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心理学数据库 古代文论数据库 旧版入口 English
首页 > 学者文集 > 杨春时 >

现代性与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
2015-05-16 12:00:27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摘要】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现代性理论受到文学研究界的普遍关注,它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从现代性角度研究现代中国文学思潮,避免了创作方法论的长期影响,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在现代性理论的观照下,现代中国文学主潮由启蒙主义文学和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构成,这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双重历史任务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关键词】现代性;   现代民族国家;   文学思潮
【中图分类号】I206. 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07X(2007) 0120001204
     
自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起,文学思潮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兴盛不衰。文学思潮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它具有更宏大的视野,能够把文学还原为一种精神现象,放回到它所发生的时代背景中,研究它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它跳出作家作品论的简单叙述模式,能够把一段时期的文学作品、理论主张和文学事件联系起来,作为精神现象来研究;最后,它为文学史研究架起了一个时空坐标系,既能够作共时性的研究,又能够拉开时间的维度,清晰地描述出文学纵向演进的内在脉络,使文学史叙述具有了内在的逻辑线索,免于文学史料按时间顺序的单纯罗列。因此,可以说,文学史不是作家与作品的编年史,而是文学思潮的发生、发展和交替的历史;文学思潮是文学史的基本单位。
    什么是文学思潮?它是现代性诞生之后才有的文学现象,是文学对现代性的积极回应。文学思潮发生于一定的时空中,随时代精神而动,具有一定的作家群、一批风格相近的文学作品以及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现代性是文学思潮得以发生和演变的内在动力。现代性发生之前,文学只有流派之分没有思潮之别。在西方,文学思潮诞生于现代性发生之后。首先,现代性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为文学创作提出诸多值得深思的新问题;其次,现代性改写了作家依附于权贵的命运,使作家获得了人格独立、精神自由;再次,现代性扩大了文学的传播领域,使之成为一项公共事业,同时塑造了一批新型的读者群;最后,现代性通过人的自觉引发了文学的自觉,促进文学形式的现代革新。于是,文学主张开始逐渐汇成文学思潮。在17 世纪,建立和巩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提出,于是产生了呼应这一历史使命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当争取现代性成为时代任务之时,以宣扬歌颂启蒙理性、批判封建理性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得以诞生。之后,由于现代性的弊端出现,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以不同方式反抗、批评、反叛了现代性。现代中国文学思潮研究必须借助现代性这个历史标准才能得以确定和解释。现代中国文学思潮滥觞于清末民初。自1840 年起,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两大板块之间发生剧烈的碰撞,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巨大震荡,不仅在物质层面上带动了技术的发展、西学的引介、现代都市的萌芽、市民的产生、现代传媒的发生,而且在精神层面上震醒了泱泱大国的千年王朝迷梦,触动了知识分子心中的民族意识和拯救民族衰运的政治热情,诱发了普通市民追逐感官享乐的世俗气质,也激起少数文化精英对审美主义的自觉追求。在此背景下,中国文学逐步偏离了古代文学的轨道,并对西方现代性的不同层面做出积极回应,打开了一个多元并存的发展格局,为现代中国文学思潮的诞生和演变写下伏笔。
    首先,在传统文化势力较弱的租界地带,现代商业文明开始崛起,感性现代性在市民社会中找到了深厚的土壤,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市民消费市场。受此影响,清末民初文学中有一脉向通俗方向发展,以满足现代市民的消遣娱乐需要。20 世纪初“鸳鸯蝴蝶派”凭借着现代传媒,在现代都市里逐日走俏,这显示了通俗文学的独特魅力。通俗文学极力捕捉世纪末的感伤情调,编织光怪陆离、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慰藉生活于都市底层的市民阶层,让他们心中所有的感性欲望、失落感、挫败感、羞辱感..都得到一次性的彻底宣泄,无形中瓦解了传统的载道文学观。其次,清末民初崛起的一代知识分子生于危难之际,怀抱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为谋求民族出路左奔右突;同时,他们也受到了西方启蒙理性的影响,所以他们能够将“新民”和“救国”的双重使命巧妙地联合一体,既传播了启蒙思想,为五四启蒙文学的诞生奠定基础,也为将来国家主义的盛行埋下根苗。
