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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艺思想的生成方式
2015-05-16 11:49:04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文艺学,与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其它自然科学不同,往往表现为两种价值取向:一是实用功利性,二是自足过程性。即一方面是为了探讨人类文艺活动的规律,用之于推动文学艺术的发展;同时,文艺学思想,往往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创造,是一个民族文明与智慧程度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精神空间的开拓,有着培育人类文化人格的巨大潜能。<1>而正是在这方面,中华民族是为人类做出了卓越贡献的, 辉煌的中国古代文艺思想遗产,至今仍在世界上产生着深刻的文化影响。但20世纪以来,我们却远远地落后了,正如孙绍振先生所痛陈的:“一百年来,文论交流变成了西方文论的独白,中国文论仅仅是洗耳恭听,充其量,不过是西方文论微弱的回声。”<2> 荷兰学者弗克马与易布思在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中论及中国的情况时,也这样论及,只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算是中国理论家的创造;能够称得上文艺思想流派的只有一家,这就是“毛泽东文艺理论”。这评判也许过于苛刻了些,但显然又并非毫无道理,在百年来的中国文艺理论史上,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原创性思想成果的确不多;真正创立了独立体系、能够与世界对话的现代理论家更是难以例举。令人尴尬的是,即以被弗克马等人论及的“两结合”及“毛泽东文艺理论”来看,也不是中国文艺理论家的创造,而是本源于政治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界虽然新潮迭涌,但大多仍不过是对西方现代文论的阐释与传播。面对这种局面,圈子里的许多人,已经越来越深刻地感到了一种无话可说的悲哀。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本文拟从文艺思想的生成方式入手,予以探析。
 
一、文艺思想生成的基本方式
 
    概览古今中外,我们可以发现,人类文艺思想的生成主要有以下6种基本方式。
    1.哲学衍化式
    这种生成方式的主体是哲学家,其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哲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在我国历史上,孔子的“兴、观、群、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孟子的“知言养气”,“充实之为美”;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庄子的“得意忘言”等涉及文学艺术的见解,便正是其儒家、道家哲学思想的衍生物。在西方文论史上,柏拉图的“理式说”,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康德的“游戏说”,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尼采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说,柏格森与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说,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萨特的“艺术是对自由的召唤”等文艺主张,亦无一不是其相关哲学体系的必然构成。这类文艺思想的特征是:有的虽然不无偏颇,或者玄妙莫测,但缘其是来自某一宏阔的哲学体系,故而常常呈现出大气磅礴、凌空高蹈之势,有着一般文艺思想无法企及的启人神智,开拓艺术空间,构架理论体系的重要作用。
    2.学科派生式
    具体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生成主体本是其它领域的学者,文艺思想不过是其所从事的专业研究的副产品。如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关于艺术形式的美是“和谐统一”说,即本原于他对数学的研究;弗洛伊德、荣格等人的“精神分析文艺理论”,则是派生于他们所从事的精神病学研究;英国的弗雷泽、赫丽生等人,本来从事的是人类学研究,但他们对人类原始习俗中的巫术仪式以及与艺术起源之间关系的探讨,竟也无意中开创了文学人类学的先河。二是有的文艺思想家,自觉借助其它学科的视角,提出了新的文艺见解。如我国齐梁时代的沈约,由音韵学出发,创建了对中国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声律论”;唐代的皎然、宋代的严羽等人,则借助于禅学提出了“但见情性,不睹文字”、“妙悟”之类诗论;在西方,法国作家夏多勃里昂由基督教神学出发,提出了文艺的神秘美见解;史达尔夫人、泰纳等人,则由社会学视野出发,形成了实证主义文论;什克洛夫斯基、雅克布逊等人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瑞恰兹、艾略特、燕卜荪等人所代表的英美“新批评”,则主要是得益于语言学视角;美国的米勒特、肖沃尔特等人的女性主义文艺思想,则是得益于政治学、女性学视角。这些由其它学科派生的新的文艺观,不仅深化了人们对文艺现象的认识,也从多方面丰富了人类的文艺思想,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
