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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性的叙事与通俗化的经典
2015-05-16 11:26:57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摘要]黄仁字的《万历十五年》在欧美史学界推出后,即成为一首以英文叙事讲唱给欧美读者倾听东方历史故事的通俗性叙事歌曲。其汉语读本在中国出版后也呈现出惊人相似的现象,即通俗性。但是《万历十五年》所秉有的通俗性在特质上有着自己的内涵,是以历史事件的叙事真实性收获读者而达向学术的通俗性或历史的文学性。从历史铭刻在本体上的相对原始印迹看,《万历十五年》在其相当通俗化和文学性的叙事中恒持着历史的真实。《万历十五年》毕竟是在美国学界语境下所撰写和翻译的,所以英汉两个文本所呈现出来的通俗化、大众性、文学性与作者所栖居的那个时段、区域的后现代文化语境是同步的。《万历十五年》潜在的叙事结构具有小说性的叙事模式,明代万历年间的历史在作者的文本结构中被组接为一个个故事性叙事,我们只要翻阅其目录,就不难发现这部史学著作就是一个个故事的逻辑编排,整部叙事文本充溢着文学性与小说性的形式主义色彩。同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历史叙事中所给出的隐喻,即对20世纪70年代治国方略的启示-也因时过境迁产生了当下阅读语境与文本隐喻思想的疏离。
  [关键词]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书写策略文学性通俗化
    
  一、迂回于商业性与学术性之间的书写策略
  
  1975年9月,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亚瑟·莱特作为美国首席史学家。曾与当时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系获取普通教职的黄仁宇有过一次尴尬而幸运的会面。当时黄仁宇带着他的一部书稿《中国并不神秘》希望得到莱特教授的学术首肯,并且期待着莱特以其享有的学术名誉给予这部书稿的出版带来推动及获取学术地位;然而,这部书稿不幸被莱特无情地否定了。据说,莱特对这部书稿的拒绝似乎也动摇了黄仁字当时的教职。但是对于黄仁宇来说,这并不是一次完全不愉快的遭遇,莱特在与黄仁宇的对话中,却智者般地发现黄仁字正在完成另一部书稿,即叙述16世纪末中国历史上无关紧要一年中所发生的诸种事件。莱特当即给黄仁宇这一研究视点的定位以决然的肯定,并告诫黄仁宇一定要把这个选题做下去,并回避把这部书稿写成历史与文学的杂混体,避免蜕变为一种沦落于大众阅读快感下的通俗读物,主张要以纯粹的学理性研究来叙述他以“大历史”(macro-history)观所透视的这一无关紧要的一年。
  但是。历史对黄仁宇的承诺在部分的意义上恰恰兑现在其所被告诫的负面意义上,一切均被亚瑟·莱特教授不幸言中了。
  这部书稿就是后来名振史学界的《万历十五年》(以下简称《万》)。黄仁宇完成了这部书稿写作后,随即陷入了出版的困顿中。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一文中他曾留下这样记录:“此书初稿完成于1976年夏季,仍在‘四人帮’执政时代,当然不能盼望在中国出版。即使是英文版,也经过无数挫折。”的确,这部书稿曾辗转于美国多家商业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求助推出的机会,但均遭婉言拒绝。用黄仁宇自己明智的分析来说:“主要的原因在于,在美国出版界,对商业性和学术性的分野极为严格。商业性的出版,以电视及广告作开路先锋,以短期大量行销,迅速结束为原则,否则书籍堆积于库房,妨碍资金的流通,迟滞今后业务。学术界的出版,由各大学的出版社负责,对经济方面的顾虑比较达观,可是又要考虑学术的信誉与地位。而《万》的书写策略正是迂回于出版的商业性与学术性之间,表现为游走于学术性与通俗性读本之间,所以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共同拒绝是全然可以理解的。
  用黄仁宇自己的话说,最后还是由“耶鲁大学出版社毅然排除成见”,推出了这部书稿的英文版。事实证明,这部书稿的确以精巧的选题在对无关紧要之一年的叙事中,见出撼人心魄的重大历史事件。无论如何,这个选题意义重大。但是,在书写的策略上及在对这部著作努力打造所不可回避的个人风格选择与时代气质上,黄仁字把投诸其中的历史洞见不尽其然地杂混于通俗文学叙事的故事性与可读性中,关于这一点,黄仁宇自己也坦然承认:“大学出版社则认为这书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题论文,又缺乏分析与解剖,实在是不伦不类,也不愿承印。”的确,《万》是一部挤压于学术性与通俗性之间呈现为历史性与文学性混杂的读本。《万》呱呱坠地后即刻成为传唱于欧美史学界一首走红的通俗史学流行歌曲,并且从后殖民批评的视角解读,这是一首在跨民族、跨国家与跨文化中以英文叙事讲唱给欧美学者及欧美大众读者倾听东方历史故事的通俗性叙事歌曲。
  1979年5月,黄仁宇风尘仆仆地越洋来到北京,把这部书稿的汉语文本郑重地交给了国内出版社,事隔三年后,于1982年《万》的汉语版也浮出了中国出版界的水面。幸运的是,这部汉语版读本浮出后。旋即在汉语学界与汉语大众读者的族群中引起了相当具有可接受性的普泛反响。问题在于,《万》的汉语读本在中国出版时,曾经历国内两位前辈学者的首肯与过目,学界出于对海外学者黄仁字教授的尊重及对国内这两位前辈学者的仰慕,几乎所有的学者对此大作给予溢美之辞时,都在回避提及《万》部历史专著在语言修辞、叙事结构及作者声音方面的故事性、文学性与可读性,换一个语气略重的修辞以表达我们无法抑制的评价,即通俗性。
