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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概观
2015-05-16 11:51:54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世纪。
  在这个电闪雷鸣、大浪淘沙的伟大世纪里,一代一代的中国诗人、作家,以各各不同的个性和心态,在文学舞台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或怀着民族新生与祖国富强之梦,以笔为武器,投身革命大潮,高歌猛进,英勇奋斗;或悲愤于时代与个人的苦难,抒发不平,长歌当哭;或出于守旧心理,为封建传统文化的衰落唏嘘不已;或固守心灵的宁静,在爱与美的梦幻中聊以自慰;也有的,则丧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文化人格,苟且钻营,成为历史的败类。一部20世纪的中国作家心态史,实际上,也是一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同人格类型的形成史、演化史、发展史。其中,既包含着文学艺术自身发展的奥妙,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发生剧烈变革的动荡岁月里,面对新旧文化、中西文化冲突而艰难选择的过程。
 

 
    作家心态,是指作家在某一时期,或创作某一作品时的心理状态,是作家的人生观、创作动机、审美理想、艺术追求等多种心理因素交汇融合的产物,是由客观的生存环境与主体生理机制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社会环境无疑是影响作家心态的第一要素。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我们会看到,将文学作为变革现实的工具,一直是许多作家主导的心态特征,而这便正是由本世纪以来中国的特定社会现实所决定的。在波澜壮阔的“五四”时代,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等这样一些历史的风云人物,虽然个人经历不同,气质类型不同,最初的人生理想不同,但却正是由于民族处于危亡的严峻现实,激励着他们不约而同地拿起了文学的武器,为民族的新生呼号呐喊,上下求索。20世纪的中国,也是一个文化产生剧烈变革的时代。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崩溃,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走向解体,文化反思遂成为时代的热点之一。正是这样的文化背景,也在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作家们的心态。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痛切地感到了自己浸洇其中封建文化的腐朽,他们或东渡日本,或游学欧美,或将目光投向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希望从异域找到民族文化新生的出路。这些人,虽然有着反对封建文化,追求民主自由,为民族新生而奋斗的共同志向,但因接受的文化影响不同,又形成了他们各各不同的文化心态。东渡日本的李大钊、陈独秀,到过俄国的瞿秋白等人,由于较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遂形成了激进的革命文艺观,有的最终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先锋战士;而留美的胡适、林语堂,留英的徐志摩等人,则在实用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唯美主义等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对暴力革命持否定态度,而将人性的觉醒视为拯救社会的妙方。影响作家心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自然环境。在一些个性温和,向往爱与美的作家中,我们会看到,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常常铭刻着特定的自然环境影响的印记。林语堂幼年曾生活于这样一个世外桃源般的环境中:远山起伏,常掩映于云雾之间。村庄附近有一条美丽的溪流,虽然流水激湍,但不深。幼时的林语堂,常与弟兄们来溪边嬉乐,或于山顶观赏白云,或俯看山下的村庄,看人们像蚂蚁一样在山脚下的土地上移动着。这样一个静谧而又超然的生存空间,对林语堂心理素质的潜在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正如林语堂本人在《回忆童年》中所说:“我的人生观,就是基于这一幅山水。人性的束缚,人事之骚扰,都是因为没有见过,或者忘记,这海阔开空的世界。”<1>
  个人生理机制,如体质强弱,气质类型、甚至体征、血型之类,也会直接影响作家的心态。一般说来,身体健康者,往往会显得生机勃勃,乐观自信,有时甚至会目空一切,狂放不羁;身体羸弱或病残者,则易生自卑、忧郁、孤独、寂寞,甚至悲观厌世的情绪。鲁迅的心态结构中,除了刚烈决绝,又不无冷寂抑郁,甚至悲观低沉的一面。这后一方面的心理特征,很大程度上便是与鲁迅患有肺病之类的生理素质有关。另如“五四”文化斗士之一的周作人,1921年4月,在大病5个月,险些危及生命之后,曾经写下《歧路》一诗,表现了自己失望暗淡的心境。显然,正是这场大病之后对生命的彻悟,加速了周作人后来的远离现实。胡风是中国文坛上个性孤傲,且神经比较敏感的一位作家,其中原因之一,便也很可能是与胡风个人的生理因素有关。出生于湖北农村一个贫穷之家的胡风,幼年生过天花,脸上留下许多麻子,上学时,曾常常受到一些油头粉面的富家子弟的侮辱与嘲笑,这无疑深深地刺痛了胡风的心灵,激起了他的防范自卫与强化自尊的心理。从中,我们也许不难窥见胡风刚烈不屈个性的某种心理根源。
    正因影响作家心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就决定了作家心态的复杂。具体说来,20世纪的中国作家,心态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多面性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文学研究中,对于许多作家,常常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被肯定者往往尽力予以美化,被否定者则一无是处。直至当今,情况虽大有好转,但在如何将作家还原到一个复杂的生命个体来研究方面,仍十分欠缺。实际上,如果我们详尽地掌握材料,从复杂的眼光出发,就不难发现许多作家心态的多面性。比如鲁迅,人们熟知的是:富有反叛精神,是一位勇猛的社会斗士。但在许多事情上,鲁迅又显得小心谨慎,敏感多疑。在日留学期间,他曾参加了反清组织“光复会”,有一次,领导人指派他去刺杀某位清廷大员,他先是同意了,既而又借故返悔;他渴望着挣脱封建枷锁的束缚,与许广平由恋爱而同居,但因畏于社会习俗,却又想方设法,长时间对外保密;也许因为亲眼目睹的人间的凶险和欺诈太多,以及身体状况的关系,鲁迅的疑心似乎比常人重得多。有一次,一家报刊发表的冯乃超批评他的一篇文章中出现了“鲁迅老生”的字样,也许这本来是排印失误,他却非常恼怒,以为是故意讽刺他,长时间耿耿于怀。我们还熟知:鲁迅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与瞿秋白、冯雪峰等共产党人关系密切,并曾成为“左联”的领袖人物,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又不无戒心。在他看来,历史上的造反者都免不了“山大王”习气,一旦造反成功,可能会变得比前任更加专横。故而有一次,他曾以玩笑式的语气对冯雪峰说:“你们来了,还不是先杀掉我?”<2>透过这心态的多面性, 我们也许才能了解真正的鲁迅。
