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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别与文化谈女性词作美感特质之演进(上)
2015-05-16 10:21:15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多年来,我虽曾写过不少篇有关词与词学方面的论文,但却大都是以男性之作品为主,而未曾写过任何一篇有关女性词人的论述。一年前应香港城市大学之邀前往讲学,曾做过一次题为《从双重性别与双重语境谈早期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的讲演。讲演内容有两个重点:其一是以晚唐之温庭筠词为例证来说明,当男性作者使用女性形象来叙写女性的伤春怨别之情时,由于作者之身份与叙写之口吻所形成的一种双重性别之现象,遂使得其作品中所表达的情思,产生了一种足以引发读者言外之想的可能性[1];其二是以五代时南唐之冯延巳词及李璟词为例证来说明,当南唐之小环境尚可以使其君臣苟安于一时的宴安享乐之际,其外在大环境之战乱威胁却实在对之已形成了一种危亡无日之隐忧,这种同时存在的双重语境,遂使得其作品中所表达的情思,也产生了一种足以引发读者言外之想的可能性[2]。而也就正由于此双重性别与双重语境的特殊作用,遂使得词之为体,从早期的晚唐五代之作,就形成了一种要眇宜修以富于言外意蕴为美的特殊美感品质。讲演结束后,遂有听众对我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女性词人之作,是否也有所谓“双重性别”与“双重语境”的美感特质呢?关于此一问题,私意以为其情况是颇为复杂的。下面我就将对此复杂之情况略加说明。
本来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写出了一系列关于男性词作之美感特质的论述以后,原曾有一个想要对女性词作也一加探讨的想法,但却被搁置下来,一直没有动笔。那主要是因为一则我的双目开始有了白内障,读书和写作已深感不便;再则也因为我在南开大学成立的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已开始有了正式的研究生,每年要在南开讲课半年之久,而另外半年又不断地被其他各地邀请讲学,经常在旅途奔波之中,遂使此研究计划一直未能开始。但我对词之美感特质的探讨,既留下了此一段空白,且引生了一些朋友们的疑问,遂于近日下定决心,纵然在种种困扰和忙碌之中,也要尽最大的努力,把我对女性词作之美感特质的一点体认,向关心此问题的朋友,略做简单之报告。
记得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我撰写《论词学中之困惑》一文的时候,曾经提出过“早期《花间集》中的男性词作,乃是对诗之传统的一种背离”之说。那主要是因为就诗之传统而言,诗之写作主要是以“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言志”的传统为主,而早期的词之写作则只是男性作者为歌伎酒女而写作的一种“空中语”的歌辞[1]。这种情况实在极值得注意,因为此种情况所形成的“双重性别”之微妙的作用,与中国诗歌旧传统中之所谓“男子做闺音”的喻托之作及“男子做闺音”的代言之作,在美感特质方面原是有着极大差别的。我以前在《论词学中之困惑》一文中,曾经引用过法国一位创立解析符号学的女学者朱利亚•克利斯特娃(Julia Kristeva)在其《诗歌语言的革命》(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一书中的一种论述,克氏以为语言作为符号(sign),在诗歌中有两种作用:一种是符示的作用(semiotic funetion);另一种则是象征的作用(symbolic function)[1]212-222。在后者的情况中,其符表与符义之间的关系乃是固定而可以确指的,如屈原《离骚》中的“美人”、曹植《七哀》诗中的“贱妾”及杜甫《佳人》诗中的“佳人”等,皆属于此类克氏之所谓“象征”的作用。而在前者之情况中其符表与符义的关系则是并不可以确指的,克氏以为此种所谓符示的作用,其符表与符义之间的关系往往带有一种不断在运作中的生发(productivity)之特质,而诗歌之文本(text)则成为一个可以供给这种生发之运作的空间[2]238。张惠言之从温、韦的叙写美女与爱情之小词中看出了“诗骚”与“忠爱”的喻托,与王国维之从南唐中主的叙写征夫思妇之相思怨别的小词中看出了“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慨等,盖皆属于此类克氏之所谓“符示”的作用。而这种微妙的作用则正是由于男性作者在叙写女性情思时,其文本中之符示作用,使人联想到了男子之情思而产生的。如此说来,则当女性之作者也叙写梳妆服饰之美与离别相思之苦的女性情思时,则读者便会以为其所叙写的只是女性之现实的生活与情感,而失去了所谓因“双重性别”而产生的微妙作用。而女性作者既是直写自己的情思,则对诗歌之以直接感发为主的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传统而言,自然便是一种继承而并非背离了。至于再就南唐之冯、李的小词之可以引发读者的危亡无日之隐忧的“双重语境”之联想而言,则不仅由于冯、李之均为男性,因而当其以女子口吻写女子情思时乃易于使读者有言外之想,而且也更因为冯、李二人在偏安的南唐小国中一则为宰相,一则为国主,两人皆具有特殊身份地位的缘故。如果是女子而写伤春怨别之情,则纵然有外在大环境之战乱的语境,读者也仍然会认为其所写者只是个人一己之情思,而不会有更深的言外之联想了。如此说来则造成女性之词作与男性之词作的美感特质之差别者,实在便不仅是由于生理上性别之不同而造成的结果而已,其实与社会中之文化习俗对于不同之性别的不同身份之预期,更是有着密切之关系的。