  需要说明的是,《万》是以历史事件的叙事真实性收获读者而达向学术的通俗性或历史的文学性,不同于当下在大众传媒频繁出镜的学术超男超女把中国历史经典炒作到媚俗的层面并以此获取可观的商业利益。从历史铭刻在本体上的相对原始印迹看视,《万》在其相当通俗化和文学性的叙事中恒持着历史的真实,这是《万》在其通俗化写作中得以立足的成功之处。
  需要反思的是,当我们把检讨的思绪驻留在1979年至1982年后这段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史程上时,我们怎么也无法忘却中国幸运地逃出“文革”阴影后,又是怎样带着一种第二次启蒙的人文呐喊撕心裂肺地历经“伤痕”、“反思”与“寻根”三大文化思潮的;中国学界所遭遇的那个时代是—个以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为知识分子良心所炼铸的人文空间,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代的学术研究无论还残存着怎样的“极左”或“极右”的偏激,但学术研究的严肃性、思想性与张力性是相当大的,也是相当正统的。历史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上一直求证着这样一种悖反的现象:在经济并不发达的年代,人文精神的崛起往往是最为坚挺的。也是最为富有的。的确,当下学者在大把大把地掏出来自不同或不明资源的诸种经费显示自己的身份与这个经济时代同步时,人文精神及其文人的人格也在此失去。这也正如杰姆逊所言:丹尼尔·贝尔(Danid Belt)定义的后工业社会是一个人文精神有计划衰竭的官僚政治社会。
  而那个时段,所谓后现代工业文明的高科技、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什么的,在西方也仅是一个刚刚兑现了的“梦”,还没有完全合法化,更不用说对甫逃出“文革”阴影的中国社会及其平民文化的渗透与影响了。但《万》毕竟是在美国学界语境下撰写和翻译的,所以英汉两个文本所呈现出来的通俗性、大众性、文学性与作者所栖居的那个时段和区域的后现代文化语境是同步的。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The Cul-r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一书中讨论后工业化时代的宗教与文化时指出:“每一个社会都在寻求建立一个意义系统,人们能够通过这个意义系统使自己与世界取得联系。这些意义规定了一套目的……这些意义表现在宗教、文化和工作中。在这些领域中意义的丧失将导致一种不可理解的状态。人们对这种状态是不能够忍受的,因此人们会急切地去探求新的意义,以免剩下一种虚无主义或空虚的感觉。”《万》就是欧美那个时代社会意义系统中后现代大众文化阅读语境下的产物。说到这一点,这也并不足以为奇。我们认为这样一种具有可读性学术读本的存在,并不具有历史的贬义性,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与明代“空谈心性”、“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学风相悖,乾嘉学派就是清代大兴文字狱那个时代意义系统所产生的朴学;同样,在欧美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也有着与之千丝万缕关系的后现代文化思潮所颐养的学术。如果在这个大众文化的社会意义系统中既沦落了经典又没有媚俗,那大众所面对的只能是虚无主义的恐惧感。其实,如果我们把审判的视野投放到国内外出版界,看视近二十年来文史哲出版物在商业利润驱动下所追寻的价值走向,我们不准发现这样一个合乎时代逻辑的意义链组接:哲学要历史化,历史要文学化,文学要通俗化,通俗要媚俗化,媚俗最后垃圾化。
  据说《万》正因为它的可读性、大众性与通俗性成为当下出版界把经典且严肃的学术著作改写为通俗读本的典范。不少国家级出版社为了追寻经济效益,在把经典通俗化时,一不留神跌过了底线,沦落到了经典媚俗化的泥沼;所以大家不约而同地把可效仿的唯一性典范文本作为一顶桂冠置放给黄仁宇及其《万》,并且强调:一定要做得比《万》还更具有通俗性与可读性,这样在发行的码洋上才可能打拼和超过《万》。就此看来。我不知道,这是黄仁宇教授及其《万》的幸运还是不幸?其实这里有一个显在的价值评判取向。出版界在力造的炒作中把经典逼向通俗化时,几乎都把仿效的典范文本指向《万》,因为《万》在通俗化和文学化的历史叙事中,恒持不跃过历史本体的底线之精神,我们仅从作者在这部著作中所引出的注释及其专业性,就可以见出这一底线的存在。文学性文本不等于文学,具有文学性的历史读本也应该遵循着历史的本体,谨慎地选文学修辞性语言和文学叙事性构架使历史准确的出场。无疑,《万历十五年》做到了这一点。
  之所以出版界把经典通俗化的仿效典范指向《万》,在某种意义还是承认了这部读本的历史真实性。当然在克罗齐看来,所有的历史都是文人史。那就另当别论了。也正如美国学者卢波米尔-道勒齐尔在《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迎接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一文中所言:“历史话语不可能到达‘真实界’,因此它只是培植一种‘真实性的效果’,它(至少自19世纪以来)把叙述特别设定为真实界的能指,于是制造了这样的效果。”尽管历史不可能达向真实界一历史的本体,但《万》是黄仁字在培植一种真实性效果的叙事中所力图达向历史本体的能指。
