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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怎样“动”文化?
2015-05-16 11:26:13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多年来,我自己研究了一个概念叫“本体性否定”,这个概念的简称就是“穿越”。“穿越”是“亲和对象又能突破对象约束”的意思。放在文学中就是优秀的文学是能让现有的文学和文化概念在评价时感到既亲和又尴尬的。比如苏轼有一首《琴诗》是这样写的:“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你用“天人合一”和“天人对立”这两种思维方式去把握都感到不太合适,因为这里人不从属于天,也不对立于天,人不是立足点,物也不是立足点。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的格雷高尔,也是西方文学史上如“多余人”、“地下人”、“荒诞人”等文学形象难以概括的。所以我把这样的作品称之为有作家自己对世界的“个体化理解”的作品。文学“穿越”文化的结果,就是建立起这样一个文学世界。所以我为什么说残雪的作品文学性目前还不是很高呢,因为你觉得用卡夫卡、博尔赫斯的作品好像能把握她;我为什么不说池莉的作品《烦恼人生》文学性高呢,因为你一下子想到北岛的《网》可以概括它。
这个问题直接牵涉到我们对“文学与文化关系”的新理解。很多学者喜欢用“互动思维”来谈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但“互动思维”是一种正常思维,它还不足以突出文学实现自身的程度,也无法解释上述作品产生的原因,因此不是文学性思维。为什么呢?因为在文化和文学这组二元范畴中,文化对文学的“动”和文学对文化的“动”是不对等的。这种“不对等”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文化对文学的决定是个“事实”,而不是一个“文学问题”。因为我们找不出不受文化制约的作品,我们不是遵从于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遵从于西方文化,就连文化虚无主义也是一种文化(因为自然界不存在“虚无”的问题)。所以,就像人的自然性“本能”是一个事实一样,只有人类对“本能”怎么看,才会形成不同的文化,儒、道、释以及西方的宗教文化、理性文化等,就是这样产生的。同样,在文化决定文学这个“事实”面前,文学对这个决定“怎么看”,才构成文学问题,所以面对“功名利禄”和“弃恶扬善”这一文化的普遍要求,“贾宝玉”和“韦小宝”让这种普遍要求感到尴尬,从而以其“特异的看”给人启示。第二,文化更多地与我们的生存利益相联系。比如,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就是在“民族救亡”这个问题上提出的。但是,和“民族救亡”这个命题结合得紧的文学却不一定是好的文学,为个人生存利益而写作的文学,更难以产生好文学。比如,古今中外的优秀经典作品,从现实利益层面上看基本上是没什么用的。很多学者说《红楼梦》的价值在于反封建,但反封建的作品很多,它们为什么没有取得《红楼梦》的艺术成就呢?在我看来是因为《红楼梦》中的核心人物贾宝玉实际上在现实中是没有什么用的,而作家曹雪芹在现实中也是生存得很不快乐的,作品也不可能作为现实发展的审美理想。所以现代文学史上的“抗战文艺”也好,当代文学史上的“伤痕文学”也好,它们均与“民族救亡”有关,但鲁迅、张爱玲等作家的作品,《红高粱》、《许三观卖血记》、《尘埃落定》等这些难以被归类的优秀作品,不是与其无关,就是能突破其要求的。所以文学性不是讲现实“功利”而是讲心灵依托之“功用”的,它的启迪性来自于作家对文化普遍要求的尊重性反思,而不是顺从性认同。第三,文化对文学的要求在中国是一种“宗经思维”。《文心雕龙》贯彻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文学作为“宗经”的工具,到今天也没有什么改变。20世纪我们只不过是把传统的“经”打倒了,来“宗”西方的“经”而已。到了20世纪90年代,“晚生代”作家好像“不宗经”了,但他们把身体、欲望放在一个很高的层面上,还是有“宗经”的文化惯性。所以健康的人格不是“宗经性人格”,而是“尊重性人格”,我们不应该选择这个或那个“经”去崇拜、认同,而是应该对所有的中西方的“经典”均应该尊重,进而穿越和改造。所以张承志“膜拜”哲合忍耶而不是“尊重”哲合忍耶,必然影响他对“哲合忍耶”的“个体化理解”,制约其作品的文学性。所以,我觉得由于这三个方面所导致的文化对文学的“动”,在中国文化语境下,不是造成文学按照文化的要求来动文化,就是使得文学的“动”,停留在个性和感性、风格和技巧的层次,使得文学对文化的“动”明显的无力,并且遮蔽了文学怎么“动”文化的理论研究。
所以,从我的“本体性否定”理论出发,我认为应该加强文学对文化的“动”的研究,才能使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不同而平衡”。那么这个“动”该怎样理解呢?
