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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研究与两种方法论的整合
2015-05-16 11:32:48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的交汇之际是中国古典文学在方法论上摇摆与抉择的时代。现已存在的学术事实证明,无论是中青年学者还是老一辈学者,都已自觉不自觉地把自身的学术生命定位在方法论上进行着思考。可以说,学术生命在方法论上的定位对每一位学人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显示了作为学者其学术生存的价值取向及自身对学术研究进行的一种观念与信仰的投入。
  八十年代,古典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迎来了多元共生的时代。当学者可以遵循自己的价值取向来自由地选用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阐释古典文学现象时,大概谁也不愿意侈谈方法论。因为,在方法论没有转型为一种学术话语权力阻碍学者关于古典文学的思考与研究时,方法论不是热门话题。并且,从一个反向的视角看,当一些学者企图操用自身认定的唯一方法来规范、衡量另一些学者的研究视野时,他自身也表现得非常苛刻。这种苛刻的学术行为往往不表现在他是否专门撰写关于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文章,而是切实地兑现于他本人的学术研究中,或兑现于他本人对其他学者研究的评估中。
  从学术信仰方面,我们可以把古典文学学者分为两种研究群体。在方法论上倡导多元共生的学者,他们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大都是以多元的视角从理论的高度透视文学现象,因此,哲学、美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成为他们阐释文学现象的工具。我们姑且称之为“新方法派”。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沿用传统研究方法的学者,他们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大都承继了国学的传统操作技术,从历史与文献的视角靠向文学现象,因此,小学、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考古学、音韵学成为他们阐释文学现象的工具。我们姑且称之为“国学派”。前者在方法论上更注重从理论与思辨的角度进入文学研究,并偏重于开拓作品的思想与“义理”;在他们看来,作品的文本给研究者的思考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古典文学作品文本的生命力只有在不断的现代阐释中得以焕发出来。而后者则往往偏重“我注六经”式的方法论,追求寻绎作者原初意义的“实事求是”。
  从研究方法上看,理论的思辨在逻辑的推导上需要高度的严谨,与考据学家面对繁杂的材料梳理相比,同样不能有任何体系上的缺失;并且,理论本身也是作为一种知识涵盖于历史中,构成人类文化传统圆周的一个扇面。王小盾认为分析史料需要技术手段,而我认为从事理论思考更需要科学技术手段,并且这种科学技术手段的分析与逻辑的推导要求甚至更为严密。为什么理论界要求学者必读康德的“三个批判”与黑格尔的“两个逻辑”,其目的就在于训练理论研究者的科学思维技术。
  周月亮主张把古典文学研究从经学与史学的研究中分立出来。他的目的是为了把文学的本质重新交还给文学。的确,以往的学术研究在某种方法上是以取消文学的审美性为代价的。在“国学派”方法论的视界中,审美的“文学”现象是被转型为纯粹的历史文本而被读解的,并且读解的终极目的又是为了从文学现象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即追寻历史的原初意义。文学的审美性决定文学无法还原历史,否则文学就不成其为文学了。其实,经学就是中国的古典阐释学,不要说当下的文献研究者,就是两汉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马融、郑玄,谁又能说自己在皓首穷经中追寻到了“六经”文本的原初意义?正因为经学大师没有追寻到“六经”文本的原初意义,中国古代史与经学史才能在无尽的阐释中获得生命力而得以延伸。从阐释学的理论看,只有开放的阐释才有发展的历史,任何文学文本的阐释与研究永远是在“当下”语境中完成的。如关于对“六经”文本的阐释,两汉经学家、魏晋玄学家、宋代理学家与明代心学家都是依存于自身生存的当下语境中完成的。阐释的“当下性”也就是阐释的“现代性”,相对来说,任何文本的阐释与学术研究都是“现代意义”的。这就是我们主张的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诠释。在理论上,我们的研究方法与两汉经学家、魏晋玄学家、宋明理学家与心学家一样,把构成当下生存语境的全部文化精神作为我们研究的背景。正如理学与心学无法不带着外来的佛性视野读解“六经”文本一样,进入东方大陆的西方文化、理论思潮也必然构成了我们阐释东方大陆古典文学文本的前理解。
  我认为,学术研究在方法论上应该多元共生。王国维在封建社会的终结之际之所以是崭新的,就在于他曾接受过康德、叔本华与尼采。倘若,就他的小学、朴学而论,在马融、郑玄、孔颖达、庐抱经、钱大听、段玉裁等大师面前,王国维永远是渺小的。王国维的精彩就在于他不仅接受了东方,也接受了西方,他既是学者,又是作为思想家的思者。他的《人间词话》更是在乾嘉学派基础之上展览出的文学研究精品。乾嘉学派在考据上是辉煌的,但也昭示了在一个专制时代下以毁灭自我思想而求生的屈辱。学术研究不仅需要功底,也更需要思想。因此,“国学派”与“新方法派”倡导的方法论应该整合起来,把具有思想的学者形象作为追寻的目标。在这里,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是衡量一位具有思想的学者的价值尺度。在这个意义上,一万个瓦特也无法超过一个黑格尔思想的精神能量。早在两千年前,孔子与柏拉图就是以思想来征服芸芸众生的。胡适曾出于某种原因要求他那个时期的学者埋首故纸堆而停止思想,但那个时代已经逝去。也正是胡适、汤用彤、冯友兰、朱光潜、钱钟书、宗白华、季羡林这些学贯中西、有思想且有功底的学者,最终才能成为人们所尊崇的学术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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