  黄仁宇在1979年把这部书稿的汉语版带入中国汉语学术语境时,其作为一部具有通俗性与大众性嫌疑的文稿,较当下追寻学术著作的大众性书写风格领先了二十多年。不知道是当时由于西方后现代语境下反媚俗的抵抗理论还没有被译介到中国学界而产生批评效应,还是后现代大众文化还没有作为主潮入侵中国学界及大众生活领域,学界都忽视了黄仁宇教授的《万》在欧美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以通俗化书写策略撰写学术著作的时代性,这个时代性被投放在同期中国汉语学界,其必然呈现出领先相当的前卫性,这个前卫性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学者对欧美后现代文化语境的陌生,还没有给予清醒的识别和肯定。但无论如何,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一种思考:学术经典从通俗化跌向媚俗化,底层运作的原始动力还是来自于学术的商业化与学术的产业化。学术的商业化与学术的产业化是这个时代烙烫在知识分子灵魂深处难以言表的隐痛,难道历史不应该铭刻下这样一个惨痛的教训,以警示后来高等教育的办学者吗?
  严格地讲,黄仁宇教授的《万》是一部不失学术性与严肃性的通俗历史读本,当下吵嚷在学界的超男超女们于其学养和功底并非厚重的准备下,把经典在频繁的误读中通俗化以至于媚俗化,这与《万》是截然两种不同品质的学术概念与学术感觉。西方的后现代工业文明所给定的科技理性终于在当下的文化生活中成为一种操控的工具,在视像时代无尽崛起的大众传媒剥夺了大众关于经典文本阅读的兴趣。当下的确是一个大众几乎都不愿意从阅读文本提取意义的年代,而是从大众传媒的视像中轻松地提取意义为这个时代的大众阅读作出了品质上的定位。的确,从文本与书写的符号中提取意义已经不是一种令人愉悦的审美感受方式了。在这个时代必须接受这样一种事实,在视像的意义提取性阅读之外,让大众读者面对经典文本及其书写符号获取一种愉悦的审美快感。这无疑是摧毁了以大众文化颐养的通俗化浅表感审美,因此,直面大众文化整体的视像审美吁求,曾经是那么权威的出版社也必须谦卑地退却,只能心悦诚服地接受经典必须通俗化的事实,并且为之推波助澜。不错,我们依凭时代的惯性,可以接受经典通俗化的大众审美原则,但是,谁有资质能够使经典通俗化?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打造通俗化的经典。其实,在历史与学术的本质意义上,经典就是经典,经典一旦商业化与产业化,即有可能堕落为垃圾化。
  
  二、非虚构性历史叙事与史学性元小说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承认黄仁字把英文版《万》翻译为汉语读本时,不知道是因为翻译的问题,还是作者英文原生态写作的文化身份问题,汉语读本《万》在文笔的叙事上的确有着相当的通俗性与文学性,这一点恰恰合拍于莱特教授对黄仁宇不无先见之明的告诫一不要把这部书稿写成历史与文学的杂混体。归化(domesticating)的翻译与异化(foreignizing)的翻译问题在这里突显了出来。
  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操用解构主义理论原则来建构自己的译介学体系,他把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作为自己讨论语言翻译策略的两套对立范畴。韦努蒂在其解构主义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中抵抗“归化”翻译,主张把原语译人目的语后,追求异质语言与原语文化的“异化”翻译。也就是说,一部从英语翻译过来的汉语读本。在语言的表述上就应该充溢着西方异质文化的他者语言风格,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是在阅读—部介绍西方文化同时被西方语言所异化的汉语读本。
  非常有趣的是,《万》是一位客居美国学界的华裔学者以操用英文进行书写的通俗化历史著作。是不是黄仁宇的文化语言身份隶属华裔,汉语是他的母语,还是他以汉语学者的思维在英语语境下撰写《万》,或许他的英语版《万》本身就是一部被汉语异化的英语读本,从后殖民批评的理论上解析,这种由华裔学者书写的满溢着汉语异化的英语读本,呈现出西方学者仅在阅读的语言上即可以获有猎奇的异域语言感。就如同我们阅读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汉语读本时,如果这一读本译人后的语言是如此被归化了的本土汉语,我们在阅读这部读本时会收获一种缺失异域语言与异域文化的归化文化感,那么这部介绍西方文化与西方历史的译著对我们阅读的新奇感即大打折扣。
  值得深思的是,黄仁宇把自己撰写的英语版《万》翻译为汉语读本后,其译入后的汉语地道得绝然没有异化翻译的异贡语言色彩,加之《万》又是一部介绍中国明代历史的著作,所以汉语读本对中国汉语语境下的大众读者获有一种本土文化表述的切近感。这一点也是近五十年来从英文读本翻译过来的在欧美用英文写就的文史哲著作中所具有的特殊性,也正是这一特殊性在语言的层面上又大大拉近了《万》与中国汉语大众读者之间的距离。在《译者的隐身——翻译的历史》(The Translator’slnrisibilty——AHistory od Translation)一书中,韦努蒂对黄仁字《万历十五年》这种类似的特殊翻译现象曾给予一种无可奈何的批评:“所谓的交流即是由目的语文化所需要,也为目的语文化所掌控,这实际上是一种带有利己欲的解释性文本(interested interpretation),所以与其说这是信息的交流倒不如说是出于本土目的对外国文本的摆布(appropriation)。”
