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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历史视野中的文学批评——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的发
2015-05-16 13:31:00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特雷·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 1943 —) 是我国读者最熟悉的西方批评家之一。他经常到中国访问并发表讲演;他的著作有些甚至被重复译成中文。①那么,除了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出色介绍之外,伊格尔顿对于文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他的文学思想以及对于文学批评的看法对我们第三世界的学者有那些启示? 本文通过对伊格尔顿各个阶段的几部主要著作的分析试图对他的思想发展轨迹作一个简单描述。
伊格尔顿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因此他的著作中关于文学和文学批评与社会历史的关系的探讨占了很大比重。这包括他关于英国文学与英国文学批评与资产阶级社会兴起的论述(《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 1976 ;《文学理论导论》,1983 ,二版1996 ;《文学批评的功用》, 1984) ,关于美学与意识形态的研究(《审美意识形态》,1990) ,以及近期关于爱尔兰社会与文化的研究(《希思克利夫与大饥荒》, 1995 ;《疯狂的约翰与主教:爱尔兰文化论集》, 1998 ;《19 世纪爱尔兰的学者与反叛者》, 1999) 。②不过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伊格尔顿最有影响的著作还是那本《文学理论导论》。这本书在英美国家至今仍然是同类书籍中最好的一部,公认为是文学概论教材中的“经典”著作。这很大程度上就是上述深入浅出的缘故。例如,其中关于心理分析理论的介绍,对于想了解拉康的读者来说就是最好的入门读物。他对拉康简明生动的讲解和詹明信那篇论述拉康的深奥文章相比,可能更加吸引普通读者。③此外这本书中关于文学概念的历史沿革的探讨也是继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1942) 之后研究文学本质和定义的最好篇目之一。韦勒克和沃伦的著作是新批评派的理论概括,把文学作为纯粹的客体加以研究。这种本质主义的方法使之更加关注文学作品本身的“结构”层次与“审美效果”。④而伊格尔顿则把文学看作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因而文学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发展过程是他的兴趣所在。伊格尔顿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及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条件进行了详细地阐述。⑤显然,这一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立场与当代西方文论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是当前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主要模式之一,韦勒克等人的审美立场本身作为意识形态已经被纳入了这一模式的研究视野。
因此,文学与社会,文学批评与历史的关系是伊格尔顿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也是他所有著作中一以贯之的主线。从他早期关于莎士比亚、理查逊、勃朗蒂姐妹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 ⑥到他中后期关于文学、文学批评、美学、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的研究,这一思想从不同角度得到了阐述。这一点也反映在《文学理论导论》中。希望了解西方文论最新发展动向的读者未必对“英国文学的崛起”那一章有足够的重视。但实际上这一章非常能够代表作者的思想。伊格尔顿在这里描述了“文学”在英国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但有别于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史。伊格尔顿把作为观念的“文学”和作为事实的“文学”区分开来,即把“‘文学及其意识形态’作为不同的,但又相互关联的现象来谈。”⑦伊格尔顿认为,英国今天关于什么是“文学”的观念是十分晚近的思想,具体来说产生于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兴起之际。诚然,18 世纪之前在英国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但是乔叟甚至蒲伯对我们今天这种想象性的文学观念“一定会感到非常奇怪”。⑧在18 世纪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 文学”并非像今天一样是艺术的一个门类。那时候一切书面文字都可以称作“文学”。