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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昧的“人”——读老村的《我歌我吻》
2015-05-16 10:25:48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经过一百多年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出产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世纪末”概念,已经进入当下中国的现实生活。社会转型促发的巨变恰恰伴随着“世纪末”的幽灵,一起冲撞着中国人的灵魂。一时间,似乎一切都成为可能的,一切都充满着诱惑,同时一切又都令人感到绝望。欲望的洪流淹没一切,除了这一鲜明的“主旋律”之外,一切都处于暧昧之中。这就是老村的《我歌我吻》(以下简称《我》)所呈现的20世纪末中国都市人的形象。
小说从一个极具戏剧色彩的情节开始。《我》中的主人公金西蒲是一个落魄文人,金的妻子半夜离家而去,投入其朋友范乃泉的怀中。第二天早上,范通知他在一家酒楼见面,解决其妻子的归属问题。范甩给他3万块钱,作为其“转让”妻子的安慰费。金在极度悲愤而又万般无奈之下,带着标志着耻辱的3万块钱,准备在这繁华的大都市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开始绝望的彻底堕落。
金与范是同乡,几年前他们一起考上大学,来到京城。金的妻子最初是范追求的对象。范在追求过程中总是把金带上作为陪衬,最后此女孩却看上了金并成为金的妻子。几年后,范成了大画家,有别墅和汽车,而金作为文化部门的小职员,和妻子过着拮据的生活。这时,范以为金妻画像为由,开始进入他们的生活。随后,范不断以各种借口赠送金妻贵重的礼物,金与其妻的情感裂隙也随之不断扩大。在金钱与享受的巨大诱惑下,金妻最终投入范的怀抱。
表面看来,这只是一个俗套的三角恋爱故事。其实不然,金、范及金妻之间的三角关系,只是作为文本展开的表层叙事框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欲望化的灵魂的揭示,鞭挞商品大潮席卷一切所带来的灵魂赤裸裸的欲望化,才是作品的目的之所在。
金妻的另投怀抱这一事件本身,已生动地呈现出纯洁的爱情如何在金钱的侵蚀下逐渐变色,并最终成为欲望的俘虏。但这仅仅是一个引子,接下来,作品借主人公在屈辱和悲痛的心境下,偶然涉足某文化公司作为编剧参与制作一部电视连续剧的过程,以及被卷入一教授的遗产处理纠纷的经历,揭示出从公司经理、酒楼老板、文人掮客、教授、导演、演员到公司职员、酒楼小姐、保安、工人、家庭妇女等一大批欲望化了的形象,并对演艺界冠冕堂皇的评奖及演员选拔等背后赤裸裸的金钱与欲望的黑幕交易给予触目惊心的无情暴露,极为生动地向读者展示出一幅欲望化的世纪末中国都市的世俗群像。从家庭到学校到社会,从爱情到事业到人际关系,欲望无孔不入,金钱扫荡一切。在繁华的灯红酒绿的表象下面,是吞噬一切的欲望深渊和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更为可怕的是,这一切都已经变得如此地自然而然。
如果说作品对赤裸裸的欲望化的丑恶世象及灵魂的揭示和鞭挞令人震撼,发人深省,那么这仍然只属于作品的表层叙事,而作品的深层叙事则意在揭示滑向欲望深渊的堕落途中的灵魂挣扎。正是深层叙事层次的存在,使作品没有流于对现实表象的暴露,而具有了厚重的底蕴,从而显示出作者深刻而独到的文心。作品的深层叙事是通过精心塑造的主人公金西蒲这一形象而完成的。
金西蒲就好像是处于现实欲望之海中的一叶孤独的扁舟,巨浪不断地袭击着吞噬着,小船已处于半沉没状态。但他仍然努力地抗争着,不甘心于就此沉没。尽管在绝望中他
亦时有自暴自弃彻底堕落的欲求和举动,例如他对酒楼小姐的调戏,与其单位的女同事之间纯粹的肉欲关系,但他仍然有所坚守,有所追求。虽然如此,他却不清楚自己所坚守所追求的是什么,而时时处在同化于无灵魂的欲望现实的边缘挣扎之中。四周是茫茫无际的海浪,他看不到坚实的陆地,并且不知道陆地在何方,他只是不愿意就此被淹没而以自己微弱的力量消极地抗争着。
作为一个名牌大学中文系的才子,成为一名作家是金西蒲梦寐以求的理想。可以说,写作已成为他生命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带着他那二手货的笔记本电脑,以准备着随时随地记下闪现于头脑中的灵感。他写作,但却绝不愿意媚俗,更不屑于以不择手段地巴结名人作为步入文坛的手段。不合时宜的清高,使其大作出版无门。事业的受挫以及经济上的清贫,使他落魄潦倒而愤世嫉俗。当唯一尚能给予他安慰的爱情离他而去时,他便真的一无所有,陷于绝望之境。于是,他只好准备着去堕落,除此而外,似乎已别无选择。作者也已经为他铺垫好了堕落之路———涉足一家污七八糟的文化公司。
