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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托尔斯泰的道德批评想到的
2015-05-16 10:54:38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我一直认为,“后现代”只是我们研究的对象,而不是我们实施的策略,更不是为经济利益所驱动的一块招牌。因为,意义是不可削平的。我们目前存在的一个误区就是,将模糊批评的价值尺度作为实现文学自律的手段。这样做导致的一个后果是,使文学创作可以肆无忌惮地置于金钱的操控之下,以文字化直接的欲望排泄代替现实中无法直接排泄的欲望。于是我们的文学刊物中就有了越来越多的性行为的描写,于是我们的许多著名作家也就堂而皇之地进入生活的“真实”领域,于是《废都》中仍嫌不够,以仿讽之名行哗众取宠之实地标注删去若干字云云。而文学的道德律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
我之所以说意义是不可削平的,因为凡批评均须采用某种方法,凡方法则均须制定自身的评判标准,而只要有标准便必然存在意义。托尔斯泰在《莫泊桑文集序》中曾谈到莫泊桑时代法国批评界的情形,那时占统治地位的艺术理论是,“一部艺术作品不仅不需要任何明确的是非观念,相反,一个艺术家应当完全略去所有道德问题,甚至这就是艺术家的某种长处所在”。其实,我们今天的文坛与这种情形颇为相似。我们引进了大量西方的批评方法,却失去了辨析文学现象的能力。比如,《废都》问世后,许多人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它为什么要插进大量的性描写?它发行数十万册,盗印数百万册,这一切是因为它已优秀到非人手一册不足以平息大众对真正艺术的渴望吗?当这一问题亟须给以解答时,我们的批评家却束手无策,不得已只好附庸风雅,名家之笔,自有其深刻含义也。这种现象说明,我们必须要建立一种评判标准来面对当前的文学事实,批评家的责任就是要解析文学现象的生成机制,并对大众的诘问作出应有的回答。
于是,我再次想到了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是一个泛道德主义者,并且在我看来,是一个理想的批评家,拥有堂吉诃德式的英雄气慨。但是,我必须说,在中国的现代批评史上,今天是最缺乏堂吉诃德精神的时代。或者明确地说,是最缺少道德准则的时代。因此,托尔斯泰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不仅不是明日黄花,相反,具有矫枉必须过正之意义。托尔斯泰认为,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除了才华之外有三个必备条件:“1)作者对待事物正确的、即合乎道德的态度,2)叙述的晓畅或形式美,这是一回事,以及3)真诚,即艺术家对他所描写的事物的爱憎分明的真挚情感。”(《莫泊桑文集序》)而在《漂亮的朋友》之后莫泊桑的几部长篇小说具有形式的美,感情也是真挚的,但是在当时上流社会的审美氛围中,莫泊桑丧失了他在其大量短篇小说中所具有的那种道德感,而这种道德感正是一部艺术作品,尤其是标榜为批判性作品的首要条件。那么,这种道德感的标准如何确立呢?在托尔斯泰看来,这就要看作者对他所描写的丑恶现实抱有什么样的态度。莫泊桑在他晚期的长篇小说中的失误就是,作者情不自禁地便沉浸于他本想要批判的情欲之中去,就是说,在作品中直接去满足人的动物性官能欲望,从而违背了文学的道德律。
文学道德观的混乱首先是源于文学工作者责任感的沦丧。在今天那些号称文人的圈子里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蜷缩在特定的上流社会环境中,远离社会关切,因而在作品中惮精竭虑以刺激麻木的神经,一种是为金钱利益所驱动,以满足大众的直接意淫需求,并且可以美其名曰“不这样搭配连高雅的文学也卖不出去”。所以,类似《废都》这样以性的描写来表现所谓的文人自我批判,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变相的自我欣赏。托尔斯泰在《什么是艺术?》中说:“我们总以为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所体验的情感是十分重大、多种多样的,而实际上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的一切情感几乎可以归结为三种并不复杂的低劣情感:傲慢、色情和厌倦。这三种情感以及由此派生的情感几乎就是富裕阶级艺术的唯一内容。”