说到性别与文化,近来在西方之文学理论中,实在已经形成了一种影响极大的显学。早在1990年,一位美国女学者茱迪丝•伯特勒(Judith Builer),就曾经写过一本题名为《性别困扰》(Gender Trouhle)的著作,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题写的是《女性主义与性别认知之颠覆》(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她所用的“gender”一词,虽也是性别之意,但其所指者乃是偏重于社会文化方面的性别,与一般所谓“sex”之仅指生理上之性别者,有着不同的义界。伯氏以为一般所认知的不同性别的不同生活方式,乃是被社会的文化习俗之强力预设所规范的。而这种规范则牵涉到国族、文化、心理、社会、政治等多方面之因素[3]。此书出版后,遂对以上各方面之学术研究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伯氏在其1999年重版此书之序言中,对之有相当的叙述[3]53.10.12。其后于2000年,另一位女学者凯丝•威斯顿(Kath Weston)在其《真实时间中之性别》(Gender in Real Time)一书中,也曾提及在过去10年中伯氏之书的影响,以为自伯氏之书出版以后,近10年来对性别之研究曾使不少学者得到新的启发,也使得过去一些既定的有关性别的观念发生了动摇[4]。此外,如瑞奇•奥斯普(Rachel Alsop)、安妮特•菲丝曼(Annethe Fitgsimens)、凯萨琳•李侬(Kathleen Lennon)及罗萨兰•敏丝奇(Rosalind Minsky)四位学者,在他们合著的《性别之理论化》(Theorizing Gender)一书中第四章,更曾写有一章专门讨论伯氏之说的专论。其全书中引用伯氏之说者,有60处以上之多,至于其所列举的有关女性、性别及其所涉及的心理学、哲学和社会学、政治学等各方面之参考书目,则竟然多达500种以上[5]。也足见近年来西方有关性别的研究之盛及其所涉及的方面之广了。不过本文既非研讨性别之说的专论,而且近些年来西方之有关性别的研究论著,其所探讨的往往都是有关社会生活中之同性、异性、双性、酷儿(gueer)、变装者(drag)等现实之现象以及其所牵涉到的文化、社会、心理、政治等多方面之具体事例与问题。这与本文所要探讨的性别与词之美感的论述主题并不相同,而且时代与国族之背景更有着极大的差异,因此,本文对于西方的性别论著并不想多加征引。只不过他们的思考角度,则确实给了我一些重要的启示。因此本文才会选择以“从性别与文化谈女性词作美感特质之演进”为命题来展开讨论。“女性词作美感特质之演进”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而以“性别与文化”作为立论的依据,则是受了西方近年来有关性别研究之影响所形成的一个新的探讨之角度。
若从此种探讨之角度来对中国诗歌的传统加以反思,我们就会发现其特质之形成主要乃是来自于以男性为主的“士”之文化的影响。余英时先生在其《士与中国文化》一书的《自序》中,就曾经说:“中国史上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士’阶层,似乎更集中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特性”。又曾提出:“孔子来自中国的独特传统,代表‘士’的原型”。至于“士”之特质,则“孔子所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已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曾参曾经对此有更进一步的发挥,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而宋代的范仲淹所倡导的“以天下为己任”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范,则正是此种“士”之精神的表现[6]。何况早在《礼记》的《大学》一篇中论及为学之次第时,就曾提出过做人应以“正心、诚意”为基础,去完成“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功的一个理想。而也正因为儒家思想中有着这样一个“士”的文化传统,而“士”则是以男子为主体的,因此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习俗中,遂对不同性别的男子和女子,形成了两种迥不相同的文化习俗所预设的区别和规范。至于就其在诗歌传统中之影响而言,则朱自清先生在其《<唐诗三百首>读法指导大概》一文中,于论及诗中之题材时,便曾指出:“在各种题材里,‘出处’是一重大的项目。从前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是出仕,出仕为了行道,自然也为了衣食。出仕以前的隐居、干谒、应试、落第等,出仕以后的恩遇、迁谪,乃至忧民、忧国、思林栖、思归田等,乃至真个辞官归田,都是常见的诗的题目。”[7]而所有这一切题材里的情思,当然都是属于男性的士人所有,而女子不与焉。而也就正是这种文化习俗所形成的对于男性士人之一种预期的心理,遂使得男性作者在内心中形成了一种对于一己之出处仕隐有着深切之关怀的情意结(complex)。于是当其撰写本非言志的歌辞之时,遂有时也于无心中有了此种情意结的流露。至于就读者而言,则在此种文化习俗的浸淫之中,自然便也有了此种情意结的联想。何况在文学评赏中,也一贯是以男性之文化习俗为主流,因而对诗歌之衡量当然也就形成了一种以作品中之襟抱志意之高下大小为优劣的衡量标准。而就这一方面而言,则女子自然一向是处于劣势之地位的。
