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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前文艺学学科反思和建设的几点思考
2015-05-16 15:28:22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关于当前文艺学学科反思和建设的几点思考
 
朱立元
 
 
内容提要 文学理论当前的问题和危机主要在于,其与文学的新现实相疏离、相脱节,而缺乏前瞻性。文艺学克服危机、走出困境,不应推进文艺学研究的“文化研究转向”,而应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原则指导下,立足于经过百年特别是新时期以来逐步建构起来的现代文论新传统,不断借鉴吸收现代西方文艺理论与中国古代文论两大理论资源,在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逐渐结合过程中综合创新,从而使新世纪文艺学具备深厚的现实基础,并在动态建构中达到与文学现实和实践的相对平衡,进而使文艺学的学科建设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
 
 
  近两年来,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及文艺学学科反思的讨论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成为学术热点之一。目前讨论还在进行,并逐渐走向深入。我们认为,这场讨论是非常及时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讨论中涉及一系列有关文艺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认真对待。本文拟就这场讨论本身以及文艺学学科反思和建设的若干问题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我们认真拜读了“日常生活审美化”论者的主要文章,特别是陶东风的一系列论文,感到获益匪浅。我们认为,他们的思考中有不少见解很重要,值得我们重视。
  首先,他们敏锐地感受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进入“全球化”语境,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转型,而向以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艺学提出挑战,要求其改弦更张,跟上时代的步伐。“日常生活审美化”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在他们看来,今天的“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而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传统的经典文学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现象,如广告、流行歌曲”等等;同时也由于电子媒质引起了传播革命,现代社会影像生产能力急剧膨胀,导致“实在与影像之间的差别消失了,日常社会以审美的方式呈现了出来”,总之,导致了文学艺术与审美化的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逐渐泯灭,“当前的大众文化:影视文化、图像、传媒、网络文化等等的变化,使我们很难说这是文学,那不是文学”了,甚至“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和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了。“日常生活审美化”论者的确看到了当代中国文艺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其中至少有两点是切中要害的:一是看到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带来文学边界的模糊;二是看到电子传媒的革命对当代文学的冲击。不过,他们由此得出日常生活已审美化的结论,我们则持不同意见。.其次,根据文学现实的新变,他们认真反思了当前文艺学的现状,认为文艺学存在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他们这一批学者,在文艺理论界是最早、最敏锐地感受到文艺学的现实危机的,并对这种危机作了严肃和有深度的反思。他们认为,由于当前文艺学的“主导范式”“囿于经典文学、坚守艺术自律立场已经严重阻碍文艺学及时关注与回应当下日新月异的文学/审美活动”。因此,他们呼吁“当代文艺学研究不必固守原有的精英主义范围,而应该关注日常生活中新的审美现象”。
  这里,他们对文艺学存在危机或严重问题的判断我们是赞同的,但是,他们认为文艺学的危机是全局性的,乃至关乎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则令人难以苟同;而提出这种危机集中表现在其“主导范式”是“以艺术与审美的自律为支柱的”,因而无法应对和解释“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实,这也大可商榷。不过,他们指出现有的文艺学“囿于经典文学”、存在某种精英主义倾向,倒是不应该否认的,值得认真反思。我们的文艺学确实存在比较多的“向后看”现象,所举经典往往是古典的,现当代的新经典则相对忽视;对当代大众文化中的通俗文学更是比较轻视,有时还有意无意加以排斥。这样当然无法应对和说明通俗文学空前繁荣而高雅文学的空间被挤压得所剩无几的“严酷”局面。这个问题的确触及了当前文艺学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
