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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要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
2015-05-16 13:35:09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出现以来,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进一步以系统推进、重点突破的新趋势令世界瞩目。世界已逐渐步入知识经济时代,所有国家都面临众多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1998年6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接见出席中国科学院第九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四次院士大会部分院士与外籍院士的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预示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将发生新的巨大变化。世界各国都在抓紧制定面向新世纪的发展战略,争先抢占科技、产业和经济的制高点。面对这个态势,我们必须顺应潮流,乘势而上。”“迎接未来科学技术的挑战,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创新,勇于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1]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也应当坚持创新,勇于创新,适应知识经济时代,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给广大的人民群众带来新的审美趣味和审美享受。
2001年6月5日,江泽民同志到中国美术馆参观了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这个展览是清华大学庆祝建校90周年举办的一系列学术活动的组成部分,共展出来自19个国家32 所高等院校的近700件作品。作品以绘画、雕塑、艺术设计、书法等形式或综合艺术形式,展示了艺术家与科学家们新的研究、探索成果。艺术家们在创作中运用现代科学精神和科技手段,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力,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江泽民同志指出,艺术与科学在很多方面可以相互交融,通过艺术的手段表现科学发现和科学精神,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也可以增强人们的科学精神。这次展览中的许多作品出自于国际上著名的艺术家、科学家之手或是由艺术家与科学家联袂制作的。李政道此次把电子对撞时的情景通过其创意再由雕塑家制作的大型雕塑作品《物之道》表现出来,而著名艺术家吴冠中根据科学家发现的蛋白质结构创意了大型雕塑《生之欲》。这两件作品体现出物质与生命的美与力量。江泽民同志饶有兴趣地观看了这两件作品后,对他们的艺术创造表示了赞赏。
文学艺术与科学互补、联姻的高层次要求是创造新时代的文学艺术奇迹。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环境里,对“奇迹”的认识和评定、对先进科技水平的认识和评定是不同的。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农业经济时代,造纸、印刷术、火药制造、指南针制造、冶金和光学镜片制造就是当时的新技术;而铜字印刷术、火炮制造和冶炼分离技术就属于“高技术”了。在希伯莱的神话故事里谈到过“巴别通天塔”。“巴别”意即“天地的基本住所”。古巴比伦的建筑大师根据神话中的设想果然建成了这种“通天”的宝塔。可惜后来被破坏了。
到了21世纪初,有专家设想,由于世界人口不断增加,必须建造更高层次的高层建筑。于是有人设想,在21世纪建造一座高4000米、呈金字塔型的千层大楼。楼内能容纳70万人工作和生活。整座大楼形似一座通天塔,从地面直插云霄。这是国外一些科学家设想的“21世纪八大奇观”之一(此外的七大奇观是“海上浮城”、“太空旅馆”、“冰山工程”、“太阳能工程”、“空中电子屏障”、“月球尘埃工程”、“智能电脑大厦”)。其中,与建筑艺术关系最为密切的是:“通天塔”、“海上浮城”、“太空旅馆”、“智能电脑大厦”。所谓“智能电脑大厦”,其室内的温度、湿度、大厦的保安,室外的绿化环境以及大厦内人的各种工作程序,无一不是由电脑控制。日本已建成了电脑住宅,大门、客厅、浴室、厨房、厕所、草地等,都用电脑进行调节。