    3.创作体悟式
    这一生成方式的主体是诗人、作家、艺术家。在人类文艺思想史上,有许多重要见解,实际上是一些有成就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对自己创作经验的体悟与总结,如曹丕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文赋》),白居易的“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苏东坡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贺拉斯以“合理”“合式”原则为核心的古典主义文论,达.芬奇的“第二自然”说,歌德所主张的“艺术家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济慈的“消极能力”说,雪莱诗是“想象的表现”说,托尔斯泰的文学是“情感工具”论,左拉的“自然主义”,波德莱尔的感应系统理论,亨利.詹姆斯对作家主观经验的强调,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等等。考之中西文论史,这类出之于创作体悟的文艺见解,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事实上,真正有成就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很少不同时具有个人理论创见的。这类见解,有时候虽然不过是只言片语,不成系统,但因立足于坚实的创作根基,便决定了其独到的理论价值。
    4.文艺批评式
    这一生成方式的主体是批评家。这儿当然不是指那些只会从预定的艺术规则出发,机械地裁判作品高低的平庸批评家,而是指那些能够通过对文艺作品或文艺现象的独特体察分析,能够敏感地发现其中蕴含的新的审美趋向、新的文艺模态、新的创作生机的卓越批评家。如我国古代文论史上的锺嵘,正是通过对许多诗人诗作的品评,于《诗品》中提出了“滋味说”;刘勰正是通过对大量作家作品与创作过程的概括分析,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神思”、“风骨”、“才略”等一系列见解,建构了完备的中国古代文论体系;近人王国维,亦是在研究许多具体作品的基础上,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境界说”;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亦正是通过对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大雷雨》等作家作品的分析,提出了系统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巴赫金则是通过对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提出了“复调”理论;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文艺观,很大程度上也是立足于对《简.爱》、《黑暗的心》等这样一些西方作品独具只眼的分析批评基础上的。这类文艺思想,由于缘之于对作品本身的独特发现,对文艺现象的密切关注,故而既有切合文艺实践的功用性,又有思想增殖的超越性。
    5.借题发挥式
    这种方式,多见于专业性的文艺理论研究者。其生成特征是:研究者善于机敏地抓住前人某些富有生长潜力的理论范畴,加以推演增扩,或是在前人某些见解的基础上,予以深化提升,从而开创出新的理论空间,或创造出新的理论体系。如弗莱博大精深的“神话──原型批评”,便是在弗雷泽等人的“巫术仪式”及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原始意象”之类理论范畴的基础上,同时又吸收了英国“象征哲学”的营养,综合开拓的产物;伊瑟尔、尧斯等人开创的接受美学,实际上是对萨特的“召唤结构”、茵加登的“纯意向性客体”、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的继承与发展;英国当代文艺理论家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也主要是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范畴予以扩充发挥的结果。这类文艺思想的意绪,虽已见之于前人学说,但原来或是只露端倪,尚不为人注意;或原系它山之石,本与文艺无关,而经由文艺理论家的借题发挥之后,常是新意盎然,自成天地。
    6.现实激发式
    这一生成方式的主体主要是那些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学者、思想家或政治家。其生成特征是:由于某些社会现实问题的激发,文艺活动受到特别重视,甚至被视为推动社会变革,促进历史进步的重要方式,新的文艺见解,由是随之而生。我国明代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即是受当时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自由与个性意识的激发,反对封建道统的产物;清末梁启超等人提出的“诗界革命”与“小说革命”论,则更是直接源之于他们当时改良社会的政治目的。