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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及反思与世变之关系(二)
2015-05-16 10:21:33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词学家们对词之美感特质的体认,虽然早期论词的人曾经对词之为体的意义与价值产生过不少困惑,然而精光所在,终不可掩,所以早自北宋之时代,也就已经有人体会出了歌辞之词的一种深蕴的美感。即如李之仪在其《跋吴思道小词》一文中,就曾提出:“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岂平平可得仿佛哉。”①张耒在其《东山词•序》一文中,亦曾称美贺铸之词,谓其“幽深如屈宋,悲壮如苏李”②及至南宋之刘克庄,则更在其《题刘叔安感秋八词》一文中,公然提出了喻托之说,谓:“叔安刘君落笔妙天下,……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③凡此种种,当然可以说都是对于词之幽微要眇富含言外之意蕴之美感特质的一种体认。不过值得注意的乃是,这些说法都只是他们为友人之词作所撰写的一些题跋和序言,其中自不免令人感到或有一些过誉之称美,而并非由思辨而得的客观论述。因之这些说法在过去并未曾获得词学家的普遍重视。所以直到明代末年一些作者仍只是以写作艳歌的游戏心情来写作小词。就连在《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中,被龙沐勋称为“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④的云间派词人之领袖陈子龙,其早期所写的与同里好友李雯、宋征舆等人唱和的小词,也大抵都不过只是诗酒流连中的风情浪漫之作。直到发生了悲惨的甲申国变,才使得他们的词风有了彻底的转变。而且由于国变后他们三人的遭际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的词作之内容与风格也表现了很大的差异。陈子龙起兵失败,殉节死义;李雯陷身京师,忍辱含悲;宋征舆改事新朝,而不免暗怀愧疚;不过,其遭际与心情虽各不相同,但国变的挫伤却使他们每人的内心都蕴涵了一种深重难言的痛苦。而也正是这种深重难言的痛苦,才使得他们在后期词作中都表现出了属于词之美感的一种要眇幽微的深致。关于这三位词人的遭际和作品,我于1996年在中研院文哲所举行的一次讲演中,已对之做过相当深入细致的讨论,其后且曾经人整理为一篇文稿,题为《从云间派词风之转变谈清词的中兴》,收入在《清词名家论集》一书中,读者可以参看⑤。总之,明清的易代之变,乃是使得词之为体,无论就作者而言,或就评者而言,都开始逐渐摆脱了将之只视为艳歌的拘狭之见,而注意到了词之可以反映时代世变之功能的一个转折点。前文所叙及的云间派词人,只不过是当时较早引起人注意的一个小地区的少数作者而已。而事实上则家国破亡之悲慨,乃是普遍存在于当时广大作者之中的。因为明清的易代之悲,乃是异族入主中原,其衣冠制度典章文物之巨变,与一朝一姓之更迭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在士大夫间自不免引起了强烈的震荡和痛楚。所以叶恭绰在《广箧中词•序》中就曾特别提出:“丧乱之余,家国文物之感,笑啼非假”⑥,所以才使得清初的词人,各以其不同之遭迹,不同之心情,而写出了“分途奔放,各极所长”的、从各个不同角度来反映历史世变的作品。国亡不仕的一批作者如金堡、王夫之等人,自然在词作中充满了遗民志士的悲慨;至于被迫而一度入仕的作者如吴伟业者流,其作品中同样充满了一种抑塞难平之气;甚至于连以神韵相标榜,不愿因文字而影响仕途的诗人王士禛,在其《浣溪沙》的红桥之咏中,也难免有一种历史兴亡之感的流露。