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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再思考——对杰姆逊2002年沪上演进的讨论
2015-05-16 15:31:06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再思考
——对杰姆逊2002年沪上演进的讨论
 
 
朱立元 等
 
    
 
    朱立元:这几年中国的学术界围绕着“现代性”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代性问题跟现代化,跟中国的经济建设、法制建设、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各个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所以,人文社科领域许多学科都在关心这个问题,这应该是跨学科的讨论。这几年文论界、美学界对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关心,因为它与审美现代性有异乎寻常的联系。《读书》杂志比较早开始讨论这一问题,汪晖等学者写了比较多的文章,并由此问题切入,形成了所谓的中国新左派。我想我们主要是围绕着现代性问题与文学研究、美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这些方面的相关性展开讨论。讨论要有个切入点,要有个有代表性的对象文本来讨论比较好,这个文本就是杰姆逊。杰姆逊去年8月份在华东师范大学作了一次讲演,当时在《文汇报》发表,取名叫《现代性的幽灵》。这个讲话发表以后,引起了学界比较大的反响。《社会科学报》前后发了4期,围绕着杰姆逊的讲话展开了讨论。《现代性的幽灵》照王逢振的看法,实际上是杰姆逊一部新著导论的一部分,不是很完整的。新书的名字叫《单一的现代性》。导言相对完整地刊登在《上海文学》2002年第10期。在今年第1期《文学评论》上我还看到了杰姆逊在北京的一个演讲,也是围绕着现代性的,好像讲演的角度有点不同,也是他这本书里的一部分。讨论中已经出现各种各样的意见。当然大部分还是文论界的人们在搞,包括部分海外学者。我想这些讨论还是刚刚展开,还不是很深入。我们今天也不可能马上转到跟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关系角度上。杰姆逊本人最初还是以文艺理论家的面目出现的,是一个比较文学学者,当然他们已经超越到跨学科的意义上了。我们今天以杰姆逊为研究对象,最终还是要延伸到美学、文艺学研究中来。当然不一定马上涉及这一点。我们就围绕着杰姆逊的看法和其他学者的观点,谈谈我们自己的意见。
 
    王建疆:“现代性”按杰姆逊的说法,“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叙事范畴”。虽然他并未言及“现代性”与解构主义的关系,但我明显地感觉到,“现代性”一词对于时代的、民族的、国家的、政权的、文化的、学说的、事件的依附性,表征众多不同含义的特点,使它自身充分地享有了德里达式的差异性和延缓性,成为一个无中心意义的痕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异延或分延的过程。杰姆逊的文章没有直接这么讲,但他实际上是这样做的。我认为杰姆逊在《对现代性的重新反思》中所言,并非什么现代性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而是说所谓现代性根本就是一个无内在统一性可言的指称,是由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所改造、所塑造的异延和痕迹。它是对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现代性”一词的不断的、多种多样的“重写”,是在历史本义(如果还有这种历史本义的话)基础上的不断生成的“转义”。总之,杰姆逊是站在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立场上来看现代性的。“现代性”一词在杰姆逊看来,充其量不过是“家族相似”的“意义共同体”而已,很难有确定的中心意义。杰姆逊对现代性这一“不可被表述”的词语的后现代主义解构学的表述,不仅仅是对现代性的解构,而且还因为他对自己惯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运用生产关系学说、辩证法研究资本主义的方法的背离,也使他自己的学术范式被解构,陷入异延。
 
    后现代主义作为现代性中的自反性力量,自提出之日起就一直是批判和反思现代性的重要意识形态。它是处在后工业时代的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反思资本主义现代化实现过程中的种种弊端而形成的一种警醒。由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在发展级次上的巨大差异,才会产生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对立。杰姆逊的话语系统在上世纪80年代实际上是批判后现代性。2002年7月杰姆逊来上海作的学术演讲,引起中国学者的争议。从中国学者的讨论看,争议甚至愤怒主要源于误读和期望的破灭。我觉得在里面有某种误读的现象。杰姆逊演讲的题目The Regression of Current Ages从字面上或是内容上都应译为《当前时代的倒退》,王逢振也持此看法。这是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杰姆逊是站在已高度发达了的现代化社会的立场,以一个过来人的眼光审视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这次来中国,他的意图可能就是要与中国学者靠近一些,来共同检讨现代性的问题,而不是反思后现代的问题;中国目前尚未进入后现代社会,何来后现代问题可言。因此,从已经置身于后现代社会和后现代语境中拔出脚来回顾现代性问题,本身就是“当前时代的倒退”,这对一直探讨跟现代性有关的时间问题的杰姆逊来说,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现在却被译作并进而理解为“现代性的幽灵”,则显然是一种误读。应当看到,东西方的差异在于,东方正在奔向现代化,而西方却在“去现代化”,在后现代的阶段上庆祝自己的胜利了。“当前话语”即是回到西方早已经过,而东方仍在奔赴的现代性。正是这种时间差导致了杰姆逊所说的当前时代的倒退。
 
