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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晚年是否北归东莞——刘勰故乡莒县访问记
2015-05-16 14:51:44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关于刘勰晚年是否曾回到故乡东莞莒县的问题,海内外“龙学”研究者所出版的著作中都没有涉及过,虽然1984年萧洪林、邵立均在《文史哲》杂志第五期发表的《刘勰与莒县定林寺》一文中提出并肯定这个问题①,但龙学界对此似乎没有多少反映,据我所知,看过萧、邵文章的,除牟世金同志有所保留外,都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不值得一谈。1986年安徽屯溪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二届年会时,我曾问过牟世金同志,他说莒县的同志作过很多调查,民间也有不少传说,由于他没有去莒县作过考察,不好发表意见。从那时起我就很想去作一番实地考察访问。1993年我们在山东枣庄开学会第四届年会时,曾组织去莒县定林寺参观,但由于当天来回时间很紧,既没有去东莞镇,也没有来得及向莒县的有关同志作具体了解。
今年十月中旬,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五届年会在山东日照召开,我和学会秘书长、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刘文忠同志因筹备工作需要,提前于十月八日到日照,莒县现归日照市管辖。十月九日在日照市文化局刘联合副局长的陪同下,我和文忠专程去刘勰的故乡莒县东莞镇访问。莒县在日照的西边,略靠北。路上刘联合同志向我们介绍说,关于刘勰的故乡有两种说法:一是在三庄,三庄现属日照市,靠近莒县。三庄原名三公庄,传说刘勰排行第三,故称刘三公。一是在东莞镇,在莒县的最北边。六朝时莒地属东莞郡,现在东莞只是一镇,属莒县管辖。为什么说刘勰的故乡是三庄呢?因为三庄发现一块清代乾隆时立的碑,说此地就是刘勰的故居。刘联合同志告诉我们说,这碑现在被砌在一家人家的院子围墙上。因为顺路,我们的车子先到了三庄,在刘联合同志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这块碑。碑文中间大字书:“梁通事舍人刘三公故里”,左边字体较小:“公讳勰字彦和著有文心雕龙行世”,右边用同样小字:“乾隆二十三年岁次戊寅九月旦”,旁书立碑人有三个,因为碑文剥落,已看不清楚名字,只能看出左右两人姓牟,中间一人姓张,名字下书“熏沐敬志”。我们向刘联合同志建议把这块碑放到莒县博物馆里去,但刘联合同志说尚未能征得主人同意,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离开三庄后,我们到了莒县县委宣传部,刘树芬副部长和莒县博物馆馆长苏兆庆同志非常热情地陪我们一起去东莞镇。
从莒县县城到东莞镇比较远,一直往北有一百多里,路也不大好,汽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镇党委书记老马同志早已在镇外等候我们,随即带我们到了新落成的刘勰塑像前。塑像建在东莞镇中心附近,旁边是一池清水,一片花草,镇里计划要修成一个公园,使这里成为93一个有历史文化意义的风景点。在镇党委会议室休息的时候,老马同志送给我们每个一本他们翻印的《文心雕龙》今译本,他希望刘勰家乡的人都知道这本名著。老马同志告诉我们,刘勰的故里在镇西北的沈刘庄,为什么叫沈刘庄呢?苏兆庆同志和老马同志告诉我们,这是由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受到沈约的赞赏,因而刘勰和他的书都出了名,为感谢沈约,其家乡的人把刘庄改为沈刘庄,其实沈刘庄的人都姓刘,并没有姓沈的。此点苏兆庆同志的文章《刘勰晚年北归和浮来山定林寺的创建》作了详细论证,并有1885年出土的明代刘茂墓志为证。随即我们驱车到了沈刘庄。这是一处三面环山的小村庄,不过,山都不很高。老马同志指着南面的小山告诉我们说:这叫“文山”,是纪念刘勰的《文心雕龙》的。传说刘勰的故居当地称为“小楼”,门前有一条小河,河对面有一颗银杏树。