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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问题——文艺之外的问题
2015-05-16 15:18:49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这里提出了一个奇异的问题。这种奇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艺问题的概念本身似乎就指出了它的性质是有关文艺的或以文艺为言说对象的,该种设问同语词的规定性有着反差;二是研究文艺的学科有文艺学,文艺学以文艺问题作为研讨对象,如果文艺问题主要是来自文艺之外,那么文艺学的学科规定性就存有问题了。
问题的提出就带来了问题,不过,我们完全可以尝试对该问题本身做出思考和辨析,在这样作了努力之后,或许原来感到困惑的事情就可以有一个解答,或许是由辨析之后想到的是另外的问题,而早先的困惑被放置到一个不重要的位置上。以下,我们就对提出的问题做出基本的辨析。
 
一、文艺问题视角的多方面性
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指出,早期人类的艺术是植根于人们情感表达和交流的需要,也是知识传达和积累的重要形式。一部艺术作品可能是某一个人的个人创造,但他是在接受了该部落的传统之后的创造,在作品中保留着部落生活的重要信息。这种早期文艺的状况在以后的社会、文化的发展中会有不小的变化,但是关于艺术的复杂性并没有因此而自动终结,康德的美学思想是推崇一种没有功利的纯粹的“美”的艺术,但康德对于纯美的推崇是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下来看的,即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把人类能够到达的各个疆域功利化、市场化了,甚至人本身也是被放置到实用的立场上来看待的,人的知识是以工具理性来充斥的,知识已失去了开启良知、促人反思的功能,康德希望艺术和美的领域能够成为摆脱功利的心灵自由的最后一块保留地,因此,倡导艺术的单纯性质的康德,在其思想上并不单纯,而是有其深邃含义的。也正是由于康德的这一思考,所以20世纪的批判理论的美学家马尔库塞倡导一种“新感性”,他说:“需要一种感性,这种感性摆脱了不自由社会的压抑性满足,这种感性受制于只有审美想象力才能构织出的现实所拥有的方式和形式。”[1] (P110)这种新感性是艺术活动中新的基础,他解释说:“新感性,表现着生命本能对攻击性和罪恶的超升,它将在社会的范围内,孕育出充满生命的需求,以消除不公正和苦难。”[1] (P106)新感性作为同康德的“纯粹的美”的反题,其核心的差异在于,康德是将美与艺术作为未被资本主义或者说工业社会的功利价值观、工具理性所污染的领域,这一领域是使人保留一份自由精神的沃土,使社会不至于被改造为一部单纯注重功利的机器。而在马尔库塞的认识中,既然艺术与美同社会的整体状况有差异,那么就可以利用它们的这一特征来作为改造社会的武器。两种观点在差异的背后,都是将艺术作为一种与社会不同但又有密切联系的复杂对象来看待的。
文艺的复杂性,当然会使研究文艺的美学、文学理论等也充满着复杂性。对此,英国学者伊格尔顿指出:“文学理论应该反映文学的本质和文学批评的本质。但不妨想想文学批评包含有多少种方法吧。你可以讨论诗人患有气喘病的童年,或研究他特有的对句法的运用;你可以从‘S’的发音感知绸缎的沙沙声,你可以探索阅读的现象学,还可以把文学作品同阶级斗争状况联系起来,或者查明这种作品销售多少。这些方法当然丝毫不具备一般相同的意趣。它们彼此间的共同之处比它们同其它‘学科’——语言学、史学、社会学等等——的共同之处更要少。”[2] (P231)他的这番见解可以给我们一个重要提示,那就是,文学研究在探索文学的问题时,它可以是从完全不同的方面来进行审视的,这种审视可以是根据完全不同的学科思想和理论作为自己的学理依据。在此意义上讲,文艺研究就其对象而言是有一个大体上可以指认的范围,但就其切入的角度和操作的方法上看,则是有着很大的内部差异的。究其实质,在于文艺研究实际上是从不同的学科中摄取思想养料,在看待文艺这一有着丰富内涵的对象时,又是分别关注不同的方面。
