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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大师与文化部长---论建国后茅盾的心态
2015-05-16 11:49:42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从建国之初到1964年,茅盾一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部部长。新中国成立时,茅盾53岁,这对于一位小说家来说,本应是创作的盛年,但这位名震文坛的一代小说大师,此后竟基本上终止了创作。在这方面,茅盾不及郭沫若,无论如何,郭尚创作过剧本《蔡文姬》、《武则天》等作品;亦不及巴金、老舍等人,巴金毕竟没有中止创作,老舍甚至为后人留下了《茶馆》这样的杰作。茅盾自己曾时常报怨的政务繁忙,当然是重要原因,而实际上,不宜道破的深层原因是:文学活动,本质上是个人性的,而身为文化部长的茅盾,在不得不极力贯彻“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歌颂光明”之类国家意志与要求的同时,也必须带头调整创作方向,设法熟悉新的生活,而这对于茅盾来说,显然已诚非易事了。此外,处事审慎的茅盾,面对风声鹤唳的新中国的政治环境,个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脱党、婚外恋之类,也不能不加剧其心理负担。陷入这样一种心态的茅盾,即使有充裕的时间,能否写出新作,恐怕也是大可怀疑的。
 
                     一、谨言慎行与逆来顺受
 
    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曾经担任过中共上海兼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出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与代理部长毛泽东共过事的茅盾,算得上是一位资深革命家了。但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却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故而当革命成功之后,当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动员他出任文化部长时,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由于心中没底,他先是婉言推辞,后经毛泽东亲自出面告诉他“这把交椅是好多人想坐的,只是我们不放心”时,他才接受了下来。
    也许茅盾更没有想到的是,新中国的文化系统,一直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时有波翻云诡,令人难予把握。上任不久,茅盾就因工作问题遭到过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出于繁荣文学事业的需要,建国之初,文化部曾组织有关专家确定了一个翻译西方文学名著的书目,上报审批时,周恩来指出,这个方案是搬弄欧洲资产阶级学者的‘名著’的标准来确定的,没有严格按照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办。茅盾在晚年忆及周恩来的批评时,虽说“感到极舒服,极痛快,感到眼睛明亮些了”,同时也坦诚当时有“毛骨耸然”之感。<1>(p203)另有一件事,也肯定曾令新任文化部长心生惊恐:1950年,他的小说《腐蚀》被改编成电影之后,上映不久,竟在他不知缘由的情况下,被公安部下令禁演,打探别人才知道,禁演的理由是作品有同情特务的倾向。在如此敏感的政治氛围中,茅盾也只能哑言禁声,处事更为谨慎了。
    富有创作经验,曾反对过创造社“文艺工具论”的茅盾,深知从直接的功利目的出发,是有违于文学创作规律的,但作为代表政府的文化首领,他又不能不奉行国家的政治意志。于是,我们看到,不论在署名文章还是会议报告中,茅盾反复强调的正是他曾反对的文艺功利观,诸如:文艺必须“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服务”、“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等等。他甚至曾经更为拘泥地宣称文学艺术工作必须“为生产服务,为当时当地的中心工作服务”,<2>(p313)并劝导作家们要适应这样一种“赶任务”的创作方式。
    曾经崇尚过写实主义,乃至自然主义的茅盾,也不能不清楚,片面强调写光明,会导致怎样枯寂的文学局面,但在许多场合,他仍不得不一次次宣讲着这样的主张:“我们的社会的真实性就是进步和光明。<2>(p259)“问题不在阴暗面应不应当写,问题在于你用怎样的态度、站在什么立场去写那些阴暗面”<2>(p260) 日本学者冈崎俊夫曾经诘问茅盾的言论:“按照他的说法,只要思维健全,并能巧妙地运用的话,就能产生出杰作似的。但即使思想是重要的,在短时间内,它能否完美无缺地反映生活呢?”<3>(p711)这样的常识性问题,茅盾又怎能不明白?其实,茅盾的那些言论,原本就不是他个人的见解,只不过是在重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主张而已。茅盾也理应清楚,如何消灭、克服生活中的阴暗面,那是政治家的职责,不是作家所能胜任的,但他仍在不切实际地号召作家们“应当描写这些黑点如何被消灭,落后现象如何被克服”。<2>(p113)
