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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社会中的意识形态与文学——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
2015-05-16 10:27:46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一、创新马克思主义
90年代以来。中国的思想界其实可以分成两个板块来看待。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界、经济学界的研究状况可知道,体制内的思想发生与面对中国当代实际的提问并没有止息。90年代伊始,邓小平南巡,引发皇甫平的著名评论(1)。而有的学者则提出, “理论界应该认真地开展一项研究工作,这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改革时代的实际任务之间的联系。”(2)但是,在这个方向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经济学界针对市场经济的形成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话题外,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上,处在缺乏世纪性对话的停滞状态。而不可否认的另一个事实是,改革实践引发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深刻提问。这些提问,恰好回应了强烈要求马克思主义具有“时代性” 的呼吁,这种呼吁从深层次上讲,是由于苏东的变化而引发的。关心社会主义命运的人们对产生于上个世纪的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今日状况,对中国改革发展的命运深深地思虑着,并渴望着从深层次上回答一系列尖锐的提问。这些提问是任何关心当代思想状况的人不可能回避的。从上述方向考虑问题,下列问题跳跃不过去:
1、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建立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出发点之一,是工人阶级的贫困,而现在,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已摆脱绝对贫困状态,那么,以无产阶级革命为标志的经典社会主义运动还可能发生吗?
2、列宁曾预言资本主义到了垂死阶段,但二战以后的历史表明,现代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灭亡,而且显露生机。高科技和信息革命加速了资本主义的自我更新,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灭亡”?
3、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过去一直被当作“异己问题” 。如何在新的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4、民主问题。斯大林主义与中国的 “文革”式专政并没有回答社会主义的新型民主是什么。特别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民主建设成为一次不可避免的历史任务。
当然,我们还可以提出许多问题来对当前中国的现实思想状况设问,然而不能不正视的是,如果我们还考虑社会主义的命运,那么,在总体上讲,当代中国的思想界是无法回避这些基本问题的思考的。
迟至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以后,以一批论文和著作拉开了探索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思想之旅。
所探讨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对苏东解体的反思与当代中国改革命运的探讨;更进一步,对一系列基本理论的再思考。本文侧重思想状况的分析,前者的研究介绍从略。实事求是地讲,当代中国的具有原创性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目前仍处在艰苦的思想探索过程之中,这个探索过程是艰难的。90年代中期,邢贲思发表长篇论文阐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以新的历史条件作为出发点。但是,这只是个原则的十分重要的宣言和观点,要么被人粗暴地批判,要么被不予理睬。90年代末,情况有了变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了《世纪脉搏》一书,汇集了近20位当前十分活跃的中青年理论家的理论成果。(3)在这部书中,就马克思主义思想当代性问题提出了颇有新见的中国学者的见解。该书提出“回到常识、回到生活、回到理性”的原则,提出“极左思潮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人类以常识为敌”。(4)该书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与思想解放的本质联系,提出“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扩展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变革进程,呼唤新的政治哲学和法治理念的支撑。”提出了中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的目标取向,明确在观念层面确立权利本位取向,使公民在法律划定的界限内有价值选择、行为自由和利益获得的可能性。(5)该书还鲜明地指出了社会主义运动与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启蒙精神的内在的血缘关系,指出了:大胆借鉴国外的政治文明成果(包括政党建设理论),以使当代中国的政治改革纳入现代文明的进程。
以上引文仅仅是90年代末体制内理论家企图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方向进行理论思考的成果。虽然还只是起步,但也已露出企图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倾向和努力。这种创新意向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走向不仅是由执政党的纲领,而且也是由现实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的。然而,改革正是在这个方向上的前进。它由于没有现成的理论成果可以借鉴,所以放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肩上的担子仍很重。