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锡德尼的“诗人是君王”、“诗人是学术之父”说,亦是与批判抗拒当时依然强盛的宗教神学目的相关的;启蒙运动时期卢梭的“返回自然”观,则是缘之于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的虚伪、奴役、战乱等现实的不满;以马尔库塞、阿多尔诺、本雅明等人为代表的法国社会批判学派所倡导的“新感性”、“反艺术”等主张,亦主要是为了抵御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条件下人被“异化”的现实;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利奥塔,也正是由于受到后工业社会条件下,在科技、教育、艺术、语用方式等方面出现的“元叙事”合法性危机的激发,提出了现实主义审美追求已经失效,艺术应重在传达对“不可言说”的认识之类的后现代主义文艺主张;目前正在世界范围内兴盛发展的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之类,也正是一些文艺家、思想家为拯救业已面临的全球性生态恶化而提出来的。这类文艺思想,由于与特定时期的社会现实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往往会具有掀起时代波澜的强劲生命力,会在人类文艺理论史上闪射出更为夺目的光芒。<3>
    上述开列的6种方式,当然只是就其主导趋向而言的。实际上,有许多文艺思想成果,往往是多种方式综合生成的。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现实主义文论,既是来自于他们的文学批评,同时,也是与他们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分不开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艺观,既是源之于他们对奴役人的现代科技理性的不满,同时,也是对马克思“异化”学说的进一步发挥;利奥塔等人的后现代主义文艺观,既是由于后工业时代许多社会现实问题的激发,同时,也是与现象学、存在主义、解构主义等其它哲学思潮的影响有关的。
 
二、文艺思想生成方式的阻梗
 
    正是依据文艺思想的生成方式,对照检讨一下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艺学,其缺乏创造性的症结也许就会看得更为清楚了。
    重要原因之一即是:近百年来,在我国,一直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我们虽然可以举出诸如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贺麟这样一些在哲学界颇有影响的人物,但他们毕竟未能创立卓有建树、能够拓展人类精神空间的哲学体系。更准确地说,他们大多似乎还只能算是哲学学者,而非哲学家(如冯友兰先生就曾比较切合实际地自称主要是哲学史家)。这些学者,也许本来不无成为有成就的哲学家的可能,但后来,当他们大多被批判为“唯心主义”,不得不用“洗脑”、“脱胎换骨”之类代替了独立的哲学思考之后;当本是难以穷尽的人生哲学被极度简化为“改造世界观”、“提高阶级觉悟”之类信条之后;当本是纷纭复杂的认识论哲学由“意识反映存在”的铁定原则统辖之后,他们应有的哲学创造,他们要想成为有建树的个体哲学家,也就不可能了。这些中国现当代哲学界的翘楚人物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在如此的哲学格局中,哲学衍化的文艺思想生成方式,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第二,就学科派生方式来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阻遏了文艺思想派生的可能。一是学科之间壁垒森严,缺乏沟通,难以互动。迄今为止,在我国的研究机构及高等院校中,不仅文理之间依然泾渭分明,本应是互通的文史哲之间,亦仍各自为战。二是与文艺学有着密切关联的的某些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在20世纪的中国,虽早有学者介入,但却未能得以兴盛发展。先是因为长期的社会动荡与战乱,建国后的情况则是:心理学一度被判定为“伪科学”,费孝通、吴文藻、潘光旦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纷纷被打成了右派,故而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这些学科在我国基本上是销声匿迹了,这自然也就堵死了由其派生文艺思想的通道。另如语言学,虽在发展,但由于我们长期尊奉的是斯大林“语言工具论”的指导原则,其研究往往过分集中在对古代语言的音义考释以及关于现代语言的应用方面。结果是,在我们国家,不仅没有人能够像西方的符号学派那样将语言学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予以探讨,甚至很少有人能够像俄国形式主义学派那样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关注语言。显然,正是与之相关,在我国原来的许多文学理论教科书中,虽明确地强调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在相关章节中,除了简洁洗炼、准确生动之类普通语言规则的罗列之外,关于文学语言自身的论述几近空白,这也就更谈不上由语言学生发出独成系统的文艺学思想了。<4>