    对于建国后中国文坛上不时爆发的批判浪潮,茅盾也一直持十分审慎的态度。在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的数十次会议上,作为会议领导者与组织者的茅盾,自己竟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公开发表过批判文章;批判胡风的运动兴起之后,在毛泽东表态之前,他也一直保持沉默;在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时,他虽不得已作过一个《洗心革面,过社会主义的关》的发言,但随后即专门致信当时的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称病不出。显然,机敏的茅盾,对于这类批判,内心是有看法的,但又缺乏积极抗争的勇气,因此也就只能采取消极避却的方式了。
    茅盾的谨小慎微,有时甚至到了逆来顺受、明哲保身的程度。60年代中期,随着毛泽东两个批示的传达,报纸上开始大批夏衍改编的电影《林家铺子》、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茅盾明知这很大程度上是冲着他来的,因为《林家铺子》本是他的小说,“中间人物论”也是他在1962年8月12日大连农村题材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首先提出来的,邵荃麟在14日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关于“中间人物”的话,不过是发挥了他的看法而已。<4>“文革”结束之后,茅盾本人即曾表示:“让我感到遗憾和不安的是夏衍和邵荃麟代我受了罪,荃麟还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5>(p648─649)但在夏衍与邵荃麟代他受过的时候,他却没有在任何场合,以任何形式为夏与邵开脱过。据他自己晚年写下的《沉痛哀悼邵荃麟同志》一文中谈及,“文革”期间,当红卫兵向他追究“中间人物论”是谁提出来的时,他的回答是“记不起来了”。
    建国之后,在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中,茅盾尽管谨言慎行,在文化部长的职位上做了大量工作,并努力做到了他为自己定位的“有意识有目的地鼓吹党的文艺方针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2>(p362)但终于还是难辞其咎。在1963年12月12日及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亲笔写下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中,措词尖锐地指斥了由他主管的文化部,认为长期以来,文化部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面对如此严厉的批评,茅盾意识到等待着他的是什么。果然,不久他的文化部长职务就被免去了。这时,虽有周恩来亲自出面安慰他:文化部的工作没搞好,主要是因配备的助手没选好,但茅盾心中有数,对他这位文化部长,上头是大为不满的。后来,茅盾还获知,“文革”前夕,在文艺界的一次小范围内部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曾点名批判他是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代表人物;作协还整理了一份批判材料,将茅盾对青年作家的奖掖与提携说成是与党争夺文学青年。听到这些消息时,茅盾尽管平静地表示这是意料之中的,但其内心深处的波澜可以想见:想不到,自己在文化部长岗位上尽职尽责、辛辛苦苦地工作了15年,得到的会是这样的评价。正是由此开始一直至“文革”结束,在长达12年之久的时间里,茅盾沉默了,再也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
    “文革”初期,茅盾“靠边站”之后,在答复一位业余作者的信中写道:“我虽然年逾七十,过去也写过些小说,但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旧作错误极多极严重,言之汗颜。我没有资格给你看稿,或提意见。一个人年纪老了,吸收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便衰退,最近十年来我主观上是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但实际上进步很少。我诚恳地接受任何批评,也请你给我批评,帮助我!”<5>(p691)此时,被打入冷宫的前文化部长,声名显赫的一代小说大师,其内心深处难以言喻的苦闷、不解、怨忧等,也许只能以这种方式,委婉地向一个素不相识的业余作者表达了。
 
                         二、国家意志与艺术良心
 
