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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学的文艺学是否可能?
2015-05-16 10:27:08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是的,我无法确切地描绘出我的“职业心态”。我爱它吗?喜欢它吗?有着那种解决问题的冲动和科学发现的乐趣吗? 1978年我有幸进入社会科学院的时候,我是立志要成为一个“科学家”的。20年弹指一挥间,除了短暂离开了那么几年,我有17年的时间在学习和研究岗位上。我人生最宝贵的年华交付给了漫长而又短暂的挑灯夜读、奋笔疾书的岁月。当然,这也伴随着苦闷和彷徨,伴随着对空掷岁月的无奈和无所作为的遗憾。这种感受是复杂的——这不是一个成功者的感受。在世俗的眼光里,我是最高学府的研究员,这个学术职衔是可以让人松口气的。在这条所谓的“黑道”上,我总算走到了尽头而且前面的生命之路还很长,加上我的博士学位,加上我已出版的几本专著、一些论文、很有影响的几套丛书,以及主持国家“九五”项目,我是否还可算作一个本领域的成功者呢?
那就看你用什么标准去衡量了。在这一点上,我不失自知之明。这倒还不在于我时时感到自己知识的欠缺,所知所为在知识人的海洋里极为渺小。而且还在于,我对自己的职业始终抱着根深蒂固的怀疑和不满。有时候,我像困在牢笼里的狮子,渴望着冲开锁链去叩望一下自由的天穹。
1981年硕士毕业的时候,我有机会去做别的事情,我选择了研究工作; 1988年博士毕业的时候,我有机会去一个重点高校,我又选择了留研究所。搞专职研究的选择犹如诺曼底登陆般冒险一搏,我对我的一生事业绝无把握。
我想做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十年前夜不能寐的徘徊历历在目。世界上有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职业,如当医生、当教师、当经理,甚至当一个推销员。
每每辛苦一天,至少可以睡个安稳觉,当然,搞科研也是有让人踏实的时候,如搞工程、搞技术发明,即使搞社会科学研究,也由于对象的明确性和某种程度的可操作性让人感到踏实。
而我们这个行当,实在是令人担惊受怕。我在博士毕业以前,已在科学院学习和工作了8年。我目睹一位位名声显赫的先生怎样地退出生活的舞台。是的,有的写了三本书、五本书、十本书,但放在浩如烟海的书架上,其实这些书又算得了什么?有些可敬的老先生去了“八宝山”,我知道,除了亲友的思念之外,很快一切都像不曾发生。人们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每日感兴趣的话题如同契诃夫、果戈里讽刺小说的场景重现。
80年代我们疯狂过,写啊!写啊!仿佛一切从自己开始,一切从零开始。书一本本地出,话题一次次地换,坚持到现在,同辈人、同道人改行的改行,出国的出国,下海的下海,各人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只有一些“想不开”的迂夫子,在孤独中思考和煎熬。

我在精神上是认真的。
我最认真的,也是最不该认真的是,我想寻求研究的“前沿”。也正是这个“前沿”让我苦恼不已。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资料室存有1949年~1999年的主要论文剪报。当你以50年的线索去搜索某个专题研究时,你会惊讶地发现,文学研究的过程充满着浪费、无用功、重复生产和无意义。如果一个人一生就写了这些东西,那么,他视之为神圣的东西只不过是废纸几页而已!
是我们这些人不聪明?智商低?当然不是。但是,再聪明的人当你面对一场杂乱无章的竞赛时,你可能既找不到跑道,也找不到终点,甚至找不到对手。
至少文学研究的现状是如此。
半个世纪,这是个不短的日子。20年,也足以构成某种历史了。然而,细分起来,其实这20年我们只不过是在开始寻找规范,寻找游戏规则,寻找可能形成的前沿和构成知识增长的台阶。“文革”前17年我们与世隔绝,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我们片面地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寻求文艺学的定位,结果对外界的发展一无所知。“文革”中将这一倾向发展到极致,当然谈不到作为科学的文学研究的正常进展。
1978年以来的20年是文学研究的一个自然进程,其中杂乱无章的无序和属于科学探索的递进都混杂在一起。造成这种状态最主要的情况是:第一,起点时缺乏权威;第二,游戏没有规则。当然,谁会要求一个忙于从政治上拨乱反正的时代,一个“革命”的时代去讲什么书生气十足的规则呢?