  再次,他们在思维方式和方法上反对形而上学、凝固不变的现成论,而主张并实际坚持了辩证、动态的生成论,具有很强的历史感,这是难能可贵的,在方法论上是值得倡导的。陶东风在好几篇文章中都从生成论的角度来思考文学与文艺学的不断变动、生成的历程。他首先考察了“文学”范畴的变化,认为“文学”的含义是变动的,以至于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付出艰苦努力,为文学下了个“虚构的、想象性的作品”的定义,却又不得不承认“文学与非文学的语言用法之间的区别是流动性的,没有绝对的界限”;尔后在伊格尔顿那里更是成为第一个受到质疑的定义。陶东风认为,“伊格尔顿的思路与韦勒克的最大不同在于不事先在脑子里预设一个关于文学的本质主义定义,而是考察历史上的各种文学定义,然后分析其社会历史原因”。事实也正是这样, “文学”的含义确实是历史地变动着的,我们不应当把文学的定义和边界凝固化,这就是生成论的观点。陶东风又吸收华勒斯坦等人的研究成果,回顾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一般形成和制度化的过程,指出到1945年,社会科学的建制化过程已经完成并牢固确立,但他认为,这种“学科边界的确立却不是什么一劳永逸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内在的’学理可言”;“事实证明:所有的学科门类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划定自己的边界、论证自己学科的合法性,而是要反复地重新论证”。他进而由一般学科的生成性推导出文艺学学科及其边界的生成性,他具体考察了在中国的历史环境中文艺学学科生成、发展的过程,并在多处强调:“文艺学的学科边界也好,其研究对象与方法也好,乃至于‘文学’、‘艺术’的概念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移动的变化的,它们不是一种‘客观’存在于那里等待人去发现的永恒实体,而是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力量的建构物。它们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建构的”。金元浦也对以审美性为核心的文本中心论在20世纪西方和当代中国的建构作了历史的考察。就一般而言,这种生成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我们是完全赞成的,而且认为应当大力提倡。因为主客二分的现成论思维方式和方法长期以来在我们学术界占支配地位,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也深受其影响。问题是如何将这种生成论方法应用于对文艺学学科的具体分析。当陶东风指出“80年代的文艺自主性理论本身就是多重力量参与其中的社会历史建构,它与当时具体的政治气候、与意识形态的变化紧密关联,因此并不是什么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表现”时,我们原则上也能够同意。但是,由此而得出90年代以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造成了文学边界的模糊和现有文艺学学科的根本危机的结论,却大可商榷。无论如何,这种历史主义的生成论思维方式和方法,对于我们克服文艺学的危机、推进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值得大力提倡。
  又次,他们努力借鉴和引进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是很有价值的。文化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文化研究与传统学科不同,没有明确的领域及界限。……最早的文化研究始于六十年代英国一些激进的人文知识分子如伯明翰学派等对传统学术界的挑战。他们常在不被其他学科注意的边缘打游击战,并取得重大突破”,所以它不是一门专门的学科;文化研究开始与文学研究密切相关,但是后来,“文化研究的兴趣从原来的大众文化与传媒转到意识形态、权力、性别、种族及族群等问题。目前的热门课题包括文化身份认同及文化表现等方面的理论问题。文化研究借助和改造不少其他领域的术语和概念。同时也吸收了各种学术传统,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但许多概念和术语的内涵和内容在不同学科内有不同理解和运用”。“日常生活审美化”论者从文化研究理论中得到启发,并以此作为改造文艺学的主要武器和方法。我们认为,有批判地借鉴、‘吸收文化研究的某些思路、视角、思考方式、研究方法和合理成果,对于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文学也是一种文化的现象和存在,至少应当承认文学有作为文化形态存在这一个层面,引进文化研究视角,不但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这在全球化语境中,在市场经济和消费时代的条件下,尤其必要。
  第二,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是多种多样的。在面对一个复杂的研究对象时,它很少用单一的研究方法,而是采用多个学科的多种研究方法,从多个层面、多个向度来考察和审视对象,这样就能够在总体上比较完整地把握对象。这无疑对文艺学有重要启示。
  第三,文化研究关注的许多与文学关系密切的重要社会文化课题,我们文艺学过去却很少注意。如权力、性别、种族及族群等文化研究的热门话题,在当代文学的现实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文艺学完全有必要认真地研究和借鉴。
  第四,文化研究对我们文艺学最直接、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于大众文化的研究。大众文化研究几乎可以说是文化研究的核心课题,其延续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长期以来,作为大众文化的一个部分的通俗文学被我们忽视、轻视甚至漠视。我以为,文艺学应当大力加强对通俗文学的研究,而在这方面,文化研究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很多。
  总之,“日常生活审美化”论者的研究工作是富有成果的,是建设性的,对于文艺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是有意义的。但对他们有些主要看法我们仍然难以苟同,下面拟提出若干商榷意见。
  

  
