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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仪的精神遗产
2015-05-16 10:26:22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蔡仪先生是一个纯学术的人物,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从辈份来讲,蔡老是我的祖父辈了。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年青人,什么时候能够感受到一个祖父辈的学者,像一个同辈人一样倾心跟你交谈,指导你、开导你、跟你交流的喜悦和幸运呢?我大概就是一个这样幸运的人。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导师像蔡老这样:给自己的学生写过60多封书信,有的短短的几行字,有的长长的几千字,说的全是学问。今天,翻阅这些书信,看到这些熟悉的文字和笔触,我真是无法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激动,因为我生命当中最宝贵的年华正是跟这些书信所表达的思想和精神以及书写它的人的人格结合和联系在一起的。
1983年12月18日,我当时在上海工作。蔡老给我写信说:“你想对典型规律作多方面的详细研究当然很好。关于唯物主义的研究,关心并使之加深……,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胜利,影响到全世界去。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是完全有可能的。”在另一封信中他说:“看来最近你为这两篇稿子赶得很紧,第二篇离第一篇的时间那么紧……,我还是对你的健康担心”。那时候,我得了胸膜炎正在家里休养,蔡老几次来信都谈到健康、养病。这样的导师,这样一个对青年学子的学习和生活如此关爱的导师,真的,遇上他真是幸运。
对我来讲,蔡老的一生就是我的榜样。他是一个完全献身于学术、献身于精神探索、献身于理论研究的学人。他的生命就是他的文章,他的生命就是他的思考。从大革命时代起,他就投身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建设事业。他很早就是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也完全可以去谋个一官半职。但他选择了一条更为艰苦、更为圣洁的人生之路,直到患病入院的当天,他还握着他的笔在写作。从这一点来讲,蔡仪的人格魅力是永恒的。正是他的精神和教诲,使我对科学的追求、对知识的追求、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直到现在仍保持着一种宗教式的狂热。
一、从经典着手
凡是被社会公认、被历史所认定的著名学者,一定有一些特殊的地方。蔡仪就是这样。1978年他给我们硕士研究生上的第一课,既不是美学原理,也不是艺术概论,更不是美的本质之类的经典论题,而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蔡老讲的是《手稿》,要我们读的是《手稿》,要我们研究的也是《手稿》。
凭心而论,在考上研究生之前,对马克思的著作我还是读得比较多的。20岁不到,《马恩选集》四卷本通读了,《资本论》也初看了,什么《法兰西内战》、《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等,我都仔细地阅读过,而且认真地作了笔记。但那是自学,是在一个没有交流和更高学术氛围中的封闭式阅读。那个时候,我就不了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怎么回事。但是蔡老上的第一堂美学课就是这部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什么异化啊,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啊,自然的人化啊,音乐的耳朵啊,美的规律啊,等等,这些既熟悉又十分生疏的名词一个接一个出现在你的眼前,撞击着你的耳目,冲击着你的心灵。它里面到底包含着什么样的智慧,透视着什么样的生活和思考,揭示着什么样的真谛,渗透着什么样的情感和道理呢?还好,对马克思著作的比较熟悉,使我较快地介入到这种费脑力的学习和讨论中。
在蔡老具体耐心的辅导下,我的第一篇1万6千字的论文———《论异化与自然的人化》产生了。严格地讲,这仅是我的一篇思维训练的习作,是一个最初整理我的知识和思考、整理我的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但是,这个训练是多么难能可贵啊。正是因为导师的高瞻远瞩和学术史的积累,使他能站在学术讨论的最高点上点拨你进入正途之门。这就是名师的高明之处。
