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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视域中的比较文学
2015-05-16 10:52:41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提 要:从上世纪中期开始的比较文学学科危机在文化研究兴盛的今天更为明显,后者在批评实践中将前者的学科属性几乎全部涵盖。这源于二者共同的对文学研究内倾化的超越意识。但是,如果比较文学真正建立明确的学科边界的话,它与文化研究其实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都具有明显的差别。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文化系统中文化诸要素与艺术文本的隶属关系,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应是文化系统中艺术文本的并置结构关系;文化研究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非文学因素与文学的各种隐喻关系,是一种纵向研究;比较文学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不同文学因素之间的各种转喻关系,是一种横向研究。基于此,比较文学应当放弃跨科际研究的属性,通过退守的形式维护其学科的完整性。

关键词:文化研究;比较文学;学科边界;转喻和隐喻

比较文学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经受着巨大的危机。
1958年韦勒克提出“比较文学的危机”这一口号时,忧虑的是比较文学放弃了文本解读而变成了纯粹的“外部研究”。韦勒克的“新批评”派立场使他敏锐地发现了比较文学当时存在的弊端。半个世纪过去了,韦勒克所担忧的“外部研究”危机并未真正对这一学科构成威胁,比较文学的跨语际、跨学科的方法体系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但是,正当这一危机得以解除的时候,一个更巨大的危机到来了,这一危机的罪魁祸首就是“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以其反学科姿态,将文学批评拓展到人类生存境遇的各个角落,试图在所有重新呈现的社会现象之中寻找到拯救的迹象。学科界线在文化研究的轰击下消解,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文化文本化的尺度,将比较文学本来专擅的“跨学科”性粗暴地掠走。而文化研究的兴盛从本质上讲是全球化运动运作的结果,因此,文化研究天然地具备着跨语际、跨国别的特性,这样,似乎也把比较文学的双语文本的比较涵括了进去。
那么,比较文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the question.”
现在让我们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一下文化研究与比较文学的相通与相异之处,再来判断比较文学的出路何在。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不管比较文学还是文化研究,都是基于对传统的文学研究的内倾化现象所展开的超越性努力。比较文学最初出现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将欧洲各国的文学进行整体并置,“将它们用一种严密的逻辑武装起来”,“将各民族集团重新活动起来并相互沟通;它假设有一个欧洲整体,这一整体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确实能够相互发生影响,尤其是靠一些比种族和环境和狭窄决定论更高的形式。”[i] 当然,法国学派最初还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他们始料未及的是,其所首创的比较文学为东方文学打开了门户,跨语际文学的沟通热情在东方掀起了持续不断的高潮。这是他们的功绩所在,比较文学最重要的意义也就在这里。它如愿所偿,超越了文学的形式批评和单线索的文学史研究,成为大的文学研究门类中富有活力的一种。文化研究也是如此,它发端于文学研究,而深感传统文学研究的无力,于是,在经历了一系列文本主义思潮之后,文化研究的始作俑者们受到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启示,继而试图用文化一元论取代辩证二元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将文学纳入整体文化的系统中,将其作为一种表征来阐释文化与社会。而作为西方文化诗学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也试图“对文本与文本之间的轴线进行调整,以一种整个文化系统的共时性的文本取代原先自足独立的文学史的那种历时性文本”,“过去以为文学与历史、文本与语境之间的区别是一成不变、毋庸置疑的,而新历史主义之新,则在于它摒弃了这样的看法,它再也不把作家或作品视为与社会或文学背景相对的自足独立的统一体了。”[ii] 从巴赫金到本雅明,都把文学艺术的大众化、民间化倾向视为人类灵魂获得救赎的重要途径,在他们的理论中,文学艺术从象牙之塔中彻底解放出来,走向了更广阔的空间。从跳出文本批评走向社会文化这一意义上来说,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在今天获得广泛的响应具有同样的机制。