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艺术家们艺术构思的推进,使不少神话、寓言、童话中的奇特想象变成了现实或者正在变成现实。艺术夸张中有一种形式,是把某人或某物尽量缩小,孙悟空可以变成小虫子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他的金箍棒可以缩成一根绣花针放于耳内。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写过小人国,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中也写到过小人国。然而到了20世纪90 年代开始兴起的“纳米技术”(把4个原子并列起来,其直径就等于一纳米,一纳米也等于十亿分之一米。物质在纳米尺寸下,会发生许多变化,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可以在微观世界中大显身手。纳米技术制造的超微型遥控机器人,真的可以进入人体血管中穿行,使用它能消除癌变病灶,修复受损的细胞组织,或程控糖尿病人胰岛素的注射量。这无疑是文学想象中的“小人国”无法企及的。科技界早已有了关于电子狗、电子老鼠的报道,而现在,国外已有人在研究制作电子苍蝇,用于人所难以到达的地方收集信息。现代可视化技术将计算机技术、胶片处理、视屏彩像的数字化等,扩大到三维音响和虚拟实体的仿真技术,将看不见、摸不着的超宏观或超微观世界,以及一些非感性的科学法则等,都实现其可视化。据载,日本正用可视化技术建立一个“科学通讯城”,人们进入这种影像数据基地时,犹如置身于深海之中、宇宙深处,抑或是到了细胞内部,乃至数学公式里头……抽象理性的东西也富有了形象。
可见,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环境里,对先进科技水平的认识和评定是不同的。
在今天的新技术革命时代,新技术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高技术也日新月异,目不暇接。英国著名物理学家、被誉为“爱因斯坦以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时间简史》的作者、剑桥大学教授斯蒂芬·霍金,在21世纪到来前,应邀到美国白宫为迎接新世纪到来而举办的“千年系列讲座”发表演讲,对21世纪包括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能源、交通、环境等多个领域进行了预测。诸如: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将把全世界的人联系在一起,“地球村”的概念成为现实;“虚拟城市”将在网络上发展起来,人们大部分日常生活都在这里进行,同现实的城市一样,根本感觉不到有任何不自由;超现代农业、自然能源型高层植物工厂将问世;人类将开掘地球之外的定居点。随着载人宇宙飞船的发展和小行星资源的不断增加,现在还难以逾越的珠穆朗玛峰在21世纪将成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峰顶上甚至可能建造豪华宾馆。
还有人对未来与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欣赏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作了某些预测。例如:到了21世纪初,许多人家中会有1米以上长的壁式平面电视机,当这种电视机处于非工作状态时,其屏幕还可以作为艺术品观赏;有许多家庭或单位会使用配置摄像机屏幕的移动电话,人们可以在家中或办公室内通过这种电话从屏幕上观看电影或玩电子游戏。
面对飞跃发展的科技时代,文学艺术领域岂能安之若素、因循守旧?要适应新的时代和大众新的需求,就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课题:文学艺术如何充分运用当代科学技术的先进成就来武装自己,以丰富和发展自己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中国内地还残留着“文革”浩劫后的疮痍,百废待举。文学艺术园地刚刚复苏的时候,仅仅与珠海、深圳一水之隔的香港是什么样子呢?内地的有关文化部门组织了一个文化考察团赴香港考察,参观了许多文化艺术设施,观看了一些文艺演出,耳闻目睹了文艺与科技种种形式与效果,视野顿开。考察团的成员们似乎才意识到:内地文学艺术的裹足不前原来也与科学技术滞后或者文学艺术疏远科学技术有关。