    在现代文学史上,我们还会看到,另有一些本来接受了人性文化的影响,或更专注于艺术探索,政治意识淡漠,远离革命的作家,当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民众血腥的现实时,基于人道主义的正义感,也曾发出不满与反抗之声。象征主义诗人李金发,当得知同乡好友熊锐在“四.一二”大屠杀中遇难的消息之后,曾愤怒地著文谴责杀人的“反革命”。在反动派继续“清党”时,他又曾多次出面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进步学生。<3>据丁玲回忆,当年胡也频牺牲不久, 徐志摩曾亲自登门探望,并提出请她以及李伟森、柔石、殷夫、冯铿等5位“左联”烈士的家属一起吃饭,以表示他对死者的哀思,对生者的慰问。在当时白色恐怖的严酷环境中,徐志摩竟冒着风险,上门慰问“左联”烈士的家属,亦分明可见这位崇尚爱与美的诗人对反动势力的不满。<4>抗战期间,即如在北平附敌的周作人, 也与一般汉奸有别,他曾利用自己当时的身份,营救过被捕的共产党员;曾冒着危险,长期保存了李大钊的部分文稿;曾设法筹集路费,帮助身为地下党员的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等人秘密奔赴延安。
    建国以后,在“极左”思潮风行时,有的作家,出于对党的忠诚,虽曾步步紧跟,但内心里却也喧腾着五光十色的波澜。比如周扬,曾执行过极左路线,在历次运动中伤害过不少人,但周扬毕竟又是一位懂得艺术规律的理论家,故而其心态又是十分复杂的。在反右运动中,他曾亲自给安徽省委文教书记陆学斌打电话,保护了作家陈登科。<5>对建国之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 周扬也从内心里感到不满,有一次,他曾私下里对沙汀讲:“扫清道路是为了建设,现在应该从正面切切实实做一些工作了。一天,一年四季都搞运动总不成的。”他还以满清为例指出,那时虽有文字狱,但却还是让文人学者搞了四部丛刊!他甚至感慨地提到了鲁迅,说:‘鲁迅死的时候才五十六岁,可已做了不少的工作了!’”<6>言语之间, 流露出对当时许多作家浪费年华于各种政治运动中的遗憾。从一些作家的回忆材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周扬和谒可亲与柔情似水的一面。秦牧曾经回忆道:1962年,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古巴,作为代表团团长的周扬,“雍容大度,没有什么架子,谈起话来对人很亲切。......在闲谈中他向我提起了他的英年早逝的长子,竟然滴下了眼泪,后来我还见到他在激动时下泪好几次。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情感丰富,具有真执感情的人。虽然象他那么一个历经沧桑的人物,会那么容易掉泪,是远远出我意料的。”<7>正是从这样的复杂心态入手,我们也才能更好地理解周扬, 我们才能理解,周扬平反复出之后,何以会很快地转变观念,支持思想解放,并写出了受到责难的正确评价人道主义问题的文章,何以会真诚地向许多作家道歉,并很快赢得了中国广大作家,包括那些为他伤害过的作家们的理解和敬重。
    2.矛盾性
    由于时代及个人方面的一些复杂原因,20世纪的许多中国作家,也常常呈现出一种消极与积极、保守与革新、反动与进步集为一体的矛盾心态。对这些作家,我们过去往往更注意其消极、保守、反动的一面,而忽视其积极、革新、进步的一面,并由而导致了评价的偏颇。
    “五四”时期,由于公然站出来捍卫古文,林纾曾被新文化阵营指斥为“封建余孽”、“第一反动文人”。长期以来,林纾基本上就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文学史上的。林纾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留恋,的确曾攻击白话只能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因而对白话文学运动大为不满。但实际上,林纾又是白话文学较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早在1897年,林纾便创作过白话童谣,大力支持过林白水于1900年在杭州创办《白话日报》。“鸳鸯蝴蝶派”的一些作家,确曾有着游戏人生、专事娱乐的文学追求,甚至不无拜金主义的倾向。但实际上,面对深重的国难,这些作家,大多又不乏真挚的爱国之心。周瘦鹃初期的《亡国奴日记》,就是一部典型的爱国小说。即使在一些言情小说中,周瘦鹃也不时在发出捍卫祖国尊严之声。如《情天不老》中的主人公,当受到富豪侮辱时,发出了这样的怒吼:“中国人岂天生贱种?君不当加以侮辱,君不吾许,谓我无才可,谓吾无雅骨可,谓吾为中国故则不可!”对祖国的热爱表达得痛快淋漓而又义正辞严。另一位言情小说大家张恨水,不仅在《皖江潮》、《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等作品中表现了对祖国前途与命运的关心,且曾亲身组织过爱国活动。有一次,当日本人在中国大街上耀武扬威,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时,当时的公署、警察局都视若无睹,义愤填膺的张恨水,则带领报馆工人上街游行,抗议日本人的恶劣行径,被时人誉为“爱国壮举”。即如胡适这样的“反动文人”,由于深受西方现代民主文化的影响,故而在当年“反共”的同时,也曾尖锐地攻击过国民党。他曾公开指责国民党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要求尽快制定宪法,实行专家政治。他曾建议废止一切箝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等,且断言:“如果这几件最低限度的改革还不能做到,那么,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的。”胡适的这些言论,一度使国民党当局大为恼火,上海市党部曾经作出决议,要求“国府”严惩胡适。
    3.变异性
    由于生存环境或其它方面的变化,作家心态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在风起云涌的“五四”大潮中,周作人、林语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均曾表现出凌厉飞扬的斗士风采,为新文化运动作出过重要贡献。但随着中国历史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北洋军阀对革命的镇压,特别是面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大地上血雨腥风的局面,他们痛切地感到了书生救国的无力,终于远离社会现实,遁入了自己的园地。高举起“人的文学”的旗帜,以启蒙者的姿态出现于中国思想界的周作人,“五四”落潮之后表示:“以后应当努力,用心写文章,莫管人家鸟事,且谈草木虫鱼,要紧要紧。”(《苦茶随笔.后记》)日本侵略者占领北京之后,这位“五四”运动的闯将,竟进而沦为可耻的汉奸。曾把鲁迅拉入《新青年》阵营,并促成《狂人日记》问世的钱玄同,后来竟日渐陶醉于“文字学家”、“音韵学家”之类的桂冠,不再关心现实了。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敌视左翼文艺运动,且不时在背后里攻击鲁迅。刘半农也终于退隐于书斋,甘愿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林语堂在杨杏佛被暗杀之后,亦决然走入清谈一途,发誓此后“只求许我扫门雪,不管他妈瓦上霜”。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于闻一多、朱自清这样的诗人,人们更熟知的是:“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的英雄气慨,或宁肯饿死也不接受美援面粉的爱国情操。但实际上,他们的心态也是有一个曲折发展过程的。留学美国的闻一多,由于受“国家主义”思潮的影响,一度是非不清,思想模糊,甚至说过“国内赤祸猖獗”之类的话;<8>在青岛大学任教期间,他虽然主张抗日御侮,但又坚决反对学生们的抗日请愿活动,甚至力主开除了学生领袖,为此曾引发了全校学生参与的“驱闻运动”。“五四”运动之后,朱自清也退入“书斋”,企图借助学术研究和诗文创作聊以自慰。甚至当昆明“一二.一”惨案发生时,朱自清仍无动于衷。直到他的好友闻一多遭到暗杀,才震撼了朱自清,终于使他认识到,在当时政治壁垒分明的时代背景下,“中间路线是没有的,我们总要把路看得清楚,勇敢地向前走”(《闻一多全集.序》),从此开始了积极投身革命活动的人生。