是浪漫主义诗人赋予了文学一种人文主义的价值;而“创造”、“想象”、“有机性”、“整体”诸概念随后才与某种形式的写作联系起来。从此“文学”中的象征、审美、体验、和谐诸种特征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与其说“文学”是一个纯粹的客体,不如说它是一系列价值观念的载体。正是在这一体系的整体框架之中,文学作为有意义的社会活动和写作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促成这一价值体系的形成可能有如下社会因素:当时基督教的衰落造成人们精神上的空白并需要一种新的秩序加以整合;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人的身体、劳动、生活、情志发生分裂与异化因而需要一种有机观念对支离破碎的“人性”予以拯救;此外艺术家摆脱了对宫廷、教会和贵族的依赖之后发展出的独立人格也对以本身为目的的文学观念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由于失去了保护人,作家便在诗歌里发现了一种替代物。”⑨
因此,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从历史上看,与其说与本身的结构和审美特征相关,不如说是文学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关系使然。文学的产生与“文学性”的关系并没有形式主义者后来所认为的那样密切。文学观念是社会的产物,是人们对某种价值体系的认可,最终导致审美特征得到重视以及“经典作品”的确立。当然这还有待于批评家以及学术机构的运作。大学以及出版物在英国文学经典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探讨文学的产生无法忽略文学批评与社会的关系这一层次。而伊格尔顿在《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与《文学批评的功用》这两部书中对此作了出色的阐述。从这两部著作中我们知道英国文学批评的产生和发展与两个杂志有密切关系。这就是18 世纪的《观察家》( Spectator) 杂志和20 世纪初的《细铎》( Scrutiny) 杂志。《观察家》是英国早期大众传媒的重要形式,它所代表的城市读者群成为英国文学批评得以传播的社会空间。实际上,英国文学批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摆脱贵族和宫廷权威的束缚,介入社会并扩展自己生存空间的有效方式。英国文学批评传播启蒙主义价值观,崇尚理性与大众趣味,为资产阶级在文化领域赢得一席之地。因此英国文学批评从来都不是文学创作的附庸;相反,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体现,也是资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战场。这种文化领导权建立的标志之一就是文学研究学科的建立和英国文学经典的确立。伊格尔顿认为F. R. 利维斯及其《细铎》杂志塑造了英国文学史,所发表的批评文字使某些文学作品变成经典,并使审美的文学经验“自然化”,也就是使之变得天经地义。而英国文学所体现的审美趣味和人文主义价值则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当然利维斯所代表的美学理想,包括马修·阿诺德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互相抵触的。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学已经走向它的反面;用丹尼尔·贝尔的话说,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或者说是一个自己反对自己的现代性传统。
伊格尔顿与卢卡契、阿多诺、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样,始终关怀着美学问题。他在早期著作如《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中就不断提及“审美意识形态”并论述了“审美价值”。ly在对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作了历史主义的研究之后,伊格尔顿转向更为抽象的美学问题也是十分自然的逻辑发展。《审美意识形态》这部巨著包涵了他多年来对美学问题的思考,涉及康德、席勒、黑格尔、叔本华、克尔凯郭尔、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本雅明、阿多诺等18 至20 世纪初西方几乎所有重要的美学家。那么,审美是否与文学和文学批评一样,也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断变化的概念呢?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是这部书所涉及的问题还远远不限于此。伊格尔顿所关注的是审美与人类的解放、审美与权力的运作、审美在当代的历史命运等等更为复杂的问题。审美作为身体与感性的话语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维度。从18 世纪美学作为学科诞生之日起,审美在古典和现代美学家那里经历了一个从救赎、反抗到衰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审美作为具有革命意义的乌托邦理想终于被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吸纳与同化。而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当代文化的现状是很有意义的。