香港太空馆,是兼有文化娱乐和科技教育两方面作用的场所,其中的天象厅尤其具有吸引观众的艺术魅力。天象厅实际是一个设备特殊的电影院,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影系统,它的外形如圆球,天幕是广阔的半球形。放映时利用电脑控制,把图像放映在圆形的天幕上,观众可以舒适地躺在软皮沙发上,仰望巨大、浑圆的全天域映像。它的音响设备运用身历声装置,具有明显的真实感和立体感。这些先进的音响设备和放映技术,使观众产生在太空遨游的感觉。香港太空观的全天域电影系统,当时在亚洲是第一套,在全世界则已是第五套了。第一家全天域电影院早在1973年就出现在美国的圣地亚哥太空馆。一些剧场和大会堂的舞台也是这样。如荃湾大会堂,灯光及音响设备都运用了电脑。一些歌舞团体来演出时,伴随着演员的轻歌曼舞或劲歌劲舞,舞台上从不同的角度和方位放射出色彩瑰丽的光束、光环、光片,放射在舞台内、观众席上,变化多端,或明或暗交替,或错综重叠,或如车轮转动,还有升腾弥漫在舞台上的带有一定香味的烟雾,造成多种迷人的如梦如幻的境界。而这些,我们内地只有到了80年代中期,一般的大众才首先从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会的节目中才看到。事实证明,文艺应当与时俱进,艺术如果能与先进的科学思想及设备结合,就如虎添翼,大大提高了表现力度和广度,增加了时代感和新的审美趣味。
文艺创作,尤其是涉及物料、工具的艺术门类的创作,与科学技术的关系非常密切。在现代科技以至高科技的条件下,有些艺术门类的创作、艺术类古迹的修复等,也尽可能地运用上了现代科技条件。这方面不断有奇迹见之于报刊报道。例如:位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日惹市西北郊文池兰镇一座山峰上的婆罗浮屠(塔),与我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柬埔寨的吴哥窟,并称为“古代东方的四大奇迹”,足见其精湛珍贵。婆罗浮屠相传系8世纪时为珍藏佛祖释迦牟尼的部分骨灰而役使10万之众历时10年修建而成,十分雄伟。1006年前后,由于地震和默拉比火山爆发,当地居民纷纷逃离。因此,婆罗浮屠长期被人遗弃。直至1814年,才重新被发掘出来。1972年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拨款对它进行了空前规模的修复。其后,采用电子计算机的精确计算,使每一块石头都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古老的艺术与现代先进科学技术,使历史遗迹重放异彩。
文学艺术要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近现代许多作家、艺术家、文艺理论家所注意到的。别林斯基在评论普希金时代的一位著名诗人——叶甫根尼·巴拉廷斯基的创作时指出:“科学,活生生的现代科学,今天变成了艺术的哺育者,如果没有科学,那么灵感是虚弱的,才能是无力的!”[2] 别林斯基呼吁作家艺术家们在对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科学认识中要与时代一致,要在自己的创作里反映和表现本时代的先进思想和理想。别林斯基在这篇论文中充满了对人类的理性、对科技进步和社会进步的深刻信心。杜勃罗留波夫认为,只有具备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才能,能研究、调查、分析事实和现象的人,才能够正确而深刻地反映现代的生活。他把文学的取材分成两种场合,第一种场合,文学在计划未来的活动时,“从纯科学中选取材料和根据”(笔者揣测:他讲的“纯科学”可能指自然科学、科技人员的生活素材);第二种场合,是研究现代的活生生的事实和现实现象,并且能从其中看到未来的“萌芽”。那些能够超越“实际活动家”和“从事纯科学的人”的艺术家才是艺术里的崇高范例。笔者理解,杜勃罗留波夫的意思是说,无论是否直接写科技人员的活动,写科技题材,都应该反映出科学技术对现代社会生活,对人们的观念、心理、审美追求的深刻影响。这也是科技题材以外的很多题材所需要做到的。用杜波罗留波夫的话来说,这些作家是得天独厚的,他们能够凭着天性去接近他们同时代的哲学家要靠严格的科学之助才能找到的自然见解和追求。更有甚者,哲学家还只是在理论中预料到的真理,那些天才作家却能够从生活中把它把握住,动手把它们描写出来。杜波罗留波夫指出,科学和艺术的接近和完全融合是将来文学和艺术发展的最富成效的道路。把极高度的思辩自由地变为栩栩如生的形象,同时又完全意识到在生活的一切局部和偶然因素中有崇高的、普遍的意义——这就是代表着科学与诗完全融合的理想,然而它至今还没有被任何人所达到。
如果说,别林斯基和杜波罗留波夫所说的“科学”还包括或者主要是指“社会科学”、“哲学思辩”、“思想深度”这些意思的话,那么,左拉和高尔基的一些论述则明显地突出自然科学、突出科学技术了。左拉认为,自然科学的成就对自然主义美学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高尔基是科学的热情的推崇者,他早就注意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所带来的影响。高尔基在不少场合谈到文学与科技的关系。前苏联有人还专门写过《高尔基和科学》一文,收入高尔基的《演讲、论文、书信和回忆录集》一书(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作为一个作家,高尔基更多地敏感到时代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学创作上某些观念、环境描写、人物描写、情节构思以及作为文学创作符号载体的语言词汇的变化。