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心理学数据库 古代文论数据库 旧版入口 English
首页 > 学者文集 > 章启群 >

知识分子与文化“书面文本”——兼论人文精神的源泉
2015-05-16 12:05:40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一
 
    究竟何为知识分子?
    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在每个人的无意识深处,都有一个“我是谁”这样一个问题。可以推想,“何为知识分子”,大概也是读书人群体无意识中的秘密和情结。
    古代中国的圣人,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和要求是很高的。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这里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士”,还是“君子”。再进一步就是“贤人”、“圣人”,即张载所要求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近思录拾遗》)这与其说是界定了“知识分子”,不如说是界定了一种知识分子的理想。当然,在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以此作为安身立命的准则和目标。所以,中国历史上救国救民、可歌可泣的忠臣烈士不胜枚举。但是,我们决不能说,不是忠臣烈士的读书人,甚至是象秦桧、周作人这样对民族有罪的人,就不是知识分子。这说明,从一种政治理想或者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界定知识分子,是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
    在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中,我很赞同祝东力先生提出的观点。他在援引了马克斯·韦伯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后,指出:“可以说,知识分子最低限度的职能是掌握、传承、创制文化。具体地说,主要是掌握、传承、创制书面文化,即通过写作而固定下的各种文本的世界。这个最低限度的职能也是最基本的职能——由此派生出知识分子的其他职能。因此,书面文化的特性成为理解知识分子本质的起点。”[1]
    我认为,这里的“写作”应该作更宽泛的解释,它并非仅仅是用语言文字来书写,而是应该具有“创制”和“生成”的涵义。因此,“书面文化”应是“各种文本的世界”,不仅包括文字的典籍,还包括各种艺术的作品、文化建筑物,以及一切具有文化价值和意义的各种物质载体。比如,一种社会风俗、习惯,是一种文化。如果我们把它记录或拍摄下来,就成为“书面文本”。胶片、录像带、录音带,与文字书籍一样,都是一种文化的物质载体,都是文化的“书面文本”。
    知识分子的最基本职能是掌握、传承、创制文化的“书面文本”,这就决定了知识分子与文化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文化的历史正是通过这些“书面文本”的流传,才得以承续和发展。知识分子实质上是这种“书面文本”的承担主体——解释者和创制者。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原始型态的文化,象民间的艺术、宗教、哲学甚至技术,等等,都难以得到保存、流传,更难以发展。所以,各世界民族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出现“书面文本”。否则,一种文化要么断绝,要么始终处于原始型态。这大概是文化发展的一条规律。这里又涉及到文化中的“雅”与“俗”的问题。
    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从源流上说,民间的、口传的是源,即原初的。古希腊荷马的史诗,中国《诗经》中的“国风”,以及印度古代的诗歌等,最早都是民间口头流传的。但是,这些原始形态的艺术,必须形成“书面文本”,才得以流传下来。就是说,它们必须经过知识分子的整理和认可,才能流存。这种民间的、口头的和“书面”的、知识分子化的关系,就是“俗”与“雅”的关系。尽管“俗”是“雅”的源头,但是,“俗”要想流传千古,则必须上升为“雅”。这里的“上升”不仅仅是狭义的修饰、改造之意,而是一种复杂的置换过程。“认可”常常也是一种置换。所以,流传的基本上都是“雅”的东西。中国古代的“国风”、楚辞、乐府,以至宋词、元曲、杂剧、话本、小说等,都经历了由“俗”变“雅”的置换。外国也大致如此。在由“俗”到“雅”的置换中,最关键的因素是知识分子参与“书面文本”的整理与创制。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以李白、欧阳修、柳永、苏轼、南唐二李、李清照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参与创造,长短句(词)会有那么辉煌的成就。同样,如果没有汤显祖、李渔、冯梦龙、曹雪芹等人,那些民间的说书,街谈巷议、“假语村言”会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明珠!“诗三百”相传经过孔子的删定;屈原的《离骚》,更是民间“楚辞”的升华。这种俗文化被雅文化整合的情况,贯穿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书面文本”,也得不到阐释(当然,阐释不是照本宣科。马丁·路德对《圣经》的解释与奥古斯丁的不同,中国的经学也有今、古文之分,等等,这是现代解释学的问题,属于另一类。),就会变成谁也读不懂的“天书”,一堆僵死的、无用的古董,这也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断绝和湮灭,当然也不会发展了。由此可知,知识分子实质上是文化历史的承担主体。人类历史上很多文化的消亡,实质是那些文化中的知识分子灭绝了。古代埃及、巴比伦以及西亚等文化的灭绝,变成了“死文化”,主要是掌握、解释、创制这些文化的知识分子灭绝了。虽然我们还能在这些文化的废墟上发现一些完整的或残破的“书面文本”,比如死海的经卷,西亚沙漠中的壁画和雕刻等,但面对那种不能破译的文化密码,我们丝毫不能读解它的意义,而只能作为一种“异物”保存,就象天外飞来的陨石一样。这些“异物”虽然存在,但它们所代表的文化却死亡了、湮灭了。原因就是,它们的承担主体——知识分子灭绝了。
    一种文化的知识分子的灭绝,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消亡。这对于人类来说,尤其是对于本民族的人类来说,至少要比任何一种珍希动物,比如恐龙、非洲象、大熊猫等的灭绝更加值得重视。因为,这不仅是文化意义上的,也是生存意义上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自立生存同根同体,共存共亡。文化灭绝了,亡国灭种是早晚的事。
 