    杰姆逊在他的演讲中讲得很清楚,不管有多少种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现代性,但终究这所有的现代性都附属于“全世界范围里的资本主义本身”。说穿了,所谓现在时态的现代性,就是资本主义性,是技术和资本、金钱、劳动产品对人的统治的异化性。“现代性”几乎从无中心的异延成为一个确定的核心,这就是资本的全球化和殖民化。无疑,杰姆逊在这里表现出明显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现代性”的意义中心与去中心、差异与同一的矛盾。但杰姆逊研究现代性的目的就是要揭露这种似乎已经过时了的现代性,指出它的资本主义统治性,说破现代性的神话,因此,他为他自己所批判的现代性赋予了确切的含义,从而在解构之后又重新确立了意义中心。杰姆逊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会带来文化多样性的消失和资本普遍殖民的论断是缺乏历史根据和理论支持的。任何文化主体都有充分的权力和理由选择自己的现代性,而不一定要被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所同化或替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两个文明一起抓”的话语体系,就是这种文化现代性自主选择的最生动的体现。虽然,这种话语体系到底能否破除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和文化逻辑,仍然是一个历史悬念,但话语场的不同,毕竟是现代性文化内涵的具体表现,也是现代性主体立场的显现。
 
    谢勇:首先提一点疑问,就是杰姆逊本人的立场问题。按照刚才的说法,杰姆逊本人采取了一种解构而且“主义”的立场,而不仅仅是采用了一种解构的方法或者策略。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杰姆逊在《现代性的幽灵》这篇文章中提到“全世界范围里的资本主义本身”,并说“我曾建议我们做一个实验,即在所有‘现代性’一词出现的语境中,都把它置换成‘资本主义’”。在这句话的后面,杰姆逊还说:“我们真正要做的是用那个叫做乌托邦的社会欲望全面取代现代性的主题。我们需要把庞德那样的搜索乌托邦的使命感同本雅明式的对其源流的地理学考察和对其压力的测量结合起来。”我觉得在这里杰姆逊的立场非常明显,就是对以现代性面目出现的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而现代性在全球的盛行,这是杰姆逊观察到的现实。在这里首先要弄清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姆逊,其立场是明确的,同时也是一以贯之的。而中国学界某些学者自1985年杰姆逊在北京大学开讲后现代文化理论系列课程和唐小兵翻译的中国后现代理论的启蒙读物《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出版后,却一厢情愿地将杰姆逊作为后现代主义者来看待。这个倾向在刚才的发言中还是有所体现的。实际上杰姆逊从一开始,或者说始终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批判者而非鼓吹者,他是怀着强烈的批判态度介入后现代主义研究的。严格的左派不认可任何资本主义的现实,不管是后现代文化还是现代性理论。
 
    那么这样就带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关系究竟如何?我在这里只是想从一个侧面来加以比较。利奥塔在他的《后现代道德》这本书中认为,后现代主义者们是在资本主义世界里面为少数民族、妇女、儿童、同性恋者等弱势群体争取权利者。与主流文化的大都会形象相比较,后现代主义者是城市郊区的贫民窟。我认为利奥塔这个比喻揭示了后现代主义者与西方现代主流社会的微妙的共生关系。而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姆逊,最终目标是不言而喻的。但可能由于他的介绍者立场,使他较少以主观的态度陈述后现代主义文化状况,介绍的多,批评的又过于微妙,使得有些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误读,而忽略了他分析和阐释的结果是后现代文化现象迟早要随着晚期资本主义一起消亡,而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必将取而代之。这才是他对资本主义文化发展逻辑的真实看法。我不想否认杰姆逊的论断前后有矛盾之处,但是我更愿意抱着理解的目光看待这些现象,因为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忘掉这一点:杰姆逊教授所从事的是叫“文化研究”而非“哲学”或者“文艺理论”的研究工作。杰姆逊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要做的工作大致有二:解释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其次是用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进行批判。由于社会现实的不断变化,使得其论断不断产生改变,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社会形势下作出的诠释,与面对前苏联阵营解体,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全球化形势加剧,国际秩序发生变化,乃至今天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后的全球性反恐战略与倾向单边主义这样的世界形势,从而得出不同的论断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杰姆逊对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却是一以贯之的。
 