《审美意识形态》从讨论鲍姆嘉登和18 世纪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开始。但是伊格尔顿并没有像一般美学史家那样拘泥于各种美学观点的叙述,而是深刻地指出了审美本身所具有的矛盾性:“审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矛盾的、双重性的概念。一方面,它是一种真正的解放力量,人们在社会中通过感性冲动和情感体验而非各种法律结合在一起:每个人都保持了独特的个性又同时形成一种社会性的和谐。⋯⋯但另一方面,审美也表现出马科斯·霍克海默所说的那种‘内在的压抑’,并使社会权力更深地印刻在民众的身体之中,成为一种政治霸权极为有效的运作形式。”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伊格尔顿吸收了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启蒙现代性的批判以及关于审美解放的二律背反的观点。的确,在席勒以及其他德国古典美学家那里,审美远离商业的运作,与实用主义绝缘,是人类精神领域末受污染的领域。审美代表着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以及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是人类日趋物化的社会现状的解毒剂,也是摆脱现代性工具理性的出路。但是历史的事实表明,古典审美理想非但不能使人们脱离日趋严重的物化状态,反而自身完全屈从于资本的霸权。物化、规则、统治通过审美的中介深入到人的感性之中。晚期消费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本完全渗透到符号、形象、文化和审美的领域就说明了这一点。人们整个生活方式的审美化并非意味着人们从异化的状态中解救出来;相反,审美成为物化的一种最新形式。伊格尔顿悲观地指出“积极的审美传统已经耗尽了能量,它发现对立面太强大了因而无法击溃它。”正因为如此,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它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所谓反审美的艺术形式诸如达达主义和当代行为艺术等先锋艺术则应运而生。“那是一种拒绝审美的艺术。一种反对自身的艺术,它承认艺术的不可能性。”
由此可见,伊格尔顿不像传统美学家那样有条不紊地分析审美经验的构成和美感的实质。伊格尔顿一如既往,关注美学观念背后的社会状况。审美作为权力运作和资本扩张的场所,其意义完全不在自身。这一点为我们理解审美在当代文化中的否定性作用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自80 年代末以来伊格尔顿开始关注民族文化问题。在此之前他关于文学、文学批评和美学的研究主要是基于阶级分析的方法,即探讨观念形成过程中社会阶级力量对比所起到的作用。而80 年代末到90年代的许多著作则代表了他最新的思想发展:从阶级的范畴转向民族的范畴。可以认为,这一理论框架的转换与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不无关系。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经济结构的变化使白领中产阶级在人口中的比例大为增加。虽然劳资冲突仍然存在,但是传统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界限变得十分模糊。整个社会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广泛认同使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显得过时。阶级斗争被看作是19 世纪的社会现象,而社会学家更倾向于用利益集团概念取代陈旧的阶级概念。因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如何面对当代社会经济的变化是一个重要课题。实际上,放弃阶级理论的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在全球领域的发展使那些处于边缘地区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的工厂”。资本的输出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整个民族都变成了“工人阶级”。过去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劳资矛盾转化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位于经济发展中心地区的国家与处于边缘地区的国家之间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古典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因此民族观念与民族斗争是阶级观念与阶级斗争的最新表现形式之一。正如伊格尔顿在《民族主义:反讽与立场》(1988) 一文中引用雷蒙·威廉姆斯的话所言:“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主义就象阶级一样,拥有它,感觉到它的存在,才是消灭它的唯一方法。如果你不能对它有所坚持,或者过早地放弃了它,那么你只会受到其他阶级与其他民族的欺骗。”