他说:“现在书籍的销路达数百万册之多,这一点我们认识不足。读者也全然不同了。读者在某些方面比我们老作家懂得多。我那一代的人们不仅对许多物件不认识,而且连物件的名称也不知道,因为从前没有这些物件。要知道,90年代(高尔基指的是19世纪90年代——引者注)的作家就写不出飞机、无线电、电影和所有这些东西对人类的心理的影响。他不懂初轧机是什么东西,不懂分解法是什么。”“近年来,技术大大地发达了,而这一切不能不影响人。”[3]高尔基所处的时代,文学是文化的最大载体之一,某些名著或畅销书每本的印数及发行达数百万册之多,是完全可能的。而到了我们这个电影电视已经普及、电子文化和网络文化已十分活跃的时代,除了某些教材、经典著作和畅销书外,一般的书籍要想发行数百万册几乎成了天方夜谭。
由于文化传媒的变化,文学艺术界必须审时度势,制定新的文艺发展战略,树立新的创作观念、审美观念、传播观念、市场观念、消费观念。人们的审美趣味随着技术对象的变更而变化,脱出传统的审美理念,形成新、奇的审美时尚、审美倾向,艺术与科学的结缘越来越频繁,各种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森严的界限早已被打破。每个希望有所作为、有所创新、有所开拓的艺术家都不能不努力思考、探索,调整自己的坐标系和策略。与艺术有关的科学成就不仅直接导致文艺物质载体和内容上的变化,而且改变了作家艺术家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和艺术观,冲击了作家艺术家的精神世界和艺术境界,促使作家艺术家形成新的观念。享誉国际画坛的旅美画家陈逸飞,提出了适应新时代、新世纪的“大美术观念”。他将自己的事业由绘画延伸到广告、装潢、摄影、电影等新领域,而且在国内市场推出了由他创立的逸飞女装,受到社会瞩目。陈逸飞说,随着照相机、电视机、电脑的相继问世和普及,视觉艺术的手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使得生活在20世纪和走向新世纪的画家,可以通过各种视觉手段来表现自己对美的理解和追求。这就是他对于大美术观念的理解。在2001年江苏省国画院举办的《金陵新姿书画展》上,人们已经看到绘有国际会展中心、沪宁高速公路、长江二桥等具有现代特色的画面,这些全然不同于传统中国画中茅草屋、小拱桥之类的表现对象。著名画家赵绪成说,现在睁开眼看到的都是高楼、汽车、灯光、时装、电脑、网络,我们怎能还死抱住那早已成为过去的茅舍细柳、仕女禅师不放呢?时代变了笔墨不能不变,传统中国书画里最讲究“一波三折”的曲线美,而现代化建设的“直美”已经逼得我们非改变不可了。为了表现南京的新景观,江苏国画院组织画家到南京各处深入生活,采风写生。走出画室的画家们,为南京发生的新变化而激动,并将这种激情融化到作品中去,从而使画面展现出崭新的时代气息。
著名美学家刘纲纪先生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访问时,就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过程中要做哪些具体工作的问题谈了五点看法,其中第五点即:“要充分重视与研究现代物质生产、科学技术对审美与艺术活动的重要影响。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物质生产与艺术创造活动将变得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具有马克思所说的‘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性质。”[4]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文学艺术的影响,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需要做许多思考和研究。到了21世纪,必将有更多的人关心这个永远是崭新的研究对象。
 

法国丹纳的《艺术哲学》一书里特别强调艺术的时代性。他认为,要理解一个艺术品、一个艺术家、或一群艺术家,不得不考虑到它所属的时代的精神风俗的总体。在那里有最后的解释,在那里有决定其他的第一原因。丹纳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他所讲的“时代的精神风俗”,不能不包括科学技术生产力以及给社会面貌、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风俗习性等方面所带来的各种影响。马克思曾经指出,“一个民族用什么材料可判别其民族文化”。同样,我们也可以从一个民族运用什么语言材料、语言文化可判别其民族文化和文化的时代特征。