  首先是对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学现状的基本估计问题。对当前文艺学学科危机的性质、程度以及具体表现等问题的认识,离不开对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学现状的基本估计与判断。“日常生活审美化”论者对当前文艺学学科危机的反思,就是从80年代新时期文学自主性观念的形成到90年代“日常生活审美化”要求冲破自主性枷锁的过程来推导出文艺学的学科危机的。他们虽然对80年代新时期文学自主性观念的提出作了局部、有限的肯定,说“这种自主性诉求在当时的语境中却正好是知识分子介入社会文化与政治问题的正当性所在”,因为其“批判矛头”“对准了统治中国文艺学美学近半个世纪之久的革命功利主义”的极左意识形态,所以它“在80年代曾经具有不可否定的进步意义与创新意义”。但是,他们认为,90年代以后,“这种本质主义的文艺学”或自主性的“主导模式”“妨碍了美学、文艺学及时关注与回应当下日新月异的文艺/文化活动的变化,尤其是文化与艺术的市场化、商业化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泛文艺/审美现象”,“还导致美学、文艺学在研究对象上作茧自缚。,拒绝研究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与文化现象”。他们认为,这也正是当前文艺学的根本危机所在。这种观点的另一种说法是,20世纪80—90年代“我国文艺学的范式由社会历史批评等外部批评向文学本体或内部研究”转变,形成了以“审美性”为“文学本体”的“文本中心论范式”;他们肯定当时这种范式存在的合理性,甚至肯定“在中国,对于文学本体的追寻,至今具有其历史合理性”,“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然而,“进入新世纪,世界文学艺术与美学理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现实,“这使得审美性作为当今文学本体核心依据的理论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文艺学学科于是成为“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边界正在模糊甚至不断移动的学科,需要重新思考其既往范式(按:这里主要指以‘审美性’为核心的‘文本中心论范式’)在当下的合法性的学科”。换言之,当前我国文艺学已陷入了所谓的“合法性”危机。据此推断,在他们心目中,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多年中,80年代文艺学提出了审美性和自主性的“主导模式”或“文本中心论范式”,相对于此前极“左”的政治功利主义是有正当性和进步、创新意义的,甚至至今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从总体上说,9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由于文艺学延续了这一审美自主性的“主导模式”或“文本中心论范式”而导致“作茧自缚”,陷入无法应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现实的危机,正在丧失其正当性与合法性。也就是说,新时期以来文艺学学科总体上是前高后低,在走下坡路,直到陷入困境和危机。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究竟应当如何评价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学学科基本状况?因为这关系到当前文艺学学科向何处去、如何建设的根本问题。本人近一年来带领学生在阅读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历史和现状作了认真的调研,完成了十八万字的调研报告(该调研报告不久将出版)。这里引述报告的概述和“初步结论”中的若干文字以表达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自20世纪初起,中国文艺学经过百年的发展、革新、积累、创造,逐渐形成了不同于19世纪末之前的可概括为‘古典文论’传统的一个新传统。这个新传统,尤其在20世纪最后20多年即新时期以来获得了长足的多元的发展,它的异于古典传统之‘新’,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凹多年,文艺理论界在反思过去的基础上,思想解放,视野开阔,取得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大成果,用‘收获巨大,成就辉煌’来概括毫不为过。文艺学的这种大发展主要表现在文学观念冲破旧有束缚、张扬人文精神,在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统一中探索和把握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本质,并在此基础上促使文学理论走向多元和成熟;文学研究方法也在借鉴中外文论和其它学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取得突破和创新,有力推动了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反过来又促进了新时期文学观念的拓展和更新。根据新时期以来文艺学的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将这一发展过程大致概括为三个时期:
  首先,1978—1984年,是新时期文艺学的批判与反思时期。这一时期,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文艺界也开始逐渐突破旧有的、不符合文艺发展规律的框架。如文学观念首先突破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工具论、从属论、服务论的偏颇和束缚,结束了长期禁锢文艺生命的错误文艺路线和极端化思想;并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理论的触发性思考中,‘人’的意识开始复苏和觉醒,表现为人性、人道主义、异化问题讨论突破原有的理论禁区,‘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得以确立,这一切奠定了文学的人学基础,为新时期中国文艺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必须的前提。接着,文艺理论努力挣脱政治工具主义的枷锁,逐步从机械反映论走向能动的、审美的反映论,恢复了文艺的审美特性,为文学观念走向多元化奠定了基础。