    西方有学者认为,在茅盾的观点中,没有形成一种坚定的信念,始终处于政治与文学的矛盾之中,“他从来没有容忍过彻底篡夺文学的美学作用的宣传”,但他又是一位“不折不扣地运用共产主义的方法认识现实的教条主义者”,“当他为现实主义辩护时,曾不断地与潜意识中造成文学唯美主义因素的艺术良心作斗争”。<3>(p713)这看法是有道理的,的确,建国之后的茅盾,在谈论文学问题的时候,常常表现出不无对立的艺术的与教条主义的两种立场,只是很难说这对立是源之于他“潜意识”中的“艺术良心”。作为一位创作经验丰富的作家,茅盾是清醒地懂得教条主义之于艺术的危害的,但作为新中国文化部门的最高行政长官,在许多场合,他又不能不立足于国家意志发言。这也就是说,茅盾文艺主张的对立,实际上是由他自己清楚的两重身份决定的,即当他从具有独立个性的作家立场看问题时,其见解常常是切近文学自身规律的;当他从政府官员的立场看问题时,明知其主张背离了文学艺术的自身规律,也就常常难以顾及了。也许正是与此“清醒”有关,建国后的茅盾,内心里似乎是有两本账的:当他立足于第一种立场看问题时,是记在自己身上的;当他以文化部长身份说话的时候,是记在集体与领导身上的。
    1963年,茅盾在《〈关于曹雪芹〉第三次修改后的几点说明》中,说过这样一番话:“我以为文代大会或作家大会上的‘报告’是名实相符的报告,盖此等报告乃代表集体和领导的意见,非一家言也。因文代大会是讨论政策、方针、文艺实践问题的会议,故报告不能亦不应是一家言。”<1>(p115) 茅盾这儿的本意是为他准备在纪念曹雪芹的一次会议上所做的学术性发言辩解,但透露出来的意味是深长的,似乎是在有意识地提醒后人,他以文化部长身份所作的大量“报告”、“发言”以及发表的有关文章,并不完全代表他本人的真实思想,只是为了服从某一时期的党和国家的意志,不能不如此讲而已。因此,当时势发生了某种变化之后,或在另外某些非正规场合以及在某些不拟公开的文字中,茅盾流露出来的又常常是自相矛盾的另一种见解了。
    1956年7月3日,显然是与当时倡导“百家争鸣”有关,一向谨慎的茅盾,曾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谈独立思考》一文中大胆地指出:“教条主义是独立思考的敌人,它的另一敌人便是个人崇拜。”“如果广博的知识是孕育独立思考的,那么,哺育独立思考的便应是民主的精神。”<6>(p533) 而只不过在一年之后的1957年8月16日,茅盾在致《中国青年报》的题为《关于写真实和独立思考》的书信中,却这样反击“右派”言论了:“有没有“‘自由意志’这个东西呢?我想不用我多说,受过八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中国青年报》的读者们会同声回答:没有的。既然没有所谓“自由意志”这个东西,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创作的绝对自由’。”<2>(p105)茅盾在写下这些表面上振振有词的文字时,内心深处一定是尴尬的,因为他所否定的“自由意志”,与他所向往的“独立思考”与“民主精神”能够分离开来吗?“独立思考”不正是源之于“自由意志”吗?没有“自由意志”又怎么谈得上“民主精神”?
    在建国之后的许多报告或文章中,茅盾一直在强调作家的世界观以及改造思想的重要性。关于文学批评的标准,他也常常将思想性、时代性之类放在首位,他甚至曾偏激地宣称:“如何能使一篇作品完成政治任务而又有高度的艺术性,这是所有的写作者注意追求的问题。如果追求到了,就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如果两者不能得兼,那么,与其牺牲了政治任务,毋宁在艺术性上差一些。”“滥造是不应该的,但有时为了革命的利益,粗制实未可厚非。”<7>(p130─131)就文学艺术本身而言,茅盾这些话是近乎不负责任的,作为一位谙熟艺术规律的作家,他应该清楚这样的倡导会导致怎样的文学后果,但建国后当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武器论”被进一步奉为至高无上的文艺信条的时候,在通常被视为代表了中共中央的周扬严明强调作家要“将政策作为他观察描写生活的立场、方法和观点”的背景下,作为文化部长的茅盾,除了顺应之外,又能说什么呢?而至1957年上半年,显然是由于受当时正在宣传的“双百方针”的鼓舞,茅盾才大胆地说出了另外一些自己的心里话,他公然宣称,对于文学作品,不论出之于新老作家,要“先看它是否有艺术性”。他还否定了对于文学作品的“时代感”要求,认为这只能导致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他甚至将强求“时代感”的作品与古代的“应制诗”相提并论。<2>(p37、39)这些言论,至今看来,也够得上“思想解放”的。