    19 世纪末到20 世纪初,是译介西学的第一个高峰期。在这一时期,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的论著和作品得以广泛传播。以孟德斯鸠为例,梁启超是介绍他的第一人,梁所撰写的《蒙的斯鸠之学说》刊登在1899 年12 月13 日的《清议报》上;张相文在1902 年着手翻译日文版的《论法的精神》,译名为《万国精理》;林纾从1915 年起翻译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译名为《鱼雁抉微》,一直在《东方杂志》上连载,延续近两年,共登出书信161 封。大量的译介工作为五四作家作了最初的思想启蒙,并为他们日后从事文学创作提供了全新的艺术借鉴,同时也真正打开了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视域和审美视域,为五四文学的诞生准备了新的读者群。如果没有这段时期的审美积淀,五四时期的短篇小说难以出现,更难以为长期阅读长篇章回小说的读者们所接受,正如鲁迅所说: “《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1] 。同时,清末民初,梁启超他们提出的“三界革命”以及大量涌现的政治小说、社会小说、教育小说,都饱含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深层政治意味。尤其是政治幻想小说,如《新中国未来记》,以文学的形式虚构了一个政治乌托邦,以寄托一代知识分子失去儒家文化归宿的深重失落,并表达他们对未来新中国这个新的“想象的共同体”的无限憧憬,从中找到自身的生命归属和奋斗目标。
    最后,当现代性感性和理性层面开始撼动中国社会心理结构之时,个别文化精英却鄙俗弃世,开始了现代性超越层面上的审美追求。王国维是其中很具特色的一位。王国维的审美主义文学观有两大来源:他一方面从西方的反现代性哲学思潮中找到了文化因子,将叔本华的厌世哲学融入到他的《红楼梦评论》当中;另一方面又从中国诗学传统和士大夫文化精神中找到了审美养分和精神家园,写作了《人间词话》和《屈子文学之精神》。王国维最终也以自己生命的终结来反抗现代性,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的复归。
    清末民初是个众声喧哗的时代。然而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知识分子真正意识到器物、制度都无法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命运,开始透过西方物质文明的表象,向其文化内核掘进,进一步把握西方文化的精神内涵,于是启蒙话语逐渐淹没了其他声音,成为五四时代的主导话语。在此背景下,第一个文学思潮,即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诞生了。
    启蒙主义,一直被人们用于社会学、政治学领域,特别指代欧洲18 世纪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支柱。启蒙主义和启蒙精神的概念大致上是相同的。康德在《何为启蒙》一文中指出“启蒙精神就是敢于认知”“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2]可见,启蒙精神或启蒙主义的实质是启蒙理性,即善于运用自己的理性,打破封建旧文化的锁链,告别加之于自身的不成熟状态。而这种启蒙精神不仅仅停留在社会思潮的层面上,同时也渗透到18 世纪的文学创作中,使之形成一个独立的文学群落,即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它不仅仅在表现内容而且在表达形式上完全区别于此前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也区别于此后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表现内容上,它以极大的热情批判封建主义和宗教专制,歌颂自由平等的启蒙理性,既不同于古典主义对王权、封建制度、国家秩序的粉饰,也不同于浪漫主义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批判,对精神家园的渴求。在表现形式上,它打破古典主义的程式规范,以小说取代古典悲剧在文学体裁中的中心地位,推崇诙谐幽默的风格,同时由于启蒙的内在需求,它注重小说中的说理议论,从而也区别于浪漫主义的抒情倾向。
    由于相近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要求,在西方启蒙文学过去一百多年后,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席卷了中国文坛,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学主潮。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具有作为启蒙文学的共性特征: (1)“人的文学”。西方启蒙文学高扬个体主体性,五四启蒙文学同样发现了“个体的人”的价值,并将这一价值摆在了文学的首位。周作人指出: “我所说的人道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3 ]鲁迅、冰心、叶圣陶等一批五四作家都将“人”成为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使五四文学具有了现代品格。(2)“平民的文学”。对平民题材的推崇,构成了欧洲启蒙文学的一大特征。同样,五四文学的书写对象也不是王公贵族与才子佳人,而是农民、小市民、知识分子等最广大的平民阶层。同时,小说、话剧等通俗文学体裁的涌现,以及语言通俗化趋势的出现,体现了平民主义的审美取向。(3) 封建文化批判、国民性批判成为核心内容。反封建是西方启蒙文学的一大主题。