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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精神
2015-05-16 11:45:19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文学创作,数量虽然仍在不断剧增,仅长篇小说,每年的出版量即在1000部以上,见之于舆论媒体与评论界的“新星”、“力作”亦不时纷涌迭现,但与人们曾经有过的热切期待相反,整体上延续的仍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精神颓势,真正动人心魄之作不多。正如蒋子龙所概括的:“现在文坛似乎存在一种普遍现象,即软死、缺筋骨”“总的来说,当代文学总体的精神质量不是很高,销量是一回事,不少作品思想苍白,精神与情感不能很好匹配。”[1]文学精神的贫乏与低下,确已是影响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关键。
 
一、精神境界与文学价值
 
文学精神,通常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指“诗意精神”,即文学作品的审美化追求;二是指“文化精神”,即蕴含在作品中的作家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情感基点、文化视野等等。本文所说的文学精神,主要是就后者而言的。事实上,一位诗人、作家,总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自觉不自觉地融进关于人性的、人生的、时代的、社会的、历史的、现实的等方面的评判、思考与追求。也就是说,凡文学作品,大概总会蕴含着这样或那样的文学精神。因此,仅据一般文学精神的有无,尚不能评价一部作品价值的高低。那些趋时媚俗,或有违人性之作,自不足论,即以具有值得肯定的文学精神的作品来看,也还要看其精神境界所能达到的广度、深度与高度。古往今来,凡属世界一流的文学作品,其中必会凝铸着某些令人刻骨铭心,为之震撼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境界。审美功能,当然是文学的第一要著,但这只能是构成文学艺术的底线。况且,审美功能不是空洞抽象的,而总是与属于非审美功能的其它意识融合在一起的。具体来说,在文学史上,那些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赢得无数读者喜爱,有着不朽生命力,已经成为经典,或者有望成为经典的的作品,其中常常可见以下三方面的精神意蕴。
一是国家时代精神,即某一国度的诗人、作家,在特定现实的激发下,站在历史的进步力量与人民大众一边,蕴含在作品中的向往与心声。在西方,如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英、法诸国文学作品中喧腾着的“人本主义”精神;18世纪法国文学中的启蒙精神;19世纪英、法、俄罗斯诸国文学中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等等。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慷慨悲壮,伤时忧生,歌哭笑骂的汉魏文学精神;笑傲王侯,洒脱不羁,刚勇进取的盛唐文学精神;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中国“五四”文学精神等等。正是这类精神,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学之魂,成就了一些伟大的作家作品。
真正属于文学的有价值的国家时代精神,在许多时候,往往不是体现于宫廷意志、国家文件、政府公告、会议决议或报纸社论,更不是喧闹一时的某种权力话语(如我国“文革”期间不时下达的最高领袖的“最高指示”之类),而往往是澎湃于看不见的历史深处与人民大众心中的汹涌波澜,是对正义与光明的向往,是对邪恶与苦难的抗争。事实证明,只有那些真正站在历史进步与人民大众立场上的文学作品,才有可能在文学史上放射出时代精神之光。如在前苏联文学史上,体现进步时代精神的,当然不是因其奉迎时世而曾深得官方赏识的歌颂农业集体化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肖洛霍夫)、《磨刀石农庄》(潘菲洛夫);不是以维护苏共声誉为创作动机的《叶尔绍夫兄弟》(柯切托夫),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永恒的召唤》(伊凡诺夫),以反映知识分子思想转变为主旨的《伊里亚·戈洛文》(米哈尔科夫)等等,而应是以反抗精神摧残、揭露独裁暴政、批判官僚体制为主旨的爱伦堡的《解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杜金采夫的《不仅仅为了面包》等等。在中国的“文革”时期,真正体现出进步时代精神的当然也不是那些红太阳颂歌,不是歌颂“高、大、全”式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人物的“样板戏”,而应是反抗专制与现代迷信的“地下文学”。由于与主流话语的悖离,这样一类真正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国家时代精神,往往要受到强大社会惯性力量的挤压,甚至被视为洪水猛兽而招致围歼,因此,这样的精神,是需要作家以自己的智慧、良心、胆识与勇气,去捕捉、去把握、去表现的。
