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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话语的流变与美学的关联
2015-05-16 15:04:30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现代性话语的流变与美学的关联
 
    提要:本文简述的现代性话语的出场语境及其演化,从现代性话语与美学的关系考察了美学现代性中西内容的异同,并由此对现代性话语在中国美学中的不同运用进行了初步的勾勒和提出了自己的询问。
 
    关键词: 现代性话语; 审美自主性; 现代性话语的领域差异
 
   上个世纪末的中国,现代性话语在中国学界日益高涨,不知不觉间已经形成了中国学人宏大叙事的一种重要方式。任果一个具体领域,如果想提高一下视野,或达到一种深度,方法之一,就是把一个具体的问题与“现代性”相挂钩,这么一“挂”,世界感与历史感都出来了。正因为“挂”的传统业已有之,我们的这一组文章,也靠这“挂”的惯例而名正言顺地出场。既挂之,须思之,感恩图报,这一篇短文,谨对我们得以靠挂出场的现代性话语本身,作一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的学理反省。
 
    一现代性话语的出场语境
 
    现代性话语于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学界出场,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世界两极对立的政治斗争。按苏联图式,人类历史从原始社会开始,经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这样的制度指标,苏联已经进入社会主义,西方还在资本主义,苏联先进,西方落后,而西方则拿出了现代性理论,人类历史是从前现代走向现代,这里,现代与前现代,除了政治、人权指标外,经济指标占了重要的地位。按此标准,西方已经现代化了,而其他文化包括苏联,还在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中途,因此,西方先进,其他文化(包括苏联)落后。这两套话语,在现实中都有意识形态斗争的功能。现代性话语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学术,人类历史演化的规律究竟是怎样的?以什么样的指标作为衡量一个社会的先进尺度才算科学\"在现代性话语出场的两个原因中,在政治意识形态斗争方面可以自说自话,在学术层面却必须讲事实,讲道理。正是在后一方面的推动下,非西方社会逐渐接受了现代性话语,文革后期,毛泽东把中国定位在第三世界,属于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以经济指标为主的定位,周恩来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四化”成了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理想蓝图,接受了现代性话语的主要之点,现代性作为一种主要思考范型,随之就在中国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的启蒙思潮提出的主要口号(文明与野蛮、理性与愚昧)和主要论题(异化、人道主义、主体性),都是在现代与前现代这一总框架中提出来的。但这时的现代性话语还停留在社会-文化的大主题和大方向上,没有进入学理追问和学术研究层面。
 
    二现代性话语成为新型的宏大叙事
 
    20世纪90年代,政治上是两极冷战的终结,学术上后现代与全球化话语到处弥漫,西方学界对现代性话语进行了进一步的反思,在质的规定性上,典型代表有哈贝马斯的《现代性:一个尚未完成的工程》和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等,在面的广阔性上,典型的有库玛《现代社会兴起:西方社会和政治发展诸方面》和卡列尼斯库《现代性的五大方面》等,这样,现代性成了一个宏大叙事:一,它是与人类历史形形色色传统社会相对的一种新的形态,正是在与传统的对照中,确定出现代性的新质;二,它包括所有自现代性兴起以来的诸不同阶段,近代(从17世纪到期19世纪末),现代(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从1960年至今);三,它关涉到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方面;四,从这样一种宏观视野来看,同后现代话语是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样,反现代性话语也是现代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现代性话语已经占有了一个思想的制高点,而且可以将之运用到一切方面。改革进程中的中国,当学术话语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经由传统与现代、政治与经济、东方与西方等等的多项对立转到多方对话的时候,现代性话语正好以一种总括性!包容性!深入性的模式,进入到中国学术领域。现代性话语既可以用来总括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总体历程,也可以用来研究这个总过程中出现的各个主潮,于是有了清末的现代性、五四的现代性、革命的现代性,还可以用来研究各个领域的状况,可以有政治现代性、经济现代性、思想现代性、文艺现代性,可以有城市现代性、机构的现代性、体验的现代性,这样,现代性话语之所以具有魔术师一样的功能,在于:一,它讲述了社会转型中一种新质的发生和发展,由此可以把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包容了进来;二,它讲述了社会在一种新质推动下进行转型的过程本身,由此可以把由新质带动的转型中的各种现象包括进来;三,它在进入现代转型过程的现象本身之时,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复杂性就出现了,由此,现代性就不仅是对一种新质的肯定,而且变成对这种新质兴起的变化结果的思考,从而进入了对现代性本身的审视,这样一来,现代性的负面结果也进入了现代性话语的总体之中,并得到了相当的突显。正因为有了这一多样而丰富的内容,一方面使现代性话语成为一种真正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又使这种宏大叙事不同于以往的宏大叙事。以往的宏大叙事,整体部分紧密相连、逻辑组合前后一贯,现代性话语的宏大叙事,包含着现象的丰富性,内容的异质性,集合的矛盾性,性质的换位性。落实到具体的领域,可以看到,这一家现代性与那一家现代性,讲得不同,这一方领域讲现代性与那一方领域讲现代性,颇有差异。现代性话语之所以有了如是的特征,从时代方面来说,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已经进入了后现代和全球化阶段,从思维方式来说,现代性话语吸收了当代各种行之有效的思维方法于其中,比如,它可以用华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的方法,把全球纳入一个整体来进行言说,它可以用加达默尔的解释学方法,把传统看成是现代人运作中的传统,它可以用生态学的眼光,审视现代进程中的人类学意义,它可以用人类学的视野,去叩问现代进程给人带来的幸福感究竟如何,,这样一种带着后现代特征的现代性宏大叙事,多方面地进入中国学界,并对中国的学术话语产生多样性影响,当然也影响到中国美学,那么中国美学是怎样接受和怎样运用这一话语去言说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呢?
 