    新中国诞生之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许多作家的心态更是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尤其是那些习惯于表现旧生活的作家,在为祖国的新生而由衷喜悦与兴奋的同时,也深为自己以往的作品与革命的要求差距太远而惶恐不安。为了表示自己彻底脱胎换骨,努力跟踪新时代的决心,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开始改写,甚至夸大其辞地批判否定自己的旧作。老舍表示:“我几乎不敢再看自己在解放前所发表过的作品。那些作品的内容多半是个人的一些小感触,不痛不痒,可有可无。”<9>;冰心说“我过去的创作,范围是狭窄的,眼光是浅短的,也更没有面向着人民大众。原因是我的立场错了,观点错了,对象的选择也因而错了。”<10>曹禺甚至把自己至今看来仍是他的最高水平的代表作《雷雨》和《日出》,自贬得几乎一无是处。为了补过,他按新的见解,不断修改这些作品,结果弄得面目全非,破坏了原作思想和内容的和谐统一。
    正是作家心态的多面性、矛盾性、变异性,直接影响着作家们的创作,决定了他们创作道路的曲折,也决定了文学现象的千变万化。在文学研究中,我们只有结合作家的复杂心态,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品、评价作品,也才能更好地总结和探讨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律。
 

 
    20世纪的中国作家,尽管有着复杂多变的心态,但从主导心理动机和创作活动的外在表现来看,大致又可分为从政治动机出发、从文化动机出发以及从超越现实的动机出发这样三种基本类型。
    1、政治型心态
    在波翻浪涌的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实用功利性的政治心态,一直在本世纪文坛上占据着主导地位,一直在影响着本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许多作家,正是由于更多地受到了社会环境中政治因素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强烈的现实责任感和政治使命感,使他们能够积极投身于社会变革的前沿,成为呼风唤雨的时代弄潮儿。
    早在“五四”前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郑振铎等一大批较早觉醒的知识分子,就从改造社会,拯救民族危亡的政治动机出发,以文学为武器,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有些作家,如沈雁冰、瞿秋白、蒋光慈、夏衍等人,则首先是以革命活动家,或共产党员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在后来漫长的革命道路上,又有许多人,从不同的方向,汇聚到革命洪流之中,如老舍、张天翼、田汉、闻一多、朱自清、冯雪峰、沙汀、艾芜、周扬、胡风、丁玲、艾青、何其芳、李广田、周立波、刘白羽、赵树理、孙犁、郭小川、贺敬之等。这些作家,有的虽曾有过超越政治的,对纯净的艺术天地或宁静的书斋生活的向往,但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终于打破了他们心灵的平静,使之放弃了原来的个人梦幻,走上了民族解放的战场,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建国后,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理想的激励下,不论是一些在解放前成名的老作家,还是一些刚刚登上文坛的新秀,更是将政治意识置于文学创作观念的首位。他们一方面自觉地遵循“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努力为新时代而歌,同时也逐渐为社会生活中某些新的弊端而忧虑,不时生出以文学干预政治的冲动,从而酿成了一幕一幕的文坛悲剧。新时期以来,文艺观念虽然大为开放,但关心政治,仍是许多中国作家的基本心态。诸如轰动一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便正是这样一种政治心态的产物。
    由于人类社会本身的特点,决定了政治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或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条件下,在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关头,政治将构成社会运转的轴心。文学的价值,不论怎么说,是不可能完全超越于现实功利价值之外的,因此,从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来看,那些真正杰出的文学大家,往往既有着深厚的文学修养,同时又有着密切关注现实的政治责任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人的文学成就,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文学价值与政治价值并重的基础上的。建国之后,周立波、柳青、欧阳山、梁斌、峻青,新时期以来的王蒙、李国文、丛维熙、张洁、梁晓声等一大批作家,也正是以良好的文学素养以及关注现实的政治激情,建立了自己的文学业绩的。在这些作家的笔下,许多作品,不仅有着较高的文学审美意味,而且富有催人奋发,唤人觉醒的作用。事实证明,一位不关心政治,力图逃避现实的作家,是难以写出真正为人民大众所喜爱、具有久远的生命活力的作品的。近几年来,中国文坛之所以看起来异彩纷呈,但却缺乏震撼人心的力作,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在目前我们这个正处于剧烈变革的时代里,许多作家,已经淡漠了作为这个时代的一名作家应有的思考现实、关心祖国前途、关心民族命运的政治激情。
    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一位作家,如果缺乏深厚的文学修养,而只是片面地追求政治效应,同样会影响文学的成就。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我们会看到,有不少作家,正是由于片面追求政治功利,导致着笔匆忙,来不及精雕细刻,致使其作品往往政治激情有余,艺术蕴藉不足。尤其在建国以后,由于简单化的“为政治服务”被确定为文学创作的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忽视了文学应有的审美价值,从而导致了文学创作水平的下降。在许多时候,甚至使文学成为错误的政治思潮的牺牲品。故而当我们站在真正文学艺术的角度,回首历史,面对百年来浩若烟海的文学报刊、难以计数的文学书籍的时候,又会深深地感到精品太少的遗憾。
    2、文化型心态