二是世界时代精神,亦可称全球性时代精神,指的是在某一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地区的作家,在相同或相近的文化背景中,面对共同的世界局势与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而形成的某些共通性的作品意蕴。如在20世纪文学史上,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变形记》、法国作家萨特的《恶心》与加缪的《局外人》、美国作家奥尼尔的《毛猿》等作品对人性异化的批判;爱尔兰作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美国作家赛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现代文明的失意与悲哀;德国作家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美国作家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冯尼古特的《五号屠场》、日本作家大冈升平的《野火》等作品中的反战情绪;美国女作家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安妮.迪勒的《汀克溪畔的朝圣者》、前苏联作家列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等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等等,所具有的均可谓世界性的时代精神。在文学史上,有许多作家,正是出于对人类前途与命运的忧虑与关切,敏锐地把捉到了世界运行的脉搏,从而在自己的作品中,凝进了广博的世界性意义。
三是人类精神,亦即永恒的人性精神。这是诗人、作家,以超时代、超民族、超阶级、超意识形态的人文视野,依据自己对生命与死亡、个人与他人、理想与现实、自由与必然、感性与理性的理解,对人的生命价值、生存状态、生存理想、终极意义之类体悟与沉思的产物。如歌德《浮士德》中自强不息的挑战命运的精神,李白诗歌中自由不羁的向往,曹雪芹《红楼梦》中超尘出世的人生追求,惠特曼《草叶集》中对人的生命活力的赞美,托尔斯泰《复活》中所渴望的人性由恶而至善的回归,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对人性沟通的向往等等。福克纳说过:“人生不满百,惟一的不朽便是留下一些永远能感动人的东西。”“我对班吉惟一的感受就是对全人类的悲悯。”[2]福克纳所追求的“永远能感动人的东西”,他于《喧哗与骚动》中通过班吉所表现的“对全人类的悲悯”,显然便正是这样一种人类精神。福克纳的伟大与不朽,便正是与作品中这种超越性的人类精神相关的。
从人类文学史上那些真正伟大的作品中,我们还可以发现:
第一,其中的国家时代精神、世界时代精神,往往都是以人性精神为底蕴的。如在鲁迅的《阿Q正传》中,当然不无揭示国民劣根性、思考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之类时代意义,但除此之外,在阿Q这个文学形象中,我们还可以感到,其中隐含着对人类无可奈何之生存状态的慨叹与彻悟,作品因此也就具有了普遍人性的世界意义。如俄国作家契诃夫曾在《生活是美好的》一文中写道:“要是火柴在你的衣袋里燃烧起来了,那你应当高兴,而已要感谢上苍,多亏你的衣袋不是火药库。要是手指头扎了一根刺,那你应当高兴,挺好,多亏这根刺不是扎在眼睛里。要是有穷亲戚到别墅来找你,那你不要脸色发白,而要喜洋洋地叫道:挺好,幸亏来的不是警察……依此类推,朋友,照着我的劝告去做吧,你的生活会欢乐无穷!”这儿道出的,不正是人类共有的阿Q精神吗?在卡夫卡《变形记》、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等这样一些涌动着20世纪全球性时代精神的作品中,也无一不凝铸着人性精神的普遍内涵。实际上,如果缺乏人性精神的内涵,不论多么有价值的国家时代精神还是世界时代精神,都可能是空泛肤浅的。
第二,国家时代精神、世界时代精神与人性精神往往是融为一体的。如曹雪芹《红楼梦》中,既具有反封建意义的中国专制社会末期的时代精神,也偶合了那个时代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性启蒙文化思潮,同时又充满着永恒性的人性自由的追求;惠特曼《草叶集》中洋溢着的奋勇向上、乐观豪迈、向往自由的气势与情怀,既是当时美国也是其它处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国家共有的时代精神,同时也是有史以来,人类赖以不断开拓进取的伟大精神之一;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等作品中,在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古拉格群岛》等作品中对独裁专制的揭露与批判,既是前苏联社会的时代精神,也是20世纪涌现于许多国家的最为显赫的一种世界精神,这当然也是古往今来一直汹涌不绝的伟大人性精神。