    在公开的言论中,茅盾虽一直在表示拥护党的一切方针、路线、政策,但在许多方面,内心里实际上又是有保留的。仅以1956年的言论来看,在《文艺学习》第一期发表的《迎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一文中,茅盾夸赞说:最近几年,“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确的文艺思想、文艺政策领导之下”,“我国文学的新生力量”“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在3月份召开的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的开幕词中,他宣称“和胡风集团的诬蔑相反,我们的文学创作是在一天天繁荣,优秀作品愈来愈多了,新的年青的作家大群地涌现,我们的作品在人民中间的影响也越来越扩大了。”而在1957年5、6月间“大鸣大放”的背景下,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他在题为《我的看法》的发言中,却又尖锐地指出:“出版工作,不能满意。我真不明白,那一套统得那么死、那么集中的办法,有没有什么理论或经验作根据。问题真不少,我倒早就晓得,在三年前就知道一些。可是该怎么办呢?请你去问问主管这事的人们,大概只能得个这样的回答:问题十分复杂,牵掣到别的部,牵掣到制度、体制(不是文化部内的体制)等等,因而得从长计较。如果要改弦更张(我看是到改弦更张的时候了),决心必须来自最高方面。”并指出缺乏民主是造成教条主义、官僚主义之类的根源。<6>(p541、538)他极力肯定工农兵方向,常常在号召作家们深入生活,而在一个私人场合,当艾芜希望他继续小说创作时,他的回答是:“你看我还能下去吗?一个文化部长,一下去,就得劳师动众,跟着几个人不说了,还要惊动保卫人员,忙着做保卫工作。”接着又压低声音说:“我在上海生活惯了,坐马桶这一套,改不过来,下到农村要蹲坑,又不习惯,受不了。”说这些话的时侯,茅盾不满地摇着头。<8>(p242)这“不满”,大概才是茅盾对“工农兵方向”的真实态度。
    一个颇值玩味的现象是,茅盾于建国后发表的文章,大多署名“沈雁冰”或“茅盾”,而在极少数篇目中,用的却是他早年的一个笔名“玄珠”。这恐怕不是毫无缘由的信笔所致,因为将不同署名的文章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冠以“玄珠”之名的文章,如发表于1957年上半年《盲从与“起哄”》、《关于要求培养》、《谈独立思考》等,表现出来的是少有的大胆尖锐,富有个人独立见解。联系到茅盾内心存在的冲突,我们不难想到,茅盾在这类文章中署名“玄珠”的用意也许是:在人们的心目中,“沈雁冰”与“茅盾”几乎已是新中国“文化部长”的代名词了;以此署名的文章、报告之类,代表的往往并非个人意愿。将更能显示自己真实心声的文章冠之以“玄珠”之名,正可用以区别非个人性的“文化部长”的文章。我们由此还可进一步联想到,茅盾在署下这一不为一般人所知的笔名时,大概才体会到了一种回归自我的快慰。
 
                                        三、内心深处的两道阴影
 
    在新中国的作家中,就个人际遇来说,茅盾应当算是幸运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虽也曾被波及,但缘其身份、地位、影响等因素,毕竟未曾直接受过什么挫折,即使在“文革”期间,据说也是因为周恩来的保护,除了1969年9月至1973年10月之间受到冷落,赋闲在家之外,竟也仍能得以在许多政治场合露面。从内心世界来看,建国后的茅盾,大概又是中国当代作家中心理负担最为沉重的一位,这不仅是因文化部长一职使他常常处于风口浪尖,多种迹象表明,早年生活中的另外两件大事,也一直在困扰着他,甚至凝结为他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阴影。
    一是脱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茅盾失去了党的关系,客观原因是:在为中共党组织派往南昌的途中,风云突变,路途阻塞,以及他自己所说的“病滞庐山”。但从他此后写作的《蚀》三部曲、《从牯岭到东京》等作品中,也的确极易给人另外的联想。由这些作品可见,对于当时中共中央所奉行的左倾激进主义路线的失败,确已令茅盾对革命产生了幻灭感,正如他自己晚年在回忆录《创作生涯的开始》中所说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共产主义的理论我深信不疑,苏联的榜样也无可非议,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样走?在以前我自以为已经清楚了,然而,在一九二七年的夏季,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弄清楚!”“文革”期间,郭小川在“检讨”材料中也曾提及,茅盾与他私下里闲谈时说过:李立三路线叫共产党硬拼,他不满意,所以就不干了。<9>(p164)可见茅盾的脱党,并不完全是客观原因。也许正是与主观上的不满与疑虑有关,流亡日本期间,他与秦德君共同的好友杨贤江即是中共党员,如果意欲恢复组织关系,大概不是没有可能,但迄今为止,尚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茅盾有过这方面的努力。且据秦德君回忆,茅盾当时甚至曾经对她隐瞒了自己脱党的经历。秦的回忆虽然无法确证,但从茅盾当时的心态来看,是不排除有此可能性的。