  历史的天平往往在两个被称量物之间权衡其价值的高低时,会使人们获取一种出乎意料的惊诧,黄仁宇的Cry)正是以其历史与文学杂混体的写作策略,把史学界内外的专业与业余两类读者一网捕获不少;时至2002年3月,汉语版《万》已经是第七次印刷了,这部史学著作在洛阳纸贵的卖点上显赫了不少年,与此有着极为默契的关系。
  据我所知,除去学者之外,《万》也更是相当一批中学生沿寻一种通俗化的文学性语言叙事走入历史的经典读本;他们中间的高雅者也部分地愿意承认,阅读这部著作有如赏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对于历史的思考所给出的结论,也不应该仅局限在学术界,倘若能够借助于一种阅读媒介渗透于公共文化领域,并对大众阅读主体产生影响,这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这也正是《万》的精彩与成功之处。公平地讲,在历史的本体论叙事上,《万》截然不同于金庸的武侠历史小说,金庸的武侠历史小说对历史的本体是一种极具文学性的虚构,而黄仁宇对万历十五年的历史叙事是力图进入历史的本体而获取一种客观的叙事,只是叙事语言的文学性色彩及通俗化吸引着读者执著于历史的诸种事件而流连忘返。我们愿意用英国学者马克·柯里(MarkCuITie)在《后现代叙事理论》所给出的一个术语来定义《万》,即非虚构性历史叙事。
  让我们在这里重新阅读这部著作的第一章《万历皇帝>,看看作者是在怎样一种文学性描写中。拉开对万历十五年叙事的序幕:
  这一年阳历的三月二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鞒的高级官员,还有机会在轿中整理冠带;徒步的低级官员,从六部衙门到皇城,路程逾一里有半,抵达时喘息未定,也就顾不得再在外表上细加整饰了。站在大明门前守卫的禁卫军,事先也没有接到有关的命令。但看到大批盛装的官员来临,也就以为确系举行大典,因而未加询问。进大明门即为皇城。文武百官看到端门午门之前气氛平静,城楼上下也无朝会的迹泉。既无几案,站队点名的御史和御前侍卫“大汉将军”也不见踪影,不免心中揣测,互相询问:所谓午朝是否讹传?平心而论,这是史学专著论述的职业性学术话语,还是历史小说陈述开场背景的文学性话语?在叙事的语言修辞方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声音在力图进入对历史的客观叙事时,说书人的声音也悄然地流露了出来。
  让我们回过头来阅读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康熙大帝》,看看二月河在“楔子”中以怎样的开场白叙述康熙大帝的故事的:
  版治十八年正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刚过完年,一群一群的叫花子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又开始沿街乞讨。北京城哈德门以西的店铺屋檐下、破庙里挤满了这些人。一家家、一窝窝在城墙根搭起了破庵子、茅草棚,竟有长住下来的意思。好在自李闻王兵败以后,北京城内屡遭兵乱,人口十去五六。东直门内外瓦砾遍地,有的是空闲地方,不然真要人满为患了。这些人大都操关东口音,也有不少像是直隶、山东、河南一带的人。他们披着褴褛的袄子,腰问勒根草绳,端着破碗向人们讨饭。如果我们把二月河在这里的开场白比照于上述黄仁宇的叙事,两个开场白即刻在叙事的风格中融汇到一起,相互被淹没在历史的文学化叙事及文学化的历史叙事中。但需要指明的是,二月河的《康熙大帝》是历史小说,作者的声音在这部小说的文本中讲唱为一种虚构性历史叙事。
  业内学者不难发现,黄仁宇在《万》每章之后所给出的注释是相当丰富且职业化的,作者的叙事是职业化地依据这些注释背后的历史信息得以展开而接近历史的本体,仅这一点——作者叙事声音的本体性拉开了《万》与《康熙大帝》两部文本的本质属性。前者是历史专著,后者历史小说;前者是非虚构性历史叙事,后者是虚构性历史叙事。
  在《后现代叙事理论》一书中,马克·柯里从抵抗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一个反向视角揭示了叙事学的一个内部原则,即结构主义叙事学其学理目的在于总纳一部文本的叙事价值体系:“作为一门学科,叙事学强调系统性与科学性分析的价值。”实际上,我们从结构主义叙事学进入《万》极容易发现,这部文本中有着极强的在系统性上建立起来的具有小说性的叙事结构及叙事者以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对一个个历史事件的科学性分析。注意,“小说性”与“小说”在这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万》潜在的叙事结构就是具有小说性的叙事模式。即以—个个人物为中心,明代万历年间的历史在作者的文本结构中被组接为一个个故事性叙事,作者以清丽的文笔把一桩桩历史事件围绕着一个个历史人物作为故事,叙述得娓娓动听。
