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心理学数据库 古代文论数据库 旧版入口 English
首页 > 学者文集 > 王光明 >

“寻根文学”新论
2015-05-16 11:14:18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王光明

20年后回望当年轰轰烈烈的文学“寻根”运动,当事人之一韩少功事后的一段答问非常让人寻味:  有人问他:“你在十多年前即发起‘文化寻根’,……十多年过去了,不知你是否已经通过自己的创作找到了‘文学的根’,即新的民族文化的生长点?”韩少功的回答颇有点出人意外:“八十年代的‘文化寻根’与我有一点关系,但我从来不用这个口号。我已经多次说过,‘寻根’只是我考虑的问题之一,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任何一个简单化的概念,即便有些道理,也不过是一些思维的‘方便’,是应该‘随说随归’的,一旦僵固下来就可能形成遮蔽,就可能危害思维。”①
这段话是从网上下载的,没有明确出处,但我相信是韩少功说的,因为还是在提出文学“寻根”的第二年,他就表达过相近的意思:“去年,因为写一篇《文学的‘根’》,我被商榷多次了。没料到有这些反响与效果。当时用了‘根’这个词,觉得不大合适,同几位朋友商量过,一时又没找到更合适的词。‘寻根’很容易同移民作家和流亡作家的‘寻根’混同起来。现在其实是各说各的,七嘴八舌,谁也听不清楚。”②
韩少功的这些话至少包含了二重意思,一、“寻根”主张的确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甚
至成为某种“口号”;二、“寻根”这个词并不准确,容易产生歧义和误读。然而,事与愿违
的是,“不大合适”的词却迅速转换为一呼百应的口号,而一年之后深思熟虑的“寻找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的表述却似乎无人问津。时至今日,“寻根文学”不仅是当年的盛事和今天美好的回忆,而且一直是大学中文系学生人人必须温习与背诵的功课,———你去翻翻当代或20世纪中国文学史教科书,哪一部没有“寻根文学”的章节?
“寻根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一道绚丽的风景,当然值得人们缅怀和记载。这不仅由于韩少功、阿城、郑万隆等作家在中国文学寻求突破的关口,先后写了以文化思维超越政治的文章,③引导了一种新的写作潮流;更由于这批作家写出了《棋王》(阿城)、《小鲍庄》(王安忆)、《爸爸爸》(韩少功)等令人难忘的作品。不过, 20年后重新面对他们的“理论”和作品,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当事人的自省,更可以发现理论与作品的龃龉。“寻根”文学的意义,是(或者主要是)一种文学的“文化寻根”思潮吗?
现在有关“寻根文学”的论述,大都流于主要“寻根”作家创作观念与作品两者的循
环推衍。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寻根”文学的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紧张,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争战;其基础是知青作家上山下乡时的文化感受和生活体验,以及沈从文、汪曾祺、陆文夫等人风格迥异的现代风俗小说。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等具有草原文化感的小说,特别是1984年7月阿城在《上海文学》发表的小说《棋王》,直接启发了一批作家文化关怀的向度;而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 Gabriel Garcia Márquez,1928—)为代表的拉丁美洲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介绍④,则鼓舞了中国作家以现代意识发掘民族文化的信念。它们成了1984年12月《上海文学》与《西湖》杂志在杭州联办的创作座谈会的主要话题,并凝聚于文化寻根的基本共识中,———阿城、郑义、韩少功、郑万隆等人的文章都是对这种共识的各自表述,它们分散地构成一种论述逻辑:“文化制约着人类”,我们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已经“断裂”,“跨越文化断裂带”的出路是寻回文学的“根”,“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由于“寻根”作家论述的前提与结论都是文化,一些研究者把“寻根文学”阐述为“将文学溶解在文化之中,或者说将文化弥漫在文学中”的创作思潮,就变得有根有据了;而更多的研究者把“寻根文学”的本质理解为“文化寻根”,认为它是一种以现代意识发掘与反思民族文化的内核、源泉和“深层结构”的潮流,也就顺理成章了。
然而,在与本土的“现实主义”主流文学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双重对话的语境中,“寻根文学”的焦虑与诉求,主要是文化问题吗?首先,从创作主张上看。在1985年表达“寻根”观念的几篇常被提及的文章中,郑万隆的《我的根》是一篇创作谈(后来也作为“附录”收入作者的小说集《生命的图腾》),郑义的《跨越文化断裂带》主要是对“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来“文化断裂”现象的批评。而最重要的两篇文章,如前所述,韩少功对《文学的“根”》进入公共空间和文化流通环节后,演变为“寻根”的口号已极不满意,在他的心目中,所谓的“根”,主要是指“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则是从创作的自由与限制关系切入话题的,他认为文学如果没有强大而独特的文化限制,就必然要受具体、狭隘的“社会学”的限制⑤,他倡导小说家作广泛深厚的文化开掘,既是对文学的文化归属感的意识,也是文学摆脱社会学的一种策略。