    本世纪以来,在从传统社会形态向现代社会形态演进的过程中,造就了这样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出身于传统的书香世家,自幼接受过系统的中式教育,海外留学生涯,又使他们接触了近代西方的文化思潮,和迥异于中国封建专制的西方民主政治,这就使他们对本国文化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一种更为清醒的批判意识。这样的文化渊源,自然也使他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心态,即他们虽心怀匡世救弊的忧患意识,向往个性解放,但他们又反对暴力革命,而期望通过宣扬“人性”之爱,通过艺术美的感染,来化解人间的纷争与仇恨;通过鼓吹民主与自由,来消除社会的不平与政治的黑暗。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徐志摩、梁实秋等人,从主导倾向来看,表现出来的也主要是这样一种文化心态。
    徐志摩是在英国的留学生活中,孕育了他一生作为精神支柱的对“爱、自由与美”的向往的。正因沉溺于这样一种理想人性的梦幻,徐志摩无法容忍现实斗争的血腥,故而1925年,当他取道苏联赴德、法旅游时,面对革命之后的俄罗斯,他一方面从理性上承认俄国革命“为人类立下了勇敢尝试的榜样”,同时又从人性角度慨叹“是人类历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落叶》)。他从这场革命中感到的不是人道的希望之光,而只是伟大的恐怖黑暗与惨酷虚无的暗示。1927年,当中国的大革命蓬勃兴起及至归于失败时,徐志摩更是为理性的死灭和兽性的疯狂痛心不已。在此情况下,徐志摩相信的仍然是“社会的纪纲是靠着积极的情感来维系的,在一个常态的天平上,情爱的份量是一定超过仇恨的份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过互害和互杀的动机。”(《新月》发刊词:《“新月”的态度》。面对严酷的政治现实,留学美国,深受强调理性自制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影响的梁实秋,同样固守着自由主义的文化心态,力图通过“人性论”的呼吁,实现社会的进步。与徐志摩不同的是,由于封建世家中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和正统教育的熏陶,在梁实秋的心灵深处,同时也积淀着对封建礼教形态的稳定、规范与秩序的向往。正是这种新人文主义的“人性观”与封建正统思想的融合,使梁实秋向往民主自由,反对独裁,曾经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为共产党人辩护,但同时又拥护作为国家象征的正统的国民党政府,认为人民奋起推翻反动政权时,这是犯罪行为。与之相关,在文艺观方面,梁实秋一方面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同时又曾公然著文责难国民党的文化“剿匪”。在尖锐的阶级斗争年代里,梁实秋力图保持的就是这样一种不偏不倚的文化姿态。
    与徐志摩、梁实秋等人相比,沈从文虽然没有留学海外,但作为一位旧式军人出身的作家,也许由于看过了太多无谓的争斗与杀戮,也早他就产生了对人性沉沦的痛恨,而几乎自发地萌生了对超越政治的人性美的向往。走上文坛之初,沈从文想到的即是用文学“燃烧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瘦扭曲了的理性”<11>在后来的创作道路上,沈从文也一直力图与政治保持距离,只希望通过富于人性意味的文学,恢复民族的生机。他曾形象地说过,自己无意于建造“豪楼杰阁”,只钟意于精致的“希腊小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在民族抗战的浪潮中,沈从文一方面从一位知识分子应有的现实责任感出发,关心抗战,同时仍希望文学不要成为宣传抗战的简单工具,主张作家应用自己美妙的笔绘制出生命存在中一切美丽的东西。
    从人类发展史的长远发展来看,徐志摩、梁实秋、沈从文等人力图超越政治的文化心态,本是有着独特价值的。尤其是他们对于人性、人道主义的探索,对于生命之美的歌唱,从根本上说,是与“五四”时代精神相呼应的。然而,在一个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年代里,尤其在阶级斗争尖锐,或民族危亡当头的年代里,又是不合时宜的,注定了要陷入尴尬的境地。因此,这些作家的言论及作品,往往既不被权力当局所欣赏,也不断遭到了革命文艺阵营的批判。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新时期文坛上,在关于人道主义、关于“异化”问题的探讨中,在一度兴盛的“寻根文学”中,我们看到的也是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化型心态。一些作家重提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实质,仍不过是力图从人性回归的文化角度,思考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曲折。寻根作家们的心态特征是:他们不再满足于像“伤痕文学”那样,着重从政治的角度控诉和揭露“极左”思潮导致的灾难,而希望透过现实生活的表面,从民族文化心理的历史积淀中,寻找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契机,清理批判其中的消极因素,促进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同时实现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层突破。在莫言、韩少功、阿城、贾平凹等人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文化心态。比如莫言在作品中,力图通过对原始野性的呼唤,重振为现代文明压抑而萎缩了的人性;如韩少功在《爸爸爸》中,通过对鸡头寨寨民们打冤家的缘起和结局的描写,揭示和批判了由于民族保守心理而造成的愚昧、野蛮以及它的严重后果。这样一种文化心态,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对于丰富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内涵,更新文学观念,繁荣创作,无疑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但在许多作家那儿,由于缺乏俯瞰人类生存状况的宏阔视野,缺乏更高层次的哲学之光的照耀,仍然受到了简单化的政治目光的制约,或者走向了本能宣泄的歧途,致使其没能向纵深发展。
    3、超然型心态
    由于个人经历、气质类型及环境影响的不同,也有许多作家,不像政治型心态的作家那样金刚怒目,电闪雷鸣;也不像文化型心态的作家那样,关注人类文明的进步,有着改造社会的清醒动机,而是避居一隅,力图超然于世事纷争,更专注于文学作品的娱世功能以及自我对现实人生的体验,表现出一种冲淡平和的心境。在“五四”前后活跃于文坛,注重言情娱乐的“鸳鸯蝴蝶派”;在鼓吹性灵与幽默、旁观与超脱的后期的林语堂;在对世事冷漠的张爱玲等作家那儿,体现出来的便主要是这样一种超然心态。