    从第三种方式来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除了以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沈从文为代表的第一代作家,缘其学养深厚及特定的时代氛围,能够结合自己的创作体验,探讨思考理论问题,有其思想贡献之外,后来的一代代作家,与其知识结构的日趋窄狭,文化视野的日趋封闭,以及政治批判的波翻浪涌、独立思考遭到压抑有关,大多很少涉及理论问题了,更慎于谈论自己的创作主张了。另一个严重问题是:从“五四”时代一直到新时期的中国文学,由于在思想观念、审美趋向、艺术形式、创作技巧、表现手法等方面,多是对西方各种文学思潮与创作形态的借鉴与摹仿,个性化创造不足,因此,即使诗人、作家们论及自己的创作经验,也往往难有新意。如我们的许多诗人、作家,也曾联系自己的创作追求,大谈过诸如“人道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典型人物”、“典型化”、“心理时空”、“语言还原”之类见解,有的也曾在中国的文学艺术界引起过这样那样的反响,但这些看法,大多不过是舶来品,不具思想的增殖意义。
    从第四种方式来看,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批评虽然一直比较活跃,但占据主导地位的正是那种从某些预定原则出发的削足适履式的批评,甚至是打棍子、扣帽子式的政治批判。虽也出现过李健吾这样注重感悟作品的批评家,但李健吾先生的感悟,常常停留在一般人生体验的层次上,批评的理论化不足,所以其中也就同样缺少思想性的创造;虽也出现过力图从作品的内在构成出发,从主体性角度建构个人文艺理论体系的胡风这样的批评家,但因不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容,胡风不仅未能遂其雄心,反而因此而长期罹难。1998年,在《北京文学》第10期发表的那份《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中,一些青年作家情绪激愤地宣称:当代文学评论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伙面目猥琐的食腐肉者,他们的艺术直觉普遍为负数(韩东);批评家是一帮势利的家伙,干不出什么事情(楚尘);最好的文学批评都是作家写的(朱文)。用语虽然不无偏激,但的确在一定程度出揭露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缺乏真知灼见的弊端。可以想见,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这样一种局面,要有理论的创造与发现,也是很难的。
    从第五种方式来看,由于自“五四”时代开始的中国新文学,一直深隐着反叛传统文化的主旨,故而借古代文论之“题”予以发挥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遭到了抑制的。本来,孟子的“以意逆志”、锺嵘的“滋味”说等见解中,早已潜含着对作品与读者之间接受关系的注意,而我们却没有人能够像德国的伊瑟尔、尧斯等人那样,在这样一些相关见解的基础上,发挥出独成一派的“接受美学”思想。“五四”时期大量涌进的外来文艺思潮,虽为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借题发挥”提供了丰富资源,也因战乱等时代原因,使理论家们难以进行潜心的思考探索。建国后,由于长期的厚今薄古及闭关锁国,可“借”之“题”则已少得可怜。由于戒律森严,即使有“可借之题”,也往往难以“发挥”。比如在以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为重要思想文化原则的我国,本应更具备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命题出发,创建新的文艺思想的可能,但在我们曾经有过的动辄得咎的政治背景下,理论工作者除了小心翼翼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之外,“发挥”的念头恐怕压根儿就不敢产生。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尽管周扬早在50年代就已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口号,此后也一直受到高度重视,但在长达半个世纪之后,至今仍未见到令人满意的成果的重要原因。更为令中国文艺理论界汗颜的是:在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英美国家,倒是出现了伊格尔顿、杰姆逊这样卓有贡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历史无疑又一次为中国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借题发挥”的大好机遇,但某些潜在的思想禁忌以及社会转型期的纷扰,仍在遏制着文艺理论创造的可能。比如,在有的学者提出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主张中,本来是包含着从中国古代文论中“借题发挥”的良苦用心的,但在当今浮躁的文化氛中,却很少有人能耐下性子,在发掘古代文论中富有生长性的理论范畴的基础上,潜心于新的思想创造。故而至今看来,这“转换”仍尚停留在一般性的口头呼唤上。