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从苏东解体以后的思考中获得启示。国外最新的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思考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替代模式”。他们在发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临的自然极限”、“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结束和信息时代的变革”、“社会主义的结构范式向价值范式的转变”。(6)他们提出,未来社会主义的成败取决于能否克服现实社会主义的三种错觉:集体主义与个人的分歧、国家与市场的对立、社会主义与消灭私有制的关系。他们认为,今天的社会主义者应当用“市场、民主、法制国家”这样的口号武装起来。否则,就不会有现代文明;(7)有些文章我们看一下标题就可以知道它的思考方向了:《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与民主主义问题——论新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碓井敏正)、《明天的社会主义》(法国巴黎第十大学哲学教授托尼·安德烈阿尼)等等。从上述引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关于当代社会主义命运的理论思考,已成为一种国际潮流,在中国思想界,也已开始成为一股越来越强大的理论活动力量。这一切,是一切关注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命运的人不能不予以重视的。
二、自由主义及其评介
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方向的探索相异, 中国思想界的另一种声音也颇为值得重视:即在知识界日益成为重要精神现象的自由主义声音。我们目前所见的文献,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方面是从各种层面对新老自由主义原则和观点的肯定、宣传;另一方面是对自由主义文献的历史资源的挖掘。这两者相连在一起,形成了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思想界不小的浪潮。中国学者对自由主义的解释可以说是出于需要的“老调重弹” 。一篇文章如是说:
“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人,而且是作为个体的人,它主张个人的尊严、自由、权利的来源不在别处,仅在于人自身,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国家的权力基于个人的同意——他们为调整、规范优于单独生活的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而让渡了自己的部分权利。”(8)
当然,这里没有太新鲜的东西。自由主义理念发展了近300年,无论是英美传统还是大陆(德法)传统,其内涵都已发挥到淋漓尽致。中国学者的任何解说已都不再新鲜。(9)应当说, 自由主义是什么,对当代中国学人来讲,已不是什么神秘的、不可认知的东西,然而, 自由主义对当代中国的意义何在?自由主义能否使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自由主义能否取代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实践功能的历史价值何在?在当代中国,这不能不是一个问题,而且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话题。纯粹地作为一种思想史来谈论自由主义,就如在学院的课堂上谈论任何一种学科对象一样,缺乏它的实践品格。
当我们要认真对待这个“自由主义怪物”的时候,发现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对它并没有一次认真的清理。本世纪初以来的中国历史选择了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在20年代昙花一现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随着自由主义大将胡适的退隐而走向边缘。80年代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是以“启蒙” 的名义登堂人室的。可以这样说,3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舞台上“自由主义”第一次有着一展自己身手的历史际遇——这个际遇是由于激进主义的全面受挫而造成的。
分析这样的历史际遇的成因需要很长的篇幅。我只想在这里指出,历史性的思想运动并不是人们随心所欲的创造物。在这里应得着一句老话:规律是无可违避的。有些学者已注意到从描述历史表象到具体地研究现代历史运动的基本规律,提出了“客观可能性空间” 、“中介性过渡社会” 等概念,从而使人们开始注意到“历史的现实可能性”这样的历史哲学问题。
“激进主义的全面受挫”意指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思想进程的社会性特征。这个特征又很有力地说明了:作为思想创造者的个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受到历史制约的限度是有弹性的。我引一段文字来说明这个观点:“须知立宪在中国的实现并不是全无可能的,即便到了1905年之后,也还存在着立宪的微弱前景,还有一些号召力。特别是对那些从旧营垒中渐次觉醒过来而又害怕革命的人们。……历史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但清王朝却没有一个认识这些条件的人。”(10)
纵观现代中国,谁又能明明晰晰地认识到激进主义既合理,又有超过历史限度的不合理性呢?谁来把握这个“度” 呢?思想史的不成熟只有让历史的动荡来惩罚了。过激的激进主义主张,把一些可能的历史际遇丧失,把一些历史的合理性丧失,从而一次又一次地让我们从原点起步。
以“文革” 为标志的激进主义的失败,使自由主义大模大样地登堂人室。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本来可以在本世纪20-3O年代从思想上综合启蒙运动以来的合理化精神成果,从而使历史走上渐进的路,然而,事实不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本来可以在40-50年代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完成一个漫长的过渡期,然而,事实也回答说:不!历史的合理性就在一瞬间与我们擦肩而过。
我们目前面临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全面挺进,不客气地讲,是又一次思想的“激进方式” 的出场。这是一种忘乎所以式的历史运动的回光返照。只要看看本世纪20-3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一觉醒来就时髦地宣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一样,今天的不少人以“个人” 、“自由” 、“权利” 、“公正”等口号声称自己是捍卫人类基本价值的“自由主义者” ,它的出场是以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演变” 的受挫为历史性前提的。当然,这本身是一种历史的合理性。一切对此持批评和怀疑态度的人,首先应当检讨的是:历史为什么走到这一步而不是走到另一步?稍纵即逝的历史条件是如何未被把握的?