你说,我也可以说。同样的话不怕重复多次,同样的文字不怕重写多次。如饥似渴的出版商与如饥似渴的读者一样头脑发涨。这是一个渴望变革而无法寻求秩序的时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1985年被文学界称之为“语言年”———我知道,这不过是几个博士研究生在拥挤的宿舍里拍脑袋想出的点子。如果我们当时知道西方的文论界已向“新批评”告辞,《文学评论》发表的那场闹剧式的笔谈也就不会有什么市场了。同样,我们也以比较成熟的心态领略了“新写实”、“新状态”等等的命名,这不过是故技重演而已。
80年代末大家已感到文学研究、批评的混乱了。无论是评奖、立项、课题设计,都缺乏一个像样的学科史的考察。阶级斗争为纲的阴影在一部分人头脑中根深蒂固,而“追西族”也不甘落后。所有的所谓的“新东西”都是在重复西方学者的一些话语。从世界范围看,这绝对说不上是一种发现或创造。

90年代初,北京的学术界在反思和求索。我无法忘记那段日子朋友间的彻夜长谈。那是一种求道的殉道者式的长谈。
我们在问:自然科学的发现和研究过程,有一门名为“科学哲学”的学科去关照,于是,形成了专门研究自然科学研究的学科;人文科学也可能有同样的规律和建立一门反思性学科的可能吗?争论非常激烈,我们时常争吵到凌晨,直至天明。这是柏拉图学院式的讨论,充满着享受智慧的乐趣。反驳我的理由是:人文科学充满着价值因素,所以,客观的研究是不可能的,中国式的感悟也许是最好的办法。而我所持的无法让我放弃的理由是:
无论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研究者都面对着独立于自己之外的客观对象。自然科学家研究天体与文学研究家研究文学史虽然有区别,但并无绝对不同之处。有人一直误认为文学研究是一种形象思维或至少是一种模糊思维,或者根本不关注文学研究者主体的思维状态——他是如何面对材料得出结论的?途径?步骤?方法?逻辑形式?……关键是,它的整个过程有无规则可循?一句话,人文学科研究(以文学为例)有方法论吗?
思考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文学界,我所遇见的情况是这样的:人们马不停蹄地关注着对象本身(如文学史研究,一流大家直至三流、四流小家都搜索了一遍),而对自身的研究状况不自审。这首先要归咎于中国文学研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传统。被人们引为楷模而且望尘莫及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大家们所做的工作,在传统的路上已走到了极致。俞平伯、胡适、陈寅恪、钱钟书……。今天的人们很难在他们的专题上超越他们。不幸的是,今天人们几乎以膜拜的心态对待他们的工作,愧不能当钱钟书第二。今人已不敢自比为陈寅恪了,但能谈论陈寅恪也是一种满足。奢望这种心态下能做出超越的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一个对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很不利的因素是:自80年代以来的老、中、青三代文学界人士,几乎只是在传统的中文系教育框架内出身的(或是外文系出身的)。传统的机构的学科分工使一般而言的这种教育产生了严重的知识缺陷。在文学界,关于研究者自身的思维状态这样重要的话题,屡屡遭到冷落,屡屡引不起讨论,这与人们缺乏当代思维学、逻辑学、心理学、认识论、自然科学等知识背景有关。似乎与研究有关的只是作品文本,而研究才能倒是天生的。那么,什么叫研究才能?写了长长的文章,其中大部分是信口评点乱扯一通这叫才能?写了一个又一个题目,完全不顾中国乃至国外汉学界已有十人、百人做过或正在做同样的题目,这叫才能?某一个问题显然不可能只有你在关注,那么,你的研究的过人之处究竟在何处呢?某一个作家,如李白,人家已经研究了几十年,方方面面都想到了,今天你的研究能给予人家什么新的东西呢?你凭什么给人们以新的东西呢?凭埋藏在什么墓穴里的李白的佚诗吗?凭什么你一落笔你的东西就是新的,别的做同样题目的人都是白痴?你既没有别人无法发现的材料,又不是什么特别的另外一种知识系统的拥有者,凭什么说你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我自信我的诘问无法回避。问题本身是真实的。传统的道路逼得一些研究者去挖掘文学史上的三、四流人物以求谋篇立文的“新”。否则,同样的对象,同样的思维格局,如何能产生新知呢?