    从第六种方式来看,我们的许多理论工作者,往往脱离现实,学术眼光迟钝,更习惯于从书本到书本,更热衷于在一些大而无当的问题上逗圈子。固然,由于20世纪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先是趋苏,后是借鉴欧美,社会发展及社会问题本身的滞后,从而导致了我们由现实激发而生成独特的文艺思想的困难。但中国毕竟不同于前苏联,也不同于现代欧美,毕竟是存在着大量与民族文化渊源、历史背景、现实条件相关的值得文艺理论工作者分析研究的特异之处。如8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思潮在我国的快速传播,虽有其促进思想解放、打破旧有观念的积极意义,但在我们这样一个缺乏现代、更缺乏后现代基础的国家,其效应显然又是大大不同于西方的,弊端已历历可见,而在我们的理论界,除了用西方的尺度予以更多的肯定之外,又有多少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的独立见解?更为值得反思的是,有些问题,我们的理论家本来应该比欧美学者的体验更为深刻,也理应更为敏感,如兴盛于美国的后殖民主义文化与文艺思潮,也许最应该产生于我们这样一个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改革开放后仍不得不忍受科技文化的不对等交流之苦,且一直是在号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三世界大国,但我们又有谁比西方学者更早地意识到呢?在诸如此类问题方面的缺乏创见,恐怕就不是仅仅用政治束缚之类的外在客观原因能够解释的了。
    正是由于上述6种生成方式均陷入阻梗状态,结果是:长期以来,在我国文艺理论界,虽然表面上论争不断,热潮迭起,且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人数大概也堪称世界之最,但却很少真正具有学术性、思想性、原创性的探讨,大多不过是对古人、前人、洋人某些文艺观点的阐释与评介,或是“鹦鹉学舌”般地重复转述那些被认为是正确的理论信条,或是奉迎时世,为某些功利性政策性的文艺口号找寻成立的理由。这种状况,不仅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艺学的发展,更为可怕的是,严酷地窒息了人们的思想活力,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三、文艺思想生成方式的修复与重建
 
    在生成方式严重阻梗的情况下,要改变中国文艺学的落后局面,促进其繁荣发展,显然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以来,某些方面的情况虽已大有好转,但仍然深存危机。而要彻底解决问题,生成方式的修复与重建无疑是当务之急。
    首先要解放哲学,尽快促成个体哲学家的诞生。哲学,不仅是一个民族智慧的最高标志,也是一个民族其它思想产生的重要源泉。一个没有独立哲学的民族,一个哲学思想僵化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伟大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是必要的。但马克思主义毕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地解决中国的全部问题。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将马克思主义推至极境,这本身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在人类已有的哲学成果中,有许多并不一定符合马克思主义,如中国历史上的孔、孟、老、庄,西方历史上的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大多不是至今仍被定性为“唯心主义”吗?但有谁能否定他们思想中的合理成份,有谁能否定他们在人类历史上的重大贡献,以及至今仍在产生的影响?也许正是与之有关,连列宁都曾承认“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唯物主义”。以马克思之后的情况来看,产生于西方的“现象学”、“象征哲学”、“符号哲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等,也往往与马克思主义大相径庭,但又有谁能断定它们一无是处呢?相反,正是由于这些新的哲学学派的产生,活跃了人类的思维,丰富了人类的思想,解决了人类社会的某些问题,同时也推动了人类文学艺术的发展。这样一种情况,本来应是天经地义的,而在我们这儿,则仍需进一步打破思想禁忌,方有可能。
    要从科研体制、教育体制及文化管理体制等方面,尽快打破学科壁垒,特别是要尽快改变中国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中学科分类过于明细,从业者的专业身份过于固定之类弊端,以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融汇与交流。徐中玉先生在《回忆我的大学时代》中提到,建国之前的山东大学中文系,不仅开设哲学、中国通史、欧洲通史等课程,还规定学生必须选一门理科课程,这是有道理的。狭窄的知识结构,又如何可能形成文化创造所需要的阔大视野呢?又怎么可能由其它学科得到启发,生出新的思想(包括文艺思想)来呢?此外,要设法加快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它相关人文学科的发展,为“学科派生式”的文艺思想的生成提供条件。应该承认,近十多年来,我国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学人类学”等等,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相关学科本身尚不发达,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相互隔膜的情况下,有关学者只是外在地借用其它学科的名词术语,或是简单套用其理论原则,也终究是难以自成气候的。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坛上,一大批占据主导地位的中青年诗人、作家,在文学创作的同时,于理论探讨方面也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他们中有不少人,既是诗人、作家,同时又是学者或理论家。但总的来说,出自于他们之手的真正有创见的理论成果同样不多。与战争年代及建国后成长起来的许多“工农兵”出身的诗人、作家相比,他们的文化层次虽然高得多了,多是大学毕业乃至拥有了硕士之类学位,但因“文革”延误及教育体制方面的某些缺陷,使其知识结构与文化视野仍有很大局限;他们虽然赶上了思想解放、创作活跃的大好时机,但因更多地接受了外来文学思潮与创作技巧的影响,艺术素养不够浑厚。这就需要中国当代诗人、作家,广览博取,进一步丰厚自己的艺术人格与文化人格。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在创作出优秀作品的同时,又有独到的理论创造。