其次,从“寻根文学”的作品看,虽然后来的阐述者开列了一个庞大的“寻根文学”
谱系⑥,但在较严格的意义上,这种文学思潮即使从1984年12月杭州召开的创作座谈会算起,也不过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⑦,真正以“寻根”观念创作的作品并不太多。其中一些作家作品是事后才被批评界“追认”的;后来一些“寻根”的作品,也被人诟病为走了“老”、“边”、“异”的偏锋。而被批评界和文学史视为典范的《棋王》、《爸爸爸》和《小鲍庄》,《棋王》在那个座谈会前半年就已发表,《小鲍庄》与“文化寻根”的主题相去甚
远。
在这三篇典范作品中,如果从“文化寻根”的主题去考量,堪称典范中的典范的,非
《爸爸爸》莫属。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寓言:通过一个封闭自足的生活世界和一个白痴式的形象,象征文化传统的痼疾。然而,湘山鄂水间那个在现代风雨中巍然不动的鸡头寨以及它的子民的生存方式,那个智力低下、除了嘟哝“爸爸爸”和“×妈妈”只会翻白眼的丙崽,是否留下了过多主体强光照射的痕迹,存在观念大于形象的问题?因此,在表扬这篇小说“体现出强烈的主体理性批判精神,对这种文化状态的各种劣根性内容给予深刻的揭露”的同时⑧,也有学者指出,与其说像沈从文的《边城》,“莫如说它在精神气质和象征手法上更接近于鲁迅的《阿Q正传》”,“有太明显的鲁迅式的批判意图”。⑨这里想进一步说明的是,鲁迅是在现代社会转型的动荡中探讨“国民性”的病相的,以喜剧的笔调写悲剧(这一点非常重要),因而具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效果;而《爸爸爸》却把鸡头寨写成了一个亘古如斯的世界,以悲剧结构和象征手法争取某种宏大的象征效果和批判性,效果与趣味就显然单调多了。在这个意义上,《爸爸爸》的象征意图是否过于明确了?作者的本意是通过“民族的自我”与世界文学潮流对话,从“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特质”的向度去想像中国问题,但“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的诉求过于强烈,作品就难免重视宏大象征意义的追求并直接与“五四”的批判传统认同了。在这个意义上,《爸爸爸》在以民族历史的现代观念支配艺术想像方面,也具有代表性,而那种强烈的支配欲望,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这篇小说的艺术价值。《棋王》、《小鲍庄》与《爸爸爸》的不同,正在于这两篇小说对所处理的题材有深切的感受和个人领悟,而不受明确的“文化寻根”主题的支配。如前所述,虽然阿城也是“寻根文学”的倡导者之一,但《棋王》不仅写于这种倡导之前,而且倡导的出发点是要摆脱“社会学”对文学的限制。实际上,《棋王》并不像许多“寻根文学”评论家所说的那样,以王一生的故事具体演绎了以庄禅为代表的道
家哲学的精义,而是通过吃与棋两件事把生的“常谈”重新带进小说,⑩让它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并使之充满人生哲学的多重意味,从而沟通了俗与雅、无为与有为的深层联系,呈其交涉相向的辩证性和互动性的特征。或许正由于此,这篇小说的叙述者才会在结尾时“想”:“不做俗人,哪会知道这般乐趣?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
王安忆创作过许多优秀作品,但只有《小鲍庄》被写入“寻根文学”家谱,大概由于这篇小说关涉到家族起源、“仁义”、自然、神话等和“文化寻根”相关的话题。但实际上,《小鲍庄》是一篇关于人与洪水的故事,“洪水”具有双重的隐喻,既指自然的洪水也指语言的“洪水”:人能否在自我构造的神话中封闭地生存?在滔天的语言洪水面前,能否筑坝建碑
把权力物化,抵御语言洪水和时间之流的冲击?尽管“小鲍庄”在历史上曾以无数人丧失言说能力为代价筑了一道“仁义”坝,并以匿名叙述赋予一种神秘、自然的色彩,却无法摆脱真实人性的挑战与反讽;那么,利用权力叙事的“理水”功能,将“历史神话”转化为“当代神话”,甚至以坝与碑汇集事实、价值和权威,是否就能获得永恒?《小鲍庄》通过“当代神话”对“历史神话”的置换,实际探讨的是权力与叙事的关系和效果问题,展示的是进入现代历史后两套价值符码的离合纠缠。
可以说,《爸爸爸》是民族文化的寓言,《棋王》、《小鲍庄》则属于历史与个人日常生
活关系的想像,它们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疏离了自40年代以来形成的以社会动员为目标,以反映论为原则,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方法的写作模式,从而让小说写作冲出渐成惯性的社会历史“大说”的跑道,多元展开小说想像世界的方式。一方面,他们以大于当代意识形态的“文化”作为化瘀剂,重新衔接起“五四”感时忧国传统和批判精神;另一方面,则以小于(也可以说大于)“文化”的人生“常谈”与凌驾于生命之上的权力机制对话,让某种社会历史的“预制”性的矛盾表露无遗。它们本质上是被挤到当代历史边缘的中国小说美学传统的回归:游离历史的“大说”而回到小说的趣味和艺术。这就是为什么,“寻根”小说既让人看到与鲁迅小说的互文性也让人回忆起沈从文、汪曾祺的写作和中古代笔记小说的原因,而莫言的乡土传奇重构也因为这个原因被有些批评家视为“寻根”作品。
因此,“寻根文学”是当代文学想像范式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它最重