我们先到银杏树下,看到此树确实古老,估计最少也有一千多年,树干有三人合抱那么粗,二、三十米高,至今枝叶繁茂,形成很大的一块树荫。离银杏树大约二、三十米远,便是一条小溪,据村民说雨季时水还是很大的,形成一条很有气势的河,所以溪上有较宽的石桥。过桥的溪边便是传说中的刘勰故居遗址,现在是一家农户的住宅。就在这里的桥头,我们随便访问了几位路过的村民,一位是七十多岁的老婆婆,一位是五十多岁的老大爷,另一位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妇女,他们都知道刘勰,并说他的故居叫“小楼”,也都说这桥头的房子就是在“小楼”的遗址上盖的。至于为什么叫“小楼”,什么时候传下来的,他们都讲不清了,只说是老人们的说法。老马同志又带我们到村长的家里,我们看到村长家里也放着《文心雕龙》的今译本。村长请来了两位熟悉此地流传的有关刘勰事迹的村民,其中有一位刘汉卿是拖拉机手,约四十多岁,对刘勰的事迹特别熟悉。据他说刘勰是出生在沈刘庄的,因为刘家是大家族,虽然刘勰的祖先在南北分裂时去了南方定居在京口,但是仍有很多亲属在东莞,有很多土地、房产在这里,家属之间南北往来还是不少的。他说刘勰不仅幼年生活在沈刘庄,而且晚年确是回到了家乡,并修建了定林寺。他说村里曾出土一块清代碑文,是记载这里武三庙历史的,传说刘勰曾在武三庙里抄书,但是这块碑现在已经被毁了,不过,他还能背诵其中的一段。由于他背得很快,又有浓厚的山东土话口音,我没有能听得很清楚。但说明关于刘勰到过家乡的说法,并非现代人所提出,而是早在明清以前在莒县就已经流传。
关于刘勰的出生和家世情况,《梁书·刘勰传》记载比较简单,只说:“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现在海内外“龙学”专家们所说他“世居京口”,并非《梁书·刘勰传》所载,乃是《宋书·刘穆之传》和《宋书·刘秀之传》指刘穆之和刘秀之而说的,因为他们和刘勰都属东莞刘氏一族,有亲戚关系,所以说刘勰的祖先也是“世居京口”。其实,刘穆之和刘秀之在刘宋时代都位列三公,是刘家显赫的望族,他们的祖辈由东莞莒县南迁“世居京口”,未必刘勰的祖辈也一定南迁。《梁书·刘勰传》不说他“世居京口”,也许并不是偶然的。因此也不能说没有这样的可能:刘勰一系的祖先可能还是在东莞莒县,而只是到他祖父或父亲时才南下投奔其在京口的亲属,所以刘勰幼年出生在莒县,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梁书》记载刘勰身世有些问题并不很清楚,例如说他祖父刘灵真是刘秀之的弟弟,可是《宋书·刘秀之传》记载刘秀之的兄弟有钦之、粹之,恭之,却没有灵真,其名字也与穆之、秀之兄弟都是“之”字辈习惯不同,我在拙作《文心雕龙新探》一书中也讲过这个问题,怀疑灵真是否为刘秀之的亲弟弟。《南史》删去“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这一句,不能认为是“删繁就简”,因为刘秀之位列三公,刘勰之祖父是不是他弟弟,涉及到刘勰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李延寿很可能是对它的真实性有怀疑。现在我们也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刘灵真不仅可能只是刘秀之的远房族弟,而且也可能并不在京口,而是在山东的东莞莒县,所以《宋书·刘秀之传》就没有提到他。1969年江苏句容出土的刘岱墓志铭,说明刘秀之及其弟粹之(刘岱之父)一系,在他们曾祖刘抚时就已南迁京口,但刘勰如并非刘抚一系,或刘抚的子孙并未都南下,刘勰一系就并不一定是“世居京口”,也不能说《梁书·刘勰传》之“东莞莒人”,是侨置南徐州之东莞郡莒县了。这次我和文忠访问莒县东莞镇的过程中,日照文化局刘联合副局长也和我们说到这样的意思:当时南北分裂,北方士绅南迁的很多,但像刘氏这样的大家族,不见得全部都离开故乡南下,一定会有一些分支留下,不愿意放弃土地和家业。即使刘勰的祖先南下了,也会有不少的亲戚留在故乡,所以刘勰晚年在政治上不得意情况下,出家后回到故乡莒县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我以为这也是有道理的。我曾经在拙作《文心雕龙新探》中说过:“萧统一死,刘勰在政治上失去依靠,且东宫易主,刘勰自然也不可能再在东宫任职。”“刘勰在政治上已无大的发展前途,且梁武帝后来与萧统亦有矛盾,故而刘勰在这种情况下退出政治舞台,再次入定林寺撰经,并表示出家,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事了。”刘勰的晚年在政治上受到冷落,其景况是比较凄凉萧条的,既然在南朝的都城建康(即今南京)不受重视,燔发出家后,回到北方故乡去定居、传播佛学也是有可能的。