  其次,1985—1990年,是新时期文艺学在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统一中逐步回归文学本身的时期。这一时期,随着‘文学是入学’的深人人心以及文学创作中‘人’的意识的不断张扬,文艺理论的思考从对于人的一般肯定走向对于文学主体性的具体论证。文学主体性理论是文学乃人学之根的必然萌芽和生长,是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讨论的延伸和结果,对于破除长期以来‘左’的政治功利主义和庸俗反映论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80年代中期中国文艺研究和批评领域出现了方法论热,包括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新三论被引进到文艺研究领域,方法论更新在当时成为文艺研究的自觉意识。方法论热对于原有的文学批评观念带来猛烈的冲击,在当时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潜移默化地影响和铸造了一代学者的思维品格。文学本体论层面上的追问激发了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研究的兴起,文学研究实现了‘向内转’。同时对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与典型问题的探讨也在不同角度展开,对于中国新时期的文艺创作与批评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最后,随着对文学自身认识的逐步深入,学界提出了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并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得到认同,这既体现了文学基本观念上的重大突破,也是在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统一中阐述文学的动态本质的创新成果,成为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最重要的理论成就之一。
  第三,90年代至今,是新时期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综合创新时期。这一时期,学界一方面大量吸收了当代西方的学术思想,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催生了一批新的分支学科,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论的理论话语;另一方面,对传统理论资源进行了认真反思和清理,面对古典和现代‘两个传统’,明确了当代文艺学建设首先应当立足于百年文论所形成的新传统,同时从当代语境出发吸收古典传统中富有生命力的成分,力求‘古为今用’。据此,在文艺学的发展上,学界力图沟通今古、融汇中西,使文艺学呈现出多元发展、综合创新的态势。

  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中国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且始终占有主流地位,对整个文艺理论研究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们所作的调研清楚地表明,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必须给予充分估计。‘文革’以后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文艺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逐渐摆脱政治工具主义的阴影,回归文学自身,并在此基础上吸收和融合多方面的理论资源,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重要的突破和创新,逐渐形成了多元发展、综合创新的格局,取得了巨大而丰硕的成果。我们认为,这一时期文艺理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所达到的理论水平,不仅远远超越了‘文革’十年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七年,而且也超越了20世纪前半期的几十年,是前此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对此应当给予足够的估计和充分的肯定。新时期以来文艺学所取得的诸多成果本身就构成了前述当代文艺学新传统的主要构架。”
  由上述可知,首先,80年代我国文艺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如人性、人道主义和文学的人学基础问题,文学主体性问题,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问题,文学形式问题,文艺心理学问题,文学接受问题,等等,其中审美自主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并不是最主要的,而且它也始终与其它种种问题(包括非自律、非自主性问题)联系、纠缠在一起。如果把审美自主性与其它重大问题割裂开来,或者从与它们的关系中孤立出来,必然不能正确反映80年代我国文艺学蓬勃发展的全局,而把审美自主性理论概括为“文本中心论范式”,单独加以夸大,上升为整个8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的“主导范式”,更是有违历史事实。
  其次,80年代,我国文艺理论界确实对文学的审美特质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认识到审美自主性是构成文学本质的重要方面和因素,但是,在总体上并没有走向唯美主义,并没有把“审美自主性”当作文学唯一的本质,看成“文学本体的唯一标志”。事实上,那个时代不可能也不允许文艺理论界这么做。虽然“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工具论”口号被抛弃了,但是“文学仍然不可能脱离政治”,也不允许脱离政治,整个80年代,文学界(包括文艺理论界)的“自由化”倾向多次遭到批判就是明证。诚然,文艺理论界有些学者受到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的影响,把文学研究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大块,强调文学要重视并“回到”“内部研究”。但是,实际上,真正主张“内部研究”完全与“外部研究”相脱离,或者认为“审美自主性”是文学的本质或者文学本体唯一标志的人并不多。所以说审美自主性理论或“文本中心论范式”是整个8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的“主导范式”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相反,当时文艺理论界占据主流地位的观点,并不是审美自主性理论,而是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即认为文学只能存在于自律与他律关系的张力场中,因而把文学的多重本质概括为用语言表达的“审美意识形态”。