后来蔡老告诉我们,早在1940年代他就接触了《手稿》,通过日文翻译知道了《手稿》的内容,知道了《手稿》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极其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也就是说,《手稿》是蔡仪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马克思主义本身需要理解和解决的重要课题。正是蔡老这样的“五四”以后进入学术界的著名学者,他本人的学术思想史和学术经历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这样的背景才使他有着强烈的经典意识,“关节点”意识。
《手稿》给我们最基本的启示是什么呢?马克思在1844年写《手稿》的时候只有20多岁,我并不认为一个20多岁的年青人写出的一切就是我们研究和思考的出发点。但是,马克思确实站在德国古典哲学丰富的土壤上在思考,这一点是我们所不及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康德和费尔巴哈所讨论的问题,正是马克思所浸润在其中遇到的问题。马克思所回答的问题和关注的问题的本身,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提出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阅读马克思的真正的必要性。思想式的巨人有时候是跨时代的,具有超越性的,因为他在某一个层面上,某一个段落上,发现了真理,把握了真理,并成为不可逾越的一个层面。比如康德的思想至今仍在起作用,仍在影响不断产生的形形色色的哲学家和思想流派。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关于美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在我看来,在科学的层面上也具有某种永恒的意义。马克思揭示了按照美的规律创造这样一个命题的内涵,阐述了美感形成和美感产生的主体性内容,解读了人的活动所产生的异化和自我异化以及对这种异化和自我异化的扬弃。所有这些命题,都值得今天的人们去作更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我在这里不详细阐述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解,我要说的是,蔡仪先生从经典着手的教学思想和科研路径,是值得我们继承和认真学习的。
蔡老对我们的训练有一个长远打算的系3统性。他在我们的硕士阶段抓的就是“经典”两字,学习的开卷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硕士论文是德国古典美学。他要我们几个硕士研究生每人选择一个德国古典美学家加以研究,我选择的是康德。我自告奋勇,因为它最难。它确实难懂,中译本和英译本的两种版本,我读了整整一年才能够基本梳理一下自己对康德的理解。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读《判断力批判》,几乎是如读天书,再加上宗白华先生的德国句法式的中国表达,更让人坠入云里雾里。开始几个月的阅读完全如同进入一个迷魂阵,我不知道路在哪里?入口在哪里?出路在哪里?我不知道康德在说什么!我当时找到了大学图书馆里所有关于康德的教材,但是仍然没有用。这就是语境。没有阅读的语境,没有理解语境的必要的知识背景。学习的过程中有很多不眠之夜,很多灰心丧气的时刻。那时候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借住在北师大,我们在6人一间的宿舍里挑灯夜读。这一段时间是我学习生涯中最刻骨铭心的阶段,因为这不是简单的浏览,不是没有压力的随便翻翻,而是要你在一个时间里透彻地了解一个德国古典哲学家并写出论文,这个论文要5万字左右。
如同登过高山以后感到不寒而栗一样,写完硕士论文时的感觉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如果让我再一次选择做论文,我想我不会选择康德。因为现在我知道,如果你不在康德的氛围当中,或者不在德国文化的氛围当中生活相当长的时间,你就不会理解康德,也不会真正懂得康德,更不会用他们一套逻辑语言和理论思考去表达了。但是当年的我只有20多岁,我敢,因为我知之不多,因为这个知之不多,才使我敢,才使我敢登高山。我不说我爬过来了,但是我至少能疏通自己的思路,能用5万字表达了自己的理解,能用逻辑的链条把我对康德哲学和美学的思想串连起来,开始理解了他的范式革命的意义,理解了他将美学作为沟通感性和理性的桥梁的思想,理解了美学和哲学体系的内在联系……。这就是蔡老要达到的目的,我感觉到了他发自内心深处的微笑。
经典的阅读和写作,是蔡老给我们上的一堂严酷的训练课。这些训练,是思维的训练、逻辑的训练,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训练。这种训练,是一个资深学者手牵着年青的学子走上艰难曲折的科学探索路径的过程。
二、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