1985年开始,关于思维方式,文学研究的“知识增长”等话题,我不止写了十数篇文章。而且,我在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美的认知结构》一书中,企图体现方法论问题。该书已于1993年出版,现在细想起来,还是颇有意思。
当时我思考的基本出发点是:美学原理研究的构成“知识增长”的关键在哪里?也就是说,我怎样才可能做到别人没有做过的或做得不够的?
构思这部著作时,我手头有国内出版的美学原理著作20余本。其中有中国学者写的,也有翻译著作。概而论之,基本理论研究著作的类型,基本上是以美的本质为先导的板块结构。李泽厚、朱光潜、蔡仪诸先生观点不一,但在驾驭原理审视美学研究对象时却空前的一致。当然,这也是有浓厚的西方学术传统的,柏拉图宣称:美是难的。而“美是什么”一直是个哥德巴赫猜想式的难题,今天的人们试图去回答它也不是什么希奇的事。
然而,至少到本世纪50年代(其实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将“美”作为美学研究对象和学科的起点已经可以明显地质疑了。既然“美”本身是否是一个实在的研究对象本身就存在着分歧,那么,作为一门学科的基本出发点,似乎应别寻它路。
80年代中后期,这种试图在两部书中开始显露。一部是中国人大出版的《审美活动论》,但失之简单。另一部是叶朗教授的《现代美学体系》,这部书提供了不是从“美”,而是从审美经验(审美心理)出发研究的一种可能。可惜,中国美学界犹如其他学科一样,将新鲜和平庸混杂在一起,金子和沙混杂在一起。如果大家都静下心来关注一下这两部书出现的意义(哪怕在启示性上的意义),再来讨论美学这门学科的基本的一些规范,是不是会有更多一些收获呢?我们没有看到,审美活动论的提出,或从审美经验出发来构筑美学原理,已经是对传统的四大派别的一个超越。传统的四大派别起点是“美是什么”?而新的起点则是“事实”———尽管这两部书之间,甚至这两个研究群体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有人热衷于超越李泽厚(其实是李泽厚的60至80年代),但超越李泽厚的最好办法是抛弃他的出发点。我根本不和你讨论美是什么(美是社会的抑或其他)。这种提问在柏拉图时代就有了,今天的人们不见得会提供什么新见解。
80年代后期我在构思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时,我就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上思考。我知道前人的学术成果中有许多合理成份,但我应当在新的起点上讲话。《美的认知结构》构想成熟了。这是一种人文研究中的还原方法,还原人们的审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审美思维。展示它的结构、过程、各个关节,等等。起点、方法没有错误,你可以不同意我的结论,但你无法否认,我们要研究的是人类的审美活动。我的研究工作的局限在于我只能提供目前思维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脑科学等可能提供的材料,而这些学科材料许多还处在猜想阶段。

应当承认,西方文艺理论中显然有大量的糟粕,但从历史发展看,它有一条相对明晰的发展和递进的线索。以本世纪为例,文艺理论从类似丹纳的社会历史方法转向以语言为基础的“内部研究”,这是一次“知识增长”。而80年代初又转向社会与意识形态(其中伴随着新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这又是一次扬弃和进步。我们看到,真正的大家总是在转折关头出现。与19世纪的批判与研究不一样, 20世纪上半叶开始展开的对文学叙事与文学现象的“内部研究”的确从学科史的意义上大大地开拓了研究的空间和深度。罗兰·巴特、格雷马斯、托多罗夫、布雷蒙……这些法国叙事学研究的大家将文学研究的方法建立在新的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外部研究”(经典的批评与研究样本是19世纪的文学运动中出现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思潮)转向20世纪开始的“内部研究”——这个转向使文学研究无疑地提高了一个层次。转向的开创者以及从细节上丰富了这一转向的研究者成为学术史的组成部分。我们说得出:整整这一代人比之上个世纪的大家改变了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提出了自己创造的术语、概念。相对于19世纪出现的概念(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生活、反映、典型……), 50年代繁荣起来的叙述学研究使用了“结构”、“共时”、“功能”、“内在性”、“抽象性”、“文本”等概念。我们知道从亚里士多德起哲学上就研究“工具”与“方法”的关系。即认识到,人类思想的工具是“概念”。康德将这一理念推到极致,《纯粹理性批判》考察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范畴。自然科学研究是这样,从事文学研究的人类难道可能逃脱这一宿命吗?