许多人认为我们今天的文学通俗化现象是后现代时期大众文化主流化的产物,但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我们既没有进入什么后现代,也没有创造真正的大众文化。因为大众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其与精英文化的对话性,是一套新型文化符码的诞生,是一种知识型的转换,体现出强烈的颠覆性。然而,我们的所谓文学具有这样的机制吗?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的文学不是表现了大众文化对“低下部位”的关注嘛?这不是早已被巴赫金所肯定的狂欢化文学的特征嘛?如果说只要关注低下部位就成为狂欢化文学,这不是对巴赫金的亵渎就是对狂欢化文学的亵渎。我们必须注意到巴赫金有关论点的语境。巴赫金肯定狂欢化文学“低贱化”的理由是,狂欢化文学是以对低下部位的讴歌传达新时代的人文主义价值系统,是通过语言的反叛行为达到高雅与低俗、中心与边缘的融合。而绝不是对性行为的直接描摹,更不是对非伦理性行为的津津有味的欣赏。这种描写是X级影片和成人性杂志的事务,而绝不是文学的责任。
我们说文学的道德感,并不是说文学必须行使维护社会道德的职责,不是说要取代法律规章、治安条例,也不是要成为某种合法观念的传声筒。就是被称为泛道德主义者的托尔斯泰也并不是仅凭主观愿望来建立自己的道德批评理论的。我们从日记中可以得知,他为了要写《莫泊桑文集序》一文读了大量美学书籍,如英国艺术理论家奈特的《美的哲学》、法国哲学家居伊约的《从社会学角度论艺术》、《当代美学问题》等(1894年3月11日致列·利·托尔斯泰和塔·利·托尔斯泰娅)。也就是说,托尔斯泰首先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来看待文学创作的,他并非要以其道德观念来替代艺术原则,或通过文学建立一种道德准则,尤其反对使人物变为思想、使作品变为教条,他主张文学作品首先要尊重艺术的创作规律,而道德感乃是艺术的首要原则。
多年以来,由于庸俗社会学导致的逆反心理,使得我们往往把文学的道德感视为伪道德,甚至完全将道德感排除在艺术领域之外。这种倾向或许是艺术追求自律的一种动力,然而其结果却是为艺术的不道德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其实,从艺术发生的机制来讲,艺术本身便是人类道德律的产物。艺术乃是人类剩余精力的雅化发泄形式,或是人类心理在发生倾斜时的合理平衡渠道。在这一问题上我赞同弗洛伊德的观点,艺术即等同于梦,它的实现不能是直接的,必然要接受某种监督机制的制约,因为如果幻想或欲望可以直接实现,则无须通过“梦”的形式来进行替代性渲泄。他说:“我们相信在人类生存竞争的压力之下,曾经竭力放弃原始冲动的满足,将文化创造起来,而文化之所以不断地创造,也由于历代加入社会生活的各个人,继续地为公共利益而牺牲其本能的享乐。而其所利用的本能冲动,尤以性的本能为最重要。因此,性的精力被升华了,就是说,它舍却性的目标,而转向他种较高尚的社会的目标。”(《精神分析引论》)这段话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它说明了公共利益观念(道德)的出现乃是基于生存竞争的压力,或者说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但是人类的本能冲动并不是、也不可能被放弃,它的目标发生了变化,转向了文化艺术,即它通过一种被社会所认可的高级形式最终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真正的艺术必然是道德的,是本能冲动转化为文化形态的高级形式。反过来则可以说,原始冲动的直接满足是非文化创造行为,它舍弃了升华的环节,并没有转向高尚的社会目标,因而就是低级的享乐形式,与艺术风马牛不相及。托尔斯泰虽然不懂得精神分析学,但在这一问题上保持着一个伟大艺术家的直觉,他在日记中写道:“对美的东西的享受实在是一种低级的享受。因此,高级的美的享受应当排除物欲私念。美的享受越是高级就越要排除物欲私念。欲念总是越来越大,没有止境。只有道德的幸福才是完美的满足。”
英国当代美学家赫伯特·里德有一句名言:“我深信美学上的价值正是道德上的价值。”愿我们的艺术家为了纯洁我们的文学,为了创造真正的文学,保持艺术的良知,肩负起重建道德上的价值——也即美学上的价值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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