五四启蒙文学集中批判了两千年来的宗法礼教,而对在宗法礼教浸淫下的国民性进行批判也构成了五四启蒙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钱理群指出:   “作为‘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其所特具的思想启蒙性质,是现代文学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特征”[4 ] 。(4) 五四启蒙文学偏重艺术的“无用之用”。五四文学把人作为文学的最高价值,反对文以载道的绝对功利主义,可见,它并不含有直接的社会功利性。同时,它又希冀通过文学艺术潜移默化的力量启发民智,改变落后的国民性,具有间接的社会功利性。(5) 艺术自觉的初步尝试。西方启蒙文学告别了古典主义的审美定势,创造了许多新的艺术形式。而五四文学也开始自觉的艺术探索和个性化的创作实践,并逐渐汇成新的审美趋势,从而打碎了古典文学在文学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单一化、类型化。五四作家尝试了各种新的体裁、题材和写法,进行艰难的审美突围,如对“大团圆结局”审美定势的突破等等,并逐渐开创现代文学的审美范式。
    同时,五四启蒙文学也具有区别于西方启蒙文学思潮的独特性,如,感伤主义的主导风格,与西方启蒙文学处处洋溢着的昂扬乐观的气息不同,五四文学的字里行间总掩饰不住那一代中国人的焦灼与彷徨的心态,这种感伤主义既来自于一个落后民族的有识之士的文明忧思,又来自于后殖民时代的文化忧思。又如,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因为中国的启蒙主义文学是后发的,面对着西方几百年来十分丰富而复杂的文艺思想和文学成果,必然受到西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乃至现代主义的多重影响,从中借鉴了一些有利于启蒙的创作经验。
    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从1917 年文学革命开始,一直延续到1927 年前后,共有十年之久。而1925 年五卅惨案的发生,使得中西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化,大有取代古今矛盾之势,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激发起一直潜伏在中国人心底的那份强烈的民族意识,人们感受到救亡的紧迫性,于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上升为时代主题,现代性话语嘎然中断。与此同时,一种新的时代精神迅速地酝酿着。1917 年苏俄革命的胜利,悄悄地改变着东、西方的力量对比,同时也为寻求民族出路的中国人展现了一条新的道路。1927 年前后,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开始取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地位。昔日的创造社摇身一变,由文学启蒙转向了文学救亡,成仿吾在1928 年2 月1 日《创造月刊》第1 卷第9 期上写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以阶级论、革命论置换了原先的为艺术而艺术论。鲁迅也慢慢改变了他的启蒙初衷,融入新的时代精神中。他于1927 年写了《革命时代的文学》《文艺和革命》等一系列文章,提出“革命来了,文学就变换色彩”[5] 。
    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是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一种变体。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有着不解之缘。17 世纪,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国家成为历史趋势,法国路易十四王最终在欧洲大陆确立起绝对主义王权国家,这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文学必须为此做出积极正面的回应,以巩固新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国家政权和社会伦理秩序,于是诞生了古典主义文学。古典主义文学的最大特征便是强调古典理性和规范秩序。而中国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同样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不可分离。从1840 年中国被迫打开大门之日起,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一直是个未完成的历史使命,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都未能将它化为现实。而苏俄模式的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似乎让中国人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丝希望,梁启超曾经有过的国家主义梦想又在许多中国人心中复苏了。这必然要求文学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服务,成为时政的吹鼓手,直至这一历史任务彻底告别历史舞台。革命古典主义强调政治理性和创作规范,这与古典主义大致相同,只是它更具东方特色和极端平民化色彩。
