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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当前都市通俗文学中汉语形象的
2015-05-16 15:19:26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美国当代最有影响的文论家之一的杰姆逊提出:“在过去的时代,人们的思想、哲学观点也许很重要,但在今天的商品消费时代里,只要你需要消费,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无关宏旨了。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旧式的意识形态,只有商品消费,而商品消费同时就是其自身的意识形态。”[1]这样一种状况也被人称为意识形态的终结,其实真正的终结并未发生,而是意识形态的表现方式出现变化,它在生活中的影响因为具体时代的改变而具有了不同状况。
 
杰姆逊所说的这种变化对于西方社会是一个事实,但是它在中国是否也适用?或者换一种提法,就是它在中国有无特殊的表现?因为不同文化圈、不同国度中,对于同样的社会问题可以有着一些不同的反应。譬如我们可以反省到,中国与欧洲都把诗歌艺术的特征作为整个艺术的整体特征的代表来看待,并且认为诗歌在文学享有特殊地位,在这种共识之外,其实有着重大区别。在中国文论中,“诗”是诗意之思,所谓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而西方文论中“诗”兼有诗意之史的意思,这在于古希腊史诗发达,并且古希腊的文学典型论也是将诗与史比较,看成是对同一对象的不同方面的描述,其述说的层面具有同一性。可是由于有着共同前提的存在,往往会忽略其中相异的重要特点。因此,当中西文论都在论说“诗”时,中国是诗与伦理的参照,西方是诗与历史的参照,二者的参照对象是不同的。由这样的状况来看文学中意识形态表达的变化,我们必须要有分析的意识。
 
笔者认为,这种变化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可以从当前都市通俗文学中对于不同年代生活的描写看出这种变化趋向。限于篇幅,这里只是简要选取三个小说文本进行辨析。
 
池莉小说《来来往往》写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故事。故事主人公是都市那里平凡的普通人,平凡得就像我们看见的街上行色匆匆的来来往往的路人。在小说的描写中,池莉在这种比较贴近日常生活的故事中,故意以一种写实的笔调描写主人公的生活:“1976年5月的一天,下午三点钟,汉口中山公园百花亭,康伟业与段莉娜在这里第一次见面。”这是他们之间的相亲。在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康伟业既是出于自己方面的自卑,也是由于在交往中没有多少感觉,已经产生了分手的想法,甚至还写了这样的绝交信,只是因为没有勇气交给对方而延宕下来。正在康伟业犹豫的阶段,中国发生了大事——毛泽东主席逝世了!突发的事件使得人人感到自己处于一种无助的状态,段莉娜给康伟业打来电话,两人顷刻间就哭成一团,然后相约下班之后见面。他们在公园内见面了,相互间只是说了一声“毛主席”就泣不成声,也在这种情感状态中,就不知不觉地拥抱在一起。这天晚上他们就一直呆在公园相拥而坐,“他们絮絮丝语,从国内形势说到国际形势,又从国际形势说到了他们自己的状况。康伟业和段莉娜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两人之间关系的急剧变化就是缘于当时的那个重大事件的发生。康伟业与段莉娜之间的这个恋爱故事,实际上是由于所谓“从国内形势说到国际形势,又从国际形势说到了他们自己的状况”的过程中获得了相互的认同,这种对于国际和国内大事的关心,在一些社会和时代本来是政治家关心的事情,而在中国则在文化层次不高、社会地位其实也比较低下的普通工人那里成为一种重要的关注焦点,在当时是非常真实的状况。我们也可以由此看到国家意识形态对于普通人私人精神生活的嵌入和干预。
 
刘震云《单位》写的大体上是80年代的故事。主人公小林是大学毕业生,在小说中出场时还是阅世不深的青年,可是经过)年的工作之后,小林对生活的看法和具体的为人方面都发生了许多变化。小说一开篇就写道:
小林今年29岁,1984年大学毕业,分到单位已经4年了。小林觉得,4年单位,比4年大学学东西要多。刚开始来到单位,小林学生气不轻,跟个孩子似的,对什么都不在乎。譬如说,常常迟到早退,上班穿个拖鞋,不主动打扫办公室的卫生,还常约一帮分到其它单位的同学来这里聚会,聚会完也不收拾。为此老张曾批评过他:“小林,你认为还是在大学听课呢?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当时他还不满意老张,跟他顶嘴。
这里是采用一种回溯的方式进行叙述,其中“当时”云云,体现了一种和现在对比的意思,这样一种时态,已经隐含了一种悔不当初的意味。
 
小林幡然悔悟得太晚了。到单位三年,才知道该改掉自己的孩子脾气。而且悔悟还不是自身的反省,是外界对他的强迫改造,这也成了他想入党而屡屡谈不清楚的问题。大家一块大学毕业,分到不同的单位,三年下来,别人有的入了党,他没入;评职务,别人有的当了副主任科员,有的当了主任科员,而小林还是一个大头兵。再在一起聚会,相互心里就有些不自在了,玩笑开不起来了,都不孩子气了。
 