目前,对于世界性的诺贝尔文学奖,人们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不可否认,这个评奖委员会所把持的文学尺度是有道理的。其重要尺度之一即是:文学作品的精神境界。请看关于一些作家的获奖评语: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作品表现了“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时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纪德的作品“以无所畏惧的对真理的热爱,并以敏锐的心理学洞察力,呈现了人性的种种问题与处境”;萨特的作品以“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的精神”,“对我们时代发生了深远影响”;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的作品有着“对人性的了解,以及对当代文化的敏锐透视”;意大利诗人夸西莫多的作品“以古典的火焰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中生命的悲剧性体验”;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作品“以结构丰富的想象世界,其中糅混着魔幻与现实,反映出一整个大陆的生命矛盾”;南非作家库切获奖的理由是:“在人类反对野蛮愚昧的历史中”,“通过写作表达了对脆弱个人斗争经验的坚定支持”,“无情地鞭挞了西方文明的残酷理性主义和虚伪的道德观”。在这些关于获奖作家的评语中,我们仅从其中出现频率很高的“真理”、“人性”、“生命”、“时代”之类字眼中即可见出,他们特别注重的正是作品中具有普泛意义的人性精神,以及具有一定世界性的时代精神。注重文学作品的内在精神高度,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根本原则,诺贝尔在遗嘱中即曾提到,文学奖应颁给那些“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固然,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并非全是人们公认的一流文学大师,但这些作家的作品,基本上代表了世界文学的高度,应该是没什么疑问的。
 
二、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精神历程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出现了张贤亮的《灵与肉》、张炜的《古船》、莫言的《红高梁家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李锐的《厚土》、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等一大批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小说,及北岛、顾城、舒婷、海子等有影响的诗人。从笔墨功夫、艺术技巧、文体探索等方面来看,中国当代作家,也表现出了十分卓越的才华。有许多作品,语言的生动,情采的飞扬,技巧的圆熟,文体的精当,即使置于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来看,大概也不逊色。但如果以中外文学史为参照,又正如莫言曾经这样讲过的:“从78年到现在,我们文坛上出了这么多的作品,真正出来一部能够跟《战争与和平》、或者和《红楼梦》相提并论的作品肯定没有,既然连作品都没有,大师从何言起?没有经典作品,所以就没有大师。”[3]
那么,差距何在呢?我想,关键即在于文学精神的品位,即在数量众多的各类题材的作品中,尚缺乏对国家时代精神的深刻洞察,也缺乏宏阔的世界性视野与人性精神的目光。对此,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精神历程,即可见出端倪。
“文革”结束至20世纪末,中国文学大致经历了政治反思、文化反思、文体反思这样三个阶段。其中,最早出现的政治反思,原本是极富于文学精神探索空间的,但以相应的“伤痕文学”思潮来看,因囿于当时仍然存在的某些禁忌及作家透视生活的主体能力等因素,其探索也只能是浅尝辄止,未能达到真正“国家时代精神”的高度,更谈不上国家时代精神、世界时代精神与人类精神的融合。大多作品尚不过停留在肤浅的呼应“拨乱反正”、揭批“四人帮”的罪恶之类“中央文件”精神的层面上。继之而起的文化反思,应当说,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具实绩,也最具独立性的一场精神突变,在与之相应的“寻根文学”思潮中出现的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贾平凹的《商州初录》、郑义的《老井》、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莫言的《红高梁家族》、李锐的《厚土》等,在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与相关人性精神的开掘方面,是达到了应予充分肯定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某种精神高度的。