                                      二
 
    中国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同各民族文化一样,中华民族的文化的传承、发展,也集中体现在流传的文化的“书面文本”中。幸运的是,我们虽然经历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历代战火,甚至外族入侵和八国联军的抢掠焚毁,这些“书面文本”仍未灭绝。汉代就有从孔壁中发现《尚书》的事,现代考古技术更是源源不断发现出古代的“书面文本”,譬如甲骨文、楚简、汉简、帛书、石器、陶器、青铜器等。更为幸运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没有灭绝。这不仅与我们的学统有关,也与我们的道统、政统有关。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师说》)甚至外族入侵时,也大量起用汉族知识分子而主动认同中原文化。从文化的观点说,这真是我们民族的大幸!然而,这种幸运当下正受到挑战,就是说,我们民族的文化目前正处于一种困境中。问题仍然不在于“书面文本”,因为我们的古代典籍、文物和遗址,还是受到政府的保护,古籍的整理工作也在进行。问题的关键还是在知识分子上。
    在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书面文本”中,经史子集这些文字经典,应该是最重要的部分。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有长城、莫高窟、天坛、故宫、都江堰、赵州桥等,这些虽然也很重要,它们毕竟不能构成我们文化“书面文本”的主流。承认经史子集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主要“书面文本”,那么,对这些文本进行解释、传承,应该是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必要的前提。可目前的情况是,这些文本在整体上已经与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陌生化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我们对传统文化采取了一种过激的批判态度。在关于文化的讨论中,保守主义一直处于劣势。激进主义者不仅在文化批判中如此,在新的文化、教育体制的设置上,更是落实到行动。在文化政策方面,我们不仅“破四旧”一以贯之,甚至明确提出,中国文字要走世界拼音化的道路,就是说要废除汉字。国家语言文字方面的最高机构,直到80年代才决定停止用拼音取代汉字的研究和试验。(在语言文字的研究方面,我们也一直用西方的语言规范作为我们的方法和目标。)在教育方面,人文学科中,传统文化比重极小。不仅受过12年语文教育的普通高中毕业生不能阅读古代典籍,(小学毕业生的语文水平几乎近于文盲,初中毕业生勉强能写家信。)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也很少能阅读古籍。我们阅读、阐释传统文化典籍的一些基本手段和方法,比如汉语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不仅一般的研究生,就是人文科学的学者教授们,也说不出子丑寅卯。这种教育,加上不断地反传统文化的运动,造成了几代人对传统文化典籍的隔膜。不过,我对我国当前语文教育的这种描述,并不表示我对这种教育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新式教育比起传统的私塾,当然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我们语文教育的这种现状,是否说明传统教育中还有些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我们有很多传统的学术濒于断绝。在汉学研究的很多领域,我们赶不上日本人和德国人。事实上,我们在传统学术方面的落伍,其差距不亚于我们在科技和经济方面的落伍。更可悲的是,这一点现在似乎还不为大家承认。
    毋庸讳言,新的时代有新的学问。古代和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人文知识分子。他们都有掌握、传承、创制经史子集的基本能力。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人文科学知识分子以外,还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他们也能掌握、传承、创制某种文化的“书面文本”。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分子,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杰出的工作,不仅为中国现代化的物质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带来了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另一些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分子,虽然不能阐释中国传统典籍,却能读解西方或其他民族文化的“书面文本”,这对于我们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无疑是有益的,也是必需的。而且,在开放的现代社会,这也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我们的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基本上是建立在西方文化的原理之上的。但是,从根本上说,这些都不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或者说,这些文化还没有我们民族的特色。世界上任何民族都必须有自己的文化。当然,这种文化可以发展、可以转换,但必须在本民族扎根。可以假设,如果我们能够与传统的文化彻底决裂,并能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文化,那肯定也只是一种别的民族的文化。而且,问题还在于,我们是否能与传统的文化彻底决裂?是否能脱离传统文化来进行新的文化建设?这也是“五四”以来文化论争中的一个老问题,我在此当然无力作出断然的结论。但是,从对当下国内文化状况的一种现象描述,我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发。
   