    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过于敏感的反应也非常富有意味。杰姆逊到底在什么地方刺痛了他们?我想是因为杰姆逊在这里一不小心戳破了一个神话,一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部分知识分子、文化明星与主流意识形态合谋的神话:中国正在依据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多元化原则建设具有中国特性的现代化国家。这个神话认为,中国正在走一条在根本制度上,特别是政治、文化制度上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90年代用李泽厚的话说是“思想淡出,学术凸现”,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盛行,前者以陈寅恪、钱钟书为文化偶像,后者多为留洋博士及后学家,他们使用西方学院的术语强调世界范围的文化相对主义,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共谋。当然对国内现实问题,特别是每个个体的权利问题经常有意无意保持沉默。十年时间走下来,倒感觉良好,但是杰姆逊教授用他自己的眼光看看这十年中中国的变化,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另外在思维方式上,习惯于将对现实事实的描述与对其价值上的判断,对现存事实的描述与未来的预言杂糅而不加区分的某些中国学人,产生误读也许是自然的事。
 
    易存国:杰姆逊十数年前在国内某些学人眼里曾经是“普罗米修斯”般的“布道者”,现在却成了一个所谓的“幽灵”,究竟为何?我认为我们应该以文本为根据,不应苛求杰姆逊。
 
    当然,东西方对话的前提是存在的,因为我们同处于一个日益经济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命题仍然没有过时。然而,当杰姆逊认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分别对应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现实主义”之于“市场资本主义”,“现代主义”之于“帝国主义”,而“后现代主义”则对应“多国化的资本主义”之时,我们中国的现状何如?我们目前所处的文化阶段只不过是所谓名为“多元”实为“混杂”的“四不像”。我们总体尚处于“前现代”时期。20世纪80年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引入和研究能否用之于我们现在情状就成为一个问题。就拿上世纪大陆“审美文化热”研究来看,至少就存在着不少的疑点:其一,杰氏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线索是纯粹的西方式话语,若将中国人的思维眼光硬性装填进这一西式思维阈限,以他者的眼光代替自己的视角,这种削足适履的方式始终与中华文化有着隔靴搔痒之感;其二,在“审美文化”领域中,文学艺术固然是文化的主要部分,但其所包含的审美文化意义大大越出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线索;其三,这一线索更多地强调了理性规范的因素,其结果是共性吞噬了个性,必然淹没了偶然,似乎历史就是以一种必然的既定法式在创造某种必然出现的事实,暗含了历史宿命论的不归之路;其四,这条线索仍然是以“政治历史”的眼光为基准,它始终以“对抗”还是“吻合”时代政治历史的文化形态的思路来运作,因此,其中必然夹杂主流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性。
 