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真的堕落。表面上看,他的拒绝高额报酬而抽身离去,是由于周围的人际关系太污浊,偶然发现的黑幕下的交易太赤裸、太丑恶,使他悚然而惊,悬崖勒马,找回了他那颗尚未完全丧失的赤子之心。而更深的原因批评与阐释在于,他并没有真正地绝望。绝望来自于信仰的破灭,而金西蒲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信仰。他挚爱写作,却不知道为什么写作;他追求爱情,却不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他只是尚保留几分来自山村的纯朴和善良,本能地拒绝堕落而向往美好的事物。
在作品的开端,主人公便深含隐喻地说道:“我写作是因为我有病。”这里的“病”具有双重含义。书中直接写出来的“病”指的是口吃。金西蒲小时候患有口吃的毛病,为此受尽别人的戏弄。据一秘方说,先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然后再照着念,这样反复地写和念,便能治好口吃。金便依此方操练,后来居然真的治好了,但却由此落下了另一种病:一天到晚一有空便要写,胡写狂写。故他后来的泡上写作,只不过是出于不得不写的习惯或病态而已。小说没有直接说明而是隐含于潜叙事中的另一含义的病,是指心理意义上的病。由于出身不好,家境贫寒,加之口吃的经历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恋母情结,导致了金西蒲内向而软弱的性格。都市的繁华和人情的冷漠,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巨大的无形压力,迫使他缩回内心而形成无意识的压抑情结。于是,缓解和发泄这种压抑的唯一渠道便是写作。因此,写作在他来说并不是一种理性的理想追求,而是一种不得不为的类本能活动。这种写作“病”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他竟能在做爱时突然抛下爱侣转入写作,可见写作已经成为他的一种变态生存方式。因此,作品的不得发表,尽管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但却不会导致他的绝望,因为他更在乎的是写作的过程,而不是写作的结果。也可以说他对写作的态度是暧昧的,或者说没有态度。虽然小说中时有他对文坛的评议,但这只不过属于表层叙事的层面。
相应于对写作的暧昧,金西蒲对爱情的态度同样是暧昧的。他与其妻的相识,缘于他的朋友范乃泉在追女孩时需要一个“跟班”。他既没有追求这个女孩的愿望,也没有产生“暗恋”她的冲动。他之所以每每跟去,一方面由于难却朋友之情,另一方面则出于可以混饭吃的极其可怜而窘迫的念头。然后,突然有一天,这个女孩宣布爱上了他,于是他便这样堕入爱河。在整个恋爱过程中他都是被动的,他并不知道为什么要爱上这个女孩或接受她的爱。在小说的表层叙事中,唯一提及的理由是,这个女孩很漂亮。但通过对隐含于文本中的深层叙事的挖掘则可发现,他之所以接受这个女孩的爱,并受宠若惊地立即狂热地爱上她,缘于无意识的自卑心态。其妻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著”都市女孩,而且是一个十分漂亮的都市女孩。她的突然示爱,对他这个山村里来的从没有非分之想的穷孩子来说,无疑是一种恩赐。就此一个理由已经足够了,何况他正值血气方刚情欲蠢动的年龄。故他根本就来不及细想或者说也不需要作任何考虑便狂热地接受了这份爱,正如“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他焉有不爱之理。也因此他对其妻万分珍爱,视若皇后,婚后把一切家务活包揽完毕,以报答这份“恩赐”。所以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便缺乏坚实的基础,缺乏深刻的灵魂沟通,而显得有点莫名其妙。这从其妻投入范乃泉的怀抱后金西蒲的表现亦可看出,他不仅竟然接受了范带有侮辱性的3万块钱,而且在其后的痛苦回忆中,翻来覆去出现的都是他与其妻如何狂热地做爱的镜头,除了肉体的铭记而外,没有任何对其妻的品格、心灵的依恋。并且通过这种不断的肉体回忆,他竟得出其妻天生就有做妓女的本性的结论。他的痛苦来自于他不能接受去想象但又忍不住要去想象其妻那美妙的肉体在范乃泉身下的放浪姿态,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变态心理。故他的痛苦,来自于占有欲的受阻,自尊的挫败,被抛弃的失败感,以及自卑而又无助的自怜,而与真爱无关。因此,在小说的末尾,当其妻无法忍受范在与她同居的同时又去找其他女孩而又回到他身边时,金一方面非常感动,觉得“爱”又回到了身边,另一方面却又认为:

   但是,现在的她,已经不是我想象的那个女孩了。她平静的脸上,涂抹着城市的脂粉,摸上去感觉不到正常人皮肤的温度。更重要的是,她的心,已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纯净善良了。在我和她之间,横着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像天上的银河一样。

问题在于,金西蒲在这样看待他的妻子的同时又仍然“爱”着她,那么,我们只能说,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爱。或者说,他的所爱,除了情欲之外,只能是那“城市的脂粉”。
如果说,金西蒲在对待他所追求的东西方面总是表现出某种模糊、暧昧的态度,那么,在他所消极坚守的另一面,却表现得极为坚定。例如,在调戏酒楼小姐时的戛然而止;对具有高额报酬但必须写一些乱七八糟纯粹媚俗的东西的总编剧职位的断然抛弃;而这尤其体现于在他受黄教授遗命处理其遗留的书稿时,面对那母女俩的威逼利诱甚至美色的投怀送抱及所请打手的酷刑,仍然拒不妥协,坚守着黄教授对他的信任。表面看来,金的这种坚强与其柔弱的性格极不吻合,但实际上并不矛盾。金的柔弱恰恰来自于他的善良和淳朴,而这出自天性的善良和淳朴,正是他所坚守的再也无所退却的底线。因此,每当事件的发展触及这道底线时,他便表现出其性格中柔韧而坚强的一面。也正是如此,他才每每能在堕落的边缘及时地抽身而退。
作者所刻意塑造的金西蒲这一形象,套用文学史的说法,是在“多余的人”的文学形象长廊里又增添了一个崭新的面孔,通过他与现实的格格不入及其在现实中的生存挣扎,而达到对现实的欲望化状态的深刻揭示和有力批判。
金西蒲这一形象的深刻之处在于:一方面,他展示出在欲望化的、已失落了“人”的形象的现实中,仍有人在努力地挣扎着去做一个“人”,从而在此挣扎的绝望中透露出一丝朦胧的希望。另一方面,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这一努力地想要做一个“人”的人,在生活中处处碰壁,并且不知道如何去做一个真正的“人”。这是一个病态的暧昧的“人”的形象,正如作品开篇主人公那深含隐喻的自白——“我有病。”在一个“有病”的现实中还有没有、是否可能以及如何才能做一个健康的人?这正是《我》向每一个读者提出的发人深省的问题,正所谓“人有病,天知否”?
这样一个病态的暧昧的“人”的形象,出现于20世纪末期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后的现代化都市这一独特而鲜明的语境中,使得金西蒲这一形象不仅具有针对现实的深刻批判力度,而且获得了超越现实的更为深广的象征意义。它所揭示的是,在曾作为理想来追求的“现代化”实现后的现实中,“人”的形象却失落了,从而深刻地触及到“现代性”的问题。这不禁让我们想起福柯那句不无耸人听闻的名言:“人死了!”的确,在现代化进程的涤荡下,传统文化所塑造并提供给我们的“人”的形象已经消散,而人们苦苦寻找和追求的“新人”形象却迟迟没有出现。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的文学变成了“丑”的文学的原因,因为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样才是我们所愿意并能够做的“人”。金西蒲这一形象所代表的就是处于“旧人”已死而“新人”未生这一过度状态中的“半人”形象。
小说以主人公携妻踏归故乡的旅途作结,在此表层叙事下显然潜藏着具有某种隐喻意义的深层叙事。主人公带着山村给予他的淳朴和善良来到现代化的大都市,结果是四处碰壁,伤痕累累,浑身创痛,他只得返回故土以寻求抚慰。那么,这是一种软弱的退缩还是伴着希望的回归,“山村”真的能抚平他的伤痕吗,“新人”能在“山村”里诞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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