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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术穿越政治
2015-05-16 11:26:47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如果一定要将学术与政治作为两个范畴来对待,那么我以为学术既不是“依附”政治的,也不是“脱离”政治的,而是“穿越”政治的。
这当然首先牵涉到我们对学术与政治的基本界定。在“何为学术”的问题上,我基本赞同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学也者,观察其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学与术》)。所以“学”不只是学习,还包含着发现、发明;“术”也不只是技术,更重要的还在于现实实践和作用。这意味着,人类文化的发展,无论是政治、经济、科学、哲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都有学术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政治的变革、经济的发展,科学的发现,道德的更新等,都是学术探索的结果。因此脱离发现、发明的使命,无论是理论思辩形态还是实证考释形态,抑或描述抒情形态,都可视之为学术的异化。而在“何为政治”的问题上,我以为应划分政治权力与政治生活这两个范畴。一个人可以回避政治权力,但无法回避政治生活。我们常说的“学术依附”与“学术独立”,如果是相对于“政治权力”而言,那是可以成立的。但中国学者常犯的错误,是将“政治权力”与“政治生活”等而论之,从而将学术对政治权力的挣脱,推论为不关心政治生活的所谓“学问”,并以为只有专心于“学问”才是学术之独立。
我的意思是说,不断生产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及其它学说,并以此影响社会,这就是学术,而且也就是学术的“独立”。学术的独立也就体现为它的生产功能和影响功能,并且也应该被视之为学术自由的最高境界——即学术独立不仅仅是可以自说自话,可以独立地表达学者的意志,而且可以不受任何既定的文化规范的约束,通过创造及影响社会来体现自我价值。学术自然必须和既定的知识与材料打交道,但那只是学人发现发明过程中必须凭借的工具和资源,是学术的基本生存方式,而不是将其作为性质、目的从而异化为“博学”。以这种思维方式,必然会得出“学术穿越政治”的看法。
“学术穿越政治”的首要涵义是指:“学术”按照上面的解释,其本身就是独立性的代名词。但这独立性对于政治来说,既不能做依附政治解,也不能做脱离政治解,更不能做对抗政治解。这是因为,无论是依附政治、对抗政治还是脱离政治,其实都是一种政治生活而不是严格的学术生活。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以“西方式自由”为理想从事的“学术”、以及所从事的政治性对抗,不仅其实就是一种政治理想,而且其流产只不过在于我们丢失了真正的学术精神——对中国现代自由观念的发现与发明,从而将西方的自由观念照搬的结果(无论是严格的照搬还是改头换面的照搬);因此今天的中国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自由”,才是一个令当代学者颇为棘手的事情。而儒家的“独善其身”、道家的“隐居山林”、乾嘉的“考证之学”,之所以能与中国专制性政治相安无事,也就在于脱离政治的学术是不会影响中国人的政治生活的,并且是以一种学术无现实之用来配合中国的政治之用的。这样,后者通过材料发现而不是真理发现所体现的微薄的学术含量,所维持着的中国学人的自我价值感,因为不与现实事物发生关系,自然就比较苍白了。因此,对抗政治的学术,因为意图不在学术而在政治,自然就无心从事学术性的创造;而依附于政治的学术,丧失的是学者独立的声音,进而影响学者的发现与发明,这类例子已不胜枚举;至于脱离政治的学术,则把学者独立的声音与现实隔绝,最后便将这声音变为与社会现实发展无关的自言自语,从而也不可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发现与发明。
“学术穿越政治”其次的涵义是指:学术是不回避政治的,也不应该回避政治。只要学术不回避现实生活,学术就不可能回避政治生活。因为政治就像文化、教育、经济、科学等范畴一样,只是现实生活的组成部分之一。由于渗透进各种文化领域里的学术,是依赖与现实的关系、并从现实中提出问题,来推动各种学科的发展的,所以它就避免不了随时会与政治和政治性的生活打交道。在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中国,在政治作为文化核心的中国社会结构中,即便学术不与政治生活(如道德生活和文学生活)打交道,也难免会带上政治色彩。而学术不回避政治,其实既包括不回避政治权力,也包括不回避政治生活。不回避政治权力是指:学术权力常常是在与政治权力的冲突中显现的。陈寅恪、顾准就是一例。这也就像离开了理性感性也就无法定位自己一样,学术权力必须在和政治权力的“摩擦关系”中显现其独立性。此外,学术权力未尝不可利用政治权力来做具有学术性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能因为郭沫若向政治权力靠拢,就说郭沫若的学术只有政治价值而没有学术价值。在这里,绝对的“贬郭扬陈”是有问题的。当然,这取决于学者是否有能力穿越政治权力,也取决于政治权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尊重学术权力。