  海登·怀特在《元历史》(Metahistory)一书中即指到了历史研究者往往在叙事中把历史编排为故事的可能性:“‘历史领域里的元素’(历史事件)按照一定次序排列成一种编年史,这编年史转换成一种故事,这故事通过情节编排获得(‘被解释成’)某种意义。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便是历史纪撰的选择。通过情节编排进行解释的方式相当于把故事当作‘某种故事’:传奇、悲剧、喜剧或讽刺文。”从一个并非严谨的角度来看,《万》,的叙事声音不是在编年体中的流动,而是在断代纪传体中的流动;这种断代纪传体则更接近把围绕着一个中心人物所发生的诸种历史事件组接在一起,作为故事来叙事。我们只要翻阅《万》的目录,就不难发现这部史学著作就是一个个故事的逻辑编排。
  作者以1587年极为平常的一天为起笔,讲述了一个宛如传奇的历史事件,一次讹传的“午朝大典”,带出万历皇帝这十五年所——经历过的繁琐而令人窒息的典章制度,描写了整个朝廷就是一个主要由文人管理的机构,这个机构刻板地按照祖宗不变的法则运转着,是那么的疲惫与乏味。黄仁字以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首辅申时行、官僚海瑞、将领戚继光和哲学家李贽这几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为线索,形成了全书的历史故事叙述结构,作者让这些人物围绕着1587年前后的历史,随着万历江山的奠基与倾覆,在这个叙述结构的平台上出演着自己的历史角色。《万》整部叙事文本充溢着文学性与小说性的形式主义色彩。可以说,文学性的语言与结构的形式主义在这里盈溢着光彩。不必讳言,历史与文学的杂混体及其小说性的形式主义叙事结构,恰恰是《万》的成功之处。作者的声音在依凭历史的本体叙事时,使其意义出场的语言与叙事结构被笼罩在文学的形式主义色彩之中。
  当然,从叙事学的理论层面体察,《万》在叙事结构上不仅应该归属于经典叙事学所剖解的对象,即结构主义叙事学所分析的文本,它也特别接近后结构主义叙事学所定义的史学性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卢波米尔·道勒齐尔提出法国结构主义者关于经典叙事学的著述构成受形式主义叙事中“故事”的影响:“经典’叙事学的主干是由法国结构主义及其追随者们的著述构成的。这股新形式主义的主角是‘故事’。”作为历史研究的专著,小说性的叙事结构及文学性的叙事语言,无疑为读者敞开了想象的空间。严格地讲,一部在学理上更为纯粹的史学研究专著,应该尽可能地关闭这一对历史进行文学性及小说性想象的空间,应该把职业性读者的阅读眼光锁定在接近历史本体的层面上而无法逃逸。同类史学专著樊树志的《晚明史1573~1644》做到了这一点。
  在《后现代叙事理论》一书中,英国学者马克·柯里讨论了小说叙事学关于历史研究与叙事形式的杂混现象:“现在已经可以承认历史研究中有叙事的形式而叙事形式中又有历史的成分。也许这是理解是什么使小说家将学术批评的视角结合到小说中去的最好方法了。这是能获得哲学、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重要性而无需承受这些话语的枯燥感或丧失性描写的魅力的方法。那些想出售小说的电影改编权的小说家大可坚持写当代的话题,并采用记录片的文体,但对那些寻找学术价值、想使小说排上大学里的阅读书目或给作家们赢得文学奖的小说家来说,史学性元小说是一条正确道路。”无疑马克·柯里在这里给出一种极具启示性的理论表述,就《万》文本构成来说,黄仁宇在他的历史研究中既杂混有小说的叙事形式,在他的小说叙事形式中又杂混着历史研究,这就是黄仁字将历史研究结合到小说叙事中去的最好书写策略,作者让“中国人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经批评得很透彻。但是现下仍有很多的西方人士,以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的历史训诫,无需承受纯粹学理性历史研究的语言枯燥感。而赋予其文学性话语出场的魅力。黄仁宇说:“现在《万历十五年》既有这样多的版本,英文本又在美国若干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已出三版,并且经过当代文坛巨子欧蒲台(John Updike)在著名杂志上作文推荐。”笔者以为,在后工业文明及大众文化的源起之地,美国的确需要这样的教科书,整体美国早就被视像时代的大众文化覆盖了多少年。只要中国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被后工业文明的大众文化一体化为一个具有国际性的国度,中国也需要这样的教科书。事实证明,在中国高校已经开始批量生产这种文图杂混类型的教科书了。
  还是让我们把眼光投诸20世纪80年代美国那位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杰姆逊那里。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杰姆逊在讨论马克思的叙事学思想时不无发现地指出,马克思也是一位叙事大师,他的伟大也正是在他的政治理论出场中讲述了十分精彩的“故事”:“但在另外一些故事中,作者并不直接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似乎没有表达任何观点,而只是通过叙述本身来表现。叙述过程传达出某种意识形态或哲学思想,但并不是以思想或观点的形式出现的,马克思正是这样一位叙述大师。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LouisBonarpar-te)中,就有十分精彩的叙事技巧,一方面是讲故事的方式,另一方面是对这些故事进行解构,其复杂之处绝不亚于任何现代派小说。在后现代主义叙事学理论的定义下。现代派小说大多合有一种史学性元小说叙事成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杰姆逊的诠释下,其叙事的复杂性居然可以与任何现代派小说媲美。从这里可以见出杰姆逊是一位地道的解构主义叙事学讲唱者。当杰姆逊论证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中以故事的叙事来宣讲他的政治信仰,此刻我们指出黄仁宇的《万》也是一部以叙述故事而呈现为具有小说性与文学性的通俗化历史研究读本。好像学界没有人对此评价持有怀疑的姿态了。
