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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
2015-05-16 13:13:25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校内36位教授,用六年多的时间,撰写了《中华文明史》(四卷本)。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和此书的主编之一,袁行霈教授在撰写过程中不断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华文明的历史究竟能给21世纪的人类什么启示?在2006年北京论坛开幕式上,袁行霈教授以《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为题作了主题发言。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一,就是选择和平、和谐。
  中华文明植根于东亚大陆一片广袤的土地上,中华民族安土重迁,热爱和平。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和”的文明,“和”的观念在经典中多次出现,《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十二章)这是从哲学的高度解释“和”,用“和”来概括万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论语》:“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这虽然是从做人的角度解释“和”,但“和而不同”也可以视为一种维系社会的准则。《论语》:“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这是从礼的角度解释“和”,“和”不仅是礼之所用,也是为政之道,而且是一种美。《礼记·中庸》以“和”为“天下之达道”,能“和”则能四通八达,无往不利;又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中和”,天地才得以正,万物才得以育,这就将“和”的意义提到了很高的地位。
  中华民族深知和平对文明的保障作用,也深知战争对文明的破坏作用。西晋统一全国后,在文献整理、史书编纂、学术积累,以及文学创作等方面,都已出现繁荣的端倪,是战争,打乱了文明发展的进程,在北方造成多年的文明断裂。宋代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座高峰,科技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是战争,打乱了原来的趋势,延迟了文明的发展。
  和谐与和平都基于一个“和”字。和谐是和平之上的一种更高、更美的境地,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个体的人自身的和谐。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重点在于:既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的需要,也调整人的生活方式,以适应自然的规律,这就是所谓“天人合一”的要义。关于人与人的和谐,重点在于: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既考虑局部的利益更顾全整体的利益,以达到整体的协调发展。关于个体的人自身的和谐,包括身心两方面的协调,重点在于通过实践和自省以提升自己的人格和道德。中华文明中关于和谐的观念,对于解决当前中国和世界面临的种种问题,无疑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和平、和谐,唯和平才能使文明的成果得以保存,唯和谐才能使文明稳步发展。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二,就是选择包容。
  包容,是中华文明固有的思想,早在《尚书》中就有这样的话:“有容,徳乃大。”(《周书·君陈》)意思是:有所包容,所成就的功德才能巨大。《老子》也说:“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第十六章),意思是:有所包容,就能臻于“公”,进而臻于“王”、臻于“天”,臻于“道”,臻于“久”。这虽然都是针对统治者而言,但在中华文明中具有普遍的意义。中华文明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明,中国人常用“海纳百川”来形容一个人的气度胸襟,这四个字也可以用来形容中华文明的品格。
  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不只是黄河流域,还包括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又证明,除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还有许多上古的文化遗存散布在全国各地。中华文明的组成,既包括定居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较早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华夏文明,也包括若干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少数民族文明。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是多种文明因素的整合。整合的模式是以华夏文明为核心,核心向周围扩散,周围向核心趋同,核心与周围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互相融合。汉族和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都为中华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引为骄傲的山西应县木塔那样精美的建筑,便是契丹族所建立的辽代的杰作。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首次开辟了南北海运航线。满族所建立的清朝,出现了康乾盛世,为中华文明增添了精彩的一页。
  我还想举战国和唐代为例进一步加以说明。战国时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不同的学说和流派多元共存,自由争辩,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我想强调的是,这种包容不只是统治者的包容,也是整个社会的包容,孔子有弟子三千,“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其它各家也各有自己的信徒或同道,这说明社会的包容度很大。包容,也是唐代文明鼎盛的一个重要标志,这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儒、释、道三家并用;政府机构中各民族的人才都有施展的机会,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使大量出身庶族的士人进入仕途;文学艺术的题材和风格多种多样,等等。仅以政府的将军为例,如哥舒翰、高仙芝、李光弼等都是少数民族。而日本的阿倍仲麻吕(晁衡)、新罗的崔致远都曾在唐朝任职。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需要包容,“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唯包容才能百川汇海,唯包容才能不断壮大。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三,就是选择开明。