我们可以从文学批评中的一些思想派别的状况来认识。结构主义的文论和批评在西方20世纪60年代盛极一时,单是在法国就有列维-斯特劳斯、福科、拉康、阿尔都塞等有广泛国际声誉的学者,他们对于文学的见解影响了那个时代,并且也可以作为批评史中的重要内容载入典籍。可是,这一结构主义的批评思潮并不导致一种统一的文艺研究思路。列维-斯特劳斯是人类文化学的学者;福科的“知识考古”算是从思想史来看待文艺和文化现象;拉康是采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思路,阿尔都塞则是地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师。对于文艺上的见解,他们没有比结构主义圈外更多的一致。所以,有人指明一个事实,“结构主义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有组织的哲学流派,在结构主义者的著作中,既没有系统地阐明有关世界构造的本体论,也没有系统地阐明认识和真理问题的认识论,而且,结构主义思潮的诞生,也不是以某种哲学为基础的,形形色色的结构主义者并没有统一的思想理论基础。”[3] (P23)在这一结构主义的思潮中产生的结构主义批评,也就是分别有着不同的学术渊源和思想资源。与此相似处还有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它在思想特征上倒是有统一性,即标举女性权益,尤其是关注女性在文学中的形象、命运和评价。但是,仅在美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就有着几个特色鲜明的学派,它包括社会学女性主义、符号学女性主义、心理学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女性同性恋的女性主义以及黑人女性主义(详见王逢振《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概略观》,载《上海文论》, 1989年第2期;秦喜清《谈英美女权主义批评》,载《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这些从不同层面来言说的女性主义,其实是在思想来源与性质上都不同的。他们都在文学批评的领域上聚拢,就相当于一个超级市场上陈列的各种货品,它的用途和消费对象各不相同,只是商家认为它们都可以是自己经营的合适对象而已。
 
二、文艺研究视角作为取景框架的意义                                               
文艺研究的对象各不相同,即研究者关注的侧面有很大差异;同时,文艺研究的方法和性质也有不同,它们分属于不同学科中采用的基本方法,那么,如何来认识文艺研究的多样性呢?
文艺研究是对文艺状况的言说,这种言说在针对文艺这一点上是有目共睹的,甚至由于这一规定性,就使人们对于文艺言说的更为重要的性质视而不见了。海登·怀特认为文艺研究的言说与历史学的言说有着相似性,它的对象不是先已存在,而是在叙述过程中才生成的,他指出:
从这种观点看,“历史”不仅是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历史话语以其具有文化意义的形式现实化为一类特定的写作,正是这一事实允许我们去思考文学理论和历史编纂(his-toriography)的理论及实践两方面的关系。[4] (P43-44)
在他所表达的观点中,认为历史事实当然是实在的,但历史事实要被我们所理解,就必须是在言说中才能把握,而言说的方式和状况就对于事实有着不同的取景框架,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就表明同一事实可以有不同呈现状貌,所谓的岭也好、峰也罢,它们都是事实,但它们又确实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观。从本体论角度讲,这些景观是先于述说就存在的,但从认识论意义来看,它是叙述话语使它呈现,使之成为一种言说、思考对象的。
