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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记金克木
2015-05-16 12:08:58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2000年8月9日下午,我在北大出版社看书稿的校样,只听正在看报的友人说:“金克木去世了!”不禁心头一震。拿过报纸,确知老人已于8月5日逝世。我怔怔地说不出什么,在有点突兀的同时,顿时感到一种凉意透过心底。此前未听到先生生病的一点风声,一个健谈、风趣、睿智的老人怎么突然就走了?原先打算我的博士论文《论魏晋自然观》出版后再去拜访他,因为那几年每次见面,老人总是问及我的博士论文,可是,拿到书稿校样,已与老人阴阳两界了。
回家后,我立即向金先生家里打电话,电话那边金先生的哲嗣给我大致说了一下老人逝世的情况,是因为肺癌,发现时已是晚期,并说老人还向他提到我。但当时遗体已经火化,我想去见老人的最后一面,也没有了机会。放下电话我心里很乱,当时很想着要写点什么,或许是想说的太多,几次下笔,竟未成篇。
但是,这篇无人相约的文字却是我最沉重的文债之一。六、七年来,我在繁琐的俗事中沉浮,然而,无论是在夜深人静之时,还是喧闹嘈杂的间隙,每念即此,心中便惴惴不安。
今年的五一长假,北京草木葱茏,鲜花盛开,艳阳高照,风和气清。平日为生机操劳奔波的人们难得享受这样的好日子,出游,聚会,玩乐。我也多出一份闲心,拾起了沉淀在心底的情思,打开了封尘已久的往日世界。这篇耽搁了六七年的文字,终于摆到案前,到了划句号的时候。
我在北大虽然有二十多年,但与五四一辈的学者真正打交道的,只有金克木先生一人。记忆中还清楚地保留着我第一次与金先生见面的情景。那大约是在1982年底,是北京一个最平常的冬日下午,阳光和煦、温暖,天气无风而干冷,万木萧疏,行人寂寂。《江淮论坛》的王献永老师领着我从成府的蒋家胡同7号走进北大东小门,绕过博雅塔,沿结冰的未名湖走到朗润园。我们在一座临湖的楼前登上三楼,敲了敲右边一间的门。随即听到屋内的脚步声,伴着一声“谁呀”的询问,门就开了:开门的是一个身材不高、偏瘦、略有驼背、满头银发的老头。王献永老师笑道:“金老,你好!我们来看你。”老人笑呵呵把我们让进屋,在他的卧室兼书房中的两个单人旧沙发上落座。
在大学读书时我就知道“金克木”这个很特别的名字,因为一看就联想到阴阳五行。《读书》创刊后,老人在上面连续刊载文章,这些文字简练而不失古雅的文章展现了新颖的观点和崭新的知识,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学子,他的名字更是如雷贯耳。我能够登门造访老人感到十分荣幸。老人把他书桌前的木椅子搬到我们对面坐下,说耳朵不行了,凑近点才能听见,接着便神侃起来。他先问到我的专业,我回答是美学。他便由此展开,不断尖锐地提问。由于紧张,我对于他的很多问题不敢回答,怕答错了出丑,因此回答很少,他于是自问自答,大多数时间仿佛都是他在给我们讲课。所谈内容从中西哲学、文学、历史,到眼前的政治、经济、军事,还涉及世界科技发展,古今中外,包罗万象。说起《读书》上的文章,老人声称自己老了,什么也做不了,只是给《读书》写些小文章得了罢。大约有一个半小时后,我们起身告退,老人送至门口。
这次造访,金先生给我的印象除了身体健朗、学术渊博,而且谈锋犀利、思维敏捷,根本不象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学者,当时的感觉犹如蛰居深山的柴夫突然凭临汪洋大海,被一种博大和浩瀚所震慑。
1986年9月,我考入北大读研究生。这期间是我拜访老人最多的时光,大约每学期有两、三次,时间一般是下午。从我们住的46楼骑自行车经过勺园,穿过未名湖东角后,就进入僻静的后湖,那条弯曲水泥砖块小路上还有座简陋的小桥,桥旁边立着一块废弃的太湖石,被张中行先生考为京城第三大名石“青莲朵”。这一带很难碰到行人,仿佛荒郊野外,一路走过来心里自然也有着一种探访隐居高人的感觉。那时我们打电话特不方便,拜访老人都是贸然登门,常常从下午3点聊到5点多种,去时光天化日,回时暮色苍茫,每次都有满载而归的收获。好几次天色已暗,金师母走进来,试图打断我们的谈话,见到金先生谈兴正高,只好悻悻然转身出去。
金先生和我说,他在印度求学,也没有在大学正式注册读书,而是探访名家。因为名家之为名家,也就那一点与众不同的东西,找他聊几次也就差不多都知道了,没有必要听很多课,那是浪费时光。说到当时的改革,他说,从市场经济转变为计划经济很容易,一夜之间就行了。但是,从计划经济转变成市场经济就不容易了,世界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他说,毛主席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一种战时经济观点,不能算是一种经济学的思想。上世纪80年代国内全盘西化的思潮甚嚣尘上,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比中国好。我是学西方哲学、美学的,也对中国文化持有偏见,可老人却说,中国在人类历史上一直领先,近代才落伍,怎么能怪罪祖先呢!这些看法常常使我茅塞顿开。
对于印度的文化和历史,老人更是如数家珍。他说,伊斯兰入侵印度时,所有的佛教寺院都被杀光、烧光,而所有的印度教寺庙都保留下来了。因为佛教徒不抵抗,印度教徒抵抗,结果就是这样。我于是想,如果佛教不进入中土和西藏,它今天的命运是如何呢?现在的新疆、阿富汗等地,当年都是佛教盛行之地,后来都被伊斯兰征服,佛教文化荡然无存,只留下沙漠中的洞窟壁画,命运与印度佛教一样。21世纪初,塔利班还把保留下来的巴米扬大佛也毁了。他还说,英国人在印度是培养一个反对派做自己的接班人,比其他的殖民者聪明。实质上,现在的印度政治体制,就是英国的翻版。这样一些知识和见解我们即使专门找书也很难看到。有时他也问一些问题,譬如,我当时在研读中世纪美学,他就问道:中世纪有什么美学?我说,认为一切美源于上帝,上帝是最高、最本源的美,就是基督教的美学思想。可见,老人也是在不断求知,随时学问。
这当中,让我最难忘的是关于学德语。研究生要学第二外国语,我打算学德语。金先生说,德语当然要学,不过应该再学点“有意思”的外语,比如拉丁文。他说他就是学了三个月的拉丁文,然后去了印度,把梵文学会了。然后颇自豪地说,别人是从西方进入印度,而他是由印度进入西方的。意思是,他获得的印度文化知识是原汁原味的。我问拿下德语大概要多长时间,回答说只要半年。我说半年拿不下来呢?他说那就拿不下来了。果真我学了半年德语没有拿下,至今还是门外汉。今天我才明白,研究西方学术,仅仅懂几门通用的英语、德语、法语是不够的,必须要学西方古典语言拉丁文和希腊文。如果时光倒流,我一定会向老人提出跟他学拉丁文。只要精诚所至,我想他也会答应教我的。
1995年,我决定拓宽专业研究领域,跟楼宇烈先生攻读中国哲学博士。楼先生当时的学术重心已转向中国佛学研究。我在他的课堂上连续两年选读了八部佛典,还修了“佛典概论”、“中国哲学史料学”等课程。虽然我的方向是魏晋玄学,却也萌生过做佛学论文的念头,甚至题目都想到了,是后秦姚兴与佛教的关系。一次我去金先生处,便问起研究佛学的方法,他沉思一下,说:还是读全藏,把大藏经读一遍。我问要多少年。他说十年。接着又说,他发现一种方法,可以六、七年读完。我心想,现在的学术环境如此恶劣,学校和系里每年都要统计科研成果,评职称也要发表文章、著作,如果关门读十年佛经,什么成果也没有,在北大哪里还有立足之地,还不被扫地出门?于是便断了研究佛学之念。现在想来,如果关门读了十年佛经,今天至少比现在出息大点儿。真是为了眼前的区区小利而毁了大事,后悔也没有用了!
在研究生阶段,很少想到把老人的谈话内容记下来。读博士时候,与老人谈了很多魏晋学术方面的问题,这与我的论文选题相关,那时多了个心眼,回来作了追记。今日翻检笔记,发现了两则,现录如下:
 