要研究刘勰晚年是否北归?有两个问题是必须作出解释的。第一是《梁书》所说的出家以后“未期而卒”是否错了?第二是当时南北分裂,刘勰能否北归?如果对这两个问题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那就没有讨论的前提。我以为苏兆庆同志的文章对此作了很好的答复。他指出:《南史》修改了《梁书》,删去“未期而卒”一句,不是“删繁就简”,而是对它的“质疑和否定”,认为它“失实”,我认为是有道理的,至少可备一说。萧、邵的文章也曾指出了这一点:“此记载关系到刘勰的卒年,而生、卒年乃列传中十分重要的生平资料,任何史家都不会轻忽的。”刘勰如果晚年离开建康钟山定林寺北归莒县,由于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他可能并没有告诉别人,故而京城建康并没有人知道他北归。《梁书》说他“未期而卒”,也可能是因为他出家后不久就不见了,遂以为他已经去世才这样写的。《南史》则认为缺少根据,就将此句删去。这里就要涉及第二个问题,当时有没有可能从南方回到北方?苏兆庆同志的文章对此也作了比较有力的回答,他指出当时南北双方在官方和民间都有不少的往来,并从《梁书》记载中找出了大量例证,还进一步说明当时僧人往来南北更为自由,因此刘勰北归在客观上是有可能性的。这一分析和论证应该说是有道理的。要证明刘勰晚年是否北归东莞莒县是需要作深入研究的,目前材料还不够充分,但这确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问题。对此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是不对的,至少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列入刘勰身世研究的课题。在日照召开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五届年会期间,又组织全体代表到莒县参观博物馆和浮来山定林寺。这是我第二次到浮来山定林寺了。浮来山是莒县的名胜,早在《春秋》中已经有记载,鲁隐公八年,“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定林寺在山中林木茂密之处,寺内有古老的银杏树,树干粗达十几米,有七、八个人合抱那么宽,枝叶参天,如巨大绿色圆顶,形成宽阔的树荫。传说莒、鲁会盟即在此树下,这当然不一定可靠,但此树当有几千年的历史,是没有问题的。据苏兆庆同志说,此树经林业部专家鉴定,实为“全国银杏第一树”。定林寺的创建也是比较早的,大约是在北魏时期,与刘勰出家后时间接近,这从萧、邵文章和苏兆庆文章的论证和出土文物尚存照片可以说明。但寺庙是否为刘勰所创建,则尚需作进一步研究。自萧、邵据苏兆庆提供的材料所写的文章发表后,《文史哲》1987年第一期又发表过刘心健的《刘勰和莒县定林寺质疑》和王汝寿、刘家骥的《莒县定林寺非刘勰创建》两文摘要,不过,他们主要是对刘勰北归创建莒县定林寺说有不同意见,而对莒县定林寺的建立约在北魏,和刘勰出家后时间相近,并未提出不同意见。这次苏兆庆的文章反驳了他们认为刘勰北归没有客观可能性的说法,并对刘勰创建莒县定林寺又提出了一些新的参考材料。
萧、邵和苏兆庆的文章都认为刘勰后来就死在定林寺,并以墓塔遗址、“彦和碑”、“象山树”石刻题辞等加以论证,苏兆庆还特别提出1996年他参加发掘的墓塔出土文物为证。这里确还存有很多疑问,也带有一些猜测成分。“象山树”石刻题辞者是否为刘勰,尚需作进一步研究。苏兆庆认为是“隐仕慧地题”,刘心健等据《重修莒志》认为是“怀仁题”,由于石刻本身早已剥落,难于确切辨认,然从模糊的遗迹看,《重修莒志》所说似较有可能,故此可以不论。“校经楼”,刘心健等人指出清代称为“毗卢阁”,有寺内石碑作证,亦可以不论。但是,萧、邵、苏等的文章也确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比如:
一、根据道宣《续高僧传》中《昙观传》的记载,莒县定林寺在隋仁寿年间已有记载,因此苏、萧、邵等认为它创建的时间大约在北魏,是比较可信的。而且它和刘勰曾长期在那里整理佛经、并最终在那里出家的建康钟山定林寺同名,确是一个颇为值得思考的问题,刘勰是唯一可以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人物。钟山定林寺分为上、下两寺,先有下寺,上寺为宋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昙摩蜜多(法秀,号连眉禅师))所创建(见慧皎《高僧传·宋上定林寺昙摩蜜多传》)。萧、邵文章说:“南定林寺创建在前,北定林寺出现在后,故寺名只能是北学南,而不可相反。”这是对的。所以不能完全排斥刘勰晚年参与创建并定居在莒县定林寺的可能。
二、莒县定林寺西怪石峪山崖上所存康熙十年的题咏:“铁佛悯莒归地府,彦和碑碎遗荒坟。”说明在康熙以前此地就有了“彦和碑”和刘勰墓,其中所说“彦和碑”,可以有两种解释,或是指刘勰所写创建莒县定林寺碑,或是指后人为刘勰墓塔所写的碑。所谓“荒坟”当指刘勰之墓,当然它不能证实莒县定林寺为刘勰所创建。而且它的可靠性和真实性究竟如何,也是需要考证研究的。不过,它可以证明刘勰晚年回到莒县、并死于浮来山定林寺的说法,并非近人近杜撰,而是早在康熙以前就有了。
三、刘勰创建说现在见到的最早提出者是清光绪年间的莒州学正李厚恺(见莒县定林寺三教堂院内卧碑),他所说“考史,定林寺实萧梁刘舍人彦和所创建”,是否真有确凿可靠的材料,现在还难以考证清楚。然而我们也不能像王汝寿、刘家骥文中所说那样,因为李厚恺不知道刘勰校定经藏是在钟山定林寺,就完全否定他刘勰创建莒县定林寺的说法,从上述怪石峪山崖题咏来看,他可能还是有一定历史根据的。同时,清代嘉庆元年修的《莒州志》载有署名乐安李焕章的《游浮来山记》一文,他是知道“江南寺亦有定林”的,但也在文中说:“余少时读《春秋》隐公八年与莒子盟于浮来,其地在莒西二十里。后阅载记云东莞刘勰彦和校经于浮来之定林寺,心窃慕之。”又说:“刘彦和罢通事舍人,改僧名慧地,经其下,著《文心雕龙》。”李焕章在文章中曾说过“天启辛酉(1621年)从先大夫观察秦陇”,“康熙戊午(1678)晋中赵城见娲皇庙”,可见他是明末清初人。文中显然有明显错误说法,如说刘勰在浮来山定林寺校经和著《文心雕龙》之类,但可说明在明清之际刘勰晚年回到东莞莒县的说法是很流行的。至于它是否能站得住则是另一个问题。
四、所谓莒县定林寺最后一任主持佛成指认刘勰墓塔遗址及乌龟碑座即彦和碑的说法,显然带有传说成份,不可轻信。1996年在佛成指认之地出土墓塔基石,据参加发掘、对莒县文物考古很有研究的苏兆庆同志判断,认为可能是北魏时期的遗物,这也有待于作进一步科学鉴定,不能认为这些遗物就是刘勰墓塔遗物。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说明尚可作更深入的考证和研究。
根据我实地考察访问和查阅文献资料的情况来看,对刘勰晚年出家后是“未期而卒”还是潜归故里隐居浮来山,确是值得重新加以认真研究的。从目前来看,后一方面的说法还缺乏很确凿的材料,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把它看成是没有学术价值的、仅仅是乡里攀附名人的无稽之谈,也是不妥当的。所以我希望在苏兆庆同志的文章发表之后,能有更多海内外“龙学”研究者来关心和研究这个问题,同时也不妨亲自去莒县看看,作一些具体的调查访问和研究工作。
 
注释:
 
①萧洪林、邵立均同志的文章的主要内容和材料,是由莒县博物馆副馆长苏兆庆同志提供的。苏兆庆同志在1996年11月24日给我信中说:“邵立均是我的老友,今已不在了,当年本人把刘勰北归的一些设想材料讲给邵老听,他又查阅了刘勰世系,后撰写一稿,送山大,可能是牟先生让萧洪林先生整理发表,原始材料我至今还保存着。”因此最早提出这个问题和看法的,应当是苏兆庆同志。萧、邵文章发表后,《文史哲》也在1987年发表过一些不同意见的来稿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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