  有趣的是,在《万》的终结处,黄仁字也承认自己自始至终是在叙述—个娓娓动听的历史故事:“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部失败的总记录。”黄仁宇的表述隐证了海登·怀特在《元历史》(Metahistory)一书中指涉的历史叙事通过情节编排进行解释的方式,相当于把故事当作“某种故事”:传奇、悲剧、喜剧或讽刺文。不错,黄仁字的《万》正是在叙事一个悲剧性的历史故事。奠定了自己在史学界不可撼动的学术地位。
  把《万》打人历史著作的通俗化读本行列中,这并不让我们感到遗憾,让我们倍感遗憾的是,影视制作界如此缺少像样的剧本。居然没有任何一位导演把渴求好剧本却又盲视的眼光投射到黄仁宇及其《万》这里。我们相信,凡是翻阅过《万》的读者,仅从其目录视其内容出场的排序及读本内容的小说性叙事结构中,就不难感受到《万》是—部非常值得改编为电影或电视的最好脚本。事实上,香港的艺术团体“进念·二十面体” 已经通过法律获取《万>戏剧改编的版权,据说该剧已在香港演出了五场。这一事实本身也证明了,《万》具有不可或缺的小说性、戏剧性、文学性与审美性。
  
  三、叙事历史的隐喻及阅读背景的疏离
  
  《万》的英文书名是“1587,AYear of No Significance”。作者选取“没有大事”——“No significance”来描写1587年。确实是匠心别具。黄仁宇以“大”历史观的-笔触叙事了万历十五年内在的并不起眼的重大历史事件,并给予我们今天冶国的启示:单凭文人以道德治国,忽略法律、商业、科技与军事的发展,国家势必会走向衰亡。可以说,这是黄仁宇教授在史学性元小说的历史叙事中,以隐喻所给出的全部思想深度。
  黄仁宇在一个个历史故事的叙事中对当时的文人治国固执一种批评的态度,竭力以史家的呼声宣扬以法治国,从而倡导发展经济、商业与科技。在黄仁宇看来,按照文人治国的方略来运行这个岌岌可危的王朝已经很困难了,因为明代一直不重视商业与法律,这使得文官治理朝政日渐捉襟见肘。黄仁字把大将戚继光之死作为一个暗示——缺乏雄厚的武力和健全的法律,缺乏繁荣的经济,单凭祖宗传下来的人文典章制度,已经无法支撑起这个残阳暮日的帝国。
  黄仁宇在这部读本中不仅在叙事历史故事,也更在叙事历史中深化他对历史评价的思考。我想没有必要把黄仁字教授过高地设置在国际史学大师的平台上,言称他这部著作对国际史学界有着怎样的方略性启示。至少黄仁宇让不少中学生及大众读者了解这样一种史鉴:当一个王朝走向没落的血色黄昏之时,即使李贽这位具有深厚文化修养的人,也无法从历史悲剧的阴冷色调中逃脱,他的自刎与他对国家的失望密切相关。黄仁宇认为。在李贽生活的时代,“文官集团业已丧失了发展技术的可能,也没有对付新的历史问题的能力。社会物质文明(即李贽所谓‘文’)往前发展,而国家的法律和组织机构不能随之而改进,势必发生动乱。受到时代的限制,李贽认为历史循环之无法避免,乃是命运的安排,几乎带有神秘的力量,所以也不必再白费心力去寻找任何新的解决方案。”在我看来,此时万历所留下的历史政绩和财富,也只是后人在闲暇旅游时面对的华丽陵墓和空虚骸骨,还有就是人们对这一段瑟历史多情的伤感与无尽的悲叹。一位史学家的叙事让中学生和大众这样两个庞大的族群在切近与轻松的阅读中走进历史,与历史对话,愿意思考历史,这是史学家们在他们的叙事中很少获有的精彩。
  《万》成稿于1976年,此时的中国即将摆脱“文革”的劫难,期待着发展。黄仁宇一直在西方游学。是深受西方历史与文化的熏陶后,带着西方人的眼光来看视及对万历十五年进行叙事的。史学家的最高选择总是希冀把他对历史的叙事作为当下的史鉴,以警示后来者而成就自己的学术地位。黄仁宇这部专著的写作在70年代下半叶中所给出的微言大义,就是以否定文人治国而推动法治、经济、商业与科技的发展,这是黄仁字在对万历十五年的叙事中所给出的深度思考。准确地讲,把黄仁宇的史鉴作为一种隐喻在当时来看的确是不错的。
  可是问题在于,当下大众读者阅览的《万》已经疏离了它所隐喻的那个年代,离开“文革”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在社会与文化形态上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对作者的西方史学参照文化背景及其“大”历史观,我们应该给予质问:在当下后工业文明及经济、商业高度发展的中国,是更缺乏人文道德精神的关怀呢?还是缺乏经济、商业与科技的发展,或是缺少完备的法律?这里存在着一个为国际学术界经常提及的话题:当下中国的人文精神缺失与其经济、商业、科技的发展形成了显在的落差,这是一个与明代万历年间的历史疏离了很远且悖反的年代,并且与三十年前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也不一样了。