比如当时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等先生就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本质⑩。他们并没有离开文学的他律来孤立地谈论文学的自律性、自主性;他们把审美性看成只是文学的特殊本质,而不是文学的一般本质,审美自律性并没有被从他律性中抽象地孤立出来,文学仍然是自律与他律的统一。这里不存在将自律与他律、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加以人为的对立。由此可见,把文学看作“审美意识形态”这个概括的理论根基并不只在于文学的审美自律性。它虽然只能算是一个被历史建构起来的对文学动态本质的阶段性认识,但至今仍然被我国文艺理论界多数人接受和认可,有它相对的稳定性和较大范围内的有效性。可以说,“审美意识形态”论是80年代我国文艺理论界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和收获之一。正是“审美意识形态”论,而不是“审美自主性”理论或“文本中心论范式”,成了80年代我国文艺理论的“主导范式”。
  再次,90年代我国文艺学总体上并没有走下坡路,而是在新形势、新的经济社会语境中闯出了多元发展的可喜局面。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西方思想、文化被大量引入,像心理学、生态学、接受理论、语言学、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学人类学、比较文学、全球化理论、文化研究等多种理论学说和研究、批评方法相继涌人,并与我国文艺理论传统相融合,有些方法如心理学、生态学、接受理论、语言学等还推动了文艺学新学科或学科新分支的建立,极大地丰富了文艺学的理论话语和学科形态建设,为中国文论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并促进了中国文论的多元化发展,使之更趋成熟和完善。但同时,西方思想文化的大量引入,也在中国学界产生了“影响之焦虑”。有学者认为,面对西方理论思想的输入,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而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表达、沟通和解读的理论和方法,由此出现“中国文论的失语症”。这一话题在学界引起争论,并逐步引向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即探索中国古代文论是否能够、以及如何参与当代文论建构的问题。尽管在讨论过程中存在不同的观点,但这一讨论还是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人们认识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并不是当代才出现的,而是百年来不断展开的过程,并逐渐与西方思想融合,形成了现当代文论的新传统。今天的文论建设与发展不可能直接以古代文论为本根,而应立足于这一新传统,古今对话,中西融通,走综合创新之路。
  同时,在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影响下,文学原有的价值、意义和地位受到挑战,从而引发了关于文艺价值的思考。一些学者提出了文学的人文精神危机的问题,从而引发了人文精神大讨论。这一讨论实则是在精神和价值论层面上对中国文论的全面反思。沿着这一思路,有学者试图在当代语境中重新理解和阐释人的生存和文艺的意义与价值,从而产生了新时期中国文论建设的又一个重大成果——钱中文等人提出和初步建构起来的新理性精神文论。可见,90年代以来中国文艺学仍然走在健康、积极、发展、深化的前进道路上: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一方面以开放的心态大量吸收了当代西方的学术资源,深化了对文学理论自身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了深人反思,吸收其中有价值的东西,并力图对中国当下的现实进行思考和回应,从而使中国文论呈现出立足现实的多元发展、综合创新的态势。关于这一点,“日常生活审美化”论者也没有否定。如金元浦就明确指出,“我国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经过二十余年的引进、选择、筛汰,已经形成了范式多样、话语丛集的共生的格局”。最近,他还充满激情地说:“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我们经历了也许是世界历史上人数最为众多,参与最为广泛,影响极为深远的文艺学、美学运动。它对于解放全民族的思想、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发挥了思想解放先锋的作用。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学界就一直站在改革开放的前列,超载地发挥了思想解放先锋的作用。……即使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我国的文艺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也是堪令世界惊叹的。”笔者完全赞同这一对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学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繁荣局面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虽然这一评价与他此前对当前文艺学现状的过低评价和对文艺学学科困境和危机的过分渲染明显自相矛盾,但无论如何这个最新评价是积极的、前进的。
  当然,我们在充分肯定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学的繁荣与成就的同时,不能否认在这种大发展格局下,文艺学仍然存在若干局部但是重要的问题和危机;然而,决不能认为这种问题和危机是全局性、根本性、乃至关乎文艺学学科能否继续存在的合法性危机。
  

  
  那么,当前文艺学学科存在的问题和局部危机表现在哪些方面?首先,文艺学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现实、新思潮、新特点有所疏离;其次,对世界文学发展的新现实、新思潮、新特点有所隔膜;再次,对信息时代的大众传媒文艺、网络文学等新鲜的文学形态和体制,已经有一些研究,但还远不够。一句话,造成当代文艺学的学科局部危机的,主要是与文学现实相对疏离,即理论落后于现实。最近读到一些学者的相关论文,它们对文艺理论与艺术实践、生活世界的脱节、疏离,以及引进西方文论不顾中国文艺现状的语境错位等问题做了较深人的探讨,读后很受启发,下面对当代文艺学存在的问题再作两点补充。