蔡老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是出于阅读,而是出于他本身的实践。作为一个1927年就参加大革命的弄潮儿,他生命的过程与中国20世纪复杂的社会历史变革息息相关。苦难中国屈辱和辛酸的历史,都给年轻的蔡仪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像同时代的很多有志青年一样,卷入了大革命的浪潮,参加了共青团。我相信这样一段大风潮中刻骨铭心的经历,是他一生追求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活基础。大革命失败以后,蔡仪东渡日本。在日本,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革命的经验,率先被大量译介。通过日文,蔡仪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获得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信念。
上个世纪20—30年代,马克思主义并不像今天一样人人皆知,并且成为大学教科书的基本读物。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一股世界性的崭新潮流,它是反抗的思潮,革命的思潮,鼓舞人走向光明的思潮。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阶段的发展暴露了它全部的矛盾,战争、杀戮、掠夺、血腥,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来不及披上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某些文明的外衣,它的疯狂扩张引爆了世界性的大战,同时使社会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它能吸引这么多年青人的参与,能对被压迫人民、被压迫国家产生这样大的鼓舞力量,绝不是偶然的。所以蔡仪的选择,是顺应潮流的选择、救亡图存的选择。蔡仪参与了实际的革命活动,如抗战时期进入了国防部三厅,在郭沫若手下做起了对日宣传工作。有一次闲聊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还是上校军衔呢。即使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刻,蔡仪还是选择了更为深远和更为艰苦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斗争。
蔡仪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写出的最为完善的一部理论著作是《新艺术论》。1980年代初期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就惊呼:这是一部大作,是一部中国文学史上有奠基作用的理论著作,它终有一天会被重新认识和重新发现。蔡仪在《新艺术论》里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复杂的社会文化运动和文艺活动的诸多方面,建构了他自己系统的理论体系。《新艺术论》的革命性的意义在于,在最需要新的理想、新的文化武器和新的理论号召服务民族的解放斗争的时候,它高举了面对生活、面向民众、面向实践、面向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大旗。这是那个时代文化革命的先声和文化革命的号角。可以这样说,这是蔡仪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进行理论斗争的一次伟大的尝试和革命实践。
想一想上个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中国文艺界吧,沦陷区、大后方、解放区、根据地,中国种种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社会环境,都产生了不同路向的文艺活动。有为抗战呐喊的,有主张逃避现实躲在靡靡之音中自我麻醉的……,而蔡仪选择了用理论武器去斗争。与蔡仪遥相呼应的是大后方的话剧舞台,郭沫若、阳翰生、欧阳予倩……,许多文艺斗士都用自己的笔加入了救亡图存的行列,《屈原》、《天国春秋》等巨作,点燃了和激发了多少人内心生命的火焰,激励了多少人奔赴救亡抗日的第一线啊。我以为,蔡仪的文艺理论著作正是对这一革命文艺运动系统、及时的总结。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是蔡仪全部理论和生命活动的出发点。我在跟着他近10年的学习和工作中体会到,不是马克思的片言只语,也不是马克思的哪篇文章,而是马克思那种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众热情的呼唤、激情的追求、奋不顾身的斗争精神,激励着蔡仪从青年、中年走向老年。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确,主义是没有国界的。在很多人物传记中,迄今为止最能够打动我,并留下了最深刻印象的是《马克思传》。他为苦难民众发自生命深处呐喊的那种精神,为社会发展寻找最基本的规律并大声地宣布——资本主义制度不是永恒的这样一种世纪性的旋风,我认为都是对的,是值得用一生去追求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和蔡老是心心相印的。他能够在几百个考生中选择了我,大概也有这样的因素。