要的意义是寻回被历史边缘化了的小说美学传统,即重视从个人意识、感受和趣味出发想像世界的传统,而不是在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发掘和想像性重构方面取得了什么了不得的进展。从寻根小说“根基”的角度,才可以解释这种文学现象与80年代的“反思”文学在题材、主题、趣味和语言、技巧上的对话关系;才可以理解“寻根文学”何以会成为后来先锋小说叙事和语言实验的前站。“寻根文学”实在是一种承前启后,具有过渡性质的文学现象。至于文学寻“根”,为什么会被误读为“文化寻根”并让一些人走“边”、“老”、“异”的偏锋,这种情况只要联系1985年兴起的文化问题讨论热,便不难得到解释。

注释:
1.转引自陈仲庚《韩少功:从“文化寻根”到“精神寻根”》,http: //online. btvu. org/yyrj/mjmz/wanganyi/wyx/wyx5. htm
2.韩少功《寻找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1986. 4),《夜行者梦语———韩少功随笔》,第22页,知识出版社,1994。
3.这些文章主要有:郑万隆《我的根》,《上海文学》1985年第5期;韩少功《文的“根”》,《作家》1985年第6期;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6期;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文艺报》1985年7月13日。
4.马尔克斯于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但在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出之前,马尔克斯的小说已经在《外国文艺》上译载,《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也于同年10月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此外,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也在1984年出版了中文译本。
5.“……中国文学尚没有建立在一个广泛深厚的文化开掘中,没有一个强大的、独特的文化限制,大约是不好达到文学先进水平这种自由的,同样也是与世界文学对不起话的。听朋友讲,洋人把中国人的小说拿去,主要是作为社会学的材料,而不是作为小说。是不是这样当然待考,但我们的文学常常只包涵社会学的内容却是明显的。社会学当然是小说应该观照的层面,但社会学不能涵盖文化,相反文化却能涵盖社会学以及其它。”(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
6.综合几本有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被叙述为“寻根文学”的小说,在该主张提出之前主要有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等,郑义的《远村》、《老井》,阿城的《棋王》及稍后的《树王》、《孩子王》和《遍地风流》等。该主张提出后主要有韩少功的《爸爸爸》、《归去来》、《女女女》,王安忆的《小鲍庄》,郑万隆的系列小说《异乡异闻》,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葛川江小说”,扎西达娃《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更宽泛的“寻根文学”家谱甚至包括了陆文夫、邓友梅、冯骥才、史铁生、莫言、李锐、朱晓平、铁凝的一些小说和杨炼等人的个别诗
作。
7.批评家李陀认为:“‘寻根文学’的兴旺仅保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到了1987年属于这个倾向的写作已经很少,只剩下汪曾祺一个孤老头儿不慌不忙地荷戟前行。”(《1985》,《今天》, 1991年3-4期)
8.参见《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第28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年。
9.参见《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孟繁华、程光炜著),第207-208,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
10.按照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早期著作的观点,“常谈”就是共处之所,地位与“中心”相同,是价值“形成和处在”的地方。
11.这个主题可以在这篇小说同年被转载时作者写的创作感言《一些话》(《中篇小说选刊》, 1984年第6期)中得到印证:“小至个人,大至中国,衣食是一个绝顶大的问题。以王一生的出身,他自然带了这个极现实的问题。……如果有什么人为了什么目的,不惜以我们的衣食为代价,我和王一生们是不会答应的。”另外,这个故事的“原型”本来有一个更耐人寻味的反讽性结尾,由于作者担心“通不过”而作了改动:“阿城的故事的结局与小说《棋王》不同。故事的结局大致是:许多年后‘我’到云南出差,听说‘棋王’已调到‘体委’做专业棋手,于是抽暇去看他,两人正好在‘体委’大院的门口相逢,只见‘棋王’胖胖的,一脸油光。说不几句话,‘棋王’便拉着‘我’的手说:走,吃饭去,这里每天有肉,随便吃。当‘我’问是否还下棋时,回答是:每天吃饱饭,下什么棋?”(李陀:《1985》注①)
12. 中国小说的历史“大说”现象,可以追溯到晚清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对小说的社会历史功能的强调,但具体的规训则来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确立。


上一篇:问题文学史
下一篇:20世纪中国诗歌的三个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