  开明的核心有四点:一是民为贵,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这已成为经典性的话语。二是广开言路,从谏如流,班彪说:“从谏如顺流”(《文选·王命论》),这是明君的必要条件。三是举贤授能,《礼记》说:“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举贤而置之。”(《礼器》)这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举措。四是以法为准,唐太宗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贞观政要·公平》),其中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法治思想。
  中国人往往将“盛世”与“开明”联系起来,称之为“开明盛世”。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这些盛世都是比较开明的。即以唐代为例,太宗对太子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太宗问魏征:明君和暗君的分别,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贞观政要·君道》)太宗深以为然。先天二年,玄宗任命姚崇为相。姚崇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提出“十事”,从施行仁义、不求边功、停止宦官和外戚干政、免除杂税等十个方面申述了自己的意见,玄宗从谏如流,取得很好的效果。姚崇罢相时,推荐刚正极谏的宋璟继任相位。宋璟继续贯彻姚崇的政策,使得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
  宋代的政治设计也有一定的开明性。宋代健全了一整套文官制度,皇帝和大臣、中央和地方、行政和监察,既相配合也相制约。就以皇帝与大臣的关系而言,陈亮引仁宗的话:“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专从朕出。……不若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则台谏公言其失,改之为易。”(《龙川集·论执要之道》)仁宗表示,处理天下事不专由自己一个人决定,便是一种相当开明的态度。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需要开明,唯开明才能广得人心,唯开明才能云蒸霞蔚。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四,就是选择革新。
  中华文明在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虽不是最早的,却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其中的原因很多,我在《中华文明史》的总绪论中作过一些说明。现在只想强调一点,就是中华文明中包含着变易的思想,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诗经》赞美周文王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雅·文王》)便是对“维新”的赞美。《周易》说:“日新之谓盛徳,生生之谓易。”(《系辞上》)指出不断的变易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周易》又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变,是从穷到通的关键。其实,《周易》的这个“易”字,就是变易的意思。关于中国哲学中的变易思想,张岱年先生举了孔子、老子、庄子、张载、程颢、程颐、王夫之、戴震等一系列哲学家的言论,总结说:“中国哲学有一个根本的一致的倾向,即承认变是宇宙中之一根本事实。变易是根本的,一切事物莫不在变易之中,而宇宙是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中国哲学大纲》)这种变易的思想,常常被用来作为变法的依据。近代的康有为托古改制,他说:“夫至变者莫如天。夫天久而不弊者,为能变也。”(《变则通通则久论》,见上海时务报馆光绪二十一年版《南海先生四上书记》)这段话既符合传统的思想,又服务于其变法维新的主张,可以视为他对中华文明历史经验的总结。
  验之以中华文明的历史,几千年来不知经过多少次大大小小的变革。就带有全局性的制度而言,从分封制到郡县制,从察举制到科举制,从城市的里坊制到街巷制,每一次变革都带来文明的长足发展。从分封制到郡县制,巩固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从察举制到科举制,促成了新型士人的成长;从里坊制到街巷制,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如果就文学体裁这一个局部而言,从古体诗到近体诗,再到词和曲;从文言小说到白话小说;从杂剧到传奇,每一次变革都带来文学的突飞猛进。
  毋庸讳言,中华文明中也包含着因循守旧的因素,所谓“祖宗之法具在,务行故事,慎所变改”(《宋史·王旦传》),诸如此类的话不胜枚举。回顾历史,凡是革新的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文明就得以健康发展;凡是因循守旧的势力占据上风的时候,文明的发展便受到阻碍。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革新是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不断革新才能不断前进,只有不断革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五:就是选择开放。