当然,西方文论的递进性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局面:一方面,即使从亚里士多德时代起的文学研究的一些命题,也不能说毫无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与社会背景不同,西方文论界共时态地出现了几个或多个学术“族群”,它们在知识增长的意义上给文艺学提供了新的东西。如“新马克思主义文论”所提供的东西,比之19世纪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当然要丰富和新鲜。这是一条外部研究的线索,当葛兰西、卢卡奇、本雅明、阿多诺、马尔库塞、尹格尔顿、詹姆逊他们将“文化领导权”、“历史与阶级意识”、“特殊性”、“震惊”、“否定的辩证法”、“总体性的人”、“异化”等概念引入文学研究时,20世纪文学研究的学术与思想所达到的深刻性应当令我们感到职业的自豪。
应当客观地承认,半个世纪乃至一个世纪之中,文学的思想之流在中国文化以外的土壤中自成体系地生生灭灭。它的逻辑发展的线条上没有中国学者的一环。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学术史上的环节是“接着谁”讲的。它的递进性、增长性、可分析性、逻辑性、实践性清楚而又明确。
一个世纪之中,中国的文论界面对着与己无关的这种思想发生状况,显得惶然而又无所适从。特殊的国情使中国的文学研究进程一波三折,一代一代的学人,以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在史料的考证上做出了无与伦比的成绩;然而在思想的发展上却显得苍白无力。我想其中的原因有三:第一,面对独立于我们自行发展的西方文化与文学研究传统,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有点无法切入的感觉。我们如何讲自己的话?接着讲?接谁?过去很多年中,我们没有危机感,因为我们自以为有了唯一的、绝对的真理和衡量一切的杠杆。我们在缺少历史感的,缺乏科学意识的背景下过了好多年,中国的天地太大,所以,不觉得寂寞。而一旦打开大门,自成体系的西方文论思潮与理论潮流令我们惊诧不已。这是一个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巨大的存在,而且是那么多样和丰富。它们的价值不在完善,而在创造,不断地从这个侧面或那个侧面,从这个点或那个点,提供了思维的丰富性。让人们知道面对同一文本,可以这样来阅读和理解。严格地讲,就文学的内部研究而言,更多的是理解语言构成文本的技巧、方法、手段,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意识形态倾向。第二,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自己的理论立足点总是在徘徊、探索之中。革命时期的任务与一个长远的历史性的思想建设任务是有区别的。革命家往往从历史与社会变革的大目标出发来界定意识形态目标,而人文学科的发展虽然与它有关但并不是完全重叠的。以政治替代学术的倾向虽然早已开始纠正,但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纠正以后眼前是一片空白。许多人在不以政治为唯一标准的原则确立以后,却不会回到学术本身。直至90年代后期,我们仍摆脱不了这种发生在深层次的失语现象。第三,我们的理论创造心态有偏误。世界上没有学了一百年而学不会的东西,然而在中国的文论界却存在。例如,我们在本世纪初开始引进西学。文艺学完全是舶来品, 30~50年代,是一阵苏俄风, 80年代又是一阵西风。没有人用强力阻止中国的人文学者发展自己的理论立场,可惜人文理论就是没有发展起来。其复杂的原因另当别论,其中人文知识分子本身的“国民性”的劣根性也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

最为清醒的世纪末到来了。
将20年作为一个学术史阶段,或者,将50年作为一个学术史阶段来说,我们文学研究究竟可以得出什么重大的教训和总结呢?