伊格尔顿正是以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立场开始研究和批判英国文化中欧洲中心主义的霸权。他选择的第一个研究对象是英国文学史上备受争议的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伊格尔顿写了一部关于王尔德的戏剧《圣奥斯卡》(1989) ,并附有一篇出色的序言。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部“思想剧”,一部比论文还更为直接地表达他对王尔德的看法的作品。那么伊格尔顿为什么对王尔德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呢? 王尔德出生于都柏林,就学于牛津,成名于伦敦。他的作品与行事风格之夸张、幽默、华而不实、自我中心,实际上比英国人还要英国化,无一不显示出英国贵族花花公子的特征。然而,正是这种对英国人夸张的模仿,王尔德显示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爱尔兰人。王尔德的这一矛盾性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他作为英国社会的边缘人的生存状态,以及他在主流文化中所经历的身份危机和同化作用。一个远道而来的外乡人,在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为自己的名声奋斗,只有把英国人的特点发挥到琳漓尽致方才有可能获得社会的认可。而这种刻意的模仿,不仅分裂了自己的人格,更重要的是暴露了被模仿文化的种种弊端和虚伪之处。这就是王尔德即使不是同性恋也无法见容于英国社会的原因所在。伊格尔顿指出,“在维多利亚社会,这种人即便没有与昆斯伯里侯爵的儿子同床也会成为国家的敌人。”
然而,也正是由于他这种特殊的民族文化身份,王尔德能够妙语连珠、言辞激烈,思想超越时空,大胆预言了某些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的卓越观点。实际上,正是这种边缘人的地位使他能够清醒地认识主流文化所构造的种种神话,并从内部予以颠覆。就像德里达、克里斯蒂娃、巴尔特、福柯作为移民、妇女、同性恋者的边缘人地位使之可以颠覆现代性主流文化的道理一样。不过有趣的是,他们那些激进的思想,我们在19 世纪末王尔德的作品里已经知道了很多。伊格尔顿说:“王尔德的许多观点诸如语言实为自我指涉,真理是随意的虚构,人类主体充满矛盾并被‘解构’,文学批评是‘创作’的一种形式,身体及其快感是对伪善的意识形态的反抗等等,使我们越来越觉得他象是一个爱尔兰的罗兰·巴尔特。”
由此可见,在阐述王尔德双重文化特征的过程中,伊格尔顿研究的重点已经从一种文化内部的观念与社会的关系过渡到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非本质主义的结构主义方法在《希思克利夫与大饥荒》一书中更为充分地显示出来。这部资料浩繁的著作是关于爱尔兰文化的研究。但其中对英国文学经典、爱米莉·勃朗蒂的《呼啸山庄》与爱尔兰文化的关系的论述十分引人注目。在这一章里,伊格尔顿提出了对作品男主人公希思克利夫性格之谜的一个全新理解。伊格尔顿认为,希思克利夫那种残暴、乖戾、疯狂、不可理喻与自我毁灭的性格与勃朗蒂姐妹的小弟弟布兰威尔有某种相似之处。勃朗蒂一家祖上是爱尔兰人,而布兰威尔身上就表现出典型的爱尔兰农民的特征。因此爱米莉·勃朗蒂笔下林顿与希思克利夫的冲突,以及画眉田庄与呼啸山庄的对立正是理智文明的英国文化与粗俗野蛮的爱尔兰文化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爱尔兰民族那种非理性、反审美、极端实用主义的“土豆与鲱鱼”的文化在这部英国文学经典中如同一股汹涌澎湃的暗流不断浮出文明的表面。
但伊格尔顿的深刻之处并不在于尽显这两种文化的差异,而是指出这种差异实际上是英国文化内部矛盾的外在显现。伊格尔顿指出,人们在欣赏英国文化中审美、诗意、优雅的一面时完全忘记了它还有极为粗俗和野蛮的一面。“英国在整个19 世纪,逐渐理想化、审美化的关于自然与社会的话语实际上和那些与文化相脱节的、具有浓厚生物学色彩、更为粗鲁和物质化的语言格格不入。这是一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语言,以一种斯威夫特式的野蛮简化,把男男女女说成是劳动工具和生育机器,与文化理想主义那一套正统语言毫无关联。”然而问题还不在于这种粗鄙庸俗的,被唯美主义者称之为市侩的语言无法与英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审美趣味兼容。更为严重的是,它对文明的英国人建立起来的理想社会秩序起到一种颠覆作用。“这种极端实际的话语对英国统治秩序本身的理想化、神秘化构成威胁,而且这也反映出工业中产阶级的语言与他们从贯族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语言之间的冲突。”因此,英国人对于爱尔兰人的打压,英国文化对于爱尔兰文化的嘲讽、蔑视、同化,特别是英国在1845 —1850 年爱尔兰爆发大饥荒时见死不救,正是英国人克服自己内部固有的文化矛盾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熟悉拉康的心理分析理论特别是他早期有关攻击型人格研究的读者明白,正是把自身的缺陷外化、并对之发起攻击,使精神分裂患者得以保持一种虚幻的完整的自我。因此,爱尔兰是英国的“他者”,是被强行压制而沉默下来的“无意识”,是英国文化得以维持其和谐、理性、文明等虚幻统一形象的不可或缺的存在。而这些论述对于我们理解西方对于其它民族文化的霸权关系结构以及所谓东西文化冲突不是也很有意义吗?