                                    三
 
    有人说,20世纪中国小说家中,坐第一把交椅的仍是鲁迅。这是鲁迅一人的荣耀,却是我们全民族的悲哀。何以在鲁迅逝世后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中国没有出现第二个鲁迅,或者“超鲁迅”?
    这种情况在整个文学艺术界普遍存在。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黄宾虹等,仍是美术界的大师和典范;民族音乐听来听去还是《十面埋伏》、《二泉映月》等有味道;中国电影在30、40年代离好莱坞只有一步之遥,而当前的第五代导演大约还没有这种辉煌(这也是横向比较,而不是纵向比较。)。比起赵丹、崔嵬、石挥、孙瑜等这些老电影艺术家们,眼下那些大红大紫的明星们,大概要稍逊一筹,至少在功力上是如此;戏曲界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四大名旦”、俞振飞、白玉霜、常香玉、袁学芬、红线女等;甚至流行音乐,有人说,比比美国的杰克逊们,中国现在的歌星只能算是业余爱好……中国当下的这种文化,似乎是停留在原初性质的“俗”的阶段。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发问:参与这些文化“书面文本”创制、生产的人,是知识分子吗?是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呢?
    同样,人文和社会科学很多领域的事实,与文学艺术界一样令人难堪:就整体而言,当前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对于“五四”时代的学者,仍难望其项背。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这些当时清华研究院的导师,成了不可企及的大师和学术巨人;胡适、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闻一多、顾颉刚、剪伯赞、陈康、洪谦、朱光潜、宗白华、王瑶、王力等等,仍然是各学科中摹拜的偶像。历史让他们成为幸运者,后来者则反成了铺垫和陪衬。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当然,大师和巨匠的出现具有历史的阶段性。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在整体上出现这种萎缩和无序的现象,绝不只是一种偶然。很多人把这种情况归结为经济和政治的变革,即所谓转型期造成的。认为政治的动荡、经济的冲击是我们学术、文化萎缩、堕落的根本原因。这种观点忽视了中外历史上一些基本的事实。政治、经济大变革时期,即所谓转型期,并非一定是学术、艺术、文化的衰落时期,而常常是相反,大变革带来学术和文化的巨大繁荣和辉煌。15、16世纪的意大利,是从封建的庄园经济和政治向市民的经济和政治的转型时期,同时也是灿烂的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但丁、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文化巨人,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一种不可逾越的典范。19世纪的俄国,也是农奴制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的剧烈动荡的时期,它产生了托尔斯泰、列宾、柴可夫斯基、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杰出人物,留下了不朽的文化作品。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正是诸子百家产生的时期;魏晋南北朝又是中国学术、艺术、文化异常繁荣的时代……因为,从理论上说,在这种历史阶段,各种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教条和规则都被打破而需要重建,它给思想家、艺术家创造了空前的自由,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机遇,这些正是学术文化蓬勃发展的重要条件。
    还有人认为,中国目前呈现的文化现象,属于后现代文化。这是改革开放受西方文化影响、冲击的结果。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化了。众所周知,后现代文化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目标是要实现现代化,距离后现代社会还很遥远。不能说中国现在有人唱卡拉OK、电视上有广告等等,就是后现代,这就象一见到毛刷子,一定就认作哺乳动物一样。另一方面,即使在当代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虽然有一些后现代特征的文化现象,但是,严谨的学术研究和严肃艺术,却从未中断过。在文艺方面,且不说象毕家索、布莱希特等这些早些年代的艺术大师,具有多么崇高的地位和影响,就是当下的卢浮宫、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维也纳歌剧院等,仍然是人们仰慕的艺术殿堂。即使只有三百多年历史的美国,虽然摇滚乐震耳欲聋,但百老汇剧院仍然是经久不衰,从未有过“关闭”的惶恐。美国的歌剧、芭蕾舞、交响乐、电影等,仍然是世界一流。就是流行艺术和摇滚乐,也是成熟的,原汁原味。在学术方面,西方继老一代的哲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弗洛伊德等之后,出现了伽达默尔、蒯因、德里达、哈贝马斯、罗尔斯等新一代杰出的学者,呈现出“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蓬勃景象。
    因此,面对中国当前出现的文化萎缩、无序的危机,我们必须回到文化本身来进行深刻地反思。是否可以说,我们当前的文化萎缩、失序,主要是因为它无根。这种无根的文化是一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根是由我们对民族传统文化主要文本的陌生化造成的。就是说,一代新的读书人与传统文化“书面文本”在整体上的隔膜和断裂,是造成我们当前文化萎缩和无序的真正根源。
 