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做了很多工作。首先,经过许多学者的无序的、无计划的个人和小群体的努力, 20世纪的西方学术思潮系统地介绍了进来。一百年来,西方文论与文学研究大家不超过20位,我们花了20年引进和介绍,费力不小,收获也不小。其次,我们全面整理了中国文论与中国文学史,对中国文学的清理总算有了个好的开头。多卷本的《中国文论史》与《中国文学史》,以及颇有功力的专题研究,断代史研究,这一点可以说是世界领先。其三,我们伴随着全面的拨乱反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进行了反思,尽管在基础理论上进展有限,但已有了个良好的开头,势不可挡。
这三项主要的工作可以看作近20年来文学研究界的三条学术发展的主要线路。谁做得好一些,那就看在这个方面上的功夫和眼光了。在今日人才济济、学科分工极细的情况下,想要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已是白日做梦。举译介和研究西方学术为例。谁咬住一个人、一个现象(例如研究现象学),咬的时间长、下的功夫深,就有可能在竞争激烈的学界站住,而其他的同一论题上蜻蜓点水式的译介和二手转述,就会成为过眼烟云。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学术人口太多,二三十年代,郭沫若一人要译《浮士德》,又要写屈原,又要研究先秦诸子,才能是原因,人手太少更是原因。而目前中国文论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经过近20年的沉淀,无一不是积十年二十年之功夫,专打一地深钻而形成某一领域的权威性的。
那么,积20年之经验,我们明确了什么呢?最清醒的反省是:第一,我们今日所做的最重大的具有学术价值的工作,只是处在资料的归纳和整理以及初步的理论提升阶段。几部规模巨大的《中国文学史》,就史观而言,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而《中国文论史》,还是在资料整理、介绍的层次上。第二,我们意识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最大困难是自己立场的确定,而这一点,有待于对西学、马学和中学的综合。由于这三条线上的工作仍在探索,期待短期内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第三,我们意识到:当前的学术体制是窒息学术发展的最大的障碍。无序和杂乱无章,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式的“指导”;因循守旧和不思进取;抱残守缺和中国式的文人相轻;自以为“学术”而轻视思想和理论的追求;没有评判的权威机制与假冒伪劣的泛滥……我们都感觉到了这个学术体制的窒息性。迟至90年代后半期,以高校为龙头的学术体制的改革终于启动,我们期待着好的前景。
那么积20年之经验,我们今天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呢?