但因这场文化反思是在政治反思遇挫的背景下出现的,因此也就注定了与敏感的国家时代精神与世界时代精神的一定程度的蔬离性,使之难以进一步达至世界文学的高峰。至于其后出现的以“先锋文学”为主导,注重形式探索的“文体反思”,在增强中国作家的文体自觉方面,虽然不无意义,但给人的更为强烈的感觉是,难得突进的中国当代文学,似乎终于丧失了信心,而陷入了一场无可奈何而又杂乱无章的精神退却。通过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的透视,明显可见的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精神由跃动而终至拘促的发展轨迹。在这样的发展轨迹中,文学内在精神价值受到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如果结合某类个案予以具体分析,问题也许会看得更为清楚。例如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中的恐怖现实,对中国人来说,原本并不陌生。我们有不少作家,也曾被非法关进监狱,也曾在长期的劳改生活中遭受过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在我们的监狱里,甚至曾经发生过诸如张志新被割断喉管之类远较前苏联集中营中更为野蛮惨烈的兽行。但在我们文坛上出现的同类题材的诸如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泥泞》、《远去的白帆》,张贤亮的《绿化树》、《土牢情话》之类“大墙文学”之作,在震撼力方面,却没有一部能与《古拉格群岛》相比。究其原因,亦正在于:在《古拉格群岛》中,涌动着既是国家时代精神也是世界时代精神的对专制社会体制的揭露与控拆,以及悲悯人之兽化,自剖血液中的“狼性”因子之类深层次的人性精神,而中国作家显然缺乏这样的襟怀与视野。以被誉为“大墙文学之父”的从维熙为例,正如洪子诚先生这样分析过的:“从维熙继续了中国传统戏曲、小说的历史观,即把历史运动,看作是善恶、忠奸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较量的过程。‘文革’中的曲折,和这其间正直者的蒙冤受屈,都是奸佞之徒(在他的小说中,他们或者是‘国民党还乡团’,或者是‘四人帮’及其‘帮凶’)一时得势的结果。”[4]就在前不久,面对《古拉格群岛》这样的精神境界高超之作,从维熙读出的仍然是:索尔仁尼琴的基调“是反苏维埃的,与苏维埃作对的,是极端的。”[4]以这样的视野与观念,中国作家又怎么可能写出世界级的杰作?与从维熙的见解恰成鲜明对照,且对我们的“文体反思”也恰具启发意义的是,法国现代派剧作家尤奈斯库曾经这样评价索尔仁尼琴:他的作品的“精神力量就在于它越出了像我们这些大部分作家所津津有味津津乐道的文体和结构之类的小问题。总而言之,索尔仁尼琴创作了伟大的文学作品。”[5]
我这儿拟进一步分析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精神,不仅未能找到新的突进门径,反倒正是沿着新时期以来已经形成的下滑轨迹,进一步沉落。在我们的文坛上,近年虽也出现了《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  春桃)、《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夹皮沟纪事》(杨显惠)等一些引人注目的作品;我们的不少作家,虽然仍在可敬地固守着文学的精神领地,如张炜坚信:“体现文学本质的也许始终有这样几个词,这就是:‘批判’,‘底层’,还有‘纯粹’……是这些品质决定了它的挑战性,并因此而维持了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当代文学的精神走向》);李锐表示:“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主义才有发言权的话,我宁愿选择怀疑主义”(《我的选择》),但从整体上,尤其是从文学精神的具体形态入手分析,可以感到的正是精神力度的进一步弱化。
从国家时代精神来看,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疏远乃至逃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批颇具创作才华的中青年作家,对国家时代精神表现出有意无意的漠然。在回答一家文学刊物“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段经历”的问题时,青年作家吴玄这样回答:“恐怕跟性有关,这个不好说”;另一位青年作家陈武的回答是:“和朋友通宵喝酒”。 [6] 张梅则这样谈过自己的创作动机:“我的写作是因为需求和个人在这方面的天赋,而不像很多新时期的作家,是为了表达对这个社会的想法。”[7]另有一位省级青年专业作家,在一篇创作谈中这样描述过自己的幸福生活: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只是觉得幸福”,“真的,只是幸福”。幸福的原因是:“现今的中国,我相信,已经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单位,供给你足够生活的稳定工资,不用天天上班,不,几乎是天天不用上班。