研究任何文艺作品、文艺思潮、文艺理论,也像其他任何历史现象一样,只有把这种作品、这种思潮、这种理论放到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去,才能找到相应的解释。以清代的一些情况为例。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君主,尚算是英明有为的。“康乾盛世”时的农业、手工业、贸易、城市发展等,都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是,西方社会从17世纪中期起,爆发了一系列改天换地的伟大革命,迅速地脱离传统的发展路线而突然加速前进,跃上了世界文明进程的制高点。清廷的康雍乾三代君主虽有所作为,但对世界范围工业革命历史性大变动、大转折却茫然无知,毫无准备,甚至采取错误的对策,把门关上,故步自封。其后的几代清帝昏庸无能,最终导致中国的长期落后。清朝的不少统治者把科技知识视为“形而下”,蔑视发明创造为“奇技淫巧”。清廷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严重阻滞了国内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西方科学知识的传人。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军竟把西方的长枪大炮视为妖术,惊呼洋人的军舰为怪物。广州守将对付英国人的武器居然是所谓“驱邪”的马桶、秽物等。
我们反思一下过去的一些文艺作品,有的描写和情感抒发不能不说是错位的,或者是有失偏颇的。且以《中国歌谣资料》第一辑(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中收入的两首义和团时期的歌谣为例:
(1)           义和团,真勇敢,不怕枪炮和子弹,一心只想灭洋人,顶着枪子往上窜。杀尽洋人头,中国保安全。
(2)           你有大号,我有牛角哨。你有钢枪盒子炮,我有长矛大刀;你有兵法,我有神术比你还妙。你如不信,请试一试瞧。
在义和团风起云涌的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末那种全民开展民歌运动的狂潮中,听到这样的民谣,人们说不定会热血沸腾,情绪勃动。确实,义和团勇士扶清灭洋、誓保国土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无畏的杀敌气概,首先是应该肯定的。但到了中国人已领悟到“落后就意味着挨打”这句话的深刻内涵的时候,人们再来阅读这两首民谣,简直会产生这样的怀疑:当年是不是有人在利用此民谣揶揄义和团、讥讽义和团了。
在任何社会转型时期,在社会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将会产生三种人,第一种是觉醒了的人们,第二种是“半醒的人们”,第三种是仍然在“铁盒子”里稀里糊涂昏睡的人们。老舍先生的短篇小说精品《断魂枪》,就曾敏锐地塑造过那种特定的转型期中人们思想感情的震动、裂变。《断魂枪》作于1935年,篇头有个题记式的语言:“生命是闹着玩,事事显出如此。从前我这么想过,现在我懂得了。”老舍先生对类似义和团用大刀长矛甚至呼着咒语去抗击外敌的现象,曾有过激烈的思考。“题记”式的开头语中说明他的思考又有了新的深入和升华。小说正文开头的两小节是理解全篇的钥匙:
    沙子龙的镖局已改成客栈。
     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炮声压下去马来与印度野林中的虎啸。半醒的人们,揉着眼,
祷告着祖先与神灵。不大会儿,失去了国土、自由与主权。门外立着不同面色的人,枪口还热
着。他们的长矛毒弩,花蛇斑彩的厚盾。都有什么用呢?连祖先与祖先所信的神明全不灵了啊!
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车呢,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枣红色多穗的镖旗,绿鲨皮鞘的
钢刀,响着串铃的口马,江湖上的智慧与黑话,义气与声名,连沙子龙,他的武术、事业,都
梦似的变成了昨夜的。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听说,有人还要杀下皇帝的头呢!
小说的背景选择的是辛亥革命前夕。开头两节在鉴赏中非常重要。神枪沙子龙的情绪变化、心理变化、命运变化,从手执“五虎断魂枪”无往而不胜,可以“断”对手之“魂”,转而沦落到甘愿让这断魂枪的枪法“断魂”失传,自己的精神状态也几乎“断魂”,都与这个时代背景、典型环境密切相关。沙子龙本来是镖局的头儿,教人习武。但面对着急剧变化的局势,他不能不震惊,不能不激烈思考。他的大伙计王三胜武艺不及那个看上去不显眼的黄胡子老头儿孙老者,可当孙老者虔诚地要拜王三胜的师傅沙子龙为师,想学那趟五虎断魂枪的招数的时候,沙子龙却再三托词:“早忘干净了!早忘干净了!”小说最后又反复表现了这个意思:
    夜静人稀,沙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
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
传!”