于是以英才霸气而著称一时的词人陈维崧,遂在其《今词苑•序》中,公然提出了“穴幽出险,以厉其思;海涵地负,以博其气;穷神知化,以观其变;竭才渺虑,以会其通,为经为史,曰诗曰词,闭门造车,谅无异辙也”⑦的词论,竟然不仅把词与诗等同视之,更俨然把长短句的词与经史也列在了等同的地位,遂使得诗化一类的词,继苏辛以后,在词之复兴的清代,又掀起了另一个高峰。不过这一类诗化之词,在长调的直白的叙写中,有时或者不免也流入浅率叫嚣,关于此点,我们在前文论诗化之词时,已曾论及。陈氏之作,固亦难免此病。于是朱彝尊在给陈维崧之弟陈维岳的《红盐词》所写的《序》文中,遂又提出了词之写作的另一种手法与另一种作用,说:“词虽小技,昔之通儒钜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耳。”⑧这一段话可以说正与前文所曾引述的李之仪、张耒及刘克庄诸人序跋友人之词作时的一些说法遥遥相呼应。只不过朱氏在《红盐词•序》中还曾叙及陈氏之兄陈维崧,而且还曾将自己与陈氏兄弟并举,说过“三人者坎坷略相似”⑨的话。朱氏此篇序文盖写于康熙10年左右,当时距离明代之覆亡,不过20余年。而朱氏与陈氏兄弟自明亡后以迄于朱氏写此序文之时,不仅都未曾出仕,且在词作中都还曾写过不少感慨世变之作。所以朱氏之说虽然与宋人序跋有暗合之处,但其对词之可以委曲反映“不得志于时者”的所谓“变雅之义”,则无疑乃是有一种较深之认知,而与宋人一般的称美之言,有着相当差别。如果说,前文所引的陈维崧之《今词苑•序》中的一段话,代表了明清世变以后词人们对于诗化之词的美感特质之一种认知,那么朱氏在《红盐词•序》中所说的这段话,可以说正代表了明清世变以后词人们对于歌辞之词之深致的美感之另一种认知。而更值得注意的,则是朱氏在另一些序文中还曾提出了他对于另外一类词的一种体认,那就是对于南宋后期的一些长调慢词的特别称美。即如其在《鱼计庄词•序》中,就曾提出:“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10,又在《水村琴趣•序》中说:“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渡”11,更在《书〈东田词〉卷后》中说:“窃谓南唐北宋惟小令为工,若慢词至南宋始极其变。”12关于朱氏特别称美南宋慢词的缘故,我在多年前所写的一篇题为《谈浙西词派创始人朱彝尊之词与词论及其影响》一文中,已曾有所论述13。原来朱氏早年曾从其乡先辈曹溶“南游岭表,西北至云中,酒阑灯火也,往往以小令慢词更迭唱和”,曹氏曾“搜辑南宋遗集”,朱氏曾“表而出之”,14其后于康熙十七年,其友人汪森曾协助他将所辑词编印成《词综》30卷。朱氏在《词综•发凡》中,曾经又一度郑重提出:“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15可见朱氏对南宋慢词之称美,是原有其多年来对南宋词之搜辑阅读和编辑中所获的一份深切之体会的。而更值得注意的,则是在此同时朱氏还曾自汪氏处获得了一卷抄本的南宋遗民的词集《乐府补题》,适值朱氏被召入京参加博学鸿儒的特考,遂将此一卷《补题》携来京师,而当时聚集在京师的文士们,大多是与朱氏一样曾经历过明清之世变,一度不肯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如今却都应召来京参加鸿儒之特试的人物。因此当他们见到了这一卷充满了遗民之血泪的词集时,都不免深为激赏,当时就有一位与陈维崧同乡的词人蒋景祁,立即将此一卷词集“镂版以传”,一时引起了多人的唱和。朱彝尊曾为此一卷词集写过一篇《序》文,说:“集中作者……大率皆宋末隐君子也。诵其词可以观志意所存。虽有山林友朋之娱,而身世之感别有凄然言外者。其骚人《橘颂》之遗音乎。”16本来我在前文论及两宋词之发展与世变之关系时,已曾提到过所谓赋化之词正是由于南宋覆亡之世变,才使得一些身历亡国之痛的遗民词人,以其吞吐呜咽之中的微言暗喻,把赋化之词的深致之美感,推向了一个高峰,朱氏后期词论之特别推重南宋慢词,当然与他对于此种美感之体悟,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朱氏在其《词综•发凡》中就曾不仅标举“南宋”,而更提出了“宋季”之说,谓:“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17可见,他所特别推重和称美的,正是这些因经历世变而把赋化之词的特美发挥到极致的,南宋遗民的血泪之作。