也有领导,但是不会受到领导的监督,也不用担心受领导的批评,而且有时候还可以批评批评领导。不用听谁是谁非的闲话,同事们之间几乎也没有什么是非。每个人都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得越多越好。每个人也都在赚工资之外的外块,赚得越多越好。”另一件令她大感幸福的事是参加了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研讨班,在研讨班里,“看着七个男人坐在一起谈文论道,正如朵朵红花向太阳,而我,是最平凡无光的一片绿叶。他们值得我学习的太多了。和他们在一起,我觉得仿佛又回到了文学院那种熟悉亲切的氛围中,还是幸福,真是幸福,只是幸福。”“没办法,为了这幸福,只有继续写下去,好好写下去。”[8]面对目前国内纷扰的现实与文化危机,这样一些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的作家,要写出有份量的作品,恐怕是很难的。至少到目前为止,尚没有见到这类作家写出真正引起社会关注之作。至于在另外一些以“身体写作”乃至“胸口写作”为名目的作品中,见出的则径是对国家时代精神的逃避了。
二是无力把握。有些作家,虽然关注现实,富于历史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的,但其作品,往往停留在一般问题小说的水平上,尚缺乏对深层国家时代精神的开掘。比如王蒙,以他的阅历与才智,是有条件写出深厚作品的,但以他自己比较看重,自以为有所突破的新作《青狐》来看,其内在精神境界,甚至远不如他于上一世纪创作的《坚硬的稀粥》、《暗杀》之类。张平直面官场黑暗的反腐败题材的作品,当然是有重要现实意义的,但仅由他自己确立的揭露“干群之间的矛盾”之类主旨,就不难料到他的新作《国家干部》之精神意蕴的肤浅。且,仅由作品中那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市长夏忠民的形象,即可看出作家仍在承袭着《抉择》等作品中落后的“清官意识”。一位青年作家不无愤怒地表示:“我无法欺骗我的眼睛,在这个天下最美的神农架,有天下最穷的农民。我要真实地写下我看到的一切,我不是一个带偏见的作家,我不会去有意‘丑化’,但也不会昧着良心去粉饰,还振振有词地说这是塑造。”“我也想用作品告诉那些养尊处优的人们,包括一些曾是农民的儿子的作家们,他们来到城里,已经蜕变为蝇营狗苟、争名夺利、醉生梦死的一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或者不痛不痒,踱步客厅,在稿纸上呓语胡言。”[9]在当今的中国文坛,这样一种愤世嫉俗、心忧天下的情怀,本是难能可贵的,但要写出真正深刻的作品,则不是仅靠愤怒情怀就能奏效的,还需要作家以超越性的眼光,去捕捉与国家前途与命运息息相关的深层时代精神。
从世界时代精神来看,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面对正在分化与重组的世界格局,面对高科技时代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当代作家,大多目光拘谨,感觉迟钝,普遍缺乏全球意识与前瞻意识。在我们的作品中,很少见到对目前人类共同关心的许多重大问题的思考,很少见到与世界和平、民主、自由主潮同步的视野宏阔之作,更少见到对当今人类急需的普适性价值观的探寻之作。比如同是战争题材,我们至今没有一部小说能够达到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萧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那样的世界高度,而大多仍在固守传统的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之类简单化视角;具有当代世界精神意义的生态文学,在目前的中国文坛虽已颇具声势,但在理念上大多不过是停留“环保”层次。以如此的精神视野,当然也不大可能创作出如同列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那样品级的深入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生存与命运之类精神境界的作品。
从表现人类精神来看,最为直接的题材领域大概要数性爱了。作为能够体现人性本原内涵的性爱生活,当然应是文学关注的重心之一。但在我们的作品中,更多见到的则是以官能刺激为目的的“下半身”的裸示以及动物性的肉体动作的描写,至今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够达到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渡边淳一的《失乐园》那样的精神高度。与《上海宝贝》之类大为不同的是,大约可以视为同属“身体写作”的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则缘其“在小说和剧本中发出的声音和阻抗之声,如悦耳的音乐般流动,充满超凡的语言热情,揭示了社会的陈腐思想及其高压力量”而荣获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相较之下,可进一步看出许多中国作家与世界级优秀作家在文学作品的精神境界方面的差异。
 