目前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实在是勉为其难。批评者认为目前学界鼓吹的自由主义其实并没有实行自己的原则,它导致的是专制和不平等。(11)自由主义以“经济活动不得干涉的名义” ,捍卫并造成那些介入、掌握和控制着经济活动的最大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的不得干涉的事实。“自由主义站在当时社会最强大的势力一边,而不是站在社会公正和人民民主一边。”(12)这种批评企图提示自由主义实践所造成的消极后果,然而,请批评者注意,这种消极后果正是自由主义的初衷所不容的。
倒是为自由主义的某种辩护触及到了深层次的问题。一篇文章如是评论自由主义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其一,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推动社会财富积累有效的方式,它对于贫穷的中国来讲,可以推进我们采取有效的经济建设方式,以便治理贫穷。其二,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推动社会政治生活健全化的方式,它对于长期陷于专制极权的中国人来讲,可以促进我们进入一种适当的政治生活状态。其三,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宽容理解的思想方式,推动科学技术与学术思想的繁荣,它对于一个长期处于思想控制与科学孱弱的中国来讲,可以指引我们朝向一个民族精神解放的方向发展。”(13)
我认为一切赞同或批评自由主义的人,都可以从上述表达中引发出直指要害的问题来。简而化之,问题是:自由主义的经济路线是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良方?第二,中国的政治民主是否由自由主义来发展?第三,自由主义对民族精神的解放是否是一剂良药?
三、“市场经济”与意识形态假设
分歧、创新、探索、尝试……精神生产的合力最终指向一种合理性的目的。如果不想掩盖问题,那么,我们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迄今为止知识界所做的种种探索,都还只是在某种历史运动的过程中。
要构建一些新的东西,需要某些前提。现今的前提之一是:能不能认定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一种叫做“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 的形态?前提之二是: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情中,它能否最终成功?
这两个前提不是老生常谈。请看今日中国之知识界,在以各种名义为当代中国开设的文化药方中,这两个前提往往不在考虑之内的。以全球化名义打出的市场牌,简单而又便捷地将自由主义形态全套照搬。上节引文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种立场。“自由主义……可以治理贫穷” ,这种简单的一厢情愿的说法,实在与我们的常识和“中国感觉”离得太远。迄今为止的世界史, 自由主义为一些国家带来财富的同时,又给另外一些国家造成了贫穷。西方一位政论家几年前说过,这种混乱和贫穷,是自由主义的耻辱。至少可以这样来评介自由主义的历史实践:任何观念形态与社会实践相融合的过程,都是与各种具体的历史条件相制约从而形成各种变异。自由主义也不例外。也就是说,它在一种社会条件的可实行程度,合理性程度,是由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于是,问题回到起点:可以使中国根治贫穷与走上现代化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主张?(主义、观念形态、思想……)就知识界普遍的讨论而言,为什么在认同种种主义、思想的时候,不认真考虑已具有15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可能的命运?自由主义真的那么好,值得我们那么不假思索地扑面而去吗?
可以这样说,没有别的办法和前提让中国知识界去考虑这样或那样的“主张”。就本质而言,目前存在着双重的需要选择和创造。而其原则和出发点只能是:怎样才能使现实中国走向进步、公正、繁荣,以及人的自由发展?考虑这样的原则的时候,究竟是咬文嚼字地去表述某种已有的主张(或他人的某种说法),还是还理论以实践品格?