通过以上一些论述,已足见清代词学之发展是与他们所遭遇的明清世变那一段痛苦的经历,有着密切之关系的。陈维崧在《今词苑•序》中所提出的“为经为史,曰诗曰词”之说,自然是对明亡以后一些反映世变的诗化之词之多方面成就的体会和肯定;朱彝尊之《红盐词•序》中所提出的“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之说,自然是对明亡以后一些不得志于时者,假儿女子之言以表现《离骚》变雅之义的歌辞之词一类作品的深致之美感的体会和肯定;至于朱氏在《鱼计庄词•序》、《水村琴趣•序》和《书〈东田词〉卷后》与《词综•发凡》诸文中,所提出的“慢词宜师南宋”和“南宋始极其变”与“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诸说,则自然是对于一些曾经历由偏安终于走向覆亡的南宋词人,他们在作品中所表现的“吞吐呜咽”“微言暗喻”的一些表现出赋化之词的深致之美感的认知和肯定。而使得朱氏能体会出此种深致之美感的,则应该正是由于他自己也曾经历过一次重大的明清之世变的缘故。所以我在前文才会提出词在创作方面所表现的3种不同的美感特质,乃是经由五代及两宋的几次世变而完成的。至于论词之人对此3种不同的美感特质之体会与认知,则正是直到明清之际,他们经历了又一次重大的世变以后,才逐渐有所领悟的。不过尽管陈维崧与朱彝尊等词人,对于词的3种美感特质,都已经有所体悟,但清词在创作和理论方面,却都并没有从此就一帆风顺地发展下去,而是很快地,这三类词的美感特质就都发生了一种逐渐下滑的现象。至于造成这种下滑之现象的因素,则私意以为其实与当时的另一种世变,也正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谓另一种世变,这是我个人所提出的一个说法,因为在一般人心目中之所谓世变,往往都是指时代之由治而乱或由盛而衰,特别是经历了战乱危亡后所发生的一种转变。但私意以为,由治而衰而终至乱亡固然是一种时世之变,但如果从反面来说,由衰而盛或由乱而治又何尝不是一种转变?文学之创作,本来一贯就与其相关情境有着密切之关系,而如果持此观点加以反思,则私意以为康熙十八年实在可以视为另一种世变的一个转捩点。这一年不仅召开了博学鸿儒的特科,造成了“一队夷齐下首阳”的局面,网罗了不少明代遗民中的学士才人,甚至于连坚拒征召不肯出山的一代名学者黄宗羲,也从这一年起改变了他自明亡后为文一向只以干支纪年的做法,而改用了康熙年号。于是这个由异族所建立的王朝,遂正式被人们所接受,而形成了一片盛世的气象。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曾附有一篇题为《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的论文,其中论及康熙之世时,就曾说:“那时候的康熙帝,真算得不世出之英主,……虽是满洲人,但他同化于中国最早”,又说:“他即位初年虽然有点兵乱,后头四十多年,却是历史上少见的太平时代”。而如我们在前文之所论述,词之美感特质的形成及演变,原来在在都与乱亡之世变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如今的新朝既已步入太平盛世,这些前代遗民也已经应试出山对新朝表示了接受和认同,在这种情势和心态之下,于是早期由于明清易代之世变所形成的那些词中的美感特质,遂逐渐失去了其所藉以支持的立足之点。在此种情形下,于是所谓歌辞之词遂只剩下了“闺房儿女子之言”,而却失去了其“不得志于时者”的“变雅之义”;诗化之词遂亦流于浮薄浅率,而失去了其“穴幽出阴”和“海涵地负”的悲慨和志意;而赋化之词遂只剩下了铺陈勾勒之工巧,而失去了其“吞吐呜咽”、“微言暗喻”的深致的悲情。在此种情形下,于是清代之词学遂又有了另一重要词派的兴起,那就是由张惠言所倡始,而由周济所发扬光大的所谓常州词派。