三、新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探寻
 
新世纪的中国文学,要改变蒋子龙所说的 “软死、缺筋骨”的现状,向世界奉献一流作品,亟需的正是:诗人作家们要以宏阔深邃的眼光,努力探寻,思考与把握与国家强盛、世界进步、人类文明相关的文化精神,以作为自己创作活动的思想资源,以提升自己作品的精神品位。
作为中国作家,当然应该首先探寻与把握国家时代精神。而国家时代精神,只有从现实入手才能看得清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当代政治家发起的以经济体制为主攻方向的改革,无疑已获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因深层改革的滞缓,暴露的问题也越来越尖锐。诸如政治方面的官员腐败,经济方面的两极分化,道德方面的信仰崩溃、人性堕落,均已在严重地制约着中国的繁荣与进步,在危及着社会的安全与稳定。而要解决这些问题,舆论宣传、学习教育,当然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更为根本的是:科学化的社会制度的建设。而制度建设,不只是法律条文的制定,更重要的是法律制度的切实实施。事实上,我们的许多社会问题,并非仅仅是因法律制度的不健全,而主要是因民主监督机制与实施手段的乏力。在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宪法本应高于一切,宪政精神应是国家的精神支柱,任何人,任何政治集团都不得凌驾于宪法之上。一个国家,一旦宪法失去了尊严,这个国家也就是危险的了。而在我们国家的某些权势者眼里,宪法往往不过是一纸空文,以权代法,权大于法的问题一直未能得以很好解决。其它的相关法律制度,由于缺乏实施保障,也往往难以充分发挥作用。比如靠领导人批示解决某些问题,本是不符合法制的怪异现象,而在我们国家,至今仍是一种常见的行政手段。
正是从我们的社会现实出发,可以看出,“五四”时代提出的民主与科学,仍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进一步高扬的精神旗帜。民主与科学,虽早在“五四”时代已被公认为是救治中国的良方,然而,第一。由于历史战乱等原因,民主意识并没有来得及深入人心,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首要目的的反封建目标远远未能达到。第二,我们曾经有过的科学观是片面的。科学,不仅是指以反愚昧为目标的自然科学,还应包括政治、法律、经济管理等方面的社会科学。而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我们的社会科学成就整体上是低下的。特别是建国之后,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外,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我们基本上停止了发展。由此可见,当代的“民主”与“科学”,与“五四”时代又是有所区别的。中国当代国家精神的核心是:结合现实,深化“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精神。在新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应该重振的,也正是源之于“五四”时代的民主与科学的雄风。
以全球眼光来看,当今世界时代精神的主潮是:在20世纪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思现代性,总结现代文明的经验与教训,为人类谋求更为美好的前途。美国学者大卫、格里芬指出:“现代性的持续危及到了我们星球上的每一个幸存者。随着人们对现代世界观与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军国主义、核主义和生态灾难的相互关系的认识的加深,这种意识极大地推动人们去认识一个后现代世界观的特征,去设想人与人、人类与自然及整个宇宙之间关系的后现代方式。”[10]我国虽是发展中国家,但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的命运是与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一位有抱负、有追求、有国家责任感与人类责任感的中国作家,不能不关心下列一些方面的世界性时代精神:
一是和平、安宁的世界秩序的追求。随着人类政治智慧程度的提高,冷战时代的结束,信息交流技术的发达,以及交通的快捷,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21世纪,已不可能再是壁垒森严的中国人的世纪,美国人的世纪,俄国人的世纪,或是社会主义的世纪,资本主义的世纪,而应是国家与国家相互依存,民族与民族相互关爱,全人类共荣共存的世纪。因此,在诸如反恐、救灾等方面,均表现出了人类空前的团结一致性。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们,也都在尽力顺应世界潮流,排除原有某些意识形态的框拘,力图通过对话与交流,建设和谐安宁的世界新秩序。