    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从1927 年起至文革结束,经历了左翼文学、抗战文学、内战文学、17 年文学、文革文学,延续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以1949 年为界,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两大历史时期。建国前,革命古典主义文学与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相分离,宣扬民族性反对世界性,宣扬红色信仰反对启蒙理性,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特征,推动民族独立的进程,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建国后,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本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然而新中国的建立并没有迎来一个和平的建设时期,却为国家主义的生长提供了土壤,而国家主义的盛行必然要求文学继续充当维护“想象的共同体”的工具,这使得文学背弃了艺术自身的规律和进步的历史使命。在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主导的最初二十年里,文坛中还夹杂着一些独立的文学小群落,如向往自由理想和古典审美趣味的“新月派”,带有现代主义气息的“象征派”、“新感觉派”和“九叶诗人”,带有浪漫主义倾向的废名、沈从文的“乡土文学”,带有现实主义特征的老舍的小说以及张爱玲、苏青的都市市民小说。但是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取得了独霸文坛的地位。
    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它具有区别于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显著特点: (1) 政治功利主义与文学的结盟。五四启蒙文学不是象牙塔里的文学,它需要唤醒沉睡的国民性,但它反对把文学和社会政治功利目的直接划等号,强调了作家的创作个性和作品的艺术性。与此相反,从左翼文学开始的革命古典主义则一步步强化文学背后的意识形态,作家个人意志必须从属于政治需求,作品必须成为政治乌托邦的隐喻结构。因此,读者能够从阅读中得到宗教仪式般的神圣熏陶并获得共同的政治信仰,艺术一下子俘虏、净化、整合了人心,使人义无反顾地奔向“现代民族国家”这个光明的未来。左翼文学时期“,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开始在左联作家群中传播;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明确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主张以政治理想来加工“生活”,使之“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也更带有普遍性”; 17 年文学时期,“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上升为中国文坛权力话语,作家必须以革命理想武装头脑,“真实”地表现社会发展规律和本质,指出理想的前景,反对揭露阴暗面。(2) 反对“泛人性论”、“人的文学”,强调人的社会性,尤其是阶级性和党性。五四启蒙文学关怀个体的精神和肉体需求,真正把人作为人来同情,反抗集体理性对个性自由的束缚。而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漠视个人价值,既不能宣扬个人的精神追求,除非这种精神追求与革命理想是同一的,也不能表现个人的感性欲望甚至是十分合理的情感,只能表现人的政治性。左翼文学的“革命+ 爱情”的模式,到后来也被删去了爱情的成分,于是文学作品中的人大多变成单纯的政治符号,变成意识形态控制之下的提线木偶。(3) 极端平民化趋势。五四启蒙文学是平民文学。启蒙作家一般从文化启蒙的高度,以俯视的视角来关照最大多数人的普通生活“,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革命古典主义文学,这要求知识分子作家从仰视的叙事视角来表现和歌颂工农兵生活,同时要求艺术大众化,甚至认为只有工农兵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才是最好的。(4) 艺术创作模式化、单一化。五四启蒙文学注重作家创作个性的表达。而革命古典主义文学反对作家的个性化书写,强调文学的程式规范。文学创作必须在一定模式内进行:题材必须是进步的,如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叙事必须是宏大的,具有史诗品格;   人物塑造讲究“典型”,反对写“中间人物”;角色安排要做到“三突出”;主题必须是富有革命性的文革结束后,中国重新回到现代性的轨道,启蒙作为未完成的历史使命被重新提出。这就要求文学举起启蒙的旗帜,反思和批判历史,重新高扬主体性,为现代性扫清道路。于是,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再次发生,五四文学传统复归。知识分子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重新解读文革乃至建国以来的历史,寻找被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所淹没了的历史真实,显露恢宏叙事背后的人世沧桑,揭示政治理想国背后的荒诞不经,揭露红色帷幕下的假丑恶,披露被政治遗忘的角落里的寻常百姓生活,展现被践踏被侮辱者人性深处的闪光点,把革命古典主义精心包装和构造起来的辉煌历史一下子击个粉碎。这种书写方式从伤痕文学延续到反思文学。而改革文学开始放下历史包袱,探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探讨现实也意味着反思历史。它与五四时期出现的问题小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寻根文学则将目光投向遥远苍茫同时又渗透到华夏儿女血液当中的文化因子,希望通过文学到达文化寻根的目的。知识分子本想从文化寻根中找到民族的辉煌记忆和集体的文化图腾,而当他们的启蒙理性触摸到那未开化的文明时却转为批判的态度,无意中重返了五四批判国民性的主题。