    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大地上,当许多作家奋起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大潮的时候,以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张恨水等人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们,却热衷于“吟风啸月”,沉溺于言情春梦。徐枕亚所宣称的:“有口不谈家国,任它鹦鹉前头;寄情只在风花,寻找蠹鱼生活”,可谓这些作家的典型心态。“五四”时期,以及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林语堂虽曾以昂扬激愤的情怀,投身过现实斗争,但由于林语堂自幼受到了静谧恬淡的自然环境的熏陶,后来又受到了基督教文化与西方自由主义精神的影响,骨子里形成的则是一种隐逸气质。故而面对艰难的时世,林语堂终于收敛了自己政治思想的锋芒,逐渐转向了幽默闲适、清谈人生、超然物外的“生活的艺术”。与林语堂相比,张爱玲表现出更为异乎寻常的超然。林语堂尽管向往于恬淡的艺术心境,但他并没有完全忘却政治,仍不乏爱国热情,张爱玲则不然,她是以一种带几分冷漠和茫然面对政治、面对国难的。抗战期间,她不仅仍醉心于写一些无关痛痒的文字,且曾稀里糊涂地与汪精卫的心腹、汉奸文人胡兰成热恋以至成婚。面对战火中的灾难,张爱玲当然也不是完全无动于衷。她曾为她的英国老师在战乱中被误杀一事感到震惊,但张爱玲由此意识到的仍不过是超然意味的人类行为的荒诞所导致的“人类的浪费”问题;她看到了战争状态下人的种种行为与反应,但她发现的却是人性的盲目与偏执这样一些超政治、超战争的问题。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超然心态,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我们见不到关涉人类或社会的前途或命运的惊心动魄的斗争,而多是姨太太少奶奶的闲愁,深门闺秀的郁闷,感情生活残缺的怨偶的喟叹等等,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12>
    建国之后,由于文艺界步调一致,严格强调“为政治服务”,致使许多作家失去了自己的个性,“超然”心态几乎也就不可能了。新时期以来,显然是与思想解放,风气变化有关,我们才重新体察到这类心态的存在。尤其在杨绛、孙犁、汪曾祺等这样一些饱经沧桑的老作家那儿,有着更为突出的表现。比如同样是写“文革”期间的苦难,在杨绛的《干校六记》中,在孙犁的《鸡缸》、《王婉》等小说中,我们会感受到另外一种绝然不同于“伤痕文学”的旷达意味,令人从中体味到作者那种独具个性的超然心态。在素有“仙风道骨”之称的汪曾祺先生的小说中,我们仅从“后来,张蕴之死了,王文蕙也死了。詹大胖子也死了。这城里很多人都死了。”(《詹大胖子》);“李小龙觉得王玉英不该出嫁,不该嫁给钱老五。他很气愤。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晚饭花》)这样一种宁静淡远的笔调中;仅从“一庭春雨,满架秋风”(《钓鱼的医生》)这样一类的作品诗意背景中,仅从浑然天成,自由随意的小说结构中,我们也足可以感受到一种飘逸的情怀。
    从文学实践来看,超然,当是有利于文学创作的心态之一。一位作家,只有在痛切体验生活的基础上,又跳出生活本身的匡拘,如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指出的“须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才能获得正常的创作心态,才能更好地进入艺术创造之境。正因如此,新时期的杨绛、孙犁、汪曾祺等人的作品,虽然并不曾在文坛上引起过很大的轰动,且作品数量较少,但从艺术角度来看,他们的作品所达到的高度,却不是许多轰动之作所能比拟的。当然,从历史上看,情况又是比较复杂的,由于文学的价值往往又是与时代要求密切相关的,尤其是在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超然情怀又必会导致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创作缺乏应有的时代感染力,甚至丧失应有的是非标准,从而影响作品的整体价值。因此,像现代文学史上的林语堂、张爱玲这样的作家,尽管凭依超然心态,使某些作品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但却毕竟缺乏历史的深刻与凝重。至于“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们那样一种“超然”,由于本来就往往不是以深切的生活体验为根基的,就更谈不上多少文学价值了。
    孔子当年在择徒授业时,曾经表示:“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孔子这里指出的,实际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三种人格。中行,即行为合乎中道,无过与不及;狂者与狷者,按朱熹的说法,即“志极高而行不掩”者与“知未及而守有馀”者。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知识分子大致恰好可以分为这样三种类型,如杜甫、韩愈、苏轼也许可谓“中行”之士,诸如李白、徐文长、李贽、金圣叹、顾炎武当属“狂者”,阮籍、嵇康等人可谓狷者。这三类人格,大致又与中国古代的三种主要文化相对应:即中行与孔孟之道,狂与管子、韩非子等人所代表的法家文化,狷与老庄思想。由此我们不难想到,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三类主导作家心态,除了现行的社会、文化、自然环境及个人生理机制等因素的影响之外,或许又与中行、狂、狷这样三种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潜在影响不无关系。富有反抗性革命性的政治型心态,正是“狂”者文化心理的体现;超然心态体现的正是“狷者”风范;至于周作人、徐志摩、沈从文、梁实秋等人所向往的不偏不倚的文化心态,似颇类乎于传统文化所期望的中行人格。孔子是主张中庸之道的,故视“中行”者为难得之士。而实际上,在推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狂者”往往在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与之相关,此类心态支配下的文学创作,也往往有着更重要的社会历史意义。与之相关,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也正是此类心态支配下的作品,表现了更为重要的社会意义。
 

 
    文学作品的成功,是以某种有效性心态为保障的。只有在有利于文学创作的心理状态下,作家的想象才能活跃,文气才能贯通,才能进入一种高妙的自由创作境界。总结20世纪中国作家们的创作活动,我们会发现,有这样三种心态,影响了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
    1.政治禁忌心态
    从“五四”运动开始,文学作品的政治作用,一直受到进步文学阵营的重视。但在许多时候,这种作用往往被夸大到了不切实际的程度,被强调到了绝对化的程度。作家的生活和创作,常常要受到从政治出发的严厉挑剔或指责。从文学史本身来看,这股“左”风的形成,30年代的“左联”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左联”成立之初,甚至根本不重视创作,而只是要求作家必须参加示威游行、写标语、散传单等有关政治活动,否则就要受到批判打击。郁达夫只因表示“我是个作家,不是个战士”,即遭“左联”除名;茅盾因为请假写《子夜》,也在会议上受到攻击。即如被奉为“左联”主帅的鲁迅,也曾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杂文中“掺有毒汁”等。此后,在革命文艺阵营,这种从政治出发的批判声浪一直不曾停息。解放战争期间,胡风的文艺观,被看作是“主观唯心主义”,是在对抗毛泽东指出的文艺方向,而多次受到进步文艺界的批判。在东北解放区,负责创办了《生活报》的萧军,也只因关于苏联的看法言语不慎,被人抓住把柄,无限上纲,竟被定性为“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罪人,受到了组织处理。建国之后,由于对文学政治功能进一步肯定,政治批判之风更是愈演愈烈。不仅被视为有着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之嫌的胡风,被怀疑为背后有反党活动的丁玲等人先后遭到批判处理,即如茅盾、夏衍这样一些建国后受到重用的作家,即如何其芳、周立波、欧阳山这样一些来自延安的革命作家,也在不时陷入难堪。