  一是文艺学与文学批评理论存在某种脱节。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出现了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理论的双线平行发展的态势。我这里所说的文学批评理论是指以某种哲学、美学等理论、理念、观点为背景和基础,对文学作品、思潮所作的评论和阐述,它虽然贴近具体的文学批评,但有所不同,它力图指导、调控、约束具体的批评,并以具体的批评作为其理论的例证或应用,因而是介于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文学批评之间的一种批评理论形态。这种批评理论与上面所说的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的人学基础、文学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文学与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关系、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文学的特殊形式、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修辞特征等等有关文学的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有所不同,它更加关注,现实的文学活动、现象和思潮。新时期特别是80年代后期以来,这种批评理论相当活跃,比如“新写实主义”论、“新状态文学”论及其它“新思潮”论(“新历史”、“新体验”、“新乡土”、“新都市”、“新市民”思潮等等)、“私人化(乃至隐私化)写作”论、“消费时代的文学”论、“身体写作”论和种种“后学”(后新时期、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等,它们不但参与到具体批评中去,不但力图把种种文学现象纳入到这些批评理论的框架之中,而且还经常用某种批评理论去“制造”、推动时髦的文学思潮,比如90年代初的“新写实主义”文学、1994年的“新状态文学”等。它们基本上是由一些批评家通过批评理论的建构人为组织、扶助、乃至炒作起来的,并不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笔者当时就批评这种做法是源自“命名的‘情结’”,指出其“来自于现实情况的概括的成分较少,主观匆忙地超前命名的成分较多”,认为“这种命名的先验性、主观性源于一种焦虑的文化心态”,“力图用命名来调控文坛的发展走向与趋势”。最近也有青年批评家对这种现象进行严厉批评,认为这是“理论的狂热症”和“虚热症”,说“中国批评界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理论崇拜,已经使得‘理论’的功能被病态地放大到了极限,而批评本身则完全被笼罩在理论的阴影之下”。虽然这些文学批评理论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其关注不断变化发展中的当代文学新现象、新思潮、新趋势、新问题却是值得肯定和赞许的。相比之下,这一方面我们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是比较薄弱的,我们对不断发展着的文学现状关注不够、了解不多,存在隔膜,我们甚至对上述种种批评理论也不太重视、不太关心。所以会出现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理论的双线平行发展而互相交流、沟通不多的现象。
  其实,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理论本不应该隔离,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理应关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文学现象的文学批评现状,理应直接参与文学批评理论的建设,并不断从发展中的批评理论汲取营养,提炼、上升到基础理论的高度;而文学批评理论也应该站得高一点,应该在一定的基础理论指导下开展文学批评并努力从批评实践中提炼、概括出有深厚文学创作实践基础的批评理论,而不是脱离基础理论作“命名”游戏,用外来的或没有广泛实践基础的、自我“发明”的批评理论来硬套或规范创作实践。如果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理论两个方面能够加强联系与沟通,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交流,那么,我想两个方面都会前进一步。比如这几年炒得很热的“身体写作”论,创作实践不可谓不多,从“宝贝作家”、“美男”“美女”作家到木子美等等,社会影响也不小;批评理论方面为之辩护、喝彩者有之,谴责、批判者也有之,但有理论深度的甚少,批判者往往义愤的情感强于理论的阐述。在此,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理论都少有作为。不过这种状况最近有所改变,有的文艺理论家开始对“身体写作”现象进行理论和历史的反思@。这种基础理论研究与批评理论的隔膜,从一个侧面表明,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没有能够对文学批评理论发挥应有的指导和影响。其结果,就使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出现双重疏离,不但使许多作家,而且使许多批评家(包括批评理论家)对文艺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不感兴趣、不闻不问,这就造成文艺学圈子和影响的萎缩。