哲学家的主张不仅仅是为了说明世界,根本的还是为了改造世界。
于是,对中国的当下而言,只有你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运动存在的既有合理性,才可能给自由主义让出空场。而否定这个前提是不太容易的。
尽管经过了修正,新自由主义立场也无法解决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公正问题。如果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可能更大。那么,在社会主义名义下的社会进步和公正可能解决了吗?这正是今日一切社会主义者苦苦追索的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现实社会主义以苏联的剧变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为例,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一种以追求人类公正和自由的,反对剥削、压迫、特权、不平等的理念在岁月的演化中异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并成为历史的唾弃物。可见,历史是最公正的,历史惩罚了愚弄者,但历史并没有终结。现实社会主义的受挫促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者思考着它的前景。
关于这一点, 国内出版的著作已经很多。这些著作在“知识界”是不太予以关注的。近几年,这些反映当前研究水准的理论著作,提出了一系列人文学者不太关注的深刻问题,如,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命运(14)、马克思主义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地位(15)、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与民主主义问题,等等;这些学者思考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替代模式” ,正是邓小平所倡导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实践。
碓井敏正这样写道: “我认为社会主义剩下的希望只存在于市场社会主义之中。……市场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构成体的变体,与苏联式社会主义具有同等理论价值,关于它的可能性应该得到更深人的研究。”(16)
包括中国的改革实践在内,世界范围之内的社会主义运动与左翼思潮在90年代末的勃兴,使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试验增加了它的可信度。但是,究竟在意识形态战略上能够提出什么新的内容,人们还是在探索之中。从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今日社会主义运动要想顺利地进人21世纪,根本问题已不在怎么做,而在于弄清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理论,深刻的理论,没有广义上的意识形态战略, 中国的改革实践将无法深入。
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与分歧的。
有一种观点只承认当前中国的改革只是社会主义原有体制中的经济改革,仿佛市场经济只是企业行为或商业活动。因此,他们不想承认也不考虑市场经济给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带来的根本性的变化。当然,在这种观点指导下,当代中国的意识战略与文化重建也无从谈起。在他们的框架中,任何有关这方面的思考都是奇谈怪论和离经叛道之举。(17)
与此形成对照。国外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理论家以极为迫切的心情思考着斯大林之后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战略,摄其要点,它们大致是:
1、正视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变革,正视新技术革命形成的新的历史环境。新的历史条件是:技术进步正形成劳动危机,即雇佣劳动的消亡,这意味着传统社会主义的发展基础发生了变化。
2、强资本、弱劳动。全球化态势已使信息为基础的产业策略发生了变化。全球化的发展根本改变了雇佣劳动的形式和内容,进而改变了它的性质。资本全球化,而不是劳动全球化。
3、新共产主义。法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共产主义与官保主义、专制主义、平均主义毫无关系,它主张的是为摆脱资本主义“为金钱而金钱” 的逻辑变得更加人道的,在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其前景是:在时代允许的条件下确保最大程度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并在每个个人身上最大程度地实现人类的充分发展。(18)
还有种种其他的提法,其指向大致可以归纳为一种更为关心人的,提供每个社会成员充分发展的替代资本主义(以金钱拜物教为杠杆)的社会模式。显而易见,这种意识形态策略是不同于自由主义,也不同于旧的模式的。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发展,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和思考背景。这些西方社会的理论家正是在考虑着超越自由主义的问题,而我们这里往往由于特别的历史因素正在重蹈覆辙。