    其次,我们从“文本”来看,这次弗·杰姆逊沪上演讲《现代性的幽灵》确乎有一些新的东西。杰氏通过对“现代性”所作的重新反思导致其对“现代性”的再度认识,达到了突破与回归。说“突破”,表现在他解构了一般意义上人所共知的“现代性”;“回归”即在于他重拾“现代性”话语,而不得已修正自己一直津津乐道的“后现代”话题,试图通过以新的“现代性”去回应“后现代”问题。这样,通过反思,他具有了一种似乎更为“全球化”的眼光,而不是仅仅一味地站在引领时代的美国立场上。“现代性不但没有被超越,而且正在世界各地大举登场”,这里也包括中国。由此不能不重新思考“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话语方式及其内涵。结果,“现代”成为了一个“单维的概念,或者说一个伪概念,它本身既不包含历史性,也不包含未来性”,而纯然成了一个超乎历史之外的叙事范畴,借此摆脱了现有的历史尴尬。同理,“后现代”也就由以前的“张力磁场”转化成缺乏历史性的类似概念,“后现代性同样没有确定一个未来”。这种选择的结局必然就是回归本然现实,进行“当下的本体论”建设“而抛弃种种空洞乏味的重建一个现代化话语的努力”。也就是不能忽视现代性的根本意义,即“全世界范围里的资本主义本身”。毋庸讳言,杰氏对自己过去的思想观点还是有保留的,我在此同意谢勇的观点,就是杰姆逊始终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而显示出一定的思想连贯性。杰氏无论怎样都坚守一种尊重历史逻辑的批判性分析而不落入道德性评价并尝试在“历史”中探索当前的时代意识,尽可能以非“后现代”的“真正辩证法来正视问题”。例如,他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不仅“不停地提醒美国公众,别的民族情况十分不同于美国……提醒‘文化’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危害性”,而且清醒地认识到“第三世界的文化和物质条件不具备西方文化中的心理主义和主观投射”的现实。既然如此,在尊重各自现实和世界已然走向“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条件下,“未来的世界正被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的论断也就不会那么耸人听闻了。“现代性”体现出一种翻转的神话“幽灵”。
 
    最后,杰姆逊留给国人的启示其实要远大于其文本内容。一个心理上曾经输不起而今逐渐站起来的民族,心里的那份急于与世界浪潮接轨的焦虑可以“缓行”,前后两次留给我们的两点启示倒是一笔真正的财富,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一、对于现时代的我们,是否还应该像当初接受“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那样怀着崇敬而迫切的心情来指引和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二、且将杰姆逊《现代性的幽灵》一文有关内容悬搁起来,他那不断创新、紧跟时代、面向全球,以及敏锐的文化战略意识的问题眼光,难道对我们不是一个新的启示?
 
    高燕: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大师的头衔,仅仅是中国学者更多的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对兼具多重身份的杰姆逊作出的单一选择。这一选择既未切中要害,又非基于对其思想的真正理解。除了被中国学者赋予的后现代身份外,杰姆逊自己更强调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所谓杰姆逊在华的两次演讲中体现出来的“委实令人惊讶”的转变,实际上是一些中国学者站在捍卫后现代的立场上解读遭遇身份错位的杰姆逊所表达的一种主观情绪。但杰姆逊的理论立场并未发生改变,甚至可以说是始终如一的:“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进行‘当下的本体论’的工作,而抛弃种种空洞乏味的重建一个现代性话语的努力。”“真正的本体论不仅要在此刻中把握过去和未来的力量,而且要诊断这些力量在目前时代里的贫弱化和视觉遮蔽。这正是我正在进行的工作。”建构在历史现实的基础上,在当下的现实活动中寻求思想的活力,这才是他理论的支点,也是我们理解他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所应具备的视阈。
 
    如果说杰姆逊的思想有任何变化的话,那也是他始终关注现实而逐步深化对现代性的认识并在理论上作出呼应的结果。杰姆逊对西方资本主义持强烈的批判立场,他希望能在中国、古巴、越南和前苏联等国家找到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另外一种现代化发展道路。作为现代性内部的自反性力量的后现代主义,自然在否定的立场上契合了他对现代性批判的运思理路。但事实表明,资本主义在全球顺利推进,那些曾被给予希望走出自己道路的国家也不约而同地加入了全球化的浪潮中。所谓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最终被证明是向以英美为典范的资本主义的趋同。这是杰姆逊所不愿看到的。但个人意愿并不能主宰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使杰姆逊抛弃了一厢情愿的主观情绪,他不得不承认:“重新回到我们眼前的不是别的,正是我们天真地以为早已被超越的现代性本身。”
 
    鉴于这一基本事实,杰姆逊重新考察了后现代性。他发现,后现代的理论运思、逻辑推演、话语表述都是建立在对现代性的批判基础上的。离开了现代性,后现代就失去了立论的前提和根基;对现代性的否定,也就是对自身存在的正当性的剥夺。“无论后现代用什么样的修辞,也无法把现代主义彻底铲除。”由此,杰姆逊断定,“如果我们以为利奥塔或任何人的后现代性是对过去的否定和全盘抹杀就错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一个延续体,向后现代的位移,是现代性调节、缓和自身矛盾的策略性选择,是“一种在更为完整的现代化条件下获得的东西”。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哈贝马斯对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的判断才获得了杰姆逊的认同。
 