我们说,无论文化研究还是比较文学,也都是人类进行自我省察的一种认识论形态。在我以往的思考中,曾认为比较文学在文化研究的冲击之下,只要坚守文学对象,就可以把文化研究的各种手段拿来为我所用。但近来我醒悟到,其实文化研究与比较文学具有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二者并不构成必然的冲突,或者说不存在谁消解谁的问题,当然,前提是比较文学应当有自己的科学定位。
我们先来看文化研究的几种类型,以抽绎出其研究特性。
作为一种类学科性的“文化研究”应是在英国“伯明翰学派”首倡下出现的。当然作为综合的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卢卡契、葛兰西等,已经做出了极为显著的贡献。英国文化批评学派的特点主要是解析文化与政治的权力关系,他们通过对大众文化表象的鼓吹进行政治干预。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的意义不在其人文内涵,而在其政治实质,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大众性政治参与,它不是用简单的“消费性和娱乐性”所能概括的,它靠着文化的制造和阐释改变着整体社会结构,这就是所谓的“文化解码”。在这个文化解码的过程中,文学作为突出的文化表象成为伯明翰学派热衷的对象,即,他们通过对文学的解析透视其社会意义。因此,可以说,英国的文化研究是“文化解码”型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可称为“文化批判”型。他们力图将文学艺术引入整体的社会批判,最终实现人类的精神救赎。在这一意义上,本雅明曾积极肯定大众艺术的到来,他认为民众在大众艺术中审美地掌握了自我,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解放。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也是如此,它否定了黑格尔的“整体真实”幻象,试图以彻底的否定主义消除现实的等级序列,而使这个无序状态的现实获得拯救的就是文学艺术。或者反过来说,通过对与“自然美”相和谐的艺术的重建,不仅以其“单纯此在”批判社会,而且映射出一个未来的乌托邦。如理查德·沃林所说的:“在阿多诺的非同一性知识理论――以德国唯心主义的主要认识论渴望:主体和客体的同一性为论题的一种理论――的框架里,自然美的范畴被赋予了重大的隐喻意义:它再现了某个不可还原的他者、某个超越主观自我证明所及范围的原始状态。……阿多诺在下面有力地阐发了这个见解:‘在人们被普遍的同一性所迷惑的年代里,自然中的美是存在于事物中的非同一性的居所。’作为‘非同一性的居所’,自然美同时是关于‘和谐’的某个乌有之物(乌托邦):那个乌托邦将是‘和谐’状态。……在现象世界之无处不在的堕落中,艺术作品拥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拯救力量:它们把这些现象置于某个自由塑造的、非强制性的整体处境中,借此把它们从其残缺的日常状态中拯救出来。”[iii] 因此,不管批判也好,拯救也好,德国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研究模式仍是通过艺术作品达到更新文化的目的。
如果说英法学者的观点尚需要通过分析才能看清其实质的话,则美国的文化理论家们则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们通过艺术文本关注的却是文本之外的东西。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就宣称自己最感兴趣的乃是“对叙事作品的解释,这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如果就新词来表示,就是叙事学”。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为自己的研究定名为“阐释”,即怎样打开一部文本作品,怎样解释作品,怎样发现作品中隐藏的意义,怎样像译密码一样翻译一个故事;进而怎样把作者并不直接出来阐述的观点通过解析其叙述过程而使其呈现。[iv] 而希利斯·米勒等其他“意识形态批评家”所感兴趣的,也无一例外是被“新批评”所排除在外的那些问题,即艺术文本是如何反映作者的意识,如何将现实在作者头脑中的印象在文本中变为另一种现实,以及文本又是如何对读者产生作用。总之,文学艺术是如何将文化的隐秘以审美的方式揭示出来的。[v]
因此,我们可以一言以蔽之,文化研究的实质就是研究单独文本与整体文化之间的隐喻关系。具体来说,文化研究的本体论基础以葛兰西所主张的“实践一元论”为代表。葛兰西认为不存在与人的主体完全对立的自然客体,而只存在处于同那些改变它的人们的历史关系中的现实,即社会中的一切存在都与人的文化实践相关。[vi] 马尔库塞的话也表明了他们的哲学立场:“这里存在着一种能作为社会研究重要根据的文化概念,因为它表述了精神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内蕴。它在给定的情境中点明了社会生活的整体性,这就是指出了观念再生产的领域(狭义的文化,即‘精神世界’),和物质再生产的领域(‘文明’)一道,构成了历史上显著和包容的统一体。”[vii] 从认识论角度看,所谓文化其实是对人的本真生存的一种重构和“遮蔽”,文化将人与自然隔绝开来,文化赋予人以群体规范允许下的特征,文化在一个新的平台上将人与人进行重新组合,并彻底影响了其行为方式。或者说,文化的出现就是人异化的开始。而文化研究的根本任务则是要揭示文化中的人是如何通过各种类型的文本不断异化和抗拒异化的。从价值论角度看,文化研究所忽略的是种族、地域间等差异,即,文化研究者在全球化语境中致力于推进一体化进程,他们并非不承认差异,但他们的拯救意图使得他们淡化民族文化操守的意义,他们认为个体的价值需要在整体真实实现之后才能得以呈现。比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就认为,犹太人问题是整体资本主义制度及启蒙理性操纵的结果,而要解决这一问题不是强调犹太人的差异性,而是需要彻底解除资本主义制度的等级对立,实现真正的“调和”。

