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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艺原型的中国镜像的变化——从中国中心来看待的蛮
2015-05-16 15:19:57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中国对于自身的认识,主要是通过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即通过外界的“镜子”进行自我体认的,很大程度上属于拉康所说的镜像。拉康曾经作了人、猿之间的对比,猿作为高等动物,成年猿智力高于或至少不低于人类婴儿的智力。但是在照镜子的行为中,猿最多只是发现自己活动与镜中图像运动同步,而婴儿却能逐步发现镜中同步的图像其实就是自己,由此建立关于自我的概念。这里婴儿的发现就是对于“意义”的体认。婴儿这种认识过程就是人的知识积累过程的缩影。


中国对于自身形象的认识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包括自身状况的问题。于省吾先生在《释中国》[1]一文中论证,中国一词最迟出现在西周初年,在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写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当时中国概念与今天有很大差异。葛剑雄先生在著作《统一与分裂》中考察了“中国”外延和内涵的变化。最初中国是丰、镐一带,系今陕西省境内,周灭商以后,河南洛阳一带也被称为中国。西汉时期,早已被统一的四川盆地的居民也以中国自居,且当地多为中原迁来此地者,但正宗的关中与中原一带的人看来,四川或许还没有称为中国的资格。另外,中国概念也与民族意义相关,如西晋败亡之后,偏安一隅的东晋和南朝都以中国自居,认为占据中原的北方政权只是鞑虏、索虏;而北方政权认为自己既然已经灭了西晋,据有了中原这一传统的“中国”的地区,当然就成为中国,南方政权不过是偏于一隅的“岛夷”,没有称为中国的道理。这种中国之争,伴随着南北政权的始终。隋朝统一后,继承了北朝法统,又有南朝血脉,于是给予南北朝双方平等的历史地位,都被承认为中国。[2]除了中国概念这些变化之外,另外还有历史上中国版图的变化。譬如被认为是统一王朝的北宋,其疆域完全局限于当今中国的版图,并且没有当今版图大;同样是被看成统一王朝的明朝,也不及当今中国版图,但是它拥有当今越南北部地区; 而在中国的清朝,则拥有当今中国全部领土之外,还有当今蒙古、俄罗斯外兴安岭以南地区以及新疆以北部分地区的领土,比当今中国多出300 多万平方公里。
当然,中国对于自身的认识,更多地还是与外界的交往中生成的。中国相对于周边地区,有着更发达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也有更先进的文化。当中国国力强盛时,周边地区向中国纳贡,同时中国也向纳贡者给予相应赏赐,往往这种赏赐的经济价值高于或不低于纳贡的金额,这一奇特的关系甚至在明代郑和下西洋的旅程中,对于经历的沿途各地也是依此办理。它的目的是显示中华物产丰富、人民乐善好施的美德。反之,当中国国力疲弱,中国必须向它国纳贡或者干脆就已沦为被异族统治时,中国也有自己强大的文化感召力,使得异族统治者采纳中华文化传统。南北朝时的北魏、以及统一了中国的元朝、清朝,都是在政治上统治中国,而文化上实际是被中国统治,甚至异族人士后来也被汉化了。当然,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也有着学习外族文化的经历,诸如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倡导实行“胡服骑射”,学习匈奴的骑兵战术,东汉时期学习天竺的佛教,唐朝时期学习西域的艺术等,但是那时的中国可以作到学习他人而不失去自我,外来文化的内容只是丰富中华文化的材料。
在这样的境况下,中国形成了一种大国心理,周边民族不过是北狄南蛮东夷西戎,并且也只有在这样的定位中,中国才能展开与周边民族和地区的交往。失去了这样一个根本,那么中国概念就会产生倾斜。西方工业革命之后社会有了急速发展,成为新的时代条件下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当西方进入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时,使得东方产生了强烈震动,中国不再能够以老大自居了。1793 年,当时在位的清朝乾隆皇帝面对英国的通商要求,作了一个回复,信中写道:“……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天朝) 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须尔国制办物件。”[3] (P135)这里可以见出当时中国关于商务活动的观念,还停留在给予对方恩惠的思路上。