这种微笑,只能是痛苦的自嘲;这种自语,只能是无奈的叹息。有论者认为,沙子龙属于应该否定的人物。论者的理由是“沙子龙的精神世界并没有被炮声所惊醒,他仍然沉溺于‘东方大梦’里,把时代所抛弃的‘武艺’视为至宝”,他“保守、落后、闭塞,然而、又不自觉,仍然沉迷于自我欣赏之中,在急剧变化的浪潮面前抱残守缺”。笔者觉得,这种评价是不尽恰当而且有失偏颇的。沙子龙是一个很矛盾的人物,他处于那个风云突变的时期,对许多现象都感到很突然,不能完全理解,西方列强的侵略改变了中国固有的状况,使他的事业失掉赖以存在的基础。但有一点他是明白的:长矛毒弩、花蛇斑彩的厚盾、绿鲨皮鞘的钢刀,以至他那可以断别人魂的五虎断魂枪,是再也敌不过洋枪洋炮了。借老舍先生文中的说法——“半醒的人们,揉着眼”——倒可以用来定位沙子龙的形象和心理。也正因为如此,似乎不应把沙子龙称为一个应当否定的人物,而称为一个“矛盾的人物”为宜。
不同的转型时期,人们会有不同的思考。面对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作家艺术家、文艺评论家、文化工作者似乎都被推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是继续沿着老路走下去,还是需要转型,重新定位开辟新路?答案无疑是后者。
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必然以其革命性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促使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另一方面,也势必对人类社会的文化与精神领域的变革、发展、创新产生深刻的影响和强大的鞭策作用。人在对世界的感觉、知觉、理解等方面时时造成一种新的看待事物的方式、理念。法国现象家梅洛·庞蒂在《眼与心》一书中说道:“科学是、而且从来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它令人惊叹地活跃、机智、从容而洒脱。”[5]艺术的创造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与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科学与生产技术这一基础上的。英国艺术史家冈布里奇在《美学的历程》一书中分析了产生现代艺术的九个因素,其中前三个因素都与科学技术有关。
文艺创作常常滞后于时代,滞后于科技生产力,这究竟是合理的现象、不可避免的现象,还是应当尽量缩小这种滞后性的呢?早就有研究者指出,莎士比亚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科学成果,其实即便就当时来讲也是十分陈旧的。“莎士比亚笔下的天文学是托勒玫式的,而整个精神则更是亚里士多德式的。”[6] 托勒玫是公元2世纪古希腊的的一位科学家,他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月亮,其他一些行星都围绕着地球转。多少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托勒玫是正确的,只是到了15世纪,伟大的波兰科学家哥白尼才证实了,托勒玫是错误的。莎士比亚(1564一1616)虽然是16、17世纪的伟大作家,但在对天体的认识方面还是托勒玫式的陈旧观念。还有的学者发现,在普希金和丘特切夫时期,尽管已经出现了轮船、蒸汽机车,发明了电磁并创建了现代化学,以罗巴切夫斯基、高斯、法拉第等人为代表的数学与物理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当时的一些文学大师们并没有对这些现象作出反应。这表现了艺术界对科学所特有的那种一以贯之的清高和轻蔑,相比之下,科学在现代艺术家们(这里的“艺术家”是不包括作家的)心目中的位置显然要高得多。前苏联的安托科利斯基的话是有代表性的。他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诗人听不到血液循环系统中流动着的海拉克里特宇宙合成示踪原子的运动的音乐和节奏,如果他不希望了解20世纪物理学家们揭示的物质秘密,他就不是一个当代诗人。如果诗人对科学领域不感兴趣,一般来说,这就意味着他已经不是诗人了。安托科利斯基的类比,比得太靠实。现代作家艺术家有多少人知道海拉克里特宇宙和示踪原子的运动呢?但他的本意是对的。现代的作家艺术家总不能缺少必要的科学知识,总不能面对飞速发展的科技运动无动于衷。英国当代著名美学家奥尔德里奇的类比则比较切当。他说,昨天的世界是古老习惯的世界,而今漫步在灰色伦敦马路上的时候,不可能怀着昨天的那种感情,不!从加加林进入太空轨道并完成环球飞行的时候起,世界已完全变了样。