人对世界的认识不外乎两个维度,一是对表象的怀疑,试图发现表象的内部结构;二是对现象孤立性的怀疑,试图发现现象并置的规律。我们说,从这一意义来看,文化研究为比较文学留下了生存空间。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文化系统中文化诸要素与艺术文本的隶属关系,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应是文化系统中艺术文本的并置结构关系。我们可以借用雅各布森的语义坐标来说,文化研究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非文学因素与文学的各种隐喻关系,是一种纵向研究;比较文学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不同文学因素之间的各种转喻关系,是一种横向研究。如果认清这种关系,则可以看出,文化研究并不能侵占比较文学的空间,相反,二者应当是各有所据。
但是,为了使上述论断成为现实,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还必须要明确自己的学科基础、研究对象与任务。比较文学的哲学基础应当是始自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按照这一逻辑,世界是意义是靠差异构成的,或者说个体的意义取决于其与对立物相异的特征。但这种辩证哲学不是否定主义的,相反,它是肯定主义的,即对对方的否定,既是对自身的肯定也是对对立物的肯定,否定之否定便是肯定。总之,事物的意义是在逻辑结构中实现的。从这一基础出发,比较文学应当坚守文化多元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普遍主义之风大盛,它借助于经济一体化推行文化一体化,并且试图使大众普遍认同文化一体化的可能。但是,在文化的诸层次中,物质文化层是最易同化的,而精神文化层则永远无法同化,尽管它可能无限地趋向近似。换句话说,各民族的精神文化体系将永远保持着独立的个性,这是一个绝对值。
比较文学应当把文学研究建立在这样的文化哲学基础之上,因此,它的任务是:一,维护文学的审美特性与文学的文化特性的差异,致力于在比较中突出差异,宏扬差异;二,揭示差异的诸元之间的转喻关系,即文学的一方是如何通过与对方发生结构性关系而实现自身特性的,或者说它是如何在与异质文学的组合语法关系中存在的。
为了保证比较文学的领域不被文化研究同化或侵蚀,必须明确:一,比较文学不负责对单个对象的审美研究。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比较文学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单个文学现象的研究属于一般文学批评理论的领地,比较文学必须维护其“比较”的“纯洁性”;二,比较文学在揭示转喻关系的过程中同样也需要利用揭示隐喻的手段,但那不是它所特有的,正如比较文学在进行文学传播的渊源考察时利用了考据,但它却不是学科意义上的历史研究一样。应当明确,只有文化研究是跨学科的,比较文学不可避免要利用文化理论来进行具体问题的研究,但它必须在其定义中去掉“跨学科”一项,以维护其“文学”研究的“纯洁性”。
比较文学如此定位并非要回到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模式中去,而是要纠正自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转向造成的学科“边界溢出”现象,正是比较文学的这一“泛文化研究”化把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推向了真正的危机。因此,要拯救这一危机必须窄化比较文学的学科边界,以使其具有不为其他学科所侵占的特性,从而有效地结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比较文学的学科危机,在文化研究的视域之中获得新的生机。



[1]巴登斯贝格《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徐鸿译,见《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40页。
[2]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本文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1997年,第156页。
[3]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张国清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20-121页。
[4]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第4页。
[5]参见莫瑞·克里格《批评旅途:六十年代之后》,李自修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76页。
[6]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39页。
[7]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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