这并不说明不存在某种普遍共通、跨历史跨文化的人类本质。这样 ,仍可以为某种伦理理论的建立提供基础。某些语言、文化、生理上的共同性在人们生活中是普遍存在而且是必需的 ,人们可以从此出发勾画出美好生活的蓝图及其构成要素。然而后现代主义者对此也持怀疑态度 ,因为即使在同一文化传统比如西方文化中 ,对于什么是可取的生活以及构成这种生活的要素是什么的回答 ,也是各不相同的。
更进一步,即使把讨论的范围限制在当代某一个具体的地域比如美国,人们也会发现,对于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以及如何才能过上这种生活的回答也是大相径庭的。人们在应当追求自由、幸福与机遇这一点上也许是一致的,但在对什么是自由、幸福和机遇的回答上却绝不可能一致。
难以找到一种普遍的人类本质的原因 ,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探寻。首先 ,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高度发展的社会 ,人们从事着各种不同的职业 ,充当着不同的社会角色 ,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职责。这些职业、角色与职责之间是如此的不同,以至根本不存在互相调和的可能。如一个农夫与一个股票经纪商,一个蓝领工人与一个艺术家,一个牧师与一个宇航员,一个部长与一个囚犯,他们之间的差距与不同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弥补的。另一方面,同一人身上,其各种角色之间也是矛盾的。比如一个女人,她可能既是经理又是母亲,既是妻子又是情妇,这些矛盾也是很难调和的。很明显,在如此不同的众多社会角色之间,要找出一些共同的东西,作为形成人的共通本质的基础,也是不可能的。
其次,人的自我是由无数互相冲突的“类自我”构成的,这些类自我则由一些信念与欲望的体系构成,这些体系是矛盾的。因此,由体系构成的自我也必然是不稳定的、变化的。传统的伦理观认为人有一个稳定、不变的核心,但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这种核心根本就不存在。而没有这个核心,人的本质的稳定性也就只能是一个幻想。
取消人的共同本质必然要使审美进入伦理的领域。因为这种内在的本质一直是伦理判断的基础 ,失去了这种内在的本质 ,人们便会很自然地从审美的角度观察伦理问题 ,因为美的东西总是最有魅力、最能使人愉悦、惬意的。
对道德的严重局限性的日益深入的认识 ,是导致伦理审美化的另一个原因。传统的道德观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由义务、责任以及相应而来的权力构成的严谨的体系 ,它能在一切场合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事情 ,不应该做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也意味着能够做什么事情。这样 ,这些责任与义务便不可避免地要等级森严地组织起来 ,形成严密的上下统率关系 ,以免相互之间发生冲突 ,引导出相互矛盾无法实施的行为。就像维克多·雨果在《九三年》中所断言的那样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每一个道德原则之上 ,总有另一个或一些更高的道德原则统率、制约着它。比如人不应偷盗这一道德原则 ,上面有着更高的道德原则如“不义之财不应取”等 ,而它本身又规定着它下面一些更具体的道德原则如不应拦路抢劫、不应私自拿别人的东西 ,等等。这样上下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道德网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被包括在这个网中 ,如果不按其行事 ,就会受到不道德的指责。
然而后现代主义者们发现 ,这种看来是理所当然的观念 ,其实也不过是假设而已。实际上 ,道德原则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由这些原则派生的义务与责任是多种多样的。有特殊的责任与义务 ,也有一般的责任与义务;有对家庭的责任与义务 ,也有对国家或者对个人的责任与义务。而有些看来截然相反的言论与行动 ,却是从同一个道德原则引申出来的。
与道德穷尽了所有的伦理行为与选择的看法紧密相联的 ,是认为在伦理问题中 ,道德的考虑始终居于其他考虑之上 ,并且决定着人应该怎样行动和生活的观点。这种看法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也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人们认识到 ,人们不仅要求过一种道德的生活 ,更希望过一种美好的生活。美好生活包含了道德生活 ,它并不仅仅是满足某种责任与义务 ,伦理中有比道德考虑更重要的问题。如美国影片《泰坦尼克号》,男女主人公的行为从某种角度看都是不道德的 ,然而却没有人指责他们 ,因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追求自己向往的幸福生活 ,而这种向往却不是道德所能包含的。自然 ,说道德并不是伦理问题中的主宰因素 ,并不意味伦理完全排斥道德的考虑 ,它排斥的 ,只是道德要主宰一切的要求 ,只是那种认为道德是最高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
随着道德在伦理体系中重要性的下降 ,伦理也就一步步地摆脱了各种义务与责任组成的规则网络 ,而进一步地侧重对于美好生活的考虑。在这种考虑中 ,道德降为了其中的一个因素 ,虽然仍是很重要的一个 ,但毕竟只是一个。而美好生活必然是一种自由的生活 ,一种使人感到愉悦、幸福的生活 ,一种使人的情感与精神得到极大满足的生活。这样 ,伦理的考虑便少了强制性 ,多了选择性 ,不是更多地接近道德判断 ,而是更多地接近于审美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 ,伦理与审美便成为了一回事。伦理生活的计划成为了生活美学的实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沃尔赫姆(Wollheim) 才认为 ,伦理学可以被看作一种“准艺术”。 [7]
 

 