四、市民社会与文化选择
如果说,技术进步给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价值危机的话,那么,市场与改革给中国带来繁荣的同时,也正带来价值取向与道德失范的危机。无视这场危机是掩耳盗铃之举,是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渎职行为” 。以自己的言论的创作去加深这场危机正如有些人的所作所为——是对民族和社会进步的背叛行为。一切思考社会主义在中国命运、思考建设一个理想社会的人们,都无法超越这个现实去思考问题。
描绘道德失范的现状已经有许多论文著作了。(19)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来认识今天这种现状以及造成这种现状的历史与现实的深层原因。
按照葛兰西的观点,相对于政治社会的“政治领导权” (Political hegemory),存在着相对于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 (cultural hegemory)或“精神的和道德的领导权”(intellectual and moral leadership)。(20)后者实质上是意识形态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提出建立在西方发达的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当国家掌握政治领导权的时候,发达的市民社会却受制于自己的独立的系统。”葛兰西把当时第二国际的失败归咎于工人阶级运动在抵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上的无能。(21)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勃兴已是不争的事实。具体地说,这是一个政权力量不容易达到的民间自足、自主的分层存在形态。中国的市民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正在形成;其构成形态也日益复杂化。尽管马克思早在1843年德法年鉴时期就论述过市民社会问题,但在我们所知道的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关于这一点并没有成熟的研究话题。究其原因,一是建国以后的计划模式消除了人际交往中的中间地带,客观上没有提供研究这一文化一社会现象的基础,二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经过了苏联模式的过滤,几十年间,几乎无暇顾及这样的“小问题” 。
市场经济启动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复苏。在政权与家庭所达不到的边际地带,形成了所谓的“公共空间”(22),葛兰西所讲的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正是对这种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的意识形态“占领” 。
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的变化,正以农村剩余劳动大军转化为“城市游民” ,转化为无户口、无住所的“打工族” ,正以私营企业的勃兴形成的体制外“上班族” ,正以人数不能归类的“非体制” 族群,构成一个庞大的民间社会。适应于这个民间社会,有大量的非法印刷品、小报、地下文艺、走私光盘、走私电影甚至“酒吧文化” 、“废都文化”和形形色色的口头传承去满足这种市民需要。与国家持有的电视台、中央和政府报纸、出版物相比,这个民间社会的“文化消费”潜力巨大无比,而且影响巨大,按受众人口比,要大大高于“正统宣传” 。这就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现实” 。这也是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引发的一个新的课题。如果我们能正视现实,市民社会所统括的人口是我们这个社会构成的主体(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更是如此),那么,一个执政力量的意识形态策略就要作出相应的调整。还没有人从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力量与官方意识形态力量的冲突中去解释1989年的苏东变化;可以这样说,正是一些人对市民社会的文化力量教条主义式的、鸵鸟式的长期蔑视,才导致一种类型的国家政权的解体。
市民社会的勃兴所颠覆的是政治化的人格和貌似全面的然而是无效的说教。“价值失范”所标志的是原有价值虚假性的失落。关于这一点,有的人焦虑和担心是有道理的然而是不必要的。因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失衡关系不可能是历史的永恒状态,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失衡——平衡关系,可以成为我们观察历史变动和预测社会发展的晴雨表。
让我们回到形成市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敏感话题上来:市民社会与文化领导权。卢卡奇认为工人阶级意识将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关系成功与否的关键问题。(23)很显然,他所说的“阶级意识”指的是对劳动群众的动员。事实上,他并没有意识到:市民社会在现代历史进程中比之“劳动阶段” ,范畴要大得多。复杂得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谁掌握了市民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才真正掌握了国家。