                                      四
 
    我们说,文化的流传、发展,主要是通过它的“书面文本”实现的。“书面文本”是文化的物质载体。在我们传统的经史子集中,不仅传承着“文字的”意义,还包蕴着哲学、艺术、宗教、伦理等思想和观念。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经过不断地冲撞和整合,形成了儒道释交叉互补为特色的文化观念和精神。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对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和深层观念有着长期和决定意义的影响。我们民族的行为方式、处世态度、道德理想、审美观念、宗教信念,甚至思维和生活的习惯等,都受到这种传统文化观念和精神的支配和影响。民族发展中必然形成民族的文化,而民族的文化必然又在民族的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表明了这一点。
    在文化的“书面文本”和社会的观念世界或意识形态之间,作为这种文本解释者的知识分子,在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中,就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知识分子是沟通这两者的桥梁。知识分子是一种文化观念体系的传播者,而当不同的文化发生冲突时,他们还是守卫者。知识分子的这种地位和功能,在中国集中体现在“师”的身上(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师”。)。孔子就是“大成至圣先师”。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师说》)这里“传道”是首要的。“道”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道德准则、价值体系,还包括行为规范和审美趣味等。这个“道”就是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道”,也包含在孟子的“不忍人之心”中。宋儒称之为“理”、“良心”等。与之相应,中国古代的学校称作“庠序”:“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孟子·滕文公上》)因此,传授这种“书面文本”的知识,不仅是“教书”,还是一种“教化”:“庠序者,教化之宫也。”(《孟子·梁惠王上》:“谨庠序之教。”赵歧注云。《诸子集成》本)于是圣人首先是“师”:“圣人,百世之师也”。(《孟子·尽心下》)师之所以如此重要,有如此高的地位,是因为他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易传》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易·观卦》彖辞)孟子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孟子·尽心上》)“为人师表”在古代中国,则是一种典范和象征。孔子就是“万世师表”。因为,“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这种“师表”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中国社会两千年的历史亦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们对传统文化中经史子集的陌生化,从根本上说,也斩断了我们与传统的文化观念和精神,即传统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联系。就是说,由于解释者在整体上的缺席,我们传统文化“书面文本”中的观念和精神,也与我们陌生化了。就象远古的神话和传说一样,只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异样的神秘,或者猜测到一种遥远的思想和观念。这种观念形态上的变革,也必然会影响到每个社会个体的行为和生活态度。观念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内在的,甚至是无意识的。