    中国当代的文艺批评家们,应有意识地挣脱平视甚或仰视批评对象的一般批评立场,而从心理上将自己提升到理论家的高度,以实现批评的理论化。具体来说,应改变那种先入为主、自外向内的单一裁判式、比照式批评,而强化自由介入、由内向外的发散式、创造式批评。文艺批评,当然离不开某些预定的规则,但如果仅仅停留于既有规则与理念,其批评就只能是技术性的、低层次的,而不可能具有思想的创造性与学术的增殖性。而只有像王国维那样,像巴赫金那样,既潜入作品的内部,又摆脱某些既定规则与理念的束缚,将个人在作家作品中的独特发现,予以理论的提升,才能大有作为,才能促进文艺思想的不断增殖。
    中国当代的文艺理论工作者们,迫切需要总结“方法论”方面的经验,即在研究前人的理论成果时,不是仅仅注意其具体见解,更要重视对其生成方式的借鉴。要学会像弗莱由“象征形式”、“原始意象”到“神话原型批评”,伊瑟尔、尧斯等人由“召唤结构”、“阐释”到“接受美”,马尔库塞、阿多尔诺等人由“异化”到“反艺术”、“新感性”那样,能够从前人已有的学说中,机敏地捕捉住某些富有理论弹性的范畴,借题发挥,积极开拓,大胆创造。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调整我们自己的文化心态,要警惕:自近代以来,由于中国文化的弱势处境,已经形成了中国学人不自觉的自卑意识。这种自卑心态的可怕之处是:极易臣服他人,盲从权威,思想萎缩。在我国的文艺理论生成方面,“借题发挥”通道的阻梗,与这样一种自卑心态是有重要关系的。此外,在“借题发挥”的生成方式中,由于所借之“题”并非仅仅局限于文艺学范围,这就需要文艺理论工作者,同样要有广博的知识结构。
    在文艺学研究的出发点方面,要重提研究主体的现实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由于片面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的确曾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发展,但力图彻底切断文学与现实及时代的联系同样是错误的。如同文学从来就不仅仅是文学一样,文艺学也不可能仅仅是文艺学本身的事,而是与整个民族的文化建设与社会进步密切相关的。文学艺术总是在对社会与人生产生着影响,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也总会蕴含着新的文艺追求的动向、生机与活力。特别是在当今时代,随着大众文化的勃兴,以及文学的普泛化、全球化与世俗化,文学的当代意义是什么?得失何在?文学究竟该怎样发展?文艺理论工作者,如果脱离现实,就不可能发现与之相关的新问题,产生新的思想。近些年来,一些中青年文艺学者,正在走出书本,走出书斋,走出封闭的文艺学小圈子,从更为开阔的视野出发,体察社会,考辨现实,这无疑是值得大加肯定的。正是在这样的追求中,孕育着中国文艺学的希望。
    导致20世纪中国文艺学成就低下的原因当然还要复杂得多。学术及文化思想的创造,本应是极富个人性的,既需要充分的心理空间,也需要宽松的文化环境,更需要自由的社会氛围,但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这些条件常常是不具备的,或是不够充分的。实际上,不论是哲学家的贫乏,某些人文学科的落后,还是作家、批评家、理论家知识结构的不足、文化视野的局限、思想观念的滞后,都是与更深层次的文化环境与社会机制有关的。因此,要促进中国文艺学的发展,除了对上述6种生成方式予以修复与重建之外,还必须同时加快整个社会体制的改革。否则,如果仅仅着眼于文艺思想的生成方式,恐怕仍是难以大有作为的。
    此外,由上述6种生成方式可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艺思想的发展与繁荣,不只是文艺理论工作者的职责;文艺学成就的低下,也不应仅仅怪罪于文艺理论工作者,还要有赖于哲学家、作家、评论家及其它人文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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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参见拙文《试论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见《文史哲》1995年第5期。
<2>孙绍振《从西方文论的独白到中西文论对话》,见《文学评论》2001年第1 期。
<3>这儿列举的“现实激发式”,是2000年8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一次关于文艺学发展的小型学术讨论会上,笔者发言之后,由童庆炳先生补充提出的,在此,特向童老师致谢。
<4>参见拙文《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问题》,《文学理论学刊》 2000年第1辑。
                       (原载<文学评论>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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