    作为一位知识分子,茅盾于革命受挫之时产生困惑,“停下来思索”,原本是无可厚非的,或许倒正可以视为是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独立人格的体现。但作为一位资深共产党人,茅盾又不能不意识到,缘其悲观失望而暂时疏离于革命,毕竟是意志不够坚定的表现。后来,当他先后向瞿秋白与张闻天提出恢复党籍而未能如愿时,不论对方怎样解释,也不能不令他怀疑是与自己曾经有过的动摇有关,并因此而心存隐忧。至建国后,在特别强调个人政治历史清白的环境下,茅盾这段脱党历史,自然会进一步加剧他内心的不安。至“文革”期间,当有人将其诬指为“叛变革命”时,更曾令茅盾一度大为惊恐。1981年3月14日,病危中的茅盾,让儿子代笔写下政治遗嘱,向党中央郑重提出了希望身后能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心愿。从茅盾的内心深处分析,这除了要证明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之外,恐也不排除希望借此抹去自己生命史上的阴影的用意。
    二是与秦德君之间的婚外恋。对于一位原系包办婚姻,血液中涌动着向往自由的“五四”时代精神的茅盾来说,在当时孤身流亡海外的特定环境中,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时代女性”秦德君产生爱情并同居,本也是无须大惊小怪的。但对个人生活中的这段重要经历,茅盾此后一直讳莫如深,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不仅只字未提,且在设法掩饰。直到茅盾去世之后,由于秦德君本人署名发表了《我与茅盾的一段情》、《樱蜃》等文章,并同意沈卫威整理发表了与她之间的对话录,这一切才广为人知,并曾一度在文坛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茅盾之所以讳言自己的这段历史,大概是因以下几个方面的心理顾忌。一是羞于谈及。茅盾在晚年写下的《八十自述》一诗中,对自己的评价是“大节贵不亏,小德许出入”。在以恪守孝道闻名的茅盾看来,他与秦德君之间有过的婚外恋,虽有可以为人理解之处,但毕竟有违母命,自然也就很可能被他视为自己所说的“有出入”的“小德”之类了,故而羞于谈及。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茅盾是享有很高声望的,常见“坚持操守”、“文化巨人”、“道德文章”之类美誉。茅盾不能不意识到,他与秦德君之间的关系,与这类美誉是不怎么吻合的,一旦传扬开来,人们又会怎样评价他呢?特别是在建国之后,婚外的男女私情,是被视为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问题的,他的这段经历,尽管早已属于过去,然一旦为人所知,仍会被视为不光彩的污点,令他难堪。更为严重的是,必将损及他作为文化部长的尊严。茅盾的想法可能是,他与秦的交往发生在海外,真正知情者不多,只要自己守口如瓶,就有可能避免他所担心的事情发生。三是不忍再度伤害孔德止。据有关材料可知,茅盾当年与秦德君分手重回自己家中之后,在孔德止面前是深感愧疚的,并曾尽力设法弥补自己的过失。此后的夫妻感情,也较原来更为深厚了。我们从茅盾妻弟孔另境在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可以窥其内情:“我感觉她更爱护他了,而他对之她也比起十年前更觉爱得多了,这也许是因经过了太长久的时日磨炼,渐渐冲淡了相异而生长了调和”。<8>(p94)在此情况下,茅盾自然不愿重提过去的疮痛,以免影响破镜重圆后的家庭生活。1970年1月29日,孔德止去世后,站在夫人的遗体面前,75岁的茅盾曾失声痛哭。此后,常在孙子小钢面前念叨:“想想真叫人难过,你奶奶一生辛辛苦苦,克勤克俭,却因为个性太强、太执拗,不能随形势而改变自己的思想习惯和生活方式,所以解放后的二十年,她自己百不如意,而别人也不能理解她。......爷爷和奶奶虽然是包办婚姻,但是我们有共同的信念和追求,我们是互敬互爱的。”<5>(p686─687)从茅盾晚年的这些话中,仍能隐隐感到某种自我忏悔的意味。
    秦德君在茅盾去世后出版的回忆录中,曾这样记录过建国后他与茅盾之间关系的“余波”:1949年8月,她与茅盾一起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筹备会。会上,因有人检举,秦遭到了审查。此后,“电梯里上上下下,尽管有时我和他面对面,肩并肩,或是背靠背,他都如同陌路人一般。也许是他胆小,怕沾惹上麻烦吧。”“1951年我在教育部工作时,申请恢复党籍,写了跟茅盾同路去日本的经历。组织上拿到文化部找他核实,他说他不是党员,不便证明我是党员,因此他的证明信上,只写了‘秦德君当时的政治思想是进步的’。我想,这是关系我的政治生命的事情,他应该写我失去组织关系的三年期间积极寻找组织的情况,因为,是否能恢复党籍,那三年的表现至关重要。我便写了封信用双挂号寄给他,结果石沉大海,杳无音信。”<10>(p83─84)从秦德君充满怨怼情绪的回忆中, 我们知道的正是:建国后的茅盾,不仅在设法回避这段历史,也在决意避免与秦德君之间的再度来往,以免引起人们对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的关系的注意。然而,无论如何,历史毕竟是无法改变了,且在某些知情者特别是秦德君本人尚健在的情况下,要彻底保秘恐也是很难的,这又不能不令茅盾隐忧荤怀。
    建国之后,人们在许多公众场合看到的茅盾,是宽厚的、平和的、时常面带笑容的,但又有多少人体悟到,由于历史上的脱党以及与秦德君之间的婚外恋而凝结在心头的阴影。身为文化部长,国家意志与艺术良心的冲突本已令其惶恐,这心头的阴影,自然又进一步加剧了其心理负担。处于如此心理状态的茅盾,意欲再现创作的辉煌,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了。
 