由于中西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在与现代的欧洲文明的关系中,丧失了过去秉有的文化优越感,就又一下子产生了文化自卑心理。林语堂关于中国“老人”的说法,就体现了这种观念的倾斜。他说:“中国向来称为老大帝国。言老大二字有深意存焉,就是既老且大。……中国向来提倡敬老之道,老人有什么可敬呢?是敬他生理上的一种成功,抵抗力之坚强,别人都死了,而他偏还活着。这百年中,他的同辈早已逝世,……而他能保身养生,终是胜利者。这是敬老之真义。敬老的真谛,不在他德高望重,福气大,子孙多,倘使你遇道旁一个老丐,看见他寒穷,无子孙,德不高,望不重,遂不敬他,这不能算真正敬老的精神。所以敬老是敬他的寿考而已。”[4] (P12)这里的一个转换在于,以前中国也以自己悠久的历史而自傲,这种悠久是证明自己文化优越的尺度,在那种传统引导型的社会中,传统的悠久几乎成为文化先进的同义词。但是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大声势,它的运作不是崇尚传统而是推崇创新,而中国号称有5000 年的悠久历史孕育的文化,恰恰是缺乏对于突破传统、开创新貌的倡导,“老大”的中国也是老气横秋的国度。中国现代著名诗人闻一多所写的《死水》( 1928 年) ,就是诗人眼中中国的形象: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在闻一多先生的笔下,中国形象是颓败的、腐朽的,应该彻底否定; 当然也有相反的描写,如方志敏写的《可爱的中国》。不过,不管是从肯定还是否定的角度描写中国,都带有一种真正爱国者才有的忧国之心,并且也都认为必须变革中国才有出路。关于变革之道,有着晚清以来洋务运动的诉求,有着孙中山国民革命的探索,也有着李大钊学习俄苏的思路,政治差异可以说非常大,但是在社会变革的模式上,都是寻求西方工业革命的增长模式。诗人邵燕祥的诗歌《到远方去》表达了这种寻求的急迫感。诗中写道:
在我将去的铁路线上,
还没有铁路的影子。
在我将去的矿井,
还只是一片荒凉。

     ……
但是没有的都将会有,
美好的希望都不会落空。
在遥远的荒山僻壤,
将要拥起建设的喧声。[5]
这里建设的喧声不是传统农业劳动的表现,而是工业革命以来进行铁路、矿山建设的场景。这种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转换,对于中国的形象定位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概括来说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有史以来,中国对于外来文化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状态,虽然也有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但是,中国并没有感到自己作为学习者的卑屈,而是别人好的东西自己取其精华而用之,有些相当于教师面对学生,如果学生做出了好的表现,不妨当众给予表扬,而学生的出色表现并不会对教师的地位构成挑战。甚至中国面对文化上并不弱于自己的异邦也能泰然处之,譬如印度的宗教、逻辑、数学等学科领域都对中国产生过影响,但是中国在学习这些内容的同时,也可以在自主状态下作出一些调整,譬如佛教中的禅宗,在印度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宗派,但是在中国宋代以来却是一个显赫的宗派,并且作了一些新创。可是当中国面对不请而至的西方时,西方的赫赫威势将中国作为立国之本的礼仪道德的合理性也动摇了。西方的平等自由等观念直接威胁着中国传统的社会尊卑秩序。传统的中国文化难以包容和吸纳西方的新兴文化因子。古代中国把外族国家称为蛮夷狄戎,这种称谓具有明显的贬义,其中也就有中华文化优于对方的客观条件作为支撑;可是西方文化大举进入的近代,在总体上已不能说中华文化依然优于对方了,西方这一新的异邦被称为“西洋”,以后带有“洋”字的事物甚至成为一种品位的象征。
其二,中国面对西方所产生的冲突,直观层面上是一种地域文化差异的冲突,但其实质却是时间差异的冲突,也就是说,中国所接触的西方文化是一种现代文化,她同西方自身的传统也有着根本性区别。沃尔夫指出:
( 欧洲) 中世纪对自然现象缺乏兴趣,漠视个人主张,其根源在于一种超自然的观点、一种向往来世的思想占居支配地位。与天国相比,尘世是微不足道的,今生充其量不过是对来世的准备。……从近代最初开始,人们注意起大自然的确凿事实,并重视经验尤其是实验。这种状况主要是自然主义的精神所促成的。[6] (P6-7)
沃尔夫主要从技术层面总结了欧洲近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变革,那么,罗素更主要地从思想上剖析了近代变革的状况,罗素认为:
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科学在十七世纪收到了极奇伟壮丽的成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虽然不是中古光景,可是也没有近代气象;倒比较类似希腊的全盛年代。十六世纪耽溺在神学里面,中古风比马基雅弗利的世界还重。按思想见解讲,近代从十七世纪开始。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没一个会让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感觉不可解;路德会吓坏托马斯·阿奎那,但是阿奎那要理解路德总不是难事。论十七世纪,那就不同了: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和奥卡姆,对牛顿会根本摸不着头脑。[7] (P43-44)
从沃尔夫和罗素对于西方思想界经历的重大变化可以看出,当十九世纪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国门时,给予“天朝”文武、朝野的震惊,人们惯常理解为是中西地域文化差异的冲突,其实,它是现代思想与传统的冲突。欧洲是自发地,通过思想的改变走向了现代;中国则是经由别人的坚船利炮,通过武器的批判而被迫走向现代。
由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可以认为,中国与欧洲文明的接触是中国有史以来经历的最为重要的事件,它使得中国文明与文化,由自律的生长模式转到受其他文化影响的他律的生长模式。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在与其他国家和别种文化的人们进行交往的感受也就会迥然不同。