  中国的汉唐盛世,都是开放的朝代,中外文化的交流十分活跃。汉代通西域,带来了中亚和西亚的文明。公元前二年,佛教传入中国,在思想观念、生活习俗和文学艺术等许多方面,对中国固有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佛教传入之前中国只有今生此世的观念,是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之说,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翻译有关。随着佛经的翻译,汉语的词汇扩大了,文学观念也多样化了,诸如“空”的观念、“境界”的观念,都与佛教有关。更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禅宗,已经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至于唐代,对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丝绸之路开通,形成双向交融的文化格局,唐代文化既得以向外广泛传播,同时也从外面得到很大的补充。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大都市,都是中外文化交汇的地方。长安是当时最大的国际都会,在八世纪前半叶,人口已经达到百万之多,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以及留学生、学问僧、求法僧、外国的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以及大量外来的商贾。大食、天竺、真腊、狮子、新罗、日本等许多国家的使臣络绎不绝。在宗教方面,除了道教和佛教,伊斯兰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传播。唐太宗设立的十部乐,其中四部来自唐朝境内少数民族,四部来自国外。到了明代,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对外交流活动,就是郑和下西洋,其足迹远达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密切了中国与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成为中华文明对外开放的壮举。
  中外文化的交流有利于双方的文明发展。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欧洲,对西方文明的伟大贡献已是公认的事实。明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用科学作为传教工具,激起中国一部分士大夫对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兴趣,这包括古希腊哲学、伦理学、语言学、逻辑学、地理学、医学、生物学、数学、历算,以及美术、音乐、火器、水利、建筑等等。而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16世纪至19世纪的三百年间,玉米、甘薯和马铃薯等美洲作物的传入和推广,对中国开发地广人稀的山区,满足对粮食的需求,从而发展生产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很可惜,当欧洲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工业革命带动西方社会迅速发展之际,中国的统治者却安于现状,闭关自守,以致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明显地落后了。这是一个惨痛教训!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有志之士为了救亡图存,纷纷介绍和学习西方先进的文明,魏源编纂《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的方针,便是一个标志。此后,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从科学技术的层面到政治、人文层面的深化过程。种种新事物迅速出现,中华文明开始逐渐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之中。直到今天,打开大门与走向世界,仍然是尚在继续的历史任务。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开放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唯开放才能吸取其它文明的长处,唯开放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我相信,上述各点对今日之中国有借鉴意义。也许,其意义会超出中国的范围,供更多的人参考。
  最后,我想从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出发,就21世纪全人类的文明生态重申我的观点。
  经济全球化在不平静中向前推进,看来已是大势所趋,而文化能不能或者要不要全球化呢?这关乎人类生存方式的选择,对此我们必须做出清醒的判断。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往来,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各民族文化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使人类生存方式趋同。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几千年或更长的时间积累的结果。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尊严,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它民族的标记。要将世界上各民族长期形成的、千差万别的文化变成单一的文化,是不可想象的。那种失去了多姿多彩的单调的文化,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我主张不要笼统地提“全球化”,或者笼统地提“全球化时代”,应当对全球化加以分析。在经济的层面,全球化是大趋势。在科学技术的层面,那些给人类的生活带来方便的先进科技,更容易在全球推广。但是在精神的层面,因为涉及宗教信仰、民族心理、生活习俗、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等等,要想凭借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将某一种文化强加于人,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
  我们清醒地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是普遍而深刻的。以自我为中心而形成的种种偏见,会遮蔽人的智慧,而实际的利害关系又会迷惑人的良知,再加上语言交流的障碍,在不同文明之间,即使是互相理解、互相尊重都不容易,至于互相包容、互相吸收就更困难了。然而时至今日,人类已经能够遨游太空,为甚么不能放弃种种狭隘、固执和偏激的想法,以广阔的胸襟,对待文明的差异呢?为什么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呢?为什么不能充分尊重各个民族或国家自己的选择呢?我相信:21世纪的人类,可以运用大智慧,展现大手笔,在不同文明之间找到密切沟通之路,搭起畅通无阻之桥,以促成不同文明的和谐相处,以造就世界的永久和平。
  在当今世界上,孤立的民族文化是难以存在的,单一的全球文化也是不可思议的。不同文化只能以开明开放的态度互相包容,只能和平和谐地相处,以期达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目标。
  总之: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这就是我们对二十一世纪人类生存方式的正确选择。
 
编发:卢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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