在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学习期间,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谈论马克思始终是我们师生之间共同的话题。他给我的60多封书信中,谈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有几十处。在蔡老的指导过程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论纲》、《神圣家族》、《1857年经济学手稿》等,谈论得最多。到晚年,蔡老又跟我们谈起了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他一直梳理、思考、反思马克思关于社会、阶级、政治、文艺、思想、精神发展等等的论点。如此执着地、热诚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础,这在老一辈学者中是很少见的。因为这样的执着,蔡仪成为当之无愧的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流派的主要代表。他的《新艺术论》、《新美学》以及他的一系列论文集和修改的《新美学》三卷,都闪烁着他这种一贯的不懈追求的光芒。
三、思维规律
作为蔡仪的学生,而且是连续跟随蔡老学习了6年(硕士和博士),又在蔡老身边工作了多年的学生,我一直在思考,蔡仪究竟给我、给我们这一代人、给中国的美学事业留下了什么?从1978年报考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那时起,在学术的追求上我也是心存高远的。1978年是全中国文革后第一次招研究生,社会上积累了大量的老五届大学生,报考的主流就是他们。当时蔡老录取的8位研究生当中,我是惟一一位文革以后上大学的,当时竞争的激烈情况可想而知。
1978年到现在28年过去了,这是人生最宝贵的时代。青春和中年,也是一个人学术生涯当中最重要的时段。作为蔡仪的弟子, 20多年中我完成了《美的认知结构》、《新意识形态批评》和《华夏审美风尚史》等著作。《美的认知结构》曾获得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新意识形态批评》被文艺理论界高度关注,《华夏审美风尚史》获得国家图书奖。我没有成为著作等身的学人,但是我踏踏实实地,而且是满怀激情和兴趣在追寻着问题的求解和答案。这样的学术心态,这样的自我期许,我怎么会不反思学术界的一批人和社会上有些人对蔡仪的批判、误读、误解,甚至围攻呢?我跟随多年的老师真的是那么无知、那么偏狭、那么机械、那么教条吗?我可以时时接触的尊敬的老师果真是那么无能和没有学术品味吗?最著名的批判是“典型的苍蝇也是美吗”、“典型的帝国主义分子也是美吗”,所有这些问题和话题我都能清晰地听到。然而,它并不能抹去我对一个真实的蔡仪的理解。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再一次翻阅了师母乔象钟所著的《蔡仪传》,蔡老人生当中的一幕幕又一次生动形象地浮现在我眼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和文化革命前那种无休止的政治纷争和思想改造运动中,蔡老所处的环境、所遇到的困惑和问题,真是令人感慨系之。然而,即使是那个充满纷争和内斗的年代中,我仍能深深地感受着书中所展示的我心目中的那个遥远的文学研究所,那个能够探讨学问、研究科学的文学研究所。它不像今天那么充满了外界的诱惑,不像今天有的时候令人窒息的寂寞和不能交流。这是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一个充满了激情、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紧张,然而也充满了温馨,充满了对学问的钟爱的时代。钱钟书当邮差,蔡仪烧锅炉,这些细节我现在都感到是那么的可爱。蔡老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变化的时代所体现的精神,那就是思考,那就是写作。他有局限,他不能离开当时的政治条件来完成自己的工作,但他在这一层表面的要求以外,却有着那种真情的追求。他希望考虑自己的计划,考虑自己对《新美学》的再思考和再修改,考虑形象思维,考虑思维的两条规律,等等。
其实蔡老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教学的线索;另一条是完善研究的线索,那就是《新美学》、《新艺术论》当中已经阐述过的基本观点。蔡老在1960年代以后还在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思维规律问题。这一点在1960年代当中他没有展开,因为某些领导人说过一些话。对当时的人们来说,上级领导的一个暗示、一句表态,他们都要思考半天。形象思维因为有人写了文章,说没有形象思维,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是一回事,而且是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蔡仪想要考虑这个问题,要提不同的意见,当时就有批评的意见出来。蔡仪于是就自我暗示、自我约束,不做了。但是,这并没有让他停止思考。