  二是文艺学对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俗文学的关注和研究相对忽视,相当薄弱。90年代以来,我国通俗文学空前繁荣,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及纪实文学等等均风靡读者市场,对高雅或严肃文学造成严重冲击,使其读者群日益缩小。这是一个不争的文化事实,也是文艺学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现实。这不仅因为通俗文学在当代文学中占有绝大多数的阅读和消费份额,而且因为通俗文学的繁荣与全球化语境和市场经济趋于成熟所造成的当代中国大众,特别是都市民众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密切相关,与当代文化传播、消费方式等的巨大变化密切相关。最近十多年来,随着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媒介覆盖面的日益扩大,电视多方面的传播信息功能的充分开发,文学的存在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借助于电视传播形象化、生活化手段,文学与电视联姻的方式也日趋多样,以至于一些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借用西方某些理论家的话语,宣布“图像时代”或“读图时代”已经到来,我们当代文化已经告别“语言学转向”而进入“图像转向”的新时期。我们且不论这个判断是否正确,但毫无疑问,大众文化包括通俗文学(无论是读图还是读文)的迅猛发展、欣欣向荣,却是不可怀疑、更不可无视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论提出者们主张文学的边界要拓展、要扩容,我们原则上是赞成的,但不赞成把广告、流行歌曲之类目前人们(包括大多数群众在内)还没有看成为“文学”的文化样式以及明显属于非文学的东西“扩容”进来,而是要把明显属于文学范围的通俗文学这一部分“扩容”进来。我们的文艺学面对汹涌不可阻挡的通俗文学,不应当视若罔闻,无所作为,而应当毫不犹豫地将它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通俗文学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其形制、样式也有变化、创新。比如网络文学这一文学新的存在和传播方式的崛起引人注目,近几年已经取得较快的发展,使原先持怀疑态度的人们也不能不刮目相看。有学者明确将网络文学看成通俗文学的一种新形式,指出在线的网络文学“的确在整体上更接近于通俗文学而非高雅文学”,“高雅文学往往还执守着自己的营盘(所谓‘严肃文学期刊’等),而通俗文学则早已开始了向新的阵地(网络空间)转移”,发起“对高雅文学的挑战”,并“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果”。对于文学发展的这种新品种、新态势,我们的文学理论虽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还相对落后。而近一两年,网络文学中又有了新品种——“博客”。有的学者认为,“博客文学”是宽带孕育出来的大众文学与平民文学, “作为一种更迅捷、真实,也更具个性的写作方式,博客文学也的确具备了许多传统文学写作所没有的魅力”;“其自由无羁的形式与便捷迅疾的特点,给了文学——尤其是以纪实性为主的文学以特别广阔的挥洒空间和表达自由”。对于通俗文学的这种新形式,文艺学应给予密切的关注。
  文艺理论界对通俗文学重视不够,原因很多,但精英主义倾向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西方文论对大众文化存在两种对立态度:伯明翰学派强调工人阶级对霸权文化的对抗,抵抗英国主流文学界的文化精英主义,肯定大众文化的价值,使之合法化;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则采取精英主义立场批判、分析大众文化,把大众文化看成“‘文化工业”,而持坚决批判的态度。我国理论界较多接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对通俗文学总体上持批判态度,或至少评价较低。我不同意这种有精英主义倾向的看法。实际上,当代文学最广大的读者群在大众、通俗文学这一边。文学理论不能漠然置之,更不应该简单地抵制和排斥,而应该对大众喜爱的通俗文学热情地关注、大力地研究,给予公正的评价与正确的引导。与此相关,我们的文艺理论对文学经典的看法也比较僵化,往往缺乏辩证、动态建构的观点,我们许多文艺学著作,所论所赞多局限于中外古典的经典,现代的、新的经典极少进入我们的视野;有些论著对经典的解读在思路、观念、方法上亦显得陈旧,因而经典的多重思想、审美意义并未得到充分的现代解读和创新阐述。
  总之,与日新月异的文学实践相比,我们的文学理论缺乏前瞻性,常常朝后看,因而跟不上文学现实的发展。这才是文艺学所存在问题和危机的要害所在。
  

  
  新世纪文艺学应当如何克服危机和健康发展?“日常生活审美化”论提出者们开出的药方是推进文艺学研究的“文化研究转向”。似乎文艺学一旦借鉴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将研究范围转化、扩大为文化研究,危机就能克服,文艺学就能摆脱困境,得到拯救。然而,我不认为这条路能走得通。
  首先,在学理上缺乏学科理论的依据。众所周知,“日常生活审美化”沦提出者所倡导的“文化研究转向”直接来源于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事实上,西方的文化研究和批评本身是极其复杂的,也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我们对这种变动性注意不够,在学习、借鉴西方时常常慢半拍,当我们大声疾呼借鉴西方的文化研究和批评,呼吁文艺学的“文化转向”时,它已经日薄西山了。文化研究原来的学科基础是文学研究,如伯明翰学派早期那样,但后来转向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志,研究范围已超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而离文学研究越来越远了。“但是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年从边缘挣扎出来的文化研究,一旦扶正,成为正统和‘霸权’,同时也就开始面临被颠覆的命运”;“今日的‘文化研究’与昔日不可同日而语,涵盖面甚广,从古老的传统学科到新近的政治运动几乎无所不包。由于没有明确的领域及学科界限,优势逐渐转为劣势”;“可以不夸张地说,文化研究面临着消失在这些学科之中的命运”;而且,“文化研究拒绝一切经典法规,它没有传统学科的严格性,既没有自己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也没有研究范围的限制。……这种随意拈来,为我所用的研究方式,在一些人看来,就是典型的‘反学科’ (anti—disci—Pline)作风”;“特里‘伊格尔顿2000年出版的《文化的概念》,就认为文化研究如今用得太泛滥了。言者不知所云,听者不知所以。应该让它回到它自己的领域”。西方的文化研究已经远离文学研究,过于泛滥,跨学科以至于无学科,面面俱到以至于缺乏基本理论,方法过多,过分随意以至于丧失了文化研究自己的方法。文艺学如果向这样一种文化研究理论学习、借鉴,以实现所谓的“文化研究转向”,岂不是釜底抽薪,从根本上取消文艺学自身的独立性,而降为文化研究理论的附庸和例证了吗?难道我们也要重蹈伯明翰学派的覆辙,让文艺学研究离文学越来越远,最终失去自己的学科性,消失在茫茫无边的“文化”大地上吗?