1997年2月24日记:金克木先生认为,范缜“神灭论”实质是用佛教方法反对印度教,用“无我”反对多神论。因此,梁武帝未杀他,文章还收入《弘明集》。关于汉译佛经问题,梵文文本就有问题。印度佛教派系林立,传本也不同。玄奘《瑜伽师地论》,藏文为《瑜伽行地论》,可能原本不同,否则玄奘不会把书名译错。还有“观世音”和“观自在”的译法,可能也是梵文文本有差异,因为主要是口传。译本中,鸠摩罗什和玄奘的是可靠的。他们精通汉梵两种文字。
 
1997年4月4日下午访金克木先生所记:春秋战国时期是第一次思想大解放,产生诸子百家,魏晋又是一次思想大解放。比较以前,中国个体开始觉醒,“自我”出现。这是汉大帝国的崩溃所至。
在学术上,为反对汉代谶纬哲学,王弼何晏等人用清议——玄学来反抗,玄谈与佛学合一,形成强大力量。
表现在造型艺术上,雕塑:有个性,比汉代的生动。来源:佛教造像艺术,西亚人进入中原,面孔、鼻子不同,汉人个性化。绘画:宗炳六法,表现艺术自觉。音乐:嵇康的音乐从礼乐中独立出来。(诗:陶诗)
佛教传入,已变化了。宗教传入,但哲学观念和精神未传入。同样,至今西方哲学未传入,只有基督教传入。汤用彤等人是从材料上搞得很清楚,但不够,应该从思想上搞清楚。真正懂佛教的是鸠摩罗什和玄奘。鸠摩罗什是半个外国人,所以中国人只有玄奘。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和道生的观点不同,鸠摩罗什一言不发,述而不作,玄奘亦如此,不著述。
禅宗不能算佛教,至少不能算印度佛教。“身是菩提树”,佛教的身是空,是要破的,不能是树。(有人说禅宗恢复了佛教不说顿悟的本质)
佛教:信仰——经,文学——律,哲学——论。
 