    在此前提下再次反观去中心、解构、异质性、多元化等构成后现代核心的观念,杰姆逊清醒地意识到,它们在表面上给人以多样性并存的希望,实质却是,对现代性元叙事的反驳不但没有消解反而导向了另外一种元叙事。各种甚嚣尘上的“终结论”即是明证。在哲学、艺术和历史终结的说教下面,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传统哲学经历消解的洗礼后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崇高被以感性快感为主的美感代替,并通过现代传媒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自由的理念在全世界自由地游走,资本主义制度被福山们宣告为已在全球范围取得胜利并呈现为无法再被超越的完美形态。因此,杰姆逊在《文化转向》中指出,“终结不是变成无,而是通过变成每一件事来实现的”。这就是“后现代的诡计”:它以令人放心的否定者的面目出场,最终却引向了现代性的元叙事本身。
 
    一切从现实出发,一切从事实出发,这是杰姆逊的立论之本,也是他研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的根本依据。杰姆逊告诫我们:现代性只有在其处身的历史境遇中才能获得叙事形式。把这句话里的主语置换成杰姆逊,也是我们应该告诫自己的。我想,这正是杰姆逊本身给我们的启示。
 
    印晓红:文化全球化问题虽然现在被全球广泛关注,但它不是刚出现的现象。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就已经用确切的语言描述了资本带来的世界性文化成果的出现,预言生产与消费的世界性,使民族和国家的闭关自守状态被打破,物质生产和交流的世界性,必然会带来精神生产与文化交流的相应状况,民族和地方文化形成一种世界性文学。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及其背景,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但却是现代史上最早的和最初步的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开始。所以目前在现代化背景下的全球化,并不是全新的时代产物,我们不必对其惊慌失措或惊喜若狂。
 
    细分一下,以中西关系而论,全球化包含四个层次或向度的内容:其一,杰姆逊所说的“不可避免的”全球化,即已经在全球范围实现了的、代表人类进步发展方向的全球化。如科学技术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媒体全球化、资讯全球化、贸易全球化等等。这些成果,虽创生于西方,但有利于全人类,全世界均可以共享,属于势所必然,并且现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实现或部分实现。在这些方面,全球化是阻挡不住的,是人类进步的方向。其二,应积极吸纳的全球化,这主要是指尚未被我国和其他后发展国家吸纳的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内容。如发达国家的政府管理体制、决策体制方面的科学化;法律体制、监督体制的完善化;生活观念、消费观念的俭朴化等等。这些成果对提高人类社会的经济效率、管理效率,在制约特权、防止腐败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其三,不该效仿、应予抵制的全球化。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也有一些不利于世界进步和发展的丑恶的东西,应予积极有效的抵御和反对。其四,把中国的传统美德积极地化全球。在全球化的同时,弱势国家也应该积极努力,发扬本民族文化中的精华,推而广之化到全球。全球化应该是一种辩证的双向过程。
 
    杨云: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讲演中区分了资本主义经历的三个阶段,即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或帝国主义阶段,以及晚期资本主义或多国化的资本主义阶段,并将其与艺术上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建立起了对应关系。“现代主义”似乎成了一个过渡阶段,或者说是一个过去时。对于西方而言,也许是如此,那么东方呢?正如我们现在所见的,现代化还在进行之中。既然尚在进行中,就算“现代性”是从西方传来的,但在我看来,“现代”在中国不尽然就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在走。所以我觉得“现代性”本来就是未完成的,开放式的,甚至是不是可以说中国正在续写着“现代性”?而杰姆逊的言辞在我看来也是善意的,他提醒我们,应该以一种警醒的态度,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另外,杰姆逊先生强调“现代性”只是一个叙事范畴,并非概念,而我禁不住会把“现代性”作为一个“概念”来追问。汪晖在给“现代性”的定义中指出它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现代以后是后现代,那么我们继续追问后现代之后又是什么?杰姆逊的答案是“现代”。显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复。那么后一个“现代”从何而来?有人认为这个“现代”就包含在原本那个“现代”之中,也有人认为后一个“现代”是“后现代”对“现代”反思的结果。某种意义上,都有道理。不过,我更注重这个概念(我权且使用这个词)中的一个方面。正如王岳川先生的翻译“现代性的幽灵”所体现的那样(尽管这个译名也颇受争议),现代性如同幽灵般,弥散在世间,挥之不去,它似乎成了一种颇具包蕴性的东西,过去、现在和未来似乎因为某种力量而共在了。真正的“幽灵式的现代性”,与其说是后现代之前的“现代”,倒不如说是经历了“后现代”以后的“现代”。某种意义上,现代性、后现代性已经弥合了。
 