关于常州派张惠言之词论,我过去曾写过多篇对之加以论述的文稿。约言之,则张氏之论点实在仅见于他为《词选》所写的一篇《序》文,而据其弟张琦于道光十年所写的《重刻〈词选〉序》之记述,则《词选》之编录盖在嘉庆二年,当时张氏兄弟“同馆歙金氏,金氏诸生好填词,先兄以为词虽小道,失其传且数百年。……乃与余校录唐宋词四十四家,凡一百十六首,为二卷。以示金生,金生刊之。”18张惠言在书前的《序》中,曾提出了他对词之特质的一些重要看法,说:“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19我现在之所以要把这一段话完全抄录下来,主要是为了将这段话与前文所举引过的朱彝尊之《红盐词•序》中的一段话做比较,相比之下,不难发现他们二人的说法实在极为相近,他们都是从“男女哀乐”的“儿女子之言”中,体悟出了一种“变风”、“变雅”和“骚人之歌”的言外之意蕴。而如果就时代先后而言,则朱氏之言较之张氏之说实在早了有160年以上之久,但在当年朱氏提出此种说法之时,却似乎丝毫未曾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张氏提出此一说法之后,则在其追随者的发扬光大之下,却几乎影响了嘉、道以后以迄清末的整个词坛之写作评论的风气。直至民国时代龙沐勋撰写《论常州词派》一文时,还曾提出:“常州派继浙派而兴,倡导于武进张皋文(惠言)、翰风兄弟,发扬于荆溪周止庵(济),而极其致于清季临桂王半塘(鹏运)、归安朱疆村(祖谋),流风余沫,今尚未全歇。”20龙氏在文中所提出的曾对常州词派加以“发扬”的“荆溪周止庵”,正是我们在本文开端所举引过的曾提出了“诗有史,词亦有史”之说,把词之写作与历史世变密切结合的具有卓见之词学家周济。因此,一般论及常州词派者,往往都会以为常州词派之所以能在词学界中造成深远之影响,乃是由于其后继得人之故,这种说法自然不错,即使我们仅从前文所引龙氏之短短的几句话来看,固已可见其后继影响之一斑。不过,我们如果能对之再做一番更深层的思考和观察,就会发现常州词派之后继及其影响之深远,并非是一些偶然的机缘,而是与清中叶以后以至晚清之世变,有着密切之关系。就以朱彝尊在《红盐词•序》中所提出的说法与张惠言在《词选•序》中所提出的说法而言,两者虽然极为相近,他们对于词之可以蕴涵一种“变风”和“变雅”的“不得志于时者”的“幽约怨悱”之情思,虽然有共同的体认,但朱氏提出此一说法时,已逐渐进入康熙之盛世,所以朱氏后期之词作与词论不仅对于此类歌辞之词的儿女子之言之可以蕴涵有变雅之义的说法不再提起,就连对于他所写亲自携至京师的那一卷由遗民之血泪所写成的赋化之词《乐府补题》,他虽然知其“身世之感别有凄然言外者”,但当他为《乐府补题》写作《序》文时,却也有意地对遗民之悲慨做了淡化处理,而仅称之为“隐君子”。而且当《乐府补题》被蒋景祁所刊刻,引起京师之震动,一时词人群起唱和之时,朱氏之和作也仅只着力于铺陈勾勒之艺术手法,而却避免了原作所蕴涵的托喻的主题。盖以当时之朱氏既已在鸿博之特试中,蒙康熙帝亲自拔置一等,又已经入官翰林,而且俨然成了浙派词人之盟主,在此种情势之下,其所倡导的浙派之词遂日渐忘其托喻之深意,而仅剩下了琢饰之工巧,而常州派之兴起,其所倡导者则正是“言外”之“意”。所以当《词选》付诸刊刻之时,张氏的弟子金应珪就曾写了一篇《后序》,指出了此书之编选,其所针对者固正是“近世为词”之“三弊”。关于此“三弊”,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我撰写《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一文时,已曾指出其所针对者正为“阳羡末流”与“浙西末流”之失。而现在则更进一步了解到,阳羡与浙西二派之所以走向末流,正是由于当时已发生了如我们在前文所提出的“另一种世变”,因而使得后继之词人逐渐失去了清朝初期由于明清易代之世变的冲击而形成的那种深层的词之美感特质的缘故。至于张惠言之所以看到了“言外之意”的重要性,而且得到了有力之后继者为之发扬光大,更进而影响了嘉道以后以迄清末民初的整个词坛,使中国之词学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创作方面都表现出了过人的成就,这种成就当然绝非张惠言的个人之力,而是有整个时代的世变之背景为其基础的。