第一,我们不少人处在“不幸”而不知“不幸”。“不幸”在于:我们活着的人,注定不过是过渡人物(当然,也有过渡时期的大家,他们在正确的方向上留下了真正的课题),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未找到如何对待自足自立的西方学术的办法和立场。我们如何接着讲?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还只是一个提法和试验,中国文论的当代立场还很模糊。不知这种“不幸”而自我感觉很好,实在不足道。第二,另一个遗憾是:我们不少人面对丰富复杂的现实而回避现实。回避中包含着三层含义:其一,骨子里中国文人根深蒂固地轻视自己的创造,将西方的观点看作是最前沿的,自以为在“跟踪潮流”。其二,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使不少文学研究者回避当代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发展,从而也使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与主流社会产生了真正的距离。第三,我们遗憾在20年间竟没有办法推动学术体制的改变,只有在今日世纪末到来时,以阵阵叹息来自慰自己的缺失和错误。我们本来是有机会的。假如全国的文学刊物能联手进行“匿名审稿制”,那么今天刊物上一团乱麻的现象就会减少许多;假如有十来个重点校所能做系统的资料研究工作,那么,今天的研究缺乏学术史支撑的现象就不会存在;假如文人互不相轻,而是能互相协作,几个重点单位形成团队,而且选准一个或两个基本方向,坚持十年,谁能与之匹敌?假如我们的人文环境能最大范围地容纳不同意见,能够认可对权威的挑战,能够对真正的创新予以支持,那么,今天的文学研究的学术面貌又会怎样?假如20年间全国与地方性的课题与项目确立能以系统的学术论证为前提,那么,今天投下的几百万元几千万元又会产生怎样的效果?这正是最大的遗憾, 20年间我们竟没有建立起一套比较科学和公允的评估体系,以至于造成今天的良莠不分、黑白混淆。即使是真金,也难以在沙堆里闪光。
这种没有权威,谁都是权威;没有“老大”,谁都是“老大”的现象,说明了文学研究界缺乏真正的难题。难题是这样的意思:这个问题困难到这样的程度,只有靠数十年的积累,很高的智慧才能解决。而今天的我们不是时时看到,初出茅庐的学生动辙就写“美的本质是什么”这样的文章吗?我们看到文学研究界有这样的怪现象:人们攀比着著作的厚薄、多少、规模。这种科研方法和研究现状,产生的最恶劣的后果是:对同行的成果不屑一顾,圈子里的人互不阅读。说出去叫人笑话,多少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均是各说各的,仿佛这门学科不存在一些共同感兴趣的基本问题。

无论是上天入地、天南海北、这个“斯基”那个“洛夫”——有一条铁的规律是不会改变的:文学研究也要面对问题。这个通俗的铁一样的道理,文学研究界到现在仍未形成共识。文学研究怎么了?它不就是研究者对一堆材料的加工吗?不是主体对人的文学活动的认识和分析吗?在这个层次上,它跟其它学科没有什么区别。但传统的中国文人自以为感悟是真谛,以诗学感悟式的点评 (或放大了的点评——比如写一篇批评文章),来代替诗学研究。谬中传误,害人不浅。
由于缺乏问题意识,在多少次课题的申报和评议活动中,我们看到无数仅仅是表述了一个学科方向的选题。例如,某某诗人研究,某某作家研究,某某主义文化批评研究,等等。千篇一律,味同嚼蜡。反映了作者没有系统地掌握某一方向的资料,没有掌握某一方向达到的成果,或者在没有评估体制的情况下,作者投机取巧,懒得花大功夫去沙里淘金,去寻觅他人已达到的高度。
要害是,在某方向的研究水准上,作者提不出问题来。说不出哪些问题已经被什么人什么时候解决;说不出哪种成果已被公认,不必重复;说不出自己的课题在何种水准上解决何种层次的问题。如此年年岁岁循环往复,枉费了多少人的青春岁月。
文学研究要成为科学,第一要做到的是确立真正有价值的课题群,确立真问题。我想举两个成功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美学家蔡仪先生在80年代的学术活动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从学术体制上看,这是典型的导师中心制,一个权威带了一批研究者,在大致相同的方向上前进。而关键问题是课题的有层次的确立。80年代的美学研究要做两件工作:清理地基和拓展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蔡仪先生都做到有条不紊。在理清美学基本问题的方向上,蔡先生早在1978年就抓了《手稿》的研究和探讨,这对当时的美学界来讲是一个很高的起点。