  文本是维系作者与读者意义关系的物质性媒介,作者写作的背景与读者阅读的背景,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社会价值判断甚远的疏离。说到底,黄仁宇在《万》中叙事所给出的隐喻及指涉的学理,在当下看来,恰恰是这个年代所缺失的内涵。可以说,21世纪中国汉语社会文化形态及其对西方后现代高科技工业文明如此渴求的拿来与接受,证明了黄仁宇投置在《万》中以历史的叙事抵抗文人治国及人文精神的观点。在照抄西方史鉴的背景下,完全错了。但是,绝大多数大众读者并没有分辨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更多的是把《万》当作具有可读性的历史故事来赏析了。这无疑也是《万》因其通俗性叙事把大众性读者误导在它所娓娓叙事的历史故事中,而忘却了《万》终究是史学家承负思想的物质铭刻。
  还有,作者对这段历史进行叙事时,并没有对中国历史作出整体意义上的回顾,因此我们对其作品完全可以提出很多设问。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学派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历史发展到明代,“法”却在这一时段悄然淡化了呢?历史的发展应该有它的延续性。即便如此,明代万历只是排列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坐标系上一个短暂的时期,怎么能够以此来指涉当代中国应该注重法律和技术而拒绝人文传统呢?在本书的最后,黄仁宇认为“当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他在对万历十五年的叙事中就儒家的评价秉承着从近代以来全盘否定儒家思想的这种并不新鲜的偏激。作者自身的眼光又是否存在着因为以西方的民主、法律与历史为背景,而对当今中国产生的误读呢?在过去与当下的国际学术界,许多学者都在设问:谁在误读中国?随着历史的逝去,好像黄仁宇也在历史的隐喻中误读中国。无奈,一个时代有着一个时代的学术,但我们无法抵抗一部学术著作退出产生它的时代语境,在另外一个语境被阅读者过度阐释的合法性。黄仁宇在误读中国,这是他的非同期读者在另外一个语境下给予跨时代阐释的必然与终结。黄仁宇与他的非同期读者,都必然承负这个过度阐释或误读的历史责任。这是学术理论所给定的合法性判断,从阐释学理论上讲,黄仁宇是无法逃避的,否则只有他的《万》不再接受任何阐释者的阅读,黄仁宇才将在学理上不承负任何责任。但是黄仁宇的《万》一旦失去了阅读者,那就是一部永恒死亡的文本。这,一定是黄仁宇教授所不期待的。
  还有,把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武断地认定为是“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这是黄仁宇观点上的不乏偏颇之处。首先,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梳理与叙事,应该从整体的脉络上去考察,不能以某一朝代的盛衰来喻指中国历史的整体问题。其次,叙事在本质上就是不可回避评价的话语表达形式,对历史的评价,我认为应该把政治与文化分离来检讨,把政治的失败完全归结为一个民族文化本身的原创性错误,这好像孩子患感冒却要父母完全承担遗传基因上的责任一样,不能因为明代高度强化的集权和固定化的典章制度,进而求全责备中国文化传统本身有问题。
  黄仁宇在《万》的历史叙事中对儒家思想的批判透露出一种潜移默化的激烈,以儒家思想为文脉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四”时期遭到重创,在“文革”时期又遭到全面的否定,实际上,在当下又遭遇经济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冷漠。21世纪的中国已绝非一个带着“五四”的偏激情绪叫嚣“打倒孔家店”的狂热时代,今天不是,以后仍然不是。西方的后工业文明高科技产品已经让中国大众享用得对自己的文化身份相当忘乎所以,后现代与后殖民时期的中国人已经很西方化了。在一种思潮中煽动中国大众拒绝中国传统文化,已不需要近代启蒙时期的硬性暴力革命,只要把当下大众生存的一切定位在西方高科技工业产品给你提供的舒适感上,那一瞬间你全然会对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给出魂不守舍的忘却,这比带着偏激的情绪狂呼“打倒孔家店”要彻底且温情得多。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忘却。这才是毁灭传统文化的暴力。
  有趣的是,当下是一个中国本土实际上不需要孔子的年代,而是一个西方欧美高校以建立中国孔子学院为渴望的年代。当下中国在无度地聚敛和享用西方的后工业高科技文明时,西方人渴切需要的是在道德伦理的建构上消费中国的孔子及其背后的儒家道德伦理。的确,中国与西方在相互的渗透与对话中是相互消费的,西方需要消费中国文化传统的人文理性,以疗救他们因工业文明发展所失落的道德伦理,并且这种道德伦理的失落又是西方本土的基督教文化在信仰上所不可补缺的,因为早在现代时期尼采就已经喊出“上帝死了”,因此他们心存企图借用孔子的“论语”替换上帝话语的愿望,以疗救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给他们心灵烙下的创伤;中国需要消费西方的工业文明,以工具理性补缺儒道释三脉传统文化思潮给近代工业文明发展带来的阻滞。但是,当中国如此地后工业文明化,以致工具理性膨胀为官僚文化,中国失却的人文精神,又应该从那里找回?