从这里所记的内容可以看出,老人对于中、西、印学术具有非常深厚的根基,看法可谓真知灼见。其中对于佛教、禅宗的观点对于我更是醍醐灌顶、振聋发聩。今日学人之中能达到如此高妙境界实在难找。
最后一次拜见金先生,是1998年6月底,也是与王献永老师一起。我觉得这里确实有种宿命,我认识金先生由王老师开始,造访金先生也由王老师而终。那时我刚刚从美国访学一年回来,送老人一本刚出版的《伽达默尔传》。虽然他说老了,身体不行了,但是在我们看来,除了听力比以前略差,其他方面没有变化,仍然是个健朗、风趣、敏捷、睿智的老人。所谈内容现已淡忘,只记得他问了我的毕业论文,我答应论文一定送他指教。原想出版后一定呈上,不料后来琐事缠身,直到2000年老人去世之前,再也没有去登门拜会老人。
当然,我与金先生的交往仅仅限于学术,几乎没有谈及个人的经历和思想,在这一方面也留下一些遗憾和迷惑。有件事现在想来有点后悔。1988年春,适逢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北大研究生会发起,全体研究生签名,写了一封致两会代表的公开信,要求重视教育。我参与了公开信的撰文。当时大家要找到北大的人大、政协代表将信件带到人民大会堂。我未加思考便与几个同学来到金先生家,老人见状颇有为难之处,我们也就另找一个代表将此事办了。当时我很不理解老人的做法,当然也没有反省自己的鲁莽和冒失。过了几日我又去拜访,老人见我时略有歉意和不安。后来我知道,金先生自“反右”以后便远离政治,虽同情学生运动,但决不参与。这件事,我应当为自己的冒失带给老人的难堪而自责。
还有一次,安徽某出版社欲为金先生出文集,总编让我带着他们登门造访。在与老人谈及出版事宜时,被他婉言拒绝。这件事至今我没有解开谜底,而且,作为安徽人,金先生的文集最终没有在安徽而在江西出版。甚至在已经出版的金先生的所有著作中,没有一本是在安徽出版的,这其中真正的缘由现在大概只有老天知道了。
每次拜访中,老人总是把所出的新书题赠我。在撰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略略统计了一下,共有8本。分别是:《艺术科学丛谈》(三联书店,1986年10月25日赠),《文化的解说》(三联书店,1989年赠),《金克木小品》(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14日赠),《蜗角古今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赠),《难忘的影子》(三联书店,1998年6月赠)、《无文探影——试破文化之谜》(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6月赠)、《金克木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6月赠)、《书城独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6月赠)。除了他早先的《比较文化论集》和去世后出版的著作,这几乎是他这十几年中出版的所有著作。
说到金克木先生的著述,坊间已有高论,但是,我忍不住还是要多说几句。他的书很少大部头,例如印度文学和哲学那样的,绝大多数像杂文、散文集。记得有一次我去拜访,进门老人就说:“我现在成散文家了!”语调中不无调侃。那是1988年,各种金克木的散文、小品集广为流传,令人眼花缭乱。很多报刊、杂志、出版社通过各种途径搜求金先生的文稿,得之如获宝贝。人们仿佛刚发现了个出土文物,就是写散文、小品的高手金克木。其实,金先生这些看似轻松、简练、短小的文章,内容涉及中西方历史、哲学、文学,还有佛教、天文学、数学等,其领域之宽,令我辈望之兴叹。不要说写出这些书,今日能够看懂这些书的人其实也不多。文中知识与见识交融,思想和诗意争辉。即使是某一领域的专家,读了他的文章也受到启发。正因为如此,他的文章才在知识界广为流传。
说来奇怪,我与金先生交往十几年中,从未想到舞文弄墨之事。但是,在老人去世前几个月,2000年3月14日上午,我不知为何写下了一段话,正好也是对于他文字的看法,谨录于下:
 
金克木先生的散文是他学问的最好表达方式。这位智者型学者一生从未上过大学,却学贯中、西、印,文、史、哲、经无所不通,任何部门的著作,都不能足以承载他的敏锐思想和极广博的学识。故他的散文应该是真正的essays,虽然与鲁迅杂文相比他还缺少一点艺术的魅力,但在当代中国却无人出其右。
 
现在想来亦觉是神差鬼使。我不知冥冥之中,是否存在一种神秘的信息交流。
哲人逝矣!今夜,当我沉浸在逝去的岁月之中,写下以上的文字,亦不知当年栖居在未名湖畔的老人,现在天国是否感知?
 
 
2007年5月4日凌晨一点于京西魏公村荻园,疏星点点,夜幕深沉。5月5日夜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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