事后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论文集引发中国美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论争。而围绕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蔡先生在十余年的时间选准的课题都是几十年间他在科研实践中积聚起来的。在这个方向上,他的成就和他指导的成果有《新美学改写本》(三卷)、《美学原理》、《美的认知结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四卷)等,很明显地看到了在这个方向上发展的学术链条。如果说,蔡仪美学学术以40年代写的《新美学》为起点,那么,到80年代末,这个学术脉络发展已大大丰富了。你可以不同意这个那个观点,但这是典型的科学研究的进展过程,不可否认。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四川大学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这个子课题的确立和进展。在中国文学界,以导师为核心的研究中心的确立,大致形成了一些优势领域。但不少中心并没有形成拳头项目。前年《文学评论》连续发表了川大中文系师生写的关于这个课题的论文,这主要得益于他们的项目准备。比他人有更多年的资料积累,更多的时间投入,更多的人力,于是也形成了更多的优势。如果学术组织有力,不分散兵力,若干年以后,他们就有理由只要接着自己讲就可以了。
说到问题,我所关注的文学基本原理将会有什么值得探讨,值得投入,值得你百思不得其解,值得你废寝忘食的问题呢?一本又一本大致类同的文学原理,不令你智力上厌倦吗?当某一个专业方向20年间让你感到无所适从时,不是你智力上有问题就是研究方式有问题。在我看来,在文学原理的学科大框架的确立上,人类的智慧已足够对付了,不需要今天的一代又一代的学人去另起炉灶。今天出版的文学原理,已大致趋向于对文学活动框架的描述(如钱中文、杜书赢、何西来、童庆炳等先生所著的文学原理著作)。这是正确的方向。当然这种新的框架的内涵也包括了前人所取得的成果(如除了西方学者的成果以外,中国老一代学者的成果也被有机地吸收)。
那么,在基本原理上哪些问题令你心动、激发你的探索欲望呢?问题要真实到这种程度才能称得上真正的科学探索:不仅是你对此问题并无确切的把握,甚至一无所知,而且这个问题也真实地存在于学术界之中。当你这样提出问题的时候,你有时会觉得眼前一片空白。因为有创造力的问题仿佛已经被他人屡屡提出了。比如:人际交往理论、日常生活异化、语言与叙述、复调……所有这些有的是可以包括进新的文学原理的,有的是引起你的关注的。也许真的无能为力——我们没有很好的语言学传统,当小学生是必要的。但我想,当我们所确立的对象是我们独自拥有的时候,我们的理论将会是唯一的和独创性的。在文学活动中,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是自己的,所以,用中文构成的叙事模式将是独特的;在我们的文学活动中,我们对人生的体验和创造经验是独特的,它属于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对艺术经验的描述和研究将是特殊的;在我们的文学活动中,文学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和实际影响力,以及文学意识形态的功能是独特的;在文学活动中,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而造成的接受心理也是独特的……。所有这些独特的研究,整体上构成了我们自己能够言说的理论,构成了我们与西方学者对话的基础。
可是,在狂热的迷恋西方大师的氛围中,我们还有能力提问吗?

没有学科评价系统和形成气候的评价氛围,真正的问题群是无法确立的。没有裁判的竞赛怎么可能?输赢只能自己说了算。所以在中国的文人圈里,这种景观也许是独特的:文人相轻、人人自满、不能合作。出版物成了成就的最重要的标志。
当然历史是有选择的,真正的好的东西终究会浮出水面。但在目前这种滞后的体制下,让真正的成果留下来所付出的代价太大。它要牺牲掉许多人的年华甚至生命本身。让成百上千的聪明人——至少是智商正常的人—一生庸庸无为为代价,换取学术发展的一点点进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积20年之体会,我以为中国学界不乏英才俊杰,要让他们领军一方,成就卓著,扬我中华学术于世界,唯有改革目前的学术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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