茅盾因关于文艺题材问题的看法,曾被人攻击为“反对工农兵方向”;夏衍的剧本《考验》,只因剧中人的一句怪话,被柯庆施下令停演;何其芳写于延安时代的那首名作《生活是多么广阔》,竟被新中国的读者指责为“凡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难道在美帝国主义直接统治下的人民不是非常痛苦吗?难道我们被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着的时候,也是快乐的吗?”;周立波、欧阳山表现新生活的《山那面人家》、《在软席卧车里》等作品,也被指责为“脱离政治”、“散布对社会主义的消极情绪”、宣扬了“没落阶级虚无主义的人生哲学”等。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这样一种“极左”思潮的日趋泛滥,在许多作家那儿,势必造成一种禁忌心态,使他们不得不审慎从事。这种禁忌心态,尤其对于新中国的文学事业,是产生了极大危害的。许多功力深厚,曾经有过创作辉煌,时值创作盛年,文化艺术素养及生活积累也更为深厚,本应写出更多更优秀作品的作家,由于文学心态的失衡,不仅没能继续写出成功之作,有不少人,甚至干脆放弃了创作。茅盾,本来是做好了继续从事文学创作的准备的,他曾婉拒文化部长职务,希望能够安静地坐下来,把几部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完成,却终于未能如愿。建国之后的夏衍,自从《考验》被禁之后,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除了改编过保险系数较大的鲁迅的《祝福》,茅盾的《林家铺子》等作品之外,竟再也没有写过剧本。遭到批判的何其芳,也终于报之以沉默,长期不再写诗。周立波,创作了《山乡巨变》之后,再也不曾写过长篇。当老朋友葛洛问他原因时,他回答:“生活变化太快,我看不准,怎么敢写长篇啊。”<13>
    这样一种禁忌心态,不仅见之于茅盾、夏衍、何其芳、周立波这样一些老一代作家,在另一些出身革命队伍的年轻诗人、作家那儿,也明显可察。李季本是比较走红的革命诗人,建国后的创作也比较活跃,但他特别慎重于题材的选择,诗歌的内容往往严格限定在讴歌工农兵,如石油工人、忠于爱情的农家女子、当红军的哥哥等等。当他的好友郭小川,发表了表现革命队伍内部婚外恋情的《白雪的赞歌》之类作品时,李季劝他要接受延安时期的教训,不要写这些题材。杨沫的《青春之歌》,本是一部肯定和赞颂知识分子献身革命的优秀作品,但创作过程中,作者却一直在担心是否有美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丑化共产党员之嫌。小心翼翼的心理重负,显然制约了这些诗人、作家创作才能的进一步发展。
    至“文革”前夕,当毛泽东写下了措词严厉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指责文艺界不执行党的政策,不接近工农兵,不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之后,中国文艺界更是进入了一个人人自危,个个禁声的沉寂局面。至于十年浩劫期间,那更是另一番悲惨景象了。
    2.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
    古今中外的文学实践表明:成功的文学之作,往往需要一种甘于寂寞、潜心以求,不为其它外在因素所囿的独立心态。而进入本世纪以来,由于中国社会一直处于战乱或动荡不安的变革状态,因此,在许多中国作家的心中,一直涌动着一种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情绪。这就不能不影响文学作品的质量,致使粗疏简约的急就章多,精雕细刻的艺术精品较少。
    “五四”时期,胡适的那部《尝试集》,虽然不无白话诗开山之作的意义,但因胡适当时的创作动机,并非真正缘之于诗情的不可遏制,很大程度上是出之于进行白话革命的理性目的,故而其诗作,大多一览无余,缺乏应有的诗意。即如茅盾、巴金、老舍这样的文学大师,他们的不少作品,艺术方面也是较为粗糙的,这同样是与他们急功近利的创作心态有关。我们知道,茅盾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曾担任过上海党组织的领导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是在受到反动派通缉的情况下,无奈地转向文学创作的,因此,政治一直是他关注的重心,这就使他的一些作品,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政治活动的记录,甚至作为参与政治活动的一种方式。他的那部《子夜》,如果不是为了出于功利目的政治论争,在艺术方面也肯定会更为完善。同样,巴金也是由对无政府主义的政治活动的迷恋,而转向文学创作的。走上文学之路之后,支配着巴金的,仍是不可遏止的政治激情。也许正是与奔涌的政治激情有关,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高产的作家之一,而在质量上却往往注意不够。为此,当年就有一些忠诚的朋友对他“生产的多量和迅速”不以为然,力劝他要慎重发表文章。但可惜的是,巴金为时代的热情所鼓励,无视这些逆耳忠言,仍在匆忙地写着,并以“我的态度都是诚实的”“我永远说着我自己想说的话,我永远尽我在黑暗里呼号的人的责任”<14>自慰。但当时年轻的巴金也许尚没有有意识到,“说真话”,只是文学艺术成功的要素之一,还不就是艺术本身。艺术的成功,既需要诚实的热情,也需要节制热情,更需要冷静地锤炼与构思;艺术需要贴近火热的时代,但又需要以艺术家的眼光,凌空高蹈于时代。老舍的有些作品,也是浮躁心态的产物。30年代,老舍在出版他的短篇小说集《赶集》时,曾开玩笑地对编辑说:“与其说‘赶集’,倒不如说是‘赶急’。这里的东西差不离都是‘临上轿子现扎耳朵眼儿’的结果,什么《五九》、《热包子》等等,直到《微神》、《大悲寺外》才郑重起来。”<15>显然,在这样一种“赶急”心态下,是不易写出成功之作的。
    建国之后,由于为政治服务的功利要求,许多作家更是处于了一种匆忙的写作状态。正是由于这种非艺术心态的制约,我们看到,有的名声卓著的诗人、作家,创作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产生了令人惊讶的衰退。比如建国之后的郭沫若,诗歌题材虽然异常广阔,从大跃进,公社化运动,到除“四害”,治棉蚜,每每都有密切配合,为之服务的诗作发表。但在这位著名诗人的笔下,我们看到的却大多是这样一些口号罗列,了无诗味之作,如:“一大清早我们就吹奏起喇叭:/‘太阳出来了,快把干劲放大!’/万只喇叭齐奏,雷霆都喑哑,/吹起六亿人民有如奔腾万马。/倒海排山,不要怕把天弄垮,/人们有补天能力,赛过女娲。/天下已是劳动人民的天下,/提早建成呵社会主义的中华。”(《牵牛花》)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振奋民心,上级曾下达任务给曹禺,要他与梅阡、于是之合作,以“卧薪尝胆”的历史故事为题材,创作《胆剑篇》。经过一番努力,该剧总算完成了,但在这样一种“赶任务”的心理状态中,又怎么有可能保证作品的艺术质量?由于切合了时代需要,这部作品虽然受到了观众的欢迎,但在艺术方面,却明显存在着简单化、概念化、人物缺乏个性化的缺陷。