国家意识形态的形成的资源来源不能是某种教义,而只能是生活实践。一切正义的社会运动的目的,无非是使生活实践本身更加合理化,使作为人的社会成员的生活状态更为合乎人的身心发展、创造力的发挥和扬弃人的自我异化。所以,运动本身不是目的,运动的目的才是目的。这种对意识形态形成机制的质的规定性决定了制定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意识形态战略要面对“市民社会” ,也就是面对文化结构中沉淀的一部分。忽视这一部分将造成重大的历史性错误。而目前,这一部分正在放任自流,在实践上造成极大危害。
极不完善的当代中国的市场发育,不会自发地产生公正和公平,也不会自发产生合乎理性的交往规范。而正是在这极不完善的市场发育过程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贪渎、掠夺、欺骗、权钱交易、权力异化、金钱拜物教,以及在这基础上滋生的黄色文化和黑社会的勃兴。在这种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下,倡导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与不受约束的自由以及倡导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的不适当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将造成一种以原始资本主义的残酷性、不公正性为其基础的市场文化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中,诚如马克思所说,私有观念剥去了自己温情脉脉的面纱而露出了赤裸裸的利己主义本性。
抵抗市民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庸俗性的,不是外来的加于其上的任何别的东西。机体自身的抗病力只能从机体自身去挖掘。在这种情况下,变革社会的进步力量如果放弃倡导,那么,将自食历史性的严重恶果。
这一冲突和矛盾的现状,令我们不能不思考从政治层面上回复到文化的基本价值:真、善、美。市民社会——民间意识总是像大浪淘沙那样沉淀永恒的东西。如果今天的社会主义者漠视和放弃这一层面的建树,那么,自发的利己主义浪潮与在不健全的法制下引导的市场经济,将像洪水那样冲垮一个民族的心理堤坝,我们将付出几代人的代价去嚼尝这个文化失范的苦果。那些天真和富于想象的、一厢情愿的自由主义者忘记了即使不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西方从野蛮到文明规范了三百年。市场的相对公正和法律的尊严是在美国西部牛仔的刀光剑影和英格兰“羊吃人” 的原始积累开始发展的。即使在今天, 自由主义的漂亮口号也掩盖不住政治黑幕后的几百万、几千万、几亿美元的肮脏交易。历史已经如此无情地告诉我们:一切主义、任何主张,都没有绝对的、固定的价值实现。我们只能回到生活,回到常识,回到关注当代中国的实实在在的进步,回到基本的道德建设,引导真善美的生长。
五、文化批评者的尴尬
当代中国的文学与文论,已不是纯粹的文学问题。努力想让文学与批评回到“纯粹” 立场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一厢情愿式的心态。让我们看看90年代以来的话题吧(不用说80年代)。人文精神的讨论触及的是中国当代社会的精神危机,后殖民主义、后现代的议论,引起争议的小说:《白鹿原》、《废都》、《丰乳肥臀》等等,都指向了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深处。所谓的大众消费文化只不过暴露了当前民间社会的一个心理需要的侧面,而决不是今日中国社会精神生活发展的主流。1997、1998年的政治理论读物热也颇可说明问题。完全靠市场行销的理论读物被全社会关注,颇有分量地说明了当下社会精神发展的状况。
与社会思想发展的尖锐性、丰富性相比。文学界的声音只不过是极端边缘化的余音而已。文学界,批评者,现在不少人倒是成了真正的“文人” ,他们咀嚼着十几套惯用语去框架着并不太丰富的、并不太深刻的创作。让文坛充满着有隔世之感的声音。我们都感到了文学批评和研究状况的无着落感、无依托感、无指向感。
其实,真正的危机是意识形态危机。在社会发展深刻变动的时期,文学总是最敏感的。当代中国也不例外。20年间,中国最重要的小说及电视剧、电影,都与这个发生着深刻变化的社会有内在的深刻联系。作家们的敏感和良知触及着社会深层,揭示着一些令人深思的东西。然而,批评和理论仍然乏力。不知所措的感觉弥漫着文坛。《废都》出现了,一些批评家把它当作黄色文化而加以指责,《白鹿原》也没能幸免,对细枝末节的关注掩盖了对真正问题的感觉。问题还在于:我们对自己的理论原创能力和提出问题的能力缺乏自信。贾府的焦大心态不时流露出来。今日文坛,好像不谈哈贝玛斯就不算是文人,就像十年前不谈佛洛依德就不算一个读书人一样。当理论的创造热点真正出现的时候(1992—1993年的人文精神讨论),反而没有什么话要说。说了的话也引不起共鸣。有意思的是,一场颇可开掘的人文精神讨论,最后变成了东长西短式的“邻里纠纷”。中国文人的内心脆弱可见一斑。
其实,今天的批评家即使不是社会主义者,在精神上也是大有用武之地的。上文已提到:民间社会(市民社会)所真正需要的,不是说教而是实实在在的文化滋润。各种不同倾向的理论家和批评者可以拥有共同的文化立足点,可以在一些基本的价值观上取得共识;无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何推进,这一点当无疑义之处。数年前我论述过,文学理论的可能突破之处在于“意识形态批评” ,这一点我迄今没有变化。
