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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在文学领域中的表达——巴赫金的启示
2015-05-16 10:17:04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巴赫金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他提供了许多让文学界、文论界为之着实兴奋了一阵子、忙乎了一阵子的新鲜话题,而在于他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富于启发性的创见。
对于巴赫金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地位,学界所作的定位一直不甚准确,人们往往根据他对于文本、语言、形式的研究,将其归入形式主义一派,确认其作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鼻祖,为20世纪西方文论形式主义大潮首开风气。这是一种误解。确实,巴赫金的研究大多从语言、形式、文本入手,如他关于杂语、复调、对话、双声语、超语言学、狂欢体、广场话语、文本间交互性等的研究都是如此,但巴赫金谈的绝不只是形式,而是文化,巴赫金做的绝不只是形式研究,而是文化研究。就说巴赫金对于“杂语”的研究,并不是通常的语言学研究,恰恰是通常语言学研究的对立面,他反对独守书斋仅仅依照传统语言学的规则所进行的研究,认为那种研究使用的只是标准语言,接触的只是语言的标本,而忽略了书斋以外活生生的语言,如种种职业行话、社会方言、社会集团语言、辈分语言、流派语言、时尚语言等。他指出,日常生活中哪怕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夫,平时也是在几个语言体系中生活,向上帝祈祷用一种语言,唱歌用另一种语言,在家里说第三种语言,请读书先生代写的上呈到乡里去的文书则是第四种语言了,如此等等,而这个农夫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完全是不经考虑的自动行为。可见日常生活本身就带有杂语性质,其中任何一种语言都是观察世界的独特视点,都是理解世界的不同形式,都是反映事物涵义和价值的特殊视野,它们相互对立又相互补益,构成了人人身在其中、谁也无法摆脱的文化,换言之,日常生活中的杂语是语言,但更是文化。可见如果将这种语言研究视为形式主义是根本不合适的,况且任何一种形式主义,也无法涵盖狂欢化、广场性和交往对话等那么多地充满文化内涵的话题。
但是如果认为巴赫金所做的仅仅是文化研究,那也不符合事实。巴赫金虽然讨论的是文化,但他关注的仍是文学,他要解决的仍是文化如何影响文学、渗入文学,以至转化为文学的问题。他说得明白:“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脱离了那个时代整个文化的完整语境,是无法理解的”,“必须更加深入地研究文学与一个时代的文化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这一宗旨融贯在他的“狂欢化”、“广场性”等理论之中。“狂欢化”即民间狂欢节的仪式、庆典、规矩、程式、演艺形式和生活方式的文学表现,其中包括广场节庆活动,诙谐仪式和祭祀活动,小丑和傻瓜,巨人、侏儒和残疾人,各种各样的江湖艺人,种类和数量繁多的戏仿体文学等种种表现,它们是民间狂欢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几千年来却深刻地影响了所有的文学。拉伯雷的《巨人传》和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堪称典范,它们将上述种种狂欢节因素都纳入了文学,用以重新打造文学的世界,让世人耳目为之一新,成为近代欧洲文学史上奇特瑰丽的一页,为此巴赫金高度赞赏拉伯雷是“民间诙谐文化在文学领域里最伟大的表达者”〔2〕,指出在果戈理的创作中,“我们几乎可以找到民间节庆文化的所有因素”〔3〕。与“狂欢化”相关的是“广场性”,包括诅咒、骂人、耍泼、赌咒、发誓、吆喝、吹牛、欺骗等广场话语,将整个世界进行滑稽化、粗俗化、卑琐化、物质化、肉身化、色情化的广场体裁,随心所欲、不拘形迹的广场式交往,打打闹闹、嘻嘻哈哈的广场气氛,构成了一种在民间集市和节庆活动中特有的文化征象。这种广场文化在拉伯雷和果戈理的小说中与文学体裁、艺术形式总是交织在一起,你很难在这两者之间划出一条明显的界线来。
既然巴赫金并不停留于一般的文化研究,他的目标终究指向文学研究,那么他就必须在文学与文化之间搭建一座桥。巴赫金有一个重要发现,那就是“文本间交互性”。在他看来,“文本间交互性”就是搭建在文化与文学之间,促进二者相互沟通、交流和融合的桥梁。他指出,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人文学科是对思想的思想,是对感受的感受,是论说话语的话语,是论说文本的文本,虽然这两大学科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但人文学科的诞生,总是以对于他人思想、意志、表态、话语、符号的思考而体现其必要性的。对于人文学科来说,没有也不可能有纯净的、单一的文本,有的只是文本间文本,这是两个文本的相遇,一个是现成的文本,一个是生成的、应答性的文本。这二者的相遇,也就是两个主体、两个作者的相遇。文学与文化这两极,恰恰构成了两个文本,如果说种种文化现象属于原发性的现成文本,那么文学作品就属于应答性的生成文本,二者通过“文本间交互性”相遇,兴来似赠,情往如答,在两种声音、两种话语的交会和对话中实现由此及彼的过渡、渗透和转换。进而言之,从巴赫金的拉伯雷研究和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研究可知,文化与文学之间的“交互性”空间是广阔的,就像在长江上可以有不止一座大桥,在文学与文化之间也可以架设多座大桥,不仅有文本间交互性,还有话语间交互性、体裁间交互性、结构间交互性、形式间交互性、符号间交互性等,它们铺设了无数条通道和纽带,使得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往还来去呈现出多元、多维、多向的生动局面。可以相信,这是一个颇具生长性的理论空间。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巴赫金的研究带有明显的边缘化性质,这倒不是说巴赫金的个人遭遇曾经导致其研究成果多年鲜为人知,而是说他研究的对象往往是边缘性的,如果不是巴赫金后来大红大紫使其研究对象也变得炙手可热的话,他的研究对象无论是拉伯雷还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在欧洲文学史上历来在一流作家的行列中挂不上号,他们的小说也算不上一流作品,拉伯雷的《巨人传》历来被看成儿童读物,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也一直不被看好,它们从来不曾享受过像在巴赫金这里得到的礼遇。应该说是巴赫金的阐释带热了这些作品,使得这些作品的潜在价值重见天日。问题在于,这些作品往往是从民间文化中取得源头活水、获得鲜活生命,乃是文学与文化杂交后生出的“杂种”,它们不符合传统的文学标准和规范,显得颇为另类,所以一直不为“正宗文学”所见容。说到底,还是文学的正统思想和排斥民间文化的偏见在作怪,这种在文学史上一再重复、并无新意的专断行为,曾使得许多身后显赫一时的作家生前备感寂寞。而巴赫金的阐释则以非正统、非常规、非惯例的姿态出现,旁敲侧击,剑走偏锋,恰恰起到了点石成金、正人视听的作用,重新找回了拉伯雷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在欧洲文学史上的应有的地位。而巴赫金正是通过揭示拉伯雷等人的创作与民间文化的血缘联系做到这一点的。正如巴赫金所说,如果说在以往“正宗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中拉伯雷显得形单影只的话,那么从民间文化数千年的发展来看,拉伯雷的那些形象则像是如鱼得水。在巴赫金重新确立拉伯雷等人的历史地位方面,文化研究真正帮了文学研究的大忙。

〔参考文献〕
〔1〕巴赫金全集:第4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64-365,11.
〔2〕巴赫金全集:第6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4.

(原文载于《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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