                                  四、文艺战线上掉队的老兵
 
    同许多作家一样,和平年代到来之后,茅盾本来是打算继续潜心于文学创作的。
    据韦韬与陈小曼在《父亲茅盾的晚年生活》中透露,1952年,他曾根据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提议,写过一个反映镇反运动的电影剧本,但因过于小说化而未能投拍。此后,他仍一直在寻找回归创作的机会。1955年,他曾计划创作一部反映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长篇小说,并致信周恩来,申请一次创作假,信中写道:“总理号召加强艺术实践,文艺界同志积极响应,我则既不做研究工作,也不写作,而我在作家协会又居于负责者的地位,既不能以身作则,而每当开会,我这个自己没有艺术实践的人却又不得不鼓励人家去实践,精神上实在既惭愧又痛苦。”<5>(p723─724)但在获得了3个月的创作假,写出了小说大纲和部分初稿之后,便难以为继,搁置一边了。
    早在1942年,蛰居桂林的茅盾,曾经立下宏愿,要创作一部反映抗日战争全貌的长篇小说,共5卷,预计150多万字。第一卷写上海战争至大军西撒,包含工业迁移之第一期,抗战初期对民主运动的压迫;第二卷写保卫大武汉至皖南事变发生,包含武汉撒退,汪精卫落水,重庆大轰炸等;第三卷主要以桂林、重庆、昆明、延安为背景,写太平洋战争、中原战争、湘桂战争及国际风云对中国战局的影响等;第四卷写蒋日勾结,民主运动高潮,进攻陕甘宁边区,国际反动派的日渐嚣张等;第五卷写“惨胜”后至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背景为重庆、上海、昆明、延安等地。完成这样一部史诗性的巨著,是茅盾重大人生目标之一。1948年,为赴解放区而暂居香港期间,他已正式动笔,并完成了第一卷《锻炼》。北上解放区后,他原打算集中3年时间,完成全部作品。1945年,叶圣陶在纪念茅盾50寿辰的一篇文章中说:“今年雁冰兄是五十岁,算他十年,到他六十岁的时候,他的纪念碑式的作品必然写了起来而且完稿了。我们等着吧。”<11>(p460─ 461)叶圣陶这儿所期望的茅盾的纪念碑式的作品,大概就是指上述巨著了。但想不到,这部计划中的巨著的第一卷,竟基本上成为他小说创作的终篇之作。
    对此,茅盾甚为苦恼。1958年,在沈阳市青年业余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中,曾无可奈何地表示,当时的中国作协会员中很大一部分是“家”而不“作”的,“我就是其中一个,是文艺战线上掉队的老兵。”<2>(p310)这种苦恼,有时竟使为人平和的茅盾情绪失控。50年代中期,茅盾曾两次书面向作协创作委员会及作协办公室大发牢骚,宣泄自己由于兼职太多,政务繁杂,无暇创作的烦恼,甚至有点近乎失态的这样讥问过要他填报创作计划的下属:“不知你们有无办法帮助我克服它?如能帮助,不胜感激。”<5>(p725)
    茅盾这儿诉说的难得创作的苦恼,主要是缺乏时间。而其实,即使有时间,除了上述沉重的心理负担之外,写什么,怎样写,对茅盾来说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了。茅盾主张“作家必须写自己熟悉的东西”,而从他自己原有的生活积累与作品来看,他最熟悉最长于描写的主要是两类人物,一是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章秋柳、梅行素这样的知识女性,二是吴荪甫、赵伯韬之类的资本家。他那部人们期望的5卷本巨著,从已完成的第一卷来看,出场的主要人物亦仍是苏子培、罗求知、苏小姐这样的知识男女,以及严伯谦这样的资本家。但建国后,在“工农兵方向”的戒律下,这两类人物,已均犯忌。尤其是他笔下的第一类人物,早在建国之前,就已遭到“病态人物、病态心理”之类的非议。建国后,更是被进一步批评为:“作者对他们的思想弱点,却没有站在更高的思想水平上给予必要的批判,相反地在很大程度上是采取了同情和赞赏的态度。”<12>迫于时势,茅盾本人,在一些会议报告或文章中,也不得不承认错误,大批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情绪”。在1952年出版的《茅盾选集》自序中,甚至曾给自己扣上过“没有把自己改造好”的帽子。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由于原有生活积累的制约,茅盾即使有时间,又如何继续创作?要完成他那部巨著,又怎么可能?要熟悉新的生活,转向歌颂工农兵吗?如前文论及的,他已感到为难,且骨子里是有抵触情绪的。这分明才是茅盾创作方面的真正苦恼所在。