  《万历十五年》的叙事在z0世纪70年代下半叶所给出的微言大义——隐喻。就是以否定文人治国而倡导法治、经济、商业与科技的发展,这是黄仁宇在对万历十五年的叙事中所给出的深度性思考。准确地讲,把黄仁字的史鉴作为一种隐喻在当时来看,这的确是不错的;但是当下。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网络高科技时代,当下社会的经济、科技与法律较之于70年代下半叶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的层面而使人文精神及其背后的道德伦理极度地边缘化;而人文精神及其道德伦理的构建倘若不能相应地提高到与经济、科技、法律相呼应的层面上,同样会阻滞整个社会进程的发展。我们允许黄仁字在这部专著中以对万历十五年的叙事来隐喻70年代及其以前的中国政治文化,但是当下阅读的时代背景转换了,黄仁宇投诸在《万》中的价值评判叙事时过境迁了,在当下读完《万》之后的设问只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出路在那里?人文精神的归宿又在何方?在远离了中国文化传统那些烦琐的人文典章制度后,我们仅仅借助经济、科技与法律就可以给予当代中国人全部的人文价值关怀吗? 露出一种潜移默化的激烈,以儒家思想为文脉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四”时期遭到重创,在“文革”时期又遭到全面的否定,实际上,在当下又遭遇经济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冷漠。21世纪的中国已绝非一个带着“五四”的偏激情绪叫嚣“打倒孔家店”的狂热时代,今天不是,以后仍然不是。西方的后工业文明高科技产品已经让中国大众享用得对自己的文化身份相当忘乎所以,后现代与后殖民时期的中国人已经很西方化了。在一种思潮中煽动中国大众拒绝中国传统文化,已不需要近代启蒙时期的硬性暴力革命,只要把当下大众生存的一切定位在西方高科技工业产品给你提供的舒适感上,那一瞬间你全然会对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给出魂不守舍的忘却,这比带着偏激的情绪狂呼“打倒孔家店”要彻底且温情得多。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忘却。这才是毁灭传统文化的暴力。
  有趣的是,当下是一个中国本土实际上不需要孔子的年代,而是一个西方欧美高校以建立中国孔子学院为渴望的年代。当下中国在无度地聚敛和享用西方的后工业高科技文明时,西方人渴切需要的是在道德伦理的建构上消费中国的孔子及其背后的儒家道德伦理。的确,中国与西方在相互的渗透与对话中是相互消费的,西方需要消费中国文化传统的人文理性,以疗救他们因工业文明发展所失落的道德伦理,并且这种道德伦理的失落又是西方本土的基督教文化在信仰上所不可补缺的,因为早在现代时期尼采就已经喊出“上帝死了”,因此他们心存企图借用孔子的“论语”替换上帝话语的愿望,以疗救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给他们心灵烙下的创伤;中国需要消费西方的工业文明,以工具理性补缺儒道释三脉传统文化思潮给近代工业文明发展带来的阻滞。但是,当中国如此地后工业文明化,以致工具理性膨胀为官僚文化,中国失却的人文精神,又应该从那里找回?
  《万历十五年》的叙事在z0世纪70年代下半叶所给出的微言大义——隐喻。就是以否定文人治国而倡导法治、经济、商业与科技的发展,这是黄仁宇在对万历十五年的叙事中所给出的深度性思考。准确地讲,把黄仁字的史鉴作为一种隐喻在当时来看,这的确是不错的;但是当下。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网络高科技时代,当下社会的经济、科技与法律较之于70年代下半叶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的层面而使人文精神及其背后的道德伦理极度地边缘化;而人文精神及其道德伦理的构建倘若不能相应地提高到与经济、科技、法律相呼应的层面上,同样会阻滞整个社会进程的发展。我们允许黄仁字在这部专著中以对万历十五年的叙事来隐喻70年代及其以前的中国政治文化,但是当下阅读的时代背景转换了,黄仁宇投诸在《万》中的价值评判叙事时过境迁了,在当下读完《万》之后的设问只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出路在那里?人文精神的归宿又在何方?在远离了中国文化传统那些烦琐的人文典章制度后,我们仅仅借助经济、科技与法律就可以给予当代中国人全部的人文价值关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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