我们看到,“五四”时期,反传统文化的主将鲁迅、和胡适,他们的婚姻事实是与他们的文化主张相矛盾的。尽管他们理性的认为应该与这些“封建文化”彻底决裂,但是感性和无意识却常常固守着传统的观念。因为,浸透在他们骨子里的“四书五经”已经构成他们人格的一部分。如果说,他们在传统文化意义上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程度,那么,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没有对传统文化“书面文本”的深刻理解和把握,而装模作样地去修炼一种大儒的涵养或庄禅人格,不仅不可能,还常常会走火入魔,走入歪门邪道。顾城可以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2]
    知识分子由于和文化“书面文本”的特殊关系,他们的行为和观念往往表现的更加自觉、因而更为一致。所以,这种文化的断裂,首先体现在现代知识分子的行为中。从整体上,我们不难看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五四”以后出生,没有受到传统文化教育的)与传统的知识分子在行为方式上的很大差异。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新的知识分子具有更多的务实精神,不象很多传统知识分子崇尚清高,喜欢空谈。但另一方面,我们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儒家文化中的一些积极的东西,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以及“一箪食,一瓢饮”的孔颜乐处等,在新知识分子中已经淡化了。在人格修养方面,孔子所称道的“刚毅木讷”,孟子提倡的养“浩然之气”,宋儒、明儒宣扬的“穷理尽性”、“格物致知”、“赤子之心”、“童心”等,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已不多见。更有甚者,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这些一般的行为准则,也被很多人抛弃了。
    由于我们描绘的当下的中国文化是一种无根的文化,我们在丢弃了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道德理想等等之后,并没有一种新的文化观念体系来取代它们。这首先就造成了与文化关系最为密切的知识分子在观念上的混乱,并直接导致他们在行为上的失范(主要就伦理意义而不是法律意义而言。以下所谈亦如此。)。作为古典意义上的“师”的知识分子阶层,在现代中国逐渐消失了。“为人师表”这句话的深厚、沉重、庄严的意义被不知不觉地消解掉,变成了一句没有实质内容的客套话。这样,中国知识分子从整体上失去了精神和人格上的典范的力量,变成了仅仅是一些掌握了某些技能的人。(我们时下所称的“文化人”与古人所称的“匠人”,在本质上没有区别。)而知识分子从“师”的位置上的退场,从社会学的角度说,也使全社会的行为失去一种现实的影响力和理想的感召力,缺少一种伦理的和心理的制衡,从而必然出现全社会成员行为的不规范。在这种价值观念、道德理想和伦理的规范失序的时候,经济学的利益原则于是成为全社会成员不得不遵循的唯一原则。简言之,为了利益,为了赚钱,没有什么事不能做。所以,卖假药、卖黄书、卖淫、贩毒、坑蒙拐骗……应有尽有。它不仅仅表现在商界,也表现在政界、学界等社会各界。因此,我们是否也可以说:文化上的无根,是当下中国几乎在一切行为方面缺少规范的最深根源?
    不少有识之士,有感于国人的道德理想滑坡,价值体系紊乱,甚至是全民族的精神贫血,大声疾呼重建人文精神。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口号。但是,我的问题还在于:
    人文精神从哪里来?
    ——这也是本文所最为关注和竭力追问的一个问题。 
 
 
 
  



[1]见《美学与文艺学研究》94年第二辑。
[2] 参阅拙文《对传统文本的误读》,载《读书》95年第九期。

上一篇:中国美学研究的学术性问题
下一篇:支遁“逍遥义”与嵇康养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