    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茅盾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对其难以继续创作的深层原因,终于大胆地触及了,他说:“当时实未料到全国解放的日子来得这样快,也未料到解放以后我会当上文化部长,忙得没有了创作的时间;更没料到解放以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会被推向绝对......以致再写抗战时期那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故事,将被视为不合潮流。”<5>(p634) “没有了创作的时间”与“绝对的工农兵方向”两方面原因相比,后者之于小说家的茅盾来说,无疑是更具致命性的。1949年5月,茅盾在《进步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关于目前文艺创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曾经主张:“如果站在人民的立场站得很稳(作者的思想真已搞通),那末,不但市民生活可写,即如地主豪绅买办军阀整套反动集团的生活又何尝不可写呢?”<7>(p12)茅盾发表这类见解时,也许不无为自己日后的创作张目之用意。但茅盾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一主张,与建国后越来越绝对化的“工农兵方向”是格格不入的,有人曾指责茅盾反对“工农兵方向”,便正是与他的这类言论有关。作为必须执行国家意志的文化部长,他当然只有进行自我否定了。1955年3月8日,茅盾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必须彻底地全面地展开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一文中说:“文艺如果要能正确地反映时代的面貌就必须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主要矛盾与斗争,必须描写进步的英雄人物,即创造正面人物的典型”。<7>(p330) 并对胡风的“到处有生活”、反对“题材差别论”等进行了批判。实际上,胡风的这类见解,与他自己的“即如地主豪绅买办军阀整套反动集团的生活”都可以写的主张不是一致的吗?正因如此,茅盾对胡风的批判,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违心的自我批判。简单化的批判,口头上的服膺是容易的,但如何落实于创作,就难了。经由这样的批判与自我否定之后,茅盾这样一位作家,创作生命的窒息,也就难以避免了。晚年的茅盾,在奋力挣脱了束缚了自己几十年的枷锁之后,也曾力图复活自己的艺术生命,续写过《霜叶红于二月花》,但毕竟年老体衰,难有回天之力了。
    时势既能造就一位作家,也能毁灭一位作家。如果环境适宜,时势和谐,以茅盾丰富的文学经验,特别是他所拥有的别的作家难以与之比拟的社会阅历,其文学成就无疑还要大得多。他所计划的那部抗战文学巨著,如果能够得以完成,也许会成为其创作史上更为辉煌的高峰,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难得的“史诗”。而这一计划的落空,不只是茅盾个人的遗憾,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永久的遗憾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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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茅盾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3>唐金海  孔海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茅盾专集:第二卷上[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4>茅盾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5>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附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6>茅盾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7>茅盾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8>唐金海, 孔海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茅盾专集:第一卷上[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9>郭晓惠等.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M].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
<10>秦德君,刘淮.火凤凰[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1>孙中田,查国华.茅盾研究资料: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2>黄侯兴.试论茅盾的短篇小说创作[j].北京大学学报,1964,(1).
 
《山东师大学报》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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