后者是指:文化的前景、国家的命运、老百姓的生活……这些都属于政治生活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仅是政治家、革命家关心的,也同时是学者可以并应该关心的,尤其是有忧患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这不是说中国知识分子常常越过学术的边界,而是说学术的视野不可能不投注现实的政治生活。这一点,古今中外知识分子概莫能外。卢梭的天赋人权是这样,萨特的存在主义也是这样——我们不仅不能说他们的学术成果不是学术,恐怕反而因为他们的学术穿越了人类的政治生活,对人类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应该视之为学术中的精品。这就是:渗透了独特思想的学术,才是优秀的学术。尤其是:当学术取向和政治取向正好一致的时候(如建立中国新文明),学术生活也同时可能就是政治生活。所以诉诸于文化教育新建的蔡元培,既是独立的学者,也是独立的教育家和政治家。
“学术穿越政治”的再次涵义是指:学术的目的不在于政治,而在于利用政治或非政治之材料,大之确立自己对世界的发现与发明,小之确立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与见解,并以此作为自己独立的价值依托。即所谓“穿越政治”,最后达到的是现行政治和既定学术以外的地方,是一个有自己政治见解和学术思想的地方——那是一个学者的价值立足点。就学术而言,陈寅恪是以“以诗证史”之史学方法的发明,来确立自己在史学研究中的独立价值的,这一点没有问题。就和当代政治的关系而言,陈寅恪是以柳如是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人格,来显示自己对政治的穿越的。但这个穿越,其前提是政治允许陈寅恪若即若离。如果不允许而产生对抗,那么陈寅恪可能不是顺从便就是毁灭。或者说,政治的允许保证了陈寅恪精神的独立,这样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说陈寅恪的精神生活没有政治权力的宽容(显然,政治就没有给顾准这样的宽容)。但细推下来,陈寅恪在精神上是以柳如是、王国维为榜样,在守卫一种具有民族气节的学人传统,这样我们就可以说,陈寅恪在穿越现行政治时抵达的是传统的一种政治文化,或者说是王国维所心仪的政治文化。当传统文化人格、精神、制度是一体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陈寅恪和王国维在中国政治走向问题上还缺少对传统的反省。比如像鲁迅那样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同时进行思想悬置,比如对“朝代变更与社会发展”、“民族气节与忠君思想”、“独立精神是捍卫传统还是也批判传统”等关系的更为深刻的认识。因而陈寅恪在穿越政治问题上似乎就缺少一些学术价值。这种欠缺,自然使得我们对陈寅恪极力推崇柳如是也应保持审视的目光。反过来,顾准尽管还不能称之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和有自己体系的思想家,但是他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制约机制”的思考,以及对西方议会制的警觉,却多少可以表明:他的学术已经在做穿越中国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西方意识形态双重限制的努力,而具备了难能可贵的学术探索价值。顾准的学术,便是“学术穿越政治”的学术。
最后,学术穿越政治不同于艺术穿越政治。学术穿越政治是“在”现实中穿越,而艺术穿越政治却是“对”现实的穿越。“在”现实中穿越政治的学术,依然是在现实中,其结果是观念形态;而“对”现实穿越政治的艺术,构建的是非现实的世界,其结果则是形象世界。虽然在我看来,学术对政治的穿越与艺术对政治的穿越,在“个体化理解”这一点上有共同之处,但其性质却有重要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学术不仅是以逻辑思维为其语言形态,而且因为政治等文化范畴也是以逻辑思维为其语言,这就使得学术与政治在性质上具有同构性、互动性。即政治可以制约和影响学术,学术也可以直接作用和影响政治。相反,艺术是以形象思维和虚构为其语言形态,艺术世界是现实不可能实现的世界,这就使得政治尽管也可以制约艺术,但这种制约因为艺术语言的稀释,而远不如制约学术直接。如此一来,艺术对于政治的影响,也就远不如学术对政治的影响直接。而经典艺术,甚至看不出这种影响。你说《红楼梦》是影响了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是更影响封建社会还是更影响社会主义社会呢?所以我说,艺术的最高功能是让人获得心灵依托的,而不是对抗政治或影响政治的——艺术对政治的影响越是直接,其艺术价值可能就越低。也就是说,艺术的功能其实不是现实性的,而学术的功能则是现实性的。这个特点,使得学术对政治的穿越,只具有对学术自身权力捍卫的意义,但并不具备改变学术与政治共同的现实性之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即便“独善其身”,学术研究的价值即便只是在学术领域内实现(如陈寅恪“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对史学研究的推进),也不可能在根本上改变学术对人类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只不过,学术是与政治不同的方式,依靠个人的努力并且是以个体的知识生产为武器,来体现这种推动罢了。所谓“学术穿越政治”,其意义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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