是的,我们中国的当代歌曲中有一句歌词说得非常符合时代的实际:“人人都感受到时代的变迁。”作为时代晴雨表的文学艺术,怎能滞后于时代!今天,知识经济正在逐渐形成浪潮,科学与文学艺术森严壁垒的界限已经被打破。一些最富魅力的新奇而深刻的东西,往往孕育在这两大领域相互交叉和相互映照的地方。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艺术将更多地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驱动力或辅助手段。艺术与科学虽属于人类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需要运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其研究对象、兴趣选择、方法途径、媒介工具、手段技巧,都有明显的区别,但二者又没有截然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常常又可以互补。正是科学与艺术的携手同行,才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文明的进程。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博士早就在一次题为《科学》的演讲中感叹道:“我实在无法理解,一个具有人类知识的人,怎么会把科学的成长想成是足以威胁艺术的发展。就我所知,科学和艺术是自然这面奖章的正反面,一者用感情来表达事物的永恒秩序,另一者则是以思想来表示”,二者同样代表着人类的天性,谁也不可能毁灭对方,因为那就意味着人类一半天性的灭亡。无独有偶,李振道博士在他和国画大师黄胄主办的“科学与艺术研讨会”上也说过:“科学和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彼此不可分割。”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视觉艺术以及电影戏剧等综合艺术的创作和欣赏,影响更为明显。以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大进军——大战宁沪杭》为例,拍摄中遇到了不少问题。比如说,战上海的镜头,决定利用上海实景。总导演韦廉以及其他同志原先看好的地方,过了一段时期再来,却见那一带又增加了一些新的现代化建筑。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依靠数码技术,将所摄镜头中的现代建筑成分消去。由于是战争片,硝烟很多,动得很厉害,这给数码消删技术带来一定的难度,但数码特技人员开动脑筋,还是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再如这个影片的结尾。用仰拍的手法突现了上海人民英雄纪念塔之后,接着展现了一组上海城市夜景(包括上海东方明珠塔)的镜头。为了获得各处灯光层叠而亮的效果,专业人员也采用了数码技术,使灯光分区分割而现。
音乐电视或提前录制的歌舞晚会,如果需要让女舞蹈演员的裙子飘起来、鼓起来、以多种形式转起来,常由辅助人员靠在近边拿着吹风机从多个角度吹风,在后期制作时再利用数码技术将不需要的画面去掉。譬如2003年春节歌舞晚会在深圳民族村拍摄时,也是这样做的。
科技拓宽了艺术家的思维空间,传统艺术形式添加科技成分之后,焕发出奇异光彩,现代艺术把色、光、声、趣,甚至香结合起来,使人们的审美趣味多方位、多层次、多样化的转变,审美对象打破常规限制,审美趣味也发生与传统趣味相异的变化。人们更易接受一些新奇的构思、新异的质感、新鲜的气息,寻求种种不同寻常的审美体验。科技手段使得一些不寻常的构思和设想得以实现,使人们体验到一些虽然是虚幻的却又是包含着真切的东西。视野拓宽了,想象力被激发了,审美趣味自然而然地向新奇的未知领域发展,这也是科技作用于艺术之后所呈现的新的审美倾向。
 
注:[1] 《光明日报》1998年8月10日。
[2] 转见米·贝京《艺术与科学——问题·悖论·探索》,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177页。
[3]《同进入文学界的青年突击队员谈话》,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25页。
[4]《光明日报》1997年1月4日。
[5] [法]梅洛·庞蒂:《眼与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
[6] [苏联]苏霍金:《艺术与科学》,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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