真正让他进入思考的是1980年代。1983—84年,蔡老一再跟我说,要有一个时间跟我谈谈形象思维问题。按照我当时的接受程度,我并没有理解其中最重要的含义,听过就听过了,没有体会到,形象思维问题在蔡老的美学体系和思考逻辑当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现在我理解了,因为他连续写了形象思维六论,他在探索一个根本性的艺术思维或者美感思维的规律问题。这一点他是对的。虽然蔡老一再强调认识论的美学,但是他并没有把认识论单一化,而是把认识论复杂化了。他把形象思维也作为认识论的一部分。这完全不是像外界人们所扭曲和评论的那样,蔡仪就是一个极端的反映论者。当你把形象思维作为一个和逻辑思维对等的线索来理解,把形象思维也作为认识论的一部分的话,那么蔡仪所讲的认识论有什么可指责的呢?作为一个研究者和科学家,蔡仪的路向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可以负责任地这样评价:思维科学、认知科学、心理科学都揭示了人类思维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艺术思维和形象思维,它跟艺术活动密切相关,审美活动的思维逻辑是建立在形象思维基础之上的,是一个最重要的、最本质的揭示和探索。为此,蔡老在晚年连续写出了“六论形象思维”,可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当时没有引起我们弟子的重视。
当然,要揭示这一点很困难,因为这涉及到认知科学的问题。就是人类大脑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艺术思维和形象思维当中,在认知和美感反映当中,大脑活动情况还是一个黑箱,没有仪器可以解释。脑科学、认知心理,现在还没有达到完全揭示思维奥妙的程度。但是,我们可以推论,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去探索。探索就是科学。甚至我们可以猜想,因为人类跟艺术相关、跟审美活动相关的思维形式确实存在着独特性,那么对这个独特性的描绘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只有把这个基本问题解决了,我们才可能揭示人类审美活动真正的核心秘密。从这一点上讲,我深深地感受到这是蔡老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遗产和他的美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
四、批评的回应
如何理解蔡仪并不仅仅关涉到蔡仪本人,恰恰相反,关涉到我们对这门学科的理解。美学究竟是研究什么的?美学这门学科的成长史究竟是如何描述的?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不拘泥于一家一派的学说,而站在更宏观的立场上来理解对象,包括理解自己的导师。
从古希腊时代起就有哲学家来论述美和美感,但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作为一门学科的美学。美学史上把18世纪德国哲学家鲍姆嘉登的美学作为这门学科诞生的标志。但客观地讲,这仅仅只是开始,而不是一门学科的完成。鲍姆嘉登对美学的理解定位在“感性学”上面,这是对前人零星的美学思想的某个总结性的描述,也仅仅是这个学科建设的一个方面。鲍氏以后,历经康德、黑格尔以及现代哲学家的阐述,美学这门学科究竟讨论的是什么,仍是一团迷雾,仍是让人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大多数现代美学家都是从自己的哲学理论来表达自己的美学观念。他们几乎是不食人间烟火地把美学变成玄学、变成某一哲学体系的补充,而不是一门学科的明明白白的概念体系。
在我对美学史的梳理中,悟出了一条明白而又简单的道理——真理往往是简单的——美学无非是对人类实践中一部分特殊实践的理论总结和提升,而不应当被规定为某种哲学体系的延伸和表达。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 1986年构思博士论文时,获得这一简单真理的兴奋心情。在我面前,仿佛开启了一扇智慧的大门,告知你解决美学问题的途径究竟在哪儿。
没有比“审美活动”这个概念更能确切地表达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了。人类这个特殊的实践活动,正是由实存的、非功利的、非目的的因素构成的。人类对它的命名是后来的事,而它的存在却在史前。我们命名这个活动是“审美活动”,不过是让它与宗教活动、实用功利活动等作区别。马克思1844年《手稿》中讲到“四种掌握世界的方式”,其中也包含了这个意思,只不过使用的术语是“艺术地掌握世界”。我采用“审美活动”这个概念,似乎它的外延更大些,内涵更丰富些。我仍要说明,“审美活动”这个命名是否合适,是不是合理,这要让今后的实践来证明,我只是用这个“术语”来表示人类的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而这种活动是我们都能理解和指认的。历史上的一切关于美学的理论建构和设想,都不过是对这个活动的一种思想性的表达。
从对“审美活动”的认知来讲,蔡仪美学思想的地位如何界定呢?