这里有一历史事例可以作为个案来研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队入侵比利时。比利时人面对强大的入侵者,难以进行比拼实力的大决战,于是他们以游击战的方式来消耗德军。被游击队袭扰的德军发现,比利时郊乡的房舍墙上大多留出了一些发射枪弹的小孔,而这些小孔看得出来是早就存有的,于是他们深感比利时人对这场战争是早有准备,已将战备工作落实到了民间。对此状况的认识,德军用调查报告的方式向本土的总司令部作了汇报。其实,德军是误解了比利时房舍墙壁的小孔的意义。这些小孔是修建房舍时搭建脚手架后留下的,按道理应在拆除脚手架时将小孔填补起来,但当地人还会有选择地留下其中几个,以便于将来房屋翻修时使用。当战争发生后,游击队员就常依凭这些小孔作为射击孔。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从房屋小孔修造意义来看,它与战争是无关的,但从战争爆发之后的实际作用来看,它起到了射击孔的作用。德军报告中的指认,以为它是早有预谋的结果属误解,可指明了它在这一战争中的意义就是有价值的。该意义先于报告就已存在,可在报告讲述之前就没有人对该问题的自觉,它的存在就相当于不存在,是该报告使之成为人们意识到了的存在。
在文学创作和研究中,也就具有与历史事例相类似的取景框架。譬如关于文学描写中对材料的选取工作和加工过程,按照艺术典型化的要求,就应该对材料作出变换。古希腊的亚理斯多德认同当时的“摹仿说”文艺观,但他所谓的摹仿并不是对现实事物的刻板写照,他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5]这里的“可能发生”与实际状况之间可以不吻合。对可能性的指认与判断,是由作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思想来作出的。有理由指出,不同作者完全可能对于事物、事件有着不同的可能性上的把握和认识。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见解的差异来看。
其中一个是启蒙主义思想家狄德罗的看法。作为启蒙主义者,他相信理性和逻辑的力量,并认为它是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从他的观点来看文学中枝节问题的描写,就是要强调这些枝节必须要在总体布局和结构中具有说明性的意义,他说,“诗人对枝节的选择必须严格,而且在利用时应善于节制;他应该把各个枝节按照题材的重要性作适当的安排,并在它们之间建立一种几乎不可或缺的联系。”[6](P234)以此来看,假如要描写奥斯特里茨战役,拿破仑在当时生活的细节可以写一些,因为他是战役的设计者和指挥者,而对他的马弁的生活细节就必须忽略,因为他的影响力太小,可以忽略不计。另一种见解与之相反,左拉认为文学应该从自然科学中得到启示,即回到自然,回到对现实生活细节的实际观察上,他说:“文学中的自然主义同样是回到人和自然,是直接的观察、精确的解剖以及对世上所存在的事物的接受和描写。……作家们今后只须从根本上来重新把握结构,提供尽可能多的有关人的文献,按这些文献的逻辑的顺序来展现它们。”[7]左拉认为人的生活的各种细节都可能是重要的,这种对人的状况的“精确的解剖”要求细致入微地搜集材料。那么,左拉就是在另一角度上对文学描写作出了解释。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拿破仑是直接的指挥者,但整个战役进程涉及到各个方面,其中某一方面的因素的状况都可能对战役进程产生影响。如拿破仑军队的马车轮轴更好或更差,行军速度就会不同,胜负结果就会变化;而马车轮轴是由某一工程师设计的,它的制作工艺质量涉及钢铁厂和机械厂。实际上,我们很难说哪些生活细节是不重要的,如果给出了问题架构,那么本来看来不重要的细节也许就会显得重要。西安半坡的出土陶罐显示出当年半坡人的取水方式,如果能够看到他们取水的记录,则这一生活的细节就会对一个历史阶段给出一个答案。恐龙卵化石作为史前阶段的生物记录,古生物科学家提出了恐龙孵卵的各种假设,而由一处恐龙在窝中孵卵的化石的发现,则为其中的某一假设提供了事实佐证,是非常重要的发现。