前面一段说小林“跟个孩子似的”,而这里说小林和他们的同学“都不孩子气了”,前后对比,小林关于单位工作4年比4年大学所学的东西要多的说法就有了一个照应。但是,大学4年是教会人掌握一门专门知识,那么比大学4年更为关键的4年又是教会人什么知识呢?小说中告诉我们的,就是如何获得别人的认可,这种认可不是依靠专业知识水平,不是什么敬业或者对于工作的认真态度等方面,而是依靠只有在“单位”实际工作才能逐渐体会的人际关系的磨合。这里还特别提及了“入党”问题,小林最初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后来才感到问题的迫切性,可是当他有这种认识之后,机遇似乎已经把他遗忘了。在这里,入党=提干=实现人生理想,小林这种认识与前面所述的康伟业与段莉娜的认识已经有了多么大的不同!康伟业也想过段莉娜是一个党员,自己与她有一段距离,因而产生分手的想法,可是在康伟业心目中党员还是一个崇高的称号,感到自己不如对方,而小林在单位里面经过似乎是深有体会的琢磨之后,则完全没有这样的感受,只是认为别人比自己先掌握了生活的这个窍门,自己吃亏就是醒悟得太晚了!这里原先的作为一种崇高对象的事物已经卑俗化,与生活中的实惠考虑和算计联系在一起。作为社会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仍然还是支配性的力量,不过这种支配性已经由精神引导层面过渡到实利诱导的层面,已经缺乏使人自觉遵循的魅力了。
 
王朔的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没有具体的故事时间,不过从当事人办公司这样的举动来看,应该算成20世纪90年代更为合适一些。杨重、马青、于观、冯小刚等人在闲聊中谈到吹捧人在社会中的广泛适用性,就想专门开办一家圆梦的公司。小说中首先出场的顾客是一个瘦小的厨子,从他自述以前的理想和当今现实的反差来看,他不算生活中成功的人,来客说:
“我从小吧,就特羡慕革命烈士,江姐呵,赵一曼呵,当然还有洪常青。打心眼里敬佩他们,你不知道我看《红岩》、《红色娘子军》时哭成什么样儿。特别是他们就义时,那音乐,那火光,回回我都热血沸腾,至今刑场上的阵阵枪声还回荡在我心头。……”
光看这里似乎还是比较正统的。可是这个厨子到公司来的目的就是自己也来当一回英雄。其具体的策划就是,他被敌人俘虏了,然后在敌人的百般威胁利诱下也仍然不屈服,最后慷慨就义——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仪式性的。原先作为一种崇高对象的革命英雄的英勇斗争的场景,现在在这种创意中是一种满足个人心理需求的消费的行为,而且这种心理满足的过程是完全商业化的,已经被纳入到市场的营销机制中了。在这一小说中,紧接着这个厨子的出场的,是另外一个说话瓮声瓮气地长的五大三粗的家伙,他也是想在公司的服务中寻求一种满足,他说:
“我想当将军。统帅大军,冲锋陷阵,驰骋疆场,直到把敌人全歼。”
那么这个人和厨子就是生活中的小人物多少有些不同。厨子是作为生活中庸常的人欲求达成一种英雄梦,而这个家伙自述以前就是社会上那种专门打架、寻衅闹事的街道青年,年轻一些的时候,还因为打架进了局子,关了几年,后来放出来,不再无事生非,已经算是改邪归正了,可是年轻时那种谁都不怕、谁都敢惹的霸王行径中隐含的统帅意识还潜藏在内心,于是也就走到公司寻求帮助。他还设想具体的服务细节,就是一身戎装,走向司令部,而守岗的士兵不认识他,要求出示证件,他就不耐烦地从口袋里掏出证件的同时,也不经意的带出了标示五星上将军衔的军帽,这样吓得士兵马上立正敬礼放行,走进司令部之后,那些四星、三星的将军本来还在交谈什么,看见他进来就都立正致意,而他再慢慢回礼,然后布置工作。对于这样一个“司令”的服务项目单独来看只是一种游戏,可是把它与前面厨子要求扮演一个宁死不屈英雄形象的项目联系起来看,那就是英雄也好,司令也罢,都只是一种人生方式和该服务机构的服务项目,原先革命英雄形象所具有的光环消失了,在这里英雄的各种表现只是成为一种核算成本,进一步是核算收费标准的依据而已。
 
以上所分析的三个小说文本本身并没有相互关联,作者只是就自己所感悟的生活进行描写,可以说它们都是当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侧面,这些侧面反映了不同的具体时代的生活,我们今天可以看出在这些生活的描写中,固然有着作者思想倾向差异,可是至少还是体现了某种生活真实。可以说,在这种生活的真实中,我们看到了意识形态如何嵌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意识中,也看到了这种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的比较大的变化。
 
伊格尔顿指出,在18世纪的英国,道德越来越美学化,反过来审美也包含了许多当时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诉求。当时强调审美包含的自由属性,其实也就是当时中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要求取得权力的努力的一部分表现。“在此意义上,审美只不过是政治之无意识的代名词,它只不过是社会和谐在我们的感觉上记录自己、在我们的情感上留下印记的方式而已。美只是凭借肉体实施的政治秩序,只是政治秩序刺激眼睛,激荡心灵的方式。”[2]当时英国文坛盛行唯美主义的风潮,似乎美和艺术正在远离社会的一般意识形态的影响,其实,这种远离的状况恰好就是艺术家自己寻求一种独立姿态,不甘受命于贵族政治操纵的具体表现。伊格尔顿以及英国的一些文化批评家,积极探寻在文学艺术作品中隐含的意识形态的内容。那么由这样一种研究,也多少是给予我们启示,在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中,也有着这样一种研究的必要和可能。
 
 
 
注释:
[1](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6页。
[2](英)伊格尔顿:《心灵的法则》,见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27页。
 
                                                           (张潇文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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