    丁mín@①:在我看来,杰姆逊沪上讲演只是在描述一个现象:英美模式的现代性的霸权地位。杰姆逊没有说,英美模式的现代性应该是惟一的现代性,他只是说,事实如此。杰姆逊批判后现代性,是因为后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沦为一种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的哲学。其结果是用一大堆所谓民族化的现代性的名称来掩盖英美模式现代性一统江湖的事实,以此来求得一份心安理得。批判后现代性并不是说杰姆逊就站在了现代性一边。他同样批判现代性,因为现代性(即英美模式的现代性)已经完全被资本所左右,现代性中包含的乌托邦冲动已经消失,这样的现代性不可能使我们走向美好的未来。在同时批判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以后,杰姆逊提出的观点是继续进行“当下的本体论”的工作,“当下的本体论”可以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我们找回乌托邦的社会欲望。
 
    陈芸:抛开杰姆逊的话语立场不讲,他说的内容或许一矢中的。在剥离了被迫加上的意识形态外衣之后,“资本”这个词终于逐渐回到本属于它的中性位置。与此同时,人们对“资本主义”这个词的警觉也逐渐淡化。正如杰姆逊在他的演讲中指出的那样:“一旦主张自由市场的各种立场得以系统地将自己等同于现代性,从而被人习惯性地理解为‘现代的’,自由市场论者就已经赢得了一场关键的胜利,其意义绝不止于意识形态领域。如果我们只把它视为媒体的胜利,我们就低估了政治斗争向语言和理论属于的移植和错位。问题在于,反对自由市场万能论的人会发现,他们的立场目前在理论属于的领域里像游魂一样无处可去。”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席卷一切的时代,我们其实应该用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我们要怎样才能保持和发展自己的特色,解决自己的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不是计较别人的语气。
 
    朱立元:刚才大家提到杰姆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我个人也比较倾向于这种看法,但还需要进一步详细论证。我正在写这方面的文章。关于现代性问题的争论,在西方已经进行了大半个世纪的时间,并取得了一些共识:首先是时间上同14、15世纪西方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的几个世纪密切相关;其次是与西方的科技、经济、政治的现代化基本同步,同工业化、物质文明的不断现代化基本同步,它包含着经济、科技等物质层面现代化的内涵,现代性离不开现代化;再次现代性还同人的心灵、世界观及整个社会文化相关。自由、民主、人的解放,对科学和真理的追求、理性主义、个性主义等等思想意识形态,文化的世俗化等等也都是现代性的题中之义。总的来说,关于现代、现代性、现代化的关系大致可以理解为:现代性是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步获得的,是传统社会通过现代化的变革获得的成果。现代化是一场全盘全方位的革命,包括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政治、宗教、思想等诸多领域的革命性变革。我同意有些学者的看法,与现代化的全面变革相对应,现代性以主体性为表征的现代性精神的人、以合理性为原则进行现代的社会运行、以独立性为特征的现代知识模式这三个层次展现自己。而现代社会本质上是市民社会,现代性也具有市民社会的特点。与传统思想文化性相比,现代性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精神。此外,还应该把现代性看成一个历史的范畴、开放的系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同意杰姆逊的这个基本思路。
 
    我还认为,现代性不仅仅指出一套引导社会变革发展的理念,同时也在不断的对之进行反思。现代性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起源包含着自身内部的矛盾与冲突。这样也使其自身具有创生动力。在西方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对其保持警惕并不断进行反思的思潮和倾向。这是西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冲突。
 