由这一状况再来看自然主义文学对现实生活中细节的认识,可以理解其中道理。由文论对文学状况的认识差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差异的根源是在于认识世界、看待社会的根本态度的不同所致,在具体言说的表层是文学上的问题,而在深层的逻辑上是关涉到哲学问题。
 
三、动态追溯:文艺研究视点变动的根源
在文艺研究中,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范型。虽然在同一时代同一文化中,具体的文艺评价、阐释的观点可以有着差异乃至对立,但与异代相比,则这些哪怕是对立的见解也体现了同一性的视域,而不同时代之间哪怕是相近的观点,在其背后也可能潜藏着深层的歧异。考察时代变动对文艺视点变化的影响,可以从一个侧面见出文艺研究的思想资源的状况。
在中国20世纪的文学领域中,无论是创作、阅读,还是批评或理论,都体现了西方思潮对华夏文化的冲击。晚清的黄人在1907年出版的《小说林·发刊词》中就表达了这一冲击对中国的影响,他说:
昔者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也太重也。昔之于小说也,博奕视之,俳优视之,甚且鸩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私衷酷好,而阅必背人;下笔误征,则群加嗤鄙。……今也反是:出一小说,必自尸国民进化之功;评一小说,必大倡谣俗改良之旨。吠声四应,学步载途。以音乐舞蹈;抒感甄挑卓之隐衷;以磁电声光,饰牛鬼蛇神之假面。
黄人说到的今昔对比,实际上就是中西两种小说观念的反差。中国小说在传统上被视为“补史”,它是要叙述历史著作中没有写到的细节;但它又是缺乏可信度的,因此在读书人眼里只能算是消遣,与读经史子集那种严肃心情不可同日而语。而西方的文艺“摹仿说”将小说看成是社会生活的写照,读小说是体察人生、了解社会的窗口,在文艺复兴以后倡导实验、实践精神的背景下,阅读小说与阅读专业著作是互补的,有时小说还可给人以更直接的启示。这里小说观念的变化是社会的整体观念由儒学思想传统转到现代思想之后的一个表现。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说:“我们可以给金属、矿物、元素以及动物等下定义,因为它们的性质永远不变;可是人的作品,就象产生这些作品的想象一样,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在纯粹依赖想象的各种艺术中,有着象在政治领域中一样多的变革,就在你试图给它们下定义的时候,它们却正在千变万化。”[8] (P320)伏尔泰身处启蒙时代,这是一个用理性来重新检测人们的知识、进行知识重建的时代,它的根源是启蒙主义者以自然科学和数学中的理性作为知识建构与思想运作的根基,取代了过去教会的以宗教信仰作为人们思想与行动的根基的立场。如果说信仰体系可以保持长久不变,它不会受到现实条件变化而急剧变革的话,那么,以自然科学和数学中理性作为根基来建构的思想大厦,就会由于科学观念的变化与震荡而产生急遽的、有时甚至是总体范式上的颠倒。如爱因斯坦相对论时空观打破了古典物理学的、也是人们常识中的绝对时空观,而时空构架是人们看待事物时的基本框架,当这一框架发生变化后,人们关于存在、价值、永恒性之类的观念就会有相应调整。伏尔泰身处当时时代,已看到了人的精神领域的事件可以有着巨大的变化,那么我们今天还可看到人们在看待事件时的方式也会发生巨大变化,而这对于文艺研究的意义就是双重的,即文艺活动是以精神蕴涵为主要特征,而看待文艺的方式、视点又是以精神为主要支柱,那么文艺观点的巨变就是理所当然的。结合到我们的论题来说,文艺观念变化的动力,更主要的还是文艺之外的社会观念的变化和新的科学发现所导致的文学观念、文学研究方法的革新。
文艺研究视点的变动当然也不是与文艺本身无关,问题在于,文学的变化是与整个社会的变化融为一体的,当文学变化时,调整视角的行为本身就受到了社会因素变动的影响。美国学者米·沃尔德罗在论述混沌问题时,从生物进化的角度讲到了生物能力与适应性的问题。如果从生物体个别器官来看,进化水平是易于衡量的,但考虑到生物体的整体机能的关系后,则从单项来看,是高水平的进化指标不一定是该生物适合的指标。[9]举例来说,动物的奔跑速度对于肉食动物抓获猎物和草食动物遇险逃生都是重要的,速度事关生死;但是,动物并不在进化中一味提高速度。因为,高速度意味着要长发达的肌肉,而肌肉需要高能耗,这会对食物数量和质量提出要求;而从生物适应性来看,应该追求低能耗和广谱的食物源。在这一矛盾中,动物就是以提高速度的进化目标与强化感官能力、搏斗能力和生殖能力等多重目标混杂一体,于是,进化水平的衡量就在这目标系统中难以定评。