    新时期的启蒙文学匆匆而过,历时不满十载,这与20世纪90 年代的市场经济兴起不无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消费观念与日俱增,而现代文明的弊端也逐日显露出来。一个多元发展的文学时代开始到来。高唱主旋律的严肃文学继续着文学的政治使命;处于警醒与绝望之间的现代主义文学开始了纯文学的孤独旅程;反抗主流话语的民间立场写作在民间这片沃土上一枝独秀;带有商业气息和炒作色彩的大众文学则风风火火地行遍大江南北。进入90 年代,贾平凹的《废都》、戴厚英的《脑裂》、张梅的《破碎的激情》等一系列作品,以小说虚构的方式隐喻了体制化和市场化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吞噬,而知识分子之死,无疑宣告了启蒙时代的终结。
    由于中、西文明存在较大的时差,当现代性在西方不断被反思和批判之时,现代性在中国仍处于历史上升阶段,它的负面影响还没有充分显露出来,也没有得到普遍的关注。同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僭越了现代性启蒙的历史任务,使得现代性在中国发展受挫。所以,反现代性的文学尚不具备充分发展的文化土壤,不能构成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思潮。20 世纪20 - 40 年代,上海几乎是中国惟一的十里洋场,在那里曾经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反现代性的文学,但只是昙花一现罢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性走向历史舞台,现代主义才有了长足的发展:先是现代主义技法的引介,1981 年出现了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再到现代主义技法的文学实践,80 年代中后期“先锋派”作家开始在文学文本中大胆尝试现代主义写作技巧;最后才是现代主义精神品格的逐渐内化。以顾城为例,他是80 年代初的启蒙作家,可后来逐渐转向现代主义。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深切感受到现实功利与诗人童真天性之间的隔阂,以及现代生活与诗人梦想之间遥不可及的距离。理想破碎了,灵性失落了,诗人沉浸在现代主义那种难以自抑的孤独与绝望当中。
    同样具有反现代性倾向的现实主义也发生了。以民间立场写作的“新写实”小说在后新时期也颇具影响力。它重新走向民间,深入日常生活,只不过没有了革命古典主义文学的宏大叙事,也没有了启蒙文学的居高临下的写作姿态,而是表现日常琐碎的烦恼人生,在无奈中表露出对现代社会的排斥。
    此外,还有张承志、张炜代表的浪漫主义。他们以反现代性的立场,在宗教、民间和内心世界中寻找“清洁的精神”的源泉。他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抵制感性的膨胀,抗议人的堕落,使文学成为寻找精神家园的乌托邦。
    大众文学的兴起是后新时期的一大文学现象。大众文学是对现代性感性层面的回应。20 世纪80 年代,言情、武打小说开始占据文学消费市场,尤其到了90 年代,大众文学更是挤压了“纯文学”、“精英文学”的生存空间。大众文学有几大特点: (1) 商业性强,受经济利益驱动; (2)媚俗倾向,满足大众的娱乐需求和感性欲望宣泄; (3) 文学生产取代文学创作; (4) 传媒介入文学生成与传播机制。大众文学不免低俗,但它在中国的发展仍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打破了绝对禁欲的时代,满足了现代社会一部分人的感性需求。同时,它以调侃而非反抗的方式消解了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和神圣性。所以,在20 世纪90 年代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当中,王蒙自觉不自觉地为王朔乃至大众文学做辩护:中国本来缺乏人文精神,何来人文精神的失落。
综上所述,20 世纪中国文学延续了一条曲折的发展历程,受到“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的影响,形成了启蒙主义和革命古典主义两大文学主潮,同时间插出现了通俗文学以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各种形态的文学动向,它们虽然没有汇成一个时代的主潮,但却为20 世纪中国文学增色不少。
 
参考文献
[1]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A] . 鲁迅序跋集:上卷[M] .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204.
[2] 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 . 何兆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2.
[3] 周作人. 人的文学[J ] . 新青年,1918 , (6) .
[4] 钱理群.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7.
[5] 鲁迅. 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A ] . 鲁迅全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18.

陈亚玲 编发
 

上一篇: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性语言观
下一篇:意识美学与身体美学的对立之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