中国形象通过与其他国家、地区、民族的相互交往中得以形成。在交往行为中,别的国家或者地区对于中国的态度,影响到中国对于自身形象的体认。一般说来,这种形象是在比较自然的、也是比较漫长的时间中逐渐形成、逐渐变化的,个人的有意识的态度对于形象的体认没有多少直接的影响。但是,在现代以来由于大众传媒的重要影响和强大的渗透力量,人为的宣传已经在形象的形成中具有了日益重大的作用。
美国学者克里斯多福·杰斯普尔森撰文谈到,20世纪初,美国的学术界、政界对于中国都非常陌生,广大民众更感到中国神秘。如果说清朝的缠足、长辫曾经成为西方惊诧的对象,那么,进入民国时期的中国则没有让人印象深刻的形象的表征。由此就有着一种对于中国形象的建构的要求。
当时作为传媒老板的鲁斯( Henry Luce) 以传教士的热情来办他的媒体,这个媒体王国包括他所创办的《时代》《、幸福》和《生活》三大杂志。他要求选择有意义的故事来向美国民众提供“正确的价值判断”,实行对于公众的“政治正确性”的引导。时值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他认为应该在道义上支持中国。具体有三大方针:强调中国与美国的相似性; 同情地编写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军队; 给予蒋介石以友好的对待。在鲁斯媒体王国的报道里,孙中山是中国的“乔治·华盛顿”,南部的蒋介石还曾一度是“宁波的拿破仑”,还有“耶鲁”的孔样熙和“哈佛”的宋子文。从1936 年起,北京变成了中国的“波士顿”,上海成了中国的“纽约”,汉口是“芝加哥”,而广州则是“新奥尔良”。这种比附增加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熟悉感和认同感,使得一个与美国相似的中国形象日益在情感上为民众所接受。有时这些比附显得不伦不类。例如陕西省是中国的宾夕法尼亚州,而宾夕法尼亚州的重镇匹兹堡则成了四川省的重庆。但这种比附的错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中国的‘匹兹堡’受到日本飞机轰炸时,美国民众的同仇敌忾感会油然而生。这种比附以及含有价值判断的报导对民众的影响肯定是深刻的。1937 年8 月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美国公众有43%对中国同情,而到了1939 年5 月的测验中,这一比例上升到了74%。”[8]这里的误解对于当时的中国是有利的,不过这种误解确实是有意造成的。因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说法是,中国已经沦为西方列强的觊觎对象,而日本则是代表了以前属于中国的东方文化的中心地位。日本进军中国,不过是把中国从西方列强的压制中解救出来,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就是要实现驱逐欧洲殖民统治,亚洲人自己管理亚洲事物。这样日本势力的独霸局面,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对于中国形象的这种美国式的美化,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形象最为光辉的,同时也是中国被他者建构而不是自己面目显现的实例。
20 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的美国媒体还持抗日战争时期的看法,认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政府只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民粹主义者,对于中国持以一种同情态度,这样的媒体引导也可以遮掩在中国大陆共产主义取得胜利,也即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失败的事实。可是不久,由于朝鲜战争中国派兵出战,并且在战场上与美国军队正面交锋,于是中国成为了美国的敌对国家。只是由于苏联才是美国的主要对头,而且60 年代以后中苏关系恶化,美国需要拉拢中国,所以中美关系可以在一种微妙的格局下延续。自从苏联以及苏联集团解体,冷战结束,美国的对外政策有所调整,于是有些学者指出美国有对于中国的“妖魔化”倾向,如果说这是美国对于中国的歪曲,那么其实这种歪曲早就发生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现在不过是朝向另外一个方向而已。
 
 
 
参考文献:
[ 1] 于省吾. 释中国[A] . 中华学术论集[C] . 北京: 中华书局,1981.
[ 2] 葛剑雄. 统一与分裂: 第二章[M] . 北京: 三联书店,1994.
[ 3] 斯塔夫里亚诺斯乾隆皇帝致英王乔治三世[A] . 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C] .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3.
[ 4] 万平近. 林语堂论中西文化[M] .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
[ 5] 邵燕祥. 到远方去[ J ] . 中国青年,1953,( 11) .
[ 6] 亚·沃尔夫. 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M]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7] 罗素. 西方哲学史: 下卷[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6.
[ 8] 克里斯多福·杰斯普尔森. 美国人的中国形象,1931—1949[ J ] . 中国学术,2001.

                                                                                                         (张潇文 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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