    三现代性话语与中国美学
 
    中国现代文化由两个相互关联的大语境组成,一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二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当现代性话语进入美学的时候,这两种关系又以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审美与艺术的自主性,二是审美与艺术的批判性,三是现代性表现的多样性。先讲第一方面,现代性在西方兴起,首先是真(认识)善(实践)美(情感)的领域分化,美之不同于认识求真和道德求善,就在于它的超越认识和功利的特征,也正是在这时,艺术(绘画、诗歌、音乐等)从技术(理发、木匠、铁匠)中分离出来,分离的原因,在于技术与具体的实践目的相关,而艺术是追求美,超越功利目的。中国美学在1930年代的朱光潜那里就以西方美学距离、直觉、移情的形式显出了自己的超越功利本质,在1980年代的李泽厚那里(借助于康德)重获得自己的超功利本质,并写入几乎所有的美学原理之中\"然而,超功利的本质仅进入美的本质领域,具体到美的现象,特别是到艺术的时候,很快又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关系到了中西之间的差异。谈这一差异,就进入了第二方面。
 
    在西方,由于美和艺术是超越功利的,它就与一种最高的理想相连,这样,一方面表现为一种唯美的艺术形式,另方面又表现为对功利现实的批判立场。正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下,席勒的审美教育具有一种弥合现代社会分裂的理想性, 现代艺术具有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方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这理想和超功利的立论上,肯定现代艺术对现实的拒绝和对大众的批判\"而在中国从进入现代性追求以来,基本上不是用西方领域自主和领域分治的框架来看待问题,而是中国传统的领域整合,领域互助的模式来架构理论,因此,从梁启超始,艺术就成为帮助救国救民求新求变改造现实推动历史的工具。因此,从维新到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艺术不是追求自主,而是服务革命功利。到了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美术上的现代派和文学上的先锋派,也是要用现代艺术形式去推动新时期的启蒙,有着强烈的功利主义观念。在中国学人和文艺家的心目中,好像现代艺术越是高扬,这种启蒙的功利主义就越能体现艺术与现代性的关联,从而越能获得现代性性质和意义。简而言之,中西关于艺术现代性的区别在于,西方认为,艺术首先获得(超功利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本身就有了(对功利现实的)批判;中国认为,艺术本身就是追求理想的工具,因此,它追求批判现实的功利性。而在1990年代以后,当中国的现代性进程越来越不强调对抗性,艺术的批判论就越来越弱化,但艺术的功利性却并没有弱化,而是服务于社会生活中的多方面演进,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经济、服务于文化、服务于生活。我们看到了多元化多声部的艺术局面,看到了艺术与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多方面的关联,但很少把这种关联与艺术自主性连在一起。
 
    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推进到1990年代后期,中国更深更广地融入世界,现代性与美学的关联就越是上升到一个宏观的整体。这就关系到了第三方面。在卡列尼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大方面》中,一个方面是“先锋派”,另一个方面是“媚俗派”这两个方面从美学上来说,一是批判现实的先锋立场一是贴近现实的大众趣味\"前者是现代性理想的美学落实后者是经济现代性成功的文化体现\"中国社会自19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迅速崛起,蔚然成势,经济现代性进程已经生成出了自己的生活时尚和美学风尚,进入21世纪以来,在消费主义的时尚研究、学院精英的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的身体研究等的众声喧哗中,于2004年托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论风潮。这个本来从经济现代性中生成出来的花木,不满足于作为消费社会的反映,还有抢夺理论的高位,要作为文学理论的新发展。于是,一个现代性话语内部的理论战争拉开帷幕。这正好给中国学人提出了问题:现代性话语要怎样才能更好地进入对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具体分析。
 
《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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