二是普适性的文化价值观的探寻。在20世纪的历史上,由于严酷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科学技术的失控性发展,加剧了人类的幻灭感与虚无感,以及非理性乃至反理性的思想情绪。但人毕竟不是动物,是有理性,有思想,有精神追求的生命存在,不可能在虚无幻灭的焦虑中,总要考虑人生的价值及意义。因此,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平衡与和谐,在人类已有的不同文化资源中重建某些具有普适性的观念与信仰,将是人类的理想状态与社会秩序的明智选择。
三是生产生活方面的生态意识。越来越发达的现代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舒适与方便的同时,也已在气候、水源、物种等方面,严重地危及了自己的生存环境。因此,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也早已成为地球人的共识。各国政府,大多也已充分注意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目前,中国政府力倡的“科学的发展观”,也正是这样一种世界时代精神的体现。
而在上述国家时代精神与世界时代精神背后,隐含的又正是相关的人性精神。以我国的情况来看,民主化的宪政追求,科学化的社会体制建设,从根本上来说,也就是人性精神。因为只有置宪法于至高无上,只有科学化的社会体制,才能充分保证人性的平等与自由。从全球视野来看,只有强化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意识,才能保证我们的世界充满更多的爱意与善良,而不是相互的争斗与残杀;只有加强对普适性价值观的探寻,人类才有可能重建现代信仰,不至沉沦于无所皈依的虚无之境;而加强生态意识的意义,则不只在于保证人类有一个更为适宜的生存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保证人性的更加纯真与美好。
文学作品中的精神内涵,归根结底,是来自于创作主体。作家,当然不是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依靠文学,也不可能解决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以及其它社会问题,但对一位伟大作家而言,博大的襟怀、视野、责任感则是不可缺少的。与之相关,我们应进一步明确的是:在人类的文学创作活动中,偏狭的功利观是不对的,但文学影响世界与人生的潜在功能又是不可否认的;虚幻的宏大叙事是有害的,但切近现实,关乎历史与人类命运的宏大叙事又是不可缺少的;反对概念化是对的,但不等于应放弃内在精神追求;反对为政治服务是对的,但并不等于关心政治就一定会危害文学,事实倒是相反,世界上有许多伟大诗人、作家,如屈原、杜甫、鲁迅、雨果、托尔斯泰、萨特等,在文学领域的伟大成就,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之于他们对重大政治问题的关切。
作家当然也是普通人,也要吃饭,也要生存,也要养家糊口。但因为你是作家,你的作品能够对人类的心灵产生影响,因此,你的精神境界就应该高于普通人,你就理应对人类与世界有着更多的关爱与思考;作家当然不是圣徒,但你要成为伟大的作家,你就要有成为圣徒的向往。否则,就难以把握真正有价值的文学精神,就不可能写出真正伟大的作品。
 
参考文献:
[1]禾水《蒋子龙:长篇小说乏大气》,《社会科学报》2004年6月17日。
[2]王诜编《世界著名作家谈创作》,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98页。
[3]《莫言作客新浪访谈实录》,
http://book.sina.com.cn/xiaoshuoxuankan/2003-08-28/3/16081.shtml
[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6页。
[4]陈骏涛主编《精神之施:当代作家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5]王诜编《世界著名作家谈创作》,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235)
[6]《当代小说》2003年第10期封2;2004年第3期封2。
[7] 龙迎春《张梅:我的写作成熟期还没到来》《广州日报》200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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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应松《我不是去看风景》《作家通讯》2004、4)
[10]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
马季芳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载《湖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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