    应该承认,新时期以来,在我国,随着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深入,已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更为适宜的社会文化氛围。但与此同时,伴随而生的另一些因素,也在导致作家心态的浮躁:由于意识流、荒诞派、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西方文艺思潮不断涌入,令许多中国作家眼花缭乱,不知所措;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快餐文化蜂涌而起,严肃文学受到很大冲击,也使许多作家为之烦躁不安;另如提职称(作家定级)要求一定的作品数量,这也给作家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位作家要守住寂寞,要保持心态的平静,是很难的。于是,我们看到,有不少作家,随风逐浪,急于效仿外国作品,热衷于形式技巧的试验与探索;或者粗制滥造,以扩充自己的创作实绩。过去,我们的文坛上曾经批判过所谓“一本书主义”。实际上,一位作家,一生能够潜心写出一部好作品,也就非常了不起了。曹雪芹不过八十回《红楼梦》;肖洛霍夫一生的主要心血,几乎都倾注进了《静静的顿河》;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 不过一部《呼啸山庄》,竟也给她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而我们有些作家,产量虽然很高,但由于心态的浮躁,创作过程的急促,不仅内在生活的发掘浮光掠影,连表面的文字都很难经得起粗略的挑剔。结果是,在我们的文坛上,表面看来,热热闹闹,异彩纷呈,实际上,许多作家的骨子里,却仍然没有挣脱“失去自我”这一导致文学失败的大忌。于是,我们遗憾地发现,新时期的文学作品,虽然数量众多,仅以长篇小说而论,就正在以每年四、五百部的速度递增,但真正具有可读性,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却是凤毛麟角。
    3.宗派心态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宗派情绪也一直是困扰着作家们的心态之一。早在“左联”成立前后,“创造社”与鲁迅之间;鲁迅、冯雪峰、胡风与周扬等人之间;以及后来以胡风为首的“七月派”与其他一些作家之间,由于个性差异、艺术主张、审美趣味的不同,以及某些方面的误解,就已产生过宗派性质的矛盾。建国之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除了原有的一些宗派情绪之外,某些解放区作家与国统区作家之间;某些党员作家与非党作家之间;某些新老作家之间,也时常产生一些宗派性质的纠葛。至今,在全国各地的文坛上,宗派性质的“小圈子”、“小团体”现象仍然比较普遍。每一次的作家代表大会、每一次的作协机构改选,几乎都会看到这类现象的集中表演。
    作家们之间,缘于宗派情绪的纷争与纠葛,必然会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与复杂,必然会造成不应有的内耗,从而影响创作活动的正常开展。更为严重的是,在某种特定情况下,甚至会促成了文坛的悲剧。现在看来,建国之后不久,“胡风反革命集团”、“丁、陈反党集团”等冤案的形成,以及冯雪峰等许多作家先后被打成“右派”,根本原因固然是“极左”思潮的泛滥,但作家内部由来已久的宗派冲突,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不良作用。我们知道,早在“左联”时期,胡风、冯雪峰与周扬等人之间,由于“两个口号”的论争,由于冯雪峰曾按鲁迅的意思起草了那篇指责“四条汉子”的文章,就已形成了历史积怨。建国之后,这种历史芥蒂实际上仍未化解,许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沟通。政治风波到来时,这些历史的纠葛,必会自觉不自觉地掺入期间。
    作为血肉之躯,作为独立的精神个体,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复杂的,都是千差万别的,都有自身知解力局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的确是很难的。何况在战争年代有着许多沟通障碍,许多问题一时难以澄清的特定条件下,即使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同志之间的某些误解也实在是难免的。然而,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如果每个人都能多几分冷静,都能自觉保持清醒的头脑,都能有意识地谋求同志与同志之间的理解与宽容,那么,最大限度地减少误解,减少作家队伍自身的“内耗”,还是可以做到的。
 

 
    就文学创作而言,一部文学作品的成功,必须借助有效的创作心态。
    作家心态,实际上又可分为两个层次来看。一是先在心态,即作家个体由于自身生理素质,生活经历,政治文化观念,以及艺术修养等因素形成的整体性综合性心理状态。二是指作家在具体创作活动过程的即时心态。作家的先在心态往往会影响文学作品的内容选择、主题确定、政治倾向、文化意蕴等。即时心态则直接影响着艺术创作活动的实现以及具体艺术境界的生成。
    从即时性层次来看,作家的有效心态,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自由的心态。即一种超越浮躁的功利欲求,排除思想禁忌及其它一切非艺术因素干扰的心态。只有在这种心态中,才能进入一种审美的创作境界。文学史上的许多优秀作品,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中创作出来的。建国之前的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人,在政治方面当然不是无可非议的,但在艺术方面,他们的心态是获得了更多自由的,故而他们的许多作品,虽然缺乏政治方面的进步意义,但其艺术成就却是不可否认的。实际上,如果仅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设若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放弃自己有着切身体验的没落贵族的生活,而同当时其他许多文学青年一样,听凭时代的召唤,拿起笔来,走上抗战文学之路,当然会在战云密布的中国大地上增加些鼓动人心的呐喊,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就不可能出现至今仍为许多读者迷恋不已的这样一位独具个性的小说家了。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孙犁、汪曾祺等人的作品,虽然不像更富于政治激情的作品那样容易引起轰动,但因他们进入了一个更为超逸淡远的自由创作境界,故而他们的作品,也表现出了更为诱人的艺术魅力。
    二是真诚的心态。真诚虽不是成功的文学心态的全部构成,但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实践表明,真诚无疑是一位作家创作成功的重要保证,也是作品打动人心的重要原因。正因如此,在本世纪的文学史上,诸如郭沫若的《女神》、殷夫的一些“红色鼓动诗”等,虽然意境缺乏锤炼,文字也不够精当,但因抒发的是个人燃烧的挚情,至今读来,仍会为其热力所感染。曹禺创作《雷雨》时,才不过23岁,很难说有多少艺术的准备和高深的文化眼光。但就是这部处女作,却标志了曹禺戏剧艺术的最高成就。曹禺自己讲过,写《雷雨》时,他并没有明显地意识到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什么,而是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雷雨.序》)《雷雨》的成功,当然有着多方面的因素,作者真诚的情感宣泄,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也正是与真诚相关,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主要从政治功利动机出发的作品,同样获得了较高的文学成就,如孙犁的《荷花淀》、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冯德英的《苦菜花》、曲波的《林海雪原》、峻青的《黎明的河边》、贺敬之的《回延安》、《放声歌唱》、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甘蔗林──青纱帐》等。这些已被称之为“红色经典”的作品,经过时间的考验,已经证明了其特有的艺术魅力。由此也可进一步看出,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实际是复杂的,也并非天然的水火难容。