关于女子在社会文化习俗中之处于劣势之地位,这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已经早有记叙。即如《易经》中象征男性与女性的《乾》、《坤》二卦,就早从天道哲理中为之制定了不同的品位。《乾卦•象传》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坤卦•象传》则云:“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厚德载物。”[8]尽管土地负载着长育万物的重担,但其阴晴旱涝之收获的丰欠,却基本还是要仰承于“天”的。而《书经》更是不仅完全否定了女子干政的可能,而且把国家衰亡的罪过,完全推在了女子的身上。在《牧誓》中记载着武王伐封在牧野的誓师之辞中,就曾明白记叙说:“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又说:“今商王受(即封),唯妇言是用。”[9]可见听信妇人之言乃是封王之一大罪状。至于《诗经》,则在《大雅•瞻印》中也曾有过“哲夫成城,哲妇倾城”,及“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之言[10]。而《小雅•斯干》之记叙“宣王考室”,在建成宫室后对其生儿育女的祝颂之辞,则曾有“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及“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的记叙[10]689-691。可见当日对于不同性别之男女是有着极为悬殊的预期和限制的。至于在《仪礼》和《礼记》之中,对于妇女所当遵守的“礼”,当然更有着诸多的规范。我们仅举《内则》一篇中所记述的伺奉舅姑之礼来看,就曾记叙:“凡妇,不命适私室,不敢退。妇将有事,大小必请于舅姑。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甚至即使在夫妇之间,也有着“男女不同施枷,不敢悬于夫之楎椸,不敢藏于夫之箧笥,不敢共湢浴”[11]的许多禁忌。美国的一位女学者凯特•米莱特(Kate Millett)在她的《性别的政治》(Sexual Politics)一书中,就曾提出:“有一种生来就被界定为一群人控制另一群人的关系,其一是种族间的关系;其二就是性别间的关系。”又说:“在近世美国的许多事例,已使人清楚地认识到种族的关系是一种政治的关系。性别的关系也同样是一种政治的关系。”[12]24凯特还曾经引用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话说:“男性以与生俱来的权力统治女性,这种现象极为普遍。一切文化习俗都在其影响之中。”[12]24而就中国传统言,男尊女卑当然更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伦理教条。古代的女子不仅没有政治社会中的任何权力,甚至连正式的名字也没有。贵族的女子虽然也可以接受教育,但却是一种另类的教育。《周礼•天官•九嫔》曾记载着“妇学”之教,有“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种教导[13],而此四种教导则一切皆以对父权与夫权之尊重为主。因此,要想探讨女性诗歌的美感特质,当然就不能不涉及女性在传统文化习俗中所处身之环境与地位的问题。而如我们在前文之所言,早期男性作家为歌伎酒女所写的歌辞之词,乃是对男性诗歌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言志”之传统的一种背离。至于早期的女性作者,则尽管其所写者乃是歌辞之词,但其内容所叙写者则仍是属于“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一种自叙之词,而并非如男子所写的歌辞之作之但为“空中语”。而写到这里,就使我联想到了在诗歌传统中“言志”与“抒情”之争的一个古老的问题。关于此代争议,朱自清先生在其《诗言志辨》一文中也早曾论及。朱氏既曾引《论语》之《公冶长》及《先进》两篇中之“盍各言尔志”与“亦各言其志”两段话,来证明所谓“志”者,“非关修身即关治国”;又曾举《诗经》中言及作诗之人者有十二处之多,以证明这些人的作诗之意都不外乎有“讽”与“颂”之用心,也足以证明所谓“诗言志”之“志”,不仅与怀抱有关,而且更是“与政教分不开的”[14]。然而如果证之于《诗经》中之作品,则《雅》、《颂》中虽多讽颂之作,而《国风》中则大多为言情之篇。于是朱氏乃为之辩解云:“《诗经》里一半是‘缘情’之作,乐工保存它们只为了它们的声调,为了它们可以供歌唱,那时代是还没有‘诗缘情’的自觉的。”[14]33-43此一说法实颇为牵强。