从以上的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伊格尔顿思想的发展轨迹:从探讨文学兴起的社会背景,到研究文学批评作为资产阶级拓展生存空间的社会实践;从关注审美过程中社会权力的运作,到不同文化之间无意识关系的阐述;伊格尔顿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主义和社会学分析方法发展为一个如此复杂的体系。相对于新批评的文本分析和形式主义的文学性观念,以及传统社会学批评的关于文学与社会背景的简单联系,伊格尔顿所代表的当代文学理论已经达到了多么深刻的程度。其实,对历史主义者来说,一切普世主义的价值观念都是值得怀疑的,包括许多人所钟爱的“文学性”以及审美。这些观念的普世性掩盖了其本身固有的矛盾性,也掩盖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权力关系。伊格尔顿关于爱尔兰文化的出色研究在这方面可以提供不少的启示。
伊格尔顿、詹明信和已故的雷蒙·威廉姆斯构成了当代英美学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三足鼎立之势。虽然他对英国文学史的造诣与感受不如威廉姆斯深邃和细腻,他的意识形态理论也不如詹明信“政治无意识”概念深刻,但他的著作以其“博学、诙谐、睿智”(安东尼·吉登斯语) 赢得了广大读者。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普及,对阿尔都塞和哈贝马斯的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以及他在《后现代主义的幻象》(1996) 和《文化观念》(2000) 两部近著中对当代文化发展状况的真知灼见,m{无疑都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一书中,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使我们对这种资本主义体制内的反抗的局限性有所认识。此外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主体”观念的评述对我们了解当代西方在这方面研究的动态也甚有帮助。因此,无论是他关于文学、文学批评的理论探讨还是对文学、文化现象的具体研究,伊格尔顿的著作总是给予人们很多启迪。
 
注释:
①伊格尔顿的著作在大陆译成中文的有:《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杜1980 年版;《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导论》) ,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文学原理引论》,刘峰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年版;《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导论》) ,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版;《美学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0 年版。
② Terry Eagleton , Criticism and Ideology :A Study i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London :Verso ,1976) ;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 Basil Blackwell , 1983 , 2nd edition , 1996 ) ; TheFunction of Criticism : From the Spectator to Post Structuralism (London :Verso ,1984) ;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 Heathcliff and the Great Hunger : Studies inIrish Culture (London :Verso ,1995) ; Crazy John and the Bishopand Other Essays on Irish Culture (Notre Dame : University ofNotre Dame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Field Day ,1998) ; Scholarsand Rebels in Nineteenth2Century Ireland ( Oxford : Blackwell , 1999) .
③ Fredric Jameson ,“Imaginary and Symbolic in Lacan”, in TheIdeologies of Theory ,vol .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pp. 752115.
④ RenUWellek and Austin Warren , Theory of Literature ,3rd edi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5) ,pp. 140241.
⑤⑦⑧⑨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 Basil Blackwell ,1983) ,pp. 17253 ,p. 22 ,p. 18 ,p. 21.
⑥ Terry Eagleton , Myths of Power : A Marxist Study of the BrontÄs (London :Macmillan ,1975) ; The Rape of Clarissa : Writing , Sexuality and Class Struggle in Samuel Richardson (Oxford :Blackwell ,1982) ;William Shakespeare (Oxford :Blackwell ,1986) .


陈亚玲 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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