关于清代的学术思想与政治之关系,其所牵涉者方面至多且广,此既非本文所讨论之主题,而且也非本文之篇幅及本人之能力所能详述,现在仅就其与世变及词学之关系略加说明。首先我们所论述的自然乃是张惠言之所以重视“言外之意”及“比兴寄托”的一些思想及心理方面的因素。张惠言之为经学家,且精研虞氏《易》学,此为一般人所共知,我在20世纪60年代所写的《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及在90年代所写的《说张惠言〈水调歌头〉五首——兼谈传统士人之文化修养与词之美学特质》两篇文稿中,对张氏之治学背景与其词论之关系,曾做过讨论21,自不需在此重述。我现在所要谈的,则是张氏治学之趋向与清代之学术思想及世变之关系。清代学术思想之发展,一般而言,大略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清朝初年自顺治入关以迄康熙中叶,其间学术之重镇,可以说主要乃是属于明朝遗老之天下,其间重要之学者如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诸人,都是终身不肯仕清以遗老自居的人物。虽然有人将黄氏归为陆王学派,将顾氏归为程朱学派,将王氏归为关洛闽学派22,但无论他们所着重传述的为史学、经学或性理之学,却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点,那就是对于世变都有着普遍的关怀。这种关怀当然与他们亲身经历了亡国之痛以及明清易代之巨大世变,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感情和关怀,自然与清代早期词人在作品中所表现的“丧乱之余,家国文物之感,蕴发无端,笑啼非假”的深致之美感,乃是互为表里的。其后至于雍乾之世,则一方面如本文所言,一般士人既已经历了康熙盛世的“另一种世变”,因而在基本观念上,可以说是已经承认了此一政府的统治,但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当时统治者之文网,则又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在此情形下,他们既失去了对于世变的悲慨,也失去了关怀世变的勇气,于是在学术方面遂纷纷走向了不涉现实的考据之途。而此期的词人之作,遂亦表现出了如金应王圭在《词选•后序》所指说的“三弊”之现象。至于嘉道以后,则此一时期之士人对于满清之朝廷,已不仅是如前一时期的仅在观念上承认了其统治之地位而已,而是在感情上对此一政府及朝廷,已经真正产生了一种关怀和认同的感情,而当士人们开始真正关怀起此一国家朝廷时,满清的政府却已经开始走向了由安而危的日渐衰亡的下坡之路。在此种情况之下,当时之学术界遂又有了注重经世致用的公羊学与史学之兴起。而常州词派之倡导者张惠言,及其后继之发扬者周济则正是在此种风气下的学者及词人。张氏之时代较早,他在《文稿自序》中,曾自叙其为学之经历,云:“余少时学为时文,……其后好文选辞赋,……已而思古之以文传后者,虽于圣人有合有否,要就其所得莫不足以立身行义,施天下致一切之治,……无其道而有其文者,则未有也。故乃退而考之于经,求天地阴阳消息于《易》虞氏,求古先圣礼乐制度于《礼》郑氏。”23从这些叙述,可见张氏之研求《易》、《礼》,其实皆以学道致用为本,我在20世纪90年代所写的《说张惠言〈水调歌头〉五首——兼谈传统士人之文化修养与词之美学特质》一文中,对张氏之家世与为学也曾有所论述,读者可以参看24,而且张氏之乡先辈庄存与就是一位重视经世之用的公羊学家。张氏的《茗柯文编》中,收有一篇《答庄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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