朱氏遂又引《左传•昭公廿五年》孔颖达对子产的“六志”之言的一段注疏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于是朱氏遂又作结论云“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 [14]33-43,。私意以为孔氏之言本就含混不明,何况引《左传注疏》之言以说《诗》,更不免“治丝益葬”之病。而且《左传》所载的“赋诗言志”其所指者乃是聘问之使臣对诗之引用,而并非指诗之作者。此点也是应该区别清楚的。私意以为就《毛诗•大序》中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10]6的一段话来看,其所谓“志”与“情”之皆就作者而言,殆无可疑。至于作者所表达者之为“志”为“情”之所以引起后世之不少争议,则窃以为正是因为说诗者之未曾从作者之性别与文化加以反思的缘故。盖以性别与文化其关系于作品之内容与风格者,实至为重要:其性别为男子而且属于“士”之文化阶层者,则其诗之内容中的“志”之成分就比较多;至于其性别为女子或者虽为男子而不属于“士”之文化阶层者,则其诗之内容中的“情”之成分就比较多。二者皆为发自于作者内心的一种兴发感动。关于此点,《毛诗•大序•孔疏》本来有一段很好的说明,谓:“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包营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艺文志》云‘哀乐之情感,歌咏之声发’,此之谓也”[10]6。如此说来,可见无论其为“志”为“情”,原来都只是内心中一种情思志意之感发,无论其为《雅》、《颂》或《国风》,皆同此理。只不过因为性别与文化之不同,才使其内容与风格有了种种的区分和差别。关于此种种区分和差别自非本文所能详论。不过,我们在前文既然已曾提到女性的词对于诗之传统乃是一种继承,下面我们就将先对女性的诗之传统略加简述。


参考文献:
[l]叶嘉莹.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M].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212-273.
[2]叶嘉莹.论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及反思与世变之关系:一、二[J].天津大学学报,2003(1)(2):4-9,91-96.
[3]Judith Butler.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ldentity [M].Routhedge NewYork,N.Y1999:8.
[4]Kath Weston. .Gender in Real Time[M].Routhedge,New York N.Y,2002:11.
[5]Rachel Alsop,Annethe Fitgsimens,Kathleen Lenon,et. With a Guest Chapter on Psychoanalysis by Ros Minky[M].Theorizing Gender,94-114,243-267.
[6]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3-10.
[7]朱自清.《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M].台湾开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朱自清文集•博学举隅.台北:台湾开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4:143.
[8][魏]王弼,韩康伯注,[唐]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t
[9][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85.
[10][汉]毛公传,郑玄笺,[唐]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258-1259.
[11][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2]Kate Millett .Sexual Polities[M]Doubleday Compony .Inc.Garden City,24.
[13]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M].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92.
[14]朱自清.诗言志辨[M]台湾开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朱自清文集.台北:台湾开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4:33--43
编发:卢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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