一般说来,过分强调政治动机是会影响文学艺术的,但事实上,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均不乏从强烈的政治动机出发而同样获得了巨大文学成就的作家,如屈原、雨果、拜伦、惠特曼等等。鲁迅同样是一位富有着强烈政治责任感的作家,却似乎并没有因此影响鲁迅成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作家所遵从的政治要求是否体现了历史进步的意志,是否已内化为作家个人的创作意愿,是否是以个人主体意志的形式,融汇入文学艺术的笔墨。一旦把握了这样的政治趋向,且进入了这种“内化”的境界,即使从某种政治功利出发,同样是一种真诚的心态,同样会获得创作的成功。上述“红色经典”作家正是如此,他们大多来自解放区,或是直接来自延安的。他们本身往往就是革命战士,他们早就受到了革命文艺思想的熏陶。因此,对于这些诗人、作家来说,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文艺歌颂党、歌颂革命斗争、歌颂社会主义道路,自然是天经地义的,是一种真诚的个人意愿,而不是另外某种悖离艺术规律的异在力量。实际上,这样一种已经化为个人意愿的出于革命政治目的的真诚,本身就具有了自由的品性,本身就是构成了一种有效创作心态。
    作家的自由与真诚心态的形成,个人自我的人格追求与艺术修养当然是第一位的,但作为社会来说,亦应尽力提供保障,为这样一种文学心态的产生创造条件。比如以社会主义时期而论,应真正实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要对复杂的作家心态采取宽容态度。而在这方面,由于各种复杂的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我们是有着许多沉痛的教训与历史遗憾的。我们相信,随着新世纪的到来,随着中国民主进程的加快,中国的文艺界,也必将出现更有利于文学艺术自由发展的空间。
    从先在层次来看,作家的心态结构中,必须具有丰富的人生体验,深厚的文化积累和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一位真正伟大的作家,只有具备了丰富的人生体验,才能对社会人生有着深刻的洞察;只有具备了深厚的文化积累,才能有博大的宇宙襟怀,凌空高蹈的眼光,才能风雨由人,处变不惊;只有具备了敏锐的艺术感受力,才能生出超尘脱俗的生存智慧,才能避开纷繁世俗的干扰,保持一种通达开阔的创作心态。在本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诸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祝福》、《故乡》,郭沫若的《女神》,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老舍的《茶馆》,孙犁的《铁木前传》,以及新时期文坛上出现的莫言的《红高梁》,陈忠实的《白鹿原》,李锐的《旧址》等优秀作品,无不是这样一种心态的产物。
    从文学研究来看,注重对作家复杂心态的探讨,实质上,也就是将作家恢复到有着整体生命状态的人本身予以观照,而不是将其简单地视为政治的或阶级的抽象符号。如果仅从政治或阶级的角度来看,某一作家,当然可以判定其政治立场与阶级属性,但作为有着个体生命的作家而言,这不过是其人格的部分特征,尤其不可能是其精神结构的全部。正是从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态视角出发,我们才有可能弄清楚即如鲁迅这样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其作品中何以会有仅从革命出发便不好解释的诸如低沉悲观、敏感多疑、情绪偏激、语言尖刻、不容冒犯之类复杂的情感倾向。才便于解释诸如徐志摩、李金发这样持中间立场的诗人,何以又会同情甚至出面营救共产党人。此外,如果我们超越政治,注意一下恬淡静谧的田园风光对林语堂先在心态的影响,我们也许会进一步理解林语堂何以在政治漩涡里几经挣扎之后,最终还是归于对“闲适”性灵的迷恋。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文学研究领域,弊端之一正是:往往更注重于作家的政治立场,以及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等方面的分析,缺乏对作家复杂心态的透视,以及这种复杂心态对其创作,对其文艺主张的影响。这显然只能导致文学研究的浮浅化、简单化。令人欣喜的是,目前,有不少研究者已开始了对作家心态的关注,且已出现了一批弥足珍贵的成果。比如李辉关于巴金、周扬、冯雪峰等人的心态剖析,令人感到了人格与文学活动之间关系的微妙与复杂;比如王晓明那本《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虽然篇幅不长,但却给予读者许多另外一些大部头的《鲁迅传》所缺乏的东西。王晓明在这部著作中关于鲁迅心理的某些推断也许还不尽合理,甚至不无牵强之处,但他毕竟给我们描绘出了一位更真实、更富有血肉感的鲁迅。从这些已有的成果中,我们似乎预感到一个更切近作家实际的文学研究时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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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参见施建伟《林语堂在大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
<2>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 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01页。
<3>陈厚诚著《死神唇边的笑 李金发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140页。
<4>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页。
<5>参见齐彬编《作家剪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56页。
<6>参见《沙汀日记》,载《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2期第203页。
<7>秦牧《寻梦者的足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
<8>徐  翔主编《中国现代作家评传》第2卷, 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197页。<9>参见《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页。
<10>参见《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83页。
<11>《从现实学习》,《沈从文文集》第10 卷, 花城出版社、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4年版。
<12>参见余彬著《张爱玲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页。
<13>蒋静《周立波的文学生涯》,见蔺羡璧  吴开晋主编《中国当代文坛群星》
<14>参见丹晨《巴金批评叙略》,《文学评论》1993年第1期第106页。
<15>参见朗云  苏雷著《老舍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
                
   (本文原文10000字,载《文史哲》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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