    那么,具体到今天,我们关注的中国有无现代性,中西的现代性是否是一回事,异同何在等问题,从文章看,杰姆逊承认中国是在现代化,但是并没有创造出中国的现代性,现代性实际上就是西方化。我的观点不同,我认为现代性是一个跨地域、跨文化的概念,它具有巨大的历史普遍性或者说普适性。中国社会百年的变革,可以概括为现代化的进行和对现代性的追求。当然,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追求在一些重要方面与西方大不相同,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与西方不同,西方现代化起于文艺复兴之后,伴随着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加速人道主义对神权的颠覆,从而使得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民主意识空前觉醒,导致现代市民社会的诞生和强大。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基础极为薄弱,内因与动力都与西方社会不同。西方的现代化是水到渠成,中国19世纪前半期虽有种种呼吁和方略,但均是旧体制之内的枝节改良,与真正的现代化相距甚远。只有当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中国才真正走向现代化之路。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是被逼出来的。同时,他们的具体历程和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具体内涵也有差异。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大致经历了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这三个阶段。但是,尽管有种种不同,中国的现代化以及对现代性的追求的总体目标还是与西方大体一致或相近的。需要补充的是,我认为,不仅是在中国,实际上在西方社会,现代化也远远没有完成。最近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我觉得也说明这一点。在这一点上,我并不完全同意杰姆逊的观点。
 
    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我认为,将现代化与西化、资本主义化画上等号的观点值得商榷。现代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具有跨地域、跨文化的特征和巨大的历史普适性,并非西方的专利。客观审视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也确实在走一条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原有的文化传统基础之上不断吸纳异质文化产生的新的传统的过程,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始终具有中国特色,这一现实也是无法轻易被否定的。而将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化,既忽略了现代性的复杂内涵,同时没有认识到现代性是属于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未完成目标,现代性所内涵的对理性、自由民主、社会及个人全方位的发展的追求是超越地域、文化及具体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现代性是属于整个人类文明的。这种认识也是对中国自改革开放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的漠视。
 
    最后谈到的所谓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侵略问题。我觉得首先要承认,两者的对话与交流并不是对等的。总的来说,中国文化从西方引进的多,输出的少。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两者的交流是不平等的呢?我认为是不对等,而不是不平等。不对等涉及的是客观态势,而不平等是侧重于主观的态度。而不对等的状况的客观存在,是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的,而并非双方有意为之。特别是在学界,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不对等的对话,造成的结果自然也是不对等的,但是我认为,这种不对等的结果,对于中国文化的复苏与发展,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的。至于说这种不对等的文化交流是否就斩断了中国文化的根,我觉得有一些杞人忧天。中国传统文化向来以超稳定结构著称,几千年绵延至今,渗入中国人的血脉,是任何外来文明难以动摇的。实际上每一次大规模开放的结果都是中国本土文化的极大丰富和深化,为自身增加了新的活力,加强了它的根基。传统文化的被冷落只是暂时的。即使是近百年来的国学大师,他们都有扎实的西学功底,借鉴西方的眼光、方法来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说到传统,我认为不能将“传统”视为僵死的,而应当将之视为不断生成的,鲜活的东西。中国一个多世纪艰难的现代化历程也是我们的传统。有些已经死掉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必要保留。比如今天如果有人还穿清朝的衣服,就显得很滑稽。
 
    需要指出,我们可以以“现代性”及其内部冲突为理论视角,立足于当代文学艺术及文艺理论发展的现实,对百年中国文学、文艺理论及美学的发展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反思,同时应对、解释世纪之交中国文艺领域出现的一系列新现象、新问题、新思潮,作出有创造性的理论阐释。而且我们可以对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和西方资源加以“现代性”转化,建构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普遍阐释效应、富有生命力和前瞻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改变现在存在的文艺学美学的滞后性问题。“现代性”可以作为建构新文艺学、美学的主要视角与基本线索,在这个视角之下,我们能够重新认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问题。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现代性”的组成部分,其传入又开辟了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新途径。总之,以现代性眼光融会中国传统理论、西方理论,立足于已经形成的当代文论及美学的新传统并吸收两者合理之处,使之成为“现代性”的组成部分,这是需要我们去做的工作,也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讨论的。今天时间有限,如果有机会,我们将深入讨论“现代性”与中国文学、中国文艺学及美学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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