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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别与文化谈女性词作美感特质之演进(下)
2015-05-16 10:20:59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首先就《诗经》而言,《诗经》大多不著录作者之名氏,其少数题写名氏者,如《小雅•节南山》之“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大雅•崧高》之“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及《大雅•烝民》之“吉甫作诵,穆如清风”,这些诗篇的作者之皆为男性之士人,当然乃是明白可见的。至于《诗经》中,虽然也有许多叙写女性之情思与生活的诗篇,但却因其并没有名氏的著录,于是遂使得后来为《诗经》作传疏和注释的人产生了不少争议和困惑。就以传统的《毛传》、《朱传》及刘向的《列女传》而言,就有许多不同的说法。约言之则其有所指称者,大多为贵族阶层之妇女,如卫之庄姜夫人、共姜夫人及许穆夫人与宋襄公之母等。而即使是这些贵族妇女,也并无名字之著录,其称谓实仅为父姓与或夫或子之爵称的结合。即此一端,我们便已可见到当日妇女之并无独立之身份与地位可言了。至于妇女作品之内容,则就《诗经》所收录的叙写女性之情思的作品来看,盖大抵可分为两大类别,一般写婚前之女子者,其情思大多为对爱情之向往的怀春之什;而写婚后之女子者,则其情思乃大多为离别与被弃的思妇怨妇之辞。虽然《毛传》往往给这些作品加上了美刺之说,但妇女之生活与情思之基本形态也仍是可以想见的。除去这些不知作者姓氏的民间诗篇以外,即使是前所举引的被《毛传•小序》指为贵族妇女之作的诗篇,如《邶风》中之《日月》与《终风》二篇,无论其是否果为卫国庄姜夫人之作,也无论其为受宣公之暴,或受公子州吁之暴,总之此二篇作品所反映的乃是妇女受暴虐之作,则是并无可疑的。而在《诗经》中最为可信的一篇妇女之作,自然要推许穆夫人所赋之《载驰》一诗。据《毛诗•小序》云:“《载驰》,许穆夫人作也。悯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卫爵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悯卫之亡……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左传•闵公二年》对此一历史,背景有详细之记叙。故此诗之为许穆夫人所作,应确属可信。而此一篇最早的妇女可信之作,则表现了两点可注意之处。其一是妇女之作欲求意境之开拓,必有赖于身世遭际之有重大之变故。其二是妇女纵然经受了国家之巨变,其作品之所表现者,也仍是以一己个人之情思处境为主,而不似士人之往往发为家国忠爱之大言高论。这当然也与妇女在文化习俗之拘限下的处境,有着密切之关系。试想一个连“归唁其兄”也不可得的女子,则其无法写出什么有远大志意的系心国家治乱之理念的诗篇,自然也就是文化习俗限制下的必然结果了。以上我们所叙写者,虽只是中国最早的一册诗集《诗经》中之一些例证,但这些例证却大抵已经反映了在诗之传统中的女性作品之内容与风格之一斑了。古语说,“人不变,道亦不变”。在性别文化政治无法改变之前,妇女作品之内容与风格,自然也就难以获得任何突破和改变了。而且妇女不仅在创作方面处于劣势之地位,在评价方面也是一直处于劣势之地位的。即以我个人而言,我所从事的诗词之教研,过去数十年来,我所写作和讲授的就一向都是以男性之作品为主。这自然因为人类之历史不分古今中外都是由男性所创造和写成的。文学史之以男性作品为主体,这自然也是必然的结果。所以西方女性主义者乃提出了历史为什么要称为history而不能称为herstory的问题。此种说法虽看似笑谈,但这却是一件历史文化上之不争的事实。因而对于诗歌之评赏,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以男性文化为主的品评标准。而如我们在前文所言,在男性士人为主的文化中,诗歌既一向有着以表达襟怀志意为主的“言志”之传统,则千古以来那些被压抑和拘限于闺阁之中的女子,又有哪一个能写出如李白之“大笑出门”、“寻仙五岳”的豪情和远想?又有哪一个能写出如杜甫之“致君尧舜”、“窃比稷契”的伟愿和深衷?所以在诗歌之传统中,妇女之作自然就一直处在了弱势之地位。
至于就词而言,则词之为体虽然看似较适于叙写女性之情思,而且从最早的一册词集《花间集》开始,其所收录的就都是以叙写女性之形象与女性之情思为主的词作。但事实上,妇女在词之写作方面却原来受到了更大的拘限,这与词之为体的性质当然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词本来只是隋唐间所兴起的一种配合着当时新兴之宴乐而演唱的歌辞,《花间集》之编辑,也原是为了提供给那些歌女们在歌筵酒席间去演唱给诗人文士们欣赏取乐的一册歌曲的词集。这种场合除了歌伎酒女以外,良家妇女原来是绝对不准涉足其间的。所以《花间集》中所收录的,虽然有十八位作者五百首作品之多,但其中却连一篇妇女的作品也没有。至于《敦煌曲子》及《全宋词》中所收录的一些妇女之作,则除去一些歌儿伎女之作以外,偶尔有个别女子有单篇作品之传留者,则大多是当其遭遇到极大之苦难与不幸时,不得已而流露出的一种发自于生命血泪的悲泣和哀诉。以上两类作品,作者既本来就没有以文字传世之意,其在以男性文化为中心的文学史中之被漠然弃置不加重视,自不待言。至于妇女而有心于文学之写作,其作品且曾被后人编为专集而流传于后世者,则兼五代两宋三百五十年左右之词史观之,其著名者不过仅得李清照与朱淑真几家而已。朱淑真因为婚姻不如意而相传有婚外恋情,据最早为朱氏搜集整理其遗作的魏仲恭所写的《断肠集•序》之记述,谓其辑录朱词乃由于“见旅邸中好事者往往传诵朱淑真词”[15]可见朱词若不经魏氏搜辑,恐早已散佚无存。