我们知道,从一般活动论的结构来理解,它应当包含主体部分、客体部分以及和主客体相互联结的部分。任何美学理论,无论从何种哲学体系出发,最终都无法回避这样的分析——它会掀起理论缥缈无常的面纱而露出它本来就应有的朴素面孔。
蔡仪美学理论对审美活动中客体部分的极端重视在当代中国美学各流派中是颇具特色的。用蔡老的学术语言来讲,这是指“美的存在”。蔡仪不顾他人的尖刻批评,坚持这一点,并自豪地宣称这是“唯物主义美学的出发点”。从提出这一观点开始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蔡仪观点的合理性、合法性究竟如何呢?
说到这一点,不能不说到中国当代美学的其他几派观点。对审美客体的重视和认知,除了蔡仪之外,其他的人都没有认真做到。朱光潜、李泽厚只承认对象性的存在,而对象性存在的特殊之处究竟在何处?为什么是这种对象而不是别种对象能引起美感?为什么是这种对象而不是那种对象具有人所赋予的“社会性”?这些问题都没有给予合理的解答,而蔡仪有明确解答。蔡仪用“典型性”来回答这个问题。从经验的角度看,“典型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较多地适合于艺术领域,甚至是自然山水景观领域。举例来说,我们并不是到任何一处自然山水去游玩,而只到有特殊地形地貌的地方去游玩,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是具有典型性的某些自然。但典型性也会引起合理的诘难:它为什么会引起美感?为什么会引起人类的审美愉悦?典型的苍蝇美不美?典型的帝国主义分子美不美?典型的强盗美不美?我认为蔡仪美学没有很好地、很深入地回答这些诘难。在这些诘难后面,一定还有某些合理的解释存在。但这无法否定蔡仪美学对客体重视的合理性,它的方向是对的。客体本身具有某些规定性,才会引发人类的美感,关键是:理解这些客观的规定性并不能只从客观去理解,而应该从主体去理解。从主体性去理解客体性,这不是诡辩,而是辩证法。
在审美活动整体关系中的主体部分,蔡仪特别出色地提出了“美的观念”问题。美感并不仅仅是感性的快感,或者说,并不仅仅被表述为一种描述性的感觉状态,诚如有些美学家说的,是“无意识的”、“感性的”、“直觉的”等等。蔡仪认为这是美的表层部分,而它的深层部分是“美的观念”。蔡仪道出了人类美感两重性的秘密,这是蔡仪美学思想中最为宝贵的部分。美的观念是人类审美活动中最核心的,最重要的核心。特别在艺术创作中,“美的观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审美活动的主客体连结上,蔡老用“形象思维”来规定,并且在其他学科极为不发达的时代,他猜测到了这个审美活动中的“思维之核”,并在可能深化的1980年代独创性地描绘了形象思维的“逻辑”。把蔡仪美学体系放在现代逻辑框架中去理解,它不正是朴素地、实证地、有效地逼近了人类审美活动的真谛吗?
用今天的眼光看,蔡仪美学支撑了今天对自然美的认同和保护,蔡仪美学同样重要地支撑了艺术创作中的主体性作用。同样,蔡仪美学又极为重要地支撑了可以大力展开的美育———审美教育。其中,美的观念教育将是最重要的一环。
蔡仪美学中“美感两重性”学说,为揭示艺术批评的秘密提供了钥匙。这一点笔者有专门的文章阐述,在此不作赘述。当我们总结、回顾、再思一位前人的学术成就时,最重要的是要理解:我们在他们的台阶上往前走时,还能做什么?