社会的急速变化催发着人的精神和思想的欲望,社会思想发展已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一点。文学理论的技术层面,或内在的语言层面的建设固然重要,对表达的技巧研究固然重要,但这些仍掩盖不住精神需求的紧迫性。一些作家,你们写那些拉里拉杂的个人体验,写那些不着边际的随感,当代读者的反应是:不读你的书,这是最高的评赏了,不读你的与中国和中国人的当下生存无关痛痒的小说。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意识形态批评是回避不了的,不可躲开的。有的人不是想学哈贝玛斯吗?哈贝玛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中研究的当代性是非常突出的。他的主题是:群众民主制、福利国家、群众媒体和群众文化、法制化的冲动……等等。无可回避的当下性使哈贝玛斯赢得了声誉。
对文学这样一个学科,特别是批评与理论,在当代社会中的边缘化是令人叹惜的事情。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 或“黄金时代” 是由一批意志坚定人格高尚的精神先行者构成的。我们开放发展20年了,在思想和社会要向深层发展的时候,热闹一时的文学毫无可怜惜之处地成为萎靡不振的一团。哪怕回顾一下80年代也好啊!那是躁动不安的批评和文学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白银时代” 。然而,市场经济真的有那么大的魔力,令一些文学志士成了赤裸裸的逐利者了吗?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想到鲁迅和李敖。鲁迅对中国知识阶层的分析,对中国文人的分析和批判,今天仍然是我们的良药。而李敖的狂放不羁的嬉笑怒骂。令我们的真实的“自我” 时时汗颜。担当不起道义,何来传世杰作?诚如康德所言,美是一种精神,一种内心的渴望。今天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不在于向外来者学习和模仿了多少,不在于构架一部著作、一篇文章采用了什么术语,不在于在会上能说些什么套话,我们整体上仍缺少——精神。
市场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种种难题,中国人当下生存发生变化后的心态,价值重建中的左冲右突。人性中的善恶冲突⋯ ⋯种种难点摆在批评者和理论家面前。历史会像五·四时期那样。会像19世纪俄罗斯文学那样,在新的一个世纪到来时,造就一批当代中国的真正的文学家、批评家和理论家吗?

注:
(1) 见1991年4月22日《解放日报》。
(2) 见张显杨 《论改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解放文选》下册。第661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
(3) 《世纪脉搏》,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7月第l版。
(4) 同上书。第39页。
(5) 同上书。第183页。
(6) 见《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3月第一版,第180—185页。
(7) 同上书。第206页。
(8) 徐友渔: 《新世纪对自由主义的重新诠释》,《文化中国》1997年3月号。
(9) 参看陆剑杰著《19-21世纪中国的命运: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基本规律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
(10)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l版,第287 289页。
(11) 见《天涯》1999年第l期,任建涛文:《解读“新左派”》。
(12) 同上,第35页。
(13) 同上,第45页。
(14) 《全球现代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俞可平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l1月第l版。
(15) (美)杰·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见《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l1月第l版,第68页。
(16) (日)碓井敏正文,载《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l版。
(17)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中流百期文萃》。1998年第l版。
(18) 参阅陈林、侯玉兰等著《激进、温和,还是僭越?》。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l版,第254页。
(19) 参看何清连《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3月第l版。
(20) 《狱中札记选》,伦敦1971年英文版,第59页。
(21) 大卫·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文版,第166页。
(22) “市民社会”英译“civil society” ,台湾学界翻译为“民间社会” ,80年代后半期已引起国内学术界注意,但讨论限于纯学术圈子里,主要参考文献见《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等。
(23) 参看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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