又云:“观其诗,想其人,风韵如此,乃下配一庸夫,固负此生矣。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可见在性别文化之习俗中,男子在家中固可以公然娶有三妻四妾,而在外又可以公然与歌伎酒女相往来,而女子则即使欲追求一个终生相许之人亦不可得。而据魏仲恭之序言,朱氏诗词之所写者,固多为“忧愁怨恨之语”,故名之为《断肠集》。而因婚外之情所写的断肠之语,此自为当日文化习俗之所不容。是以观魏氏之言,朱淑真在礼教之压力下,盖未能得善终者。如朱氏之遭际,固无论矣。至于另一个更为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则在婚姻方而实在要比朱淑真幸运得多了据李清照自己所写的《金石录后序》之记述,谓“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丞相时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每朔望谒告出……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6]。其婚姻之美满幸福,千古下犹可想见。在此种生活中,李氏自不免写了一些如“眼波才动被人猜”及“徒要教郎比并看”之类的反映少妇闺情之作。其后赵明诚外出仕宦,李清照也不免写了些如“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及“香冷金猊,被翻红浪”之类的思妇怀人之作。虽然李清照诗文皆有可观,而且在乱离之后也曾写出过不少被众口所称述的感慨今昔的如《声声慢》(寻寻觅觅)及《永遇乐》(落日熔金)一类的作品,在妇女词人中李清照可以说是唯一的可以在以男性为主的词史中占得一席地位的一位女性作者,但即使有如李氏之成就,她也仍不免在强大的性别文化之影响下,受到了不少歧视和谗毁。即如陆游在其《渭南文集》所收录的一篇《夫人孙氏墓志铭》中,就曾称述此一位孙夫人在其青年时代曾经拒绝从李清照学习文辞,以为是妇女之一种美德事[17]。此外王灼在其《碧鸡漫志》中,更曾明白地对李清照加以讥评,谓“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可见妇女之写作,不仅在以“言志”为主的诗歌之传统中,处于劣势之地位;原来在以叙写女性之情思为主的早期的词之领域内,妇女也是处于劣势之地位的。同时我们更该注意到的,就是女性原不仅在写作之处境与写作之内容等方面,都受到了被文化习俗所设定之种种局限;而且在评赏方面,也受到了以男性作品为衡量标准的拘限。就以最为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而言,清代的著名词学家周济,在其《介存斋论词杂著》中,就仍不免对之加以批评说:“闺秀词惟李清照最优,究若无骨。”周济在清代是一位颇具慧眼的词学评赏家,他特别标举出“闺秀”二字,就足以说明他的评语原来乃是以男性之词为标准而做出的衡量。而无可置疑的则是以男性之作品与男性之作者为主体,原来早就是我们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中之一贯的主流,就连自身即为女性的我,也一向未能脱出于此一主流的影响之外。因而我对女性之作就也一直未能有真正的赏爱,而这其实也正是我何以多年来未曾写过任何一篇评赏女性词作之文字的主要原因,也是何以当我与缪钺先生合撰《灵谿词说》一书时,我一定要把《论李清照词》一篇推让给缪先生去撰写的缘故。而自从这些年来我陆续阅读了一些西方女性主义与性别文化的论著以后,我才逐渐省悟到我们过去一贯以男性为主流的眼光和标准来衡量女性词作是何等不公正的一件事。而如果不能透过性别与文化的观点来反思和衡量女性的词作,则窃恐一般对女性词作之只因其为女性之作便尔妄加称赏的评说,很可能也将与一些以男性为衡量标准便尔对女性词作妄加轻诋的评说,有同样的失误。因而如何能透过性别与文化的探讨途径,为女性词之美感特质,来构建出一个理论框架和评赏标准,自然就是我们这些从事词学研究之人所亟待完成的一件工作了。
早在1986年至1988年间,我曾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一版撰写过题为《迦陵随笔》的专栏,前后共写了15篇文稿,这一系列文稿的主要内容,就是想要借用西方文论为中国传统的词学做出一点理论的说明。并且于1988年5月,曾经把这些短篇《随笔》所讨论的问题归纳起来,写了一篇将近两万字的题为《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的长文[18]。其后又于1991年9月写成了另一篇题为《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的将近45000字的更长的长文,对词之美感特质的形成,以及其后的发展和演化,做了一番详细的论述。这些论述,毫无疑问的乃是以男性作品为主所做出的论述。我们当然并不能完全以这些文稿中所做出的评量标准来衡量女性的作品,即以我所提出的《花间》词之双重性别之美感特质而言,其不能以之来衡量女性之词作,固已如前文所述。不过值得注意的则是,女性在词之写作中既是少数的弱势,故其美感特质与男性之作虽并不相同,但却无可避免地时时都受着男性词之风格演化的影响。因之我对男性词之论述,就时时也仍可作为我评说女性词时的一种参考和借鉴,这就是我何以在此特别提出了我以前所曾写过的一些论文的缘故。而这当然是我们在探讨女性词之美感特质时第一点应注意之处。其次再就历史之演进而言,则如本文在前面所言,所谓“士”之文化,可以说一直是站在中国文化史中之主导地位。余英时先生在其《士与中国文化》一书的《自序》中,就曾提到“士”之“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和精神,“一直到近代的梁启超,我们还能在他的‘世界有穷愿无尽’的诗句中,感到这一精神的跃动”[19]。