后现代主义的伦理审美化倾向对于当代西方文化、审美与文学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文化与审美上 伦理审美化首先导致了,对于审美生活的追求。这种生活更看重生活中的愉悦与满足 强调个人在生活中的自由与感,受。其次 伦理审美化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促进,了大众文化的产生与发展。这种文化不大追求思想的深度 ,不大重视文化产品的教育功能 , [8]而强调文化娱乐性的一面 ,诉诸于大众的趣味 ,满足于给大众提供娱乐与消遣。再次 ,伦理审美化培养了一种偏重于感受而不是思想的审美趣味 ,以思想深刻见长 ,能够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满足的作品以及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事件不一定能够得到青睐 ,而那些能够给人以强烈感受、带来情绪的激动和感官的愉悦的作品以及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事件 ,则容易受到热烈的欢迎。
在文学艺术上 ,伦理审美化提高了日常生活在文学艺术中的审美地位 ,使文学艺术全面地面向社会生活。在西方文学艺术史上 ,普通的日常生活并不总是受到重视的。古典主义侧重描写宫廷和城市资产阶级 ,一般人的生活很少进入它的视野。浪漫主义喜欢对生活进行理想化 ,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 ,一般形态的生活是缺乏诗意的 ,因此他们或是对之进行加工 ,或是到古代或者宁静纯朴甚至带点原始意味的乡村寻找创作的题材。19 世纪现实主义喜欢描写生活中杰出的人和事 ,所描写的人物特别是主人公往往高于周围的环境。而在伦理审美化影响下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与艺术则把普通的日常生活作为自己主要的表现对象 ,专注于普通的日常生活 ,强调对生活进行客观的描写。但这种客观的描写与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描写又有一定的不同。作为科学主义的产物 ,自然主义虽然也主张纯客观地描写生活 ,但又走到一个极端 ,试图通过所描写的生活证明某一科学定理。现代主义喜欢描写生活中阴暗、猥琐、丑恶的一面。而后现代主义则倾向于对生活作全方位的描写。然而另一方面 ,伦理审美化也促使了文学作品中崇高的消解。文学中的崇高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政治 ,一是道德。就西方文学而言 ,其崇高更多地来自道德 ,即一种伦理的崇高。如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女主人公安提戈涅的崇高主要表现在她坚持按照亲情也即家庭伦理的原则掩埋其兄的尸体。再如雨果《悲惨世界》中冉 ·阿让的高尚品格;巴尔扎克《高老头》中高老头的无私父爱;马克 ·吐温《哈克贝利 ·费恩历险记》中哈克的帮助黑人吉姆 ,等等 ,都是一种伦理的崇高 ,其崇高感主要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的。伦理审美化的倾向削弱了道德在伦理体系中的地位与重要性 ,由此造成了文艺作品中道德内涵的减少和伦理崇高的削弱 ,作品更多地呈现出游戏人生的倾向。
对西方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审美化的倾向进行全面的评价 ,不是本文的任务 ,但我们愿意指出 ,作为人类思想与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 ,伦理与美学各有自己的范围与任务 ,善与美虽然有共通的一面 ,但更有不同的一面 ,伦理取代不了美学 ,反过来 ,美学也取代不了伦理。因此 ,从美学的角度考虑伦理的问题有其积极的一面 ,但也有消极的一面 ,而且相对而言消极的一面更为严重。对于这一点 ,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只有这样 ,在接触西方伦理学审美化思潮的过程中 ,我们才能更好地吸收其中于我们有益的成分 ,借鉴其经验教训。
 
 
注释:
[1]参见L. Wittgenstein , Notebooks 1914 —1916 , 2nd. Chi2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 p. 83 , p. 86.
[2] 维特根斯坦著,贺绍甲译:《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104 页。
[3] 参见Richarcd Shusterman: Ethics and Aesthetics AreOne: Postmodernism’s Ethics of Taste. 载 A f terthe Fu2ture: postmodern Times and Places , edited by Gary Shapiro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2
[4]参见赵彦芳《: 美学的扩张:伦理生活的审美化》《, 文学评论》2003 年第 5 期。又按,赵文对伦理学审美化的形成,形成的哲学与社会原因等作了比较详细的探讨,本文为了避免重复,主要从伦理学本身的角度,探讨伦理学审美化兴起、发展的原因。
[5]转引自罗钢、刘象愚主编《: 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17 页。
[6]转引自 A f ter the Future: postmodern Times and Places ,edited by Gary Shapiro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Press, 1990 , p. 118.
[7]参见Richarcd Shusterman: Ethics and Aesthetics AreOne: Postmodernism’s Ethics of Taste. 载 A f ter the Fu2ture: postmodern Times and Places , edited by Gary Shapiro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 p. 1232.本节的部分观点来自或受到 Shusterman 的文章的启发。
[8] 自然,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大众文化起着维持社会的既定秩序,维护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作用。但这是就大众文化的深层作用所作的分析,就具体的大众文化作品与作家来说,并不一定有这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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