中国美学在1950年代遇到了历史性的黄金时代,在1980年代又一次重新辉煌。高潮以后是低潮,一切易于理解、易于接受、甚至易于批判的论点、论证、看法和意见都被人们熟知以后,美学研究朝何处去成为学术焦点。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前人的成就和不足,都是我们宝贵的财富。结合自己学习、科研的经验来谈,我觉得现在要认真反思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问题。任何现在的理论体系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无论从马克思出发还是从胡塞尔出发,抑或从后现代出发,都是一种“理论为先”的原则。在这个层次上,各种派别之间大同小异。朱光潜的克罗齐,蔡仪的马克思和李泽厚的“新马”之争,都展示了在一个历史阶段的中国思想史上的“注经阶段”。但历史出现某种现象的时候,一定会赋予它某种合理性。以蔡仪为例,蔡老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不是因为它姓“马克思”,而是它的出发点和基础立场的唯物主义性质。也就是说,这是蔡老认可的原则:人类的意识不是创造世界的本源,而相反,它从根本上讲总是处在第二性的位置。先有物质世界,才有人类和人类的意识——这应当是从古典唯物主义起就遵循的传统,甚至是常识。但这个“常识”,如何贯注到解释审美实践、美感的发生等领域去,是颇费周折的。因为事实上并不存在“有一个美,然后人对这个美有了反应,产生美感”这样一个简单的反应公式,蔡仪从未这样认为过。有人以为蔡仪这样认为,那是误读。否则,蔡仪怎么着力研究形象思维的逻辑,研究美的观念,研究美的规律的规定性呢?从存在出发的研究逻辑和基本出发点,可以扩展为从人类的审美活动出发来理解。因为只有在审美活动中,对象性的存在才会产生对于人的意义,才会被人所理解和掌握。承认这一点,丝毫不否定对象性存在的本源性,如:自然美的自然特性几亿年来都存在,它的自然性应是可被描述的,但只有在人类的审美活动中,它才作为对人类有意义的存在而被理解、被感知和被认识。人类为什么偏偏对如黄山这样特殊的地形地貌产生特殊的美的感觉和意识,这是另外一个有待解开的谜。迄今为止,历史上的任何解释都不令人完全信服。
有的研究出发点也是“注经模式”,如用后现代观点来解释和研究。例如,用维特根斯坦的“非本质论”来解释存在和构造美学。问题是:你能做到蔡仪那样坚信这个出发点是对的吗?蔡仪的“注经”是表象,表象下面是认同“世界本源是物质第一性”的原则,而这个原则不仅被从古到今的许多哲学家认可,而且也与我们的常识相符,是“真正的注经”。有人用“世界是非本质的”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请问这是什么逻辑?维特根斯坦为什么能成为我们思考的出发点和精神来源?你用什么来证明维特根斯坦道出了“元真理”?其实维特根斯坦讲“世界是非本质的”是有限定的,他只是在价值判断、审美判断这样的领域讲“非本质”,而且使用了“本质”这个词。在我们中国学界,“非本质”成为风行一时的时髦口号,可惜这是在误读了维特根斯坦的基础上运用的。
第二,解决美学理论根本问题的途径在于研究审美实践(审美活动)。当我们抛去理论狂热回到常识的时候,我们面对的问题其实是非常简单明了的: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从事某种特殊的活动——具有艺术意味的审美活动。从原始人类到今天的人们,这种活动一直发生着、发展着和变化着。美学要解剖这种活动,揭示这种活动的内涵和奥秘,至少在中国美学界,对这种活生生的发生着的活动本身的研究是非常不够的。因为它在书房中无法进行,它需要田野调查,需要实证材料,它们会告诉我们:何时何地,人们如何创造美、欣赏美?人们的美的观念又是如何形成和依次演变的?人们的审美经验又是如何形成的?
第三,目前解决中国美学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研究中国人的审美经验。理论美学的危机在于与审美实践不发生关系,不影响当代艺术创作。究其根本原因是当前理论表达的来源大多在于西方的哲学家,而不是在本土实践。这一点,是中国美学家处境尴尬的根本原因。中国经验只有中国人自己来总结,西方人是无论如何无法替代的。中国的器物文化,中国的非物质文化,均凝聚了中国人的宝贵的审美经验,我们关注它们和脚踏实地地总结它们也实在太少了。不关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建构,将会是一种什么面貌呢?
实验心理学、行为科学、脑生理学、现代认知科学和思维科学等等方面,目前中国学人并不处在领先地位,而这几门学科是解决美学理论之核的关键。然而,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和广阔的领域上发生的审美事实是极为丰富的,从中总结也可达到解决审美之谜的途径,何必避己之长取己之短呢?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太多了,而且,也是目前的现实极为需要的。谨以此文纪念蔡仪先生诞辰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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