而“士”之文化既是以男性为主体的,因而男性的词作在其精神理念之贯串下,其词之内容意境,就也一直有一种不变的延续,但女性之作则不然了。从两宋时代良家妇女之不敢轻易为词,到明清两代的妇女诗词之大量的出现,以迄于近代的秋瑾之革命烈士词之出现,这当然关系于时代政治与社会风习等多方面之改变,而政治与社会风习之改变,则同时既关系于男性对于妇女写作之观念的转变,也关系于妇女自己写作之观念的改变。这种转变的因素和过程,当然是我们在探讨女性词之美感特质时第二点应注意之处。其三则就性别言之,男子与女子除去生来就有的生理上的区别以外,在心理与智力等方面,是否原也有所差别?若以此一问题与前面我们所提出之两点应注意之处相比较,则所谓男性词之美感特质,及“士”之一贯的文化传统,与不同社会风习下男性与女性对写作之观念的演变,这其间所牵涉到的还可以说基本是以中国之文化和文学为背景的界域内的问题,至于说到男子与女子在心理与智力等方面之分别的问题,则是一个更为根本的普世之问题了。因此在论及性别问题时,有时就也不得不参考一些西方的论著。而西方有关性别之论著,其所牵涉之范围极广。女性主义者认为所谓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原来并没有固定的身份,这种性别身份的区分,乃是由社会习俗所逐渐塑造而成的。至于心理学家则认为大多数人的内心原是兼有男性与女性之双重性质的。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Jung)曾经提出过两个字“Anima”和“Animus”,前者指的是男性中之女性,后者指的则是女性中之男性[20]。而除去生理的、社会的、心理的各方面的论述以外,还有哲学方面的论述,近世研讨性别与知识的一些女性主义哲学家,便曾引述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Gadamer)在其《真理与方法》(Truth and Method)一书中的理论,以为人类的一切知识和理解都不能脱离语言与传统,所以所谓“真理”的形成,总是受着特定的文化场境的影响[21]。而如此说来,则“真理”便并非如启蒙思想或理性主义所指说的先验与绝对,也并非建立在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的架构之上。而在这种认知下,女性遂得以脱除了过去理性主义二元论所加在女性身上的一切约束和限制。这当然也包括了过去以男性为中心的语言传统的限制。于是西方女性主义者遂又提出了所谓“阴性书写”与“女性语言”的种种论述。而这种种有关性别的论述,当然是我们在探讨女性词之美感特质时,第三点应注意之处。
经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已可清楚见到,要想为女性词作之美感特质及其演进做出一种理论的说明,确如本文开端所言,乃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何况五代两宋的女性作品之少,与明清两代的女性作品之多,又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因此当我们在下面要举出女性词作为例证,加以具体的研赏讨论时,如何在此极少与极多的不平衡间来加以选择去取,自然就也成了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在此种种不得已之情况下,本文只好将女性之词大概归纳为六大类别:其一是歌伎之词,其中既包括了敦煌曲中的无名氏之作,也包括了两宋的具名之作;其二是本无意于写作的寻常妇女,只不过偶因一些重大事件之遭遇,遂以此种当时习见易知之文学体式,写下了一己之不能已于言的一些情感和经历之作;其三是两宋良家妇女之有心用意于词之写作,且有专集传世足以成家的女性代表作;其四是在明清两代,特别是在清代的众多作者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些女性之作;其五是民国革命海运大开之时代前后的女性代表之作;其六是现当代的女性之作。大纲如此,具体选择,尚有待斟酌,故未一一列举其名氏。仅述本文写作之动机与大要如此。


参考文献:
[15][宋]冀勤.朱淑贞集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1-2
[16] [宋]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77
[17][宋]陆游.夫人孙氏墓志铭[M]陆放翁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216
[18]叶嘉莹.对传统词学与工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M]清词丛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276一323
[19]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C]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仔局,1986:88
[20]Jung C G Man and His symbols [M] New York:Dell publishing Co.Ine,1964:199 -205.
[21]Barden G,Decerpel W G. Truth and Method[M].New York:bury 1975

编发:卢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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