回过头来看文艺研究,那么文艺格局变动与社会整体变动的相关性,使文艺问题必须在系统中而不是孤立地来看待。西方科学哲学的学者拉里·劳丹说:
毫无疑问,大多数理智史的最有限制性的特征之一是它局限于学科的表现方式。我们有哲学史学家、科学史学家、神学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一般都假定,他们所关心的思想,不存在十分必要的学科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这种专门化的趋势甚至扩展到单个学科。[10] (P184)
这种学科细化对研究是极为有害的。就象法国年鉴学派史学提到的对一海港的地床变化的研究,这是地质学家最有发言权的,但由这一地质变化,是要由历史学家来看出它之成为海港的兴衰与整个自然地理系统变化的联系,也要找到海港作为经济枢纽在整个历史时期中对政治、文化的作用。在此意义上,考察这一海港的地床变化的理由,只能是由历史学家提出,而不是地质学家的任务。可以说,历史学家在立论时是以地质学家的研究报告作为依据。这一情形同文艺研究的视点变动取源于外界有相似之处。
 
四、静态扫描:文艺视阈的多方面性
如果说在动态角度可以见出,文艺研究变幻视角的动力源主要在文艺之外的话,那么,在静态角度来看,即使我们将眼光聚焦在文艺研究本身,也必须承认它是包含着多种复杂成分,而这些成分多数是与文艺或美的方面没有直接关联。艾布拉姆斯曾经作过一个概括,认为所有关于文艺的理论,都是对文艺批评坐标中的四要素中的某一方面或多个方面的描述,因此掌握了这一坐标关系,就可以了解一种文论系统的基本旨向,但是,他也并没有把问题简单化,他还是提出:“同一块天地,这种理论可以认为其中有神、巫师,妖怪和柏拉图式的理念,那种理论也可以认为这一切均属子虚乌有。因此,即使有多种理论一致认为规范作品的首要制约力在于它所表现的世界,这其中也可区分出从崇尚最坚定的现实主义到推崇最飘渺的理想主义这样迥然不同的流派来。”[11] (P6)这些不同流派所表达的关于文艺的不同见解,很大程度上不是艺术和美学观念的问题,而是世界观和哲学、宗教信仰的差异所导致的,因此,它涉及到人生最复杂而隐秘的层面。
文学是文艺问题的一个方面。文学的表达可以有着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的区别。按理说这只不过是文学表达形式即语言、结构等之外更为外在的东西,它似乎对文学内容起不了什么作用。可是,就是这种极为外在的方面却同文学所起的社会作用产生关联。法国19世纪的史学家托克维尔比较了英美两国的差异。虽然美国规模更大,但美国是清晰的由一条线索贯串的;英国则历史悠久,英国充满了不同的声音,难以从一个角度作出概述。英美两国差异的根本点在于,美国是用印刷文化就可以统括的,英国则保留着民间传说、传统信仰这些印刷文化之外的非理性的、保留在民间口头和民俗传统中的东西,所以在英国,传统有强大的生命力。托克维尔是最早关注到出版对于社会变革的影响的学者之一,他还以法国为例说到了出版对于法兰西文化的建构作用。加拿大传播学理论家麦克卢汉对此概括说,由于出版采用规范的、书面的语言,造成了民族同一性的身份认同,“法国人从北到南成了相同的人。印刷术的同一性、连续性和线条性原则,压倒了封建的、口耳相传文化的社会的纷繁复杂性。法国革命是由文人学士和法律人士完成的。”[12](P234)这一认识的合理性在于,由于书面语言对各地方言是一种统摄性的语言,它使各地方言有一种统一看齐的标尺,于是各地的地方性文化只是由书面语言所代表的整体民族文化的一个分支,这加强了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再接下来,书面表达是由读者来完成接受活动的,在阅读中,读者可以免受言说者在场时的压力,并且在反复或多次阅读中可能有不同体会,它促使读者站在理性立场来对自己的体会进行梳理。西方文化对理性的标榜是印刷术出现之后的文艺复兴时期,我们不能由此来推论阅读是理性精神的温床,但在历史已经写就之后,再来回溯历史事件产生的原因,则阅读的普及确实有助于理性精神的培育,而理性精神及其蕴涵的批判意识恰好是封建统治的障碍。所以,影响当代世界的法国革命与文人学士的文案工作相关联。在这里,不是说他们表达的思想促成了法国革命,而是这一工作本身就对法国革命所依凭的批判意识有着联系。