  而且,文化研究和理论实际上在西方已经衰落。最近盛宁先生较详细介绍了特里·伊格尔顿2003年9月出版的新著《理论之后》对文化研究理论的评论,并作了精辟的论述。伊格尔顿在该书一开始就明确说道:“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成一个遥远的过去”,创建这些理论的先行者已经先后过世,而当下的文化理论, “性感的话题就是性。在广阔的学术层面上,对法国哲学的兴趣已经让位于对法式接吻的迷恋。在某些文化圈内,自慰的政治性远远超过了中东问题的政治性。……在文化研究学者中,身体成了极其时髦的话题,不过,它通常是充满淫欲的身体,而不是食不果腹的身体。让人有强烈兴趣的是交媾的身体,而不是劳作的身体。言语温柔的中产阶级学生在图书馆里扎堆用功,研究诸如吸血鬼、剜眼、人形机器人和色情电影这样一些耸人听闻的题目”。字里行间,伊格尔顿对当下文化研究理论的不满和嘲讽溢于言表(按:其中也有对身体美学的批判)。诚如盛宁先生所言,“伊格尔顿对欧美文论界的现状是不满的。 ‘文化研究’一向标榜自己的政治性很强,然而,在伊格尔顿看来,它恰恰忘记了更重要的政治。……伊格尔顿警告说,这样玩下去就会有让人‘失去批判能力’的危险”。由此可见,当前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已经陷入困境。当此之际,还要我们的文艺学跟着往文化研究那狭窄的小路上走,这不但不能“拯救”文艺学,反而会使文艺学丧失自身的学科性,从而真正丧失其存在的合法性。
  其次,更重要的是,引进文化研究理论,是无的放矢,并没有针对文艺学的现实问题。如前所说,文艺学的问题不在于“日常生活审美化”导致文学边界的无限扩容,以至于扩大到种种非文学的文化形式。文艺学如果转向文化研究,不但不能解决文艺学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局部危机,反而会把文艺学变成没有文学的泛文化研究。当然,我在前面肯定了从文化视角和层面研究文学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而且,如伊格尔顿所肯定的,文化理论的重要收获之一是“使通俗文化变成了值得研究的课题”。然而,使文艺学整个“转向”文化研究,实际上必定削弱乃至放弃文学研究本身,这是不可取的。
  那么,文艺学究竟应该怎样克服危机、走出困境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正确认识文艺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与当前文学的新现象、新思潮、新发展、新趋势即文学的新现实相疏离、相脱节。生活之树常青,而理论往往是灰色的: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就会逐渐失去生命力。我们文艺理论界不少人,包括我自己,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比较肤浅的,学院气比较重,考虑文学理论的自洽性、体系的完整性比较多,而对文学现实的关注很不够。现在看来,当代文艺学的革新和建设,要从深入研究文学现状和现实问题人手,以回答、解决现实问题为根本目的。概而言之,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原则指导下,立足于经过百年、特别是新时期以来逐步建构起来的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借鉴吸收现代西方文艺理论与中国古代文论两大理论资源,用以应对、回答、解释、解决文学的新现实和新问题,在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逐渐结合过程中综合创新,努力使古今、中西相融合,从而使新世纪文艺学一方面具备源源不断的现实依据,另一方面在理论建构上能够不断破旧立新,在创新中逐步完善,在动态建构中取得与文学现实和实践的相对平衡,进而使文艺学的学科建设获得新的生机,产生新的活力。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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