我们可以从回溯历史中见出书面文化对于社会的重要影响。在当代,阅读/写作行为方式的变化也有重要的文化改造的意义。马克·波斯特承认历史上文字的使用和印刷术的发明导致了文化转型,他在此基础上提出,电脑写作和网上阅读可能有不亚于前二者的重要性,他说:
电子书写也颠覆着印刷文化。以文字处理为例,改变数字化书写易如反掌,屏幕符号与白纸黑字相比具有非物质性,这使文本从固定性的语域转移到了无定性的语域。而且,数字化文本易于导致文本的多重作者性。文件可以有多种方式在人们之间交换,每个人都在文本上操作,其结果便是无论在屏幕上还是打印到纸上,每个人都在文本的空间构型中隐藏了签名的一切痕迹。再者,超文本程序鼓励读者把文本视为他或她可以在其中创立自己的链接的符号域或符号网,这些链接可能会变成文本的一部分,而其他读者也可以尾随或随意更改。……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区分因电子书写而崩溃坍塌,一种新的文本形式因此出现,它有可能对作品的典律性甚至对学科的边界提出挑战。[13] (P99)
从波斯特这番言说可以总结出三点。一是电子书写易于修改。二是这一修改可以是由不同的人进行,因而一部文本可能有多个作者,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回复到口头文化时代的集体化文本的状况。三是网上的“链接”提供了不同文本相关性的组合,而这种组合关系可以产生原先所不具有的意义,这一组合是在读者的操作中完成的,同作者的意图没有什么关系。波斯特由这三点概括出的革命性意义在于,这是重新建构了文本关系,甚至对学科研究的规则提出了挑战。那么,波斯特作为电子媒介的研究者,他从自己研究的领域看到的东西,与我们从文学研究领域看到的东西不一定重合,我们在艾布拉姆斯文学的四个坐标中还可以看到其它方面的当代变革,而且,文艺研究还涉及到人们关于文艺的观念等根本性的问题,但从波斯特之说也已经显示出了当前文艺研究的范式变革,即原先假定的作者写作、读者阅读的单向交流的关系,在电子书写与出版中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而这一变化会促使文艺研究在基点上作出调整。
可以说,从艾布拉姆斯关于文艺研究诸坐标中,同一领域可以有不同观念来看待,到托克维尔和麦克卢汉关于印刷文化对于社会的改造作用,再到波斯特关于关于电子写作的新的特性,它们都是同文艺研究的方法论、本体论、价值论、特征论等相关联的,是文艺研究中必须面对的问题,而这些研究是跨越文艺本身的,是从文艺学之外的领域来提出问题和找寻立论依据。

文艺问题,主要是来自文艺之外的问题,但这不是说不需要文艺学领域的专家,因为对问题的具体化,以及对文本的分析,毕竟需要专门化的工作;另外,也不是说其它领域的学者都可以成为文艺研究的权威发言人,因为对文艺的言说毕竟还需要相关的文学史、文学理论的知识,也需要了解文艺批评的操作规则,掌握“出牌”的技巧,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总之,提出我们的论题,并不是要全盘推翻文艺研究的现有常规机制,而是要明确,我们的文艺研究的常规机制中其实已蕴涵着论题中提出的东西,它需要我们去正视它,进而才可能去适应它,更好地达成研究的效果和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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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潇文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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