首先,我认为文学对文化的“动”不是“对抗文化”,而是“尊重又不限于文化”。不对抗文化也包括不对抗政治。我认为“对抗政治”恰恰强调的是文学的政治功能,而不是它的文学性。所以苏轼不对抗儒、道、释,也不反对“文以载道“,但儒、道、释和“文以载道”难以解释他的很多作品;他也不对抗政治,新党和旧党他都不是对抗的,但是新党和旧党都不喜欢他,因为他有自己的政治理解。所以我觉得苏轼身上有一种中国式的人文独立内容可供挖掘,这是一种“亲切的独立感”。而新时期的“伤痕文学”是对抗、批判“四人帮”的,但留下来的好文学为什么很少,是因为我们用政治的对抗思维来写作,就不可能写出昆德拉那样的“直面政治又不限于政治”的作品。顾城的《一代人》中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光明”和“黑暗”是政治二元对抗思维,但是只要我们深思一下就会发现,在中国文化中,“光明”和“黑暗”的关系是复杂的,甚至是混乱的,这一点鲁迅在《小杂感》中借“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纠葛”说得非常清楚,所以鲁迅说中国文化是一个“圆圈”就更为深刻。这种穿越二元对抗的思维可以提供作品阐释的丰富性,这篇作品就不仅仅是写光明和黑暗的问题了。所以昆德拉的《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轻》如果仅仅是在政治上表态赞成谁,就不可能探讨人的政治生活背后的哲学生活问题,而海明威也不可能穿越“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的对抗,在“死人就是罪恶”的意义上阐发他对战争的独特的文学性理解了。
其次,文学对文化的“动”不是“轻视什么和排斥什么”。“轻视什么”突出地表现在20世纪中国文学应文化启蒙的要求,对世俗、本能、欲望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轻视态度,以至导致了90年代“私人化写作”的逆反。所以,在我的思维中,“大公无私”和“自私”是一种文化结构,都应该予以反思。所以我的改造是“奉公而不大公,有私但不自私”。欲望本身是中性词,只要不防碍他人和社会,欲望不能说是丑的。如果我们把欲望捆住了,一放松,欲望就会有放纵现象。所以根治“物欲横流”要从对传统的道德的反省与重建开始,也要从对20世纪文学的“轻欲望”的反思开始。比如鲁迅笔下的农民,几乎一出场全是有问题的,农民世俗的一面、亲切的一面就被忽略了。《故乡》中少年润土是一个很可爱的形象,但是他的出场是为了衬托成年润土的麻木,鲁迅不是就其可爱写其可爱的,这就影响了鲁迅作品的丰厚性,也使得鲁迅的文化批判色彩过于浓烈而影响了其可读性。而“轻视什么”和“排斥什么”也是相关的。中国当代青年作家的写作资源主要是卡夫卡、博尔赫斯等大量的现代主义文学,这是一种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学的排斥现象。所以认同西方和排斥传统,在思维方式上是一回事。真正的文学性穿越,是应该“尊重中西方所有的文学和文化”,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写作,必须有这种尊重的态度。我想这至少是金庸、张爱玲成功的原因之一吧。
再次,文学对文化的“动”也不是“文学超越文化”。所谓西方式的超越在中国的文学实验就是“新潮文学”。这种超越以“彼岸”和“此岸”的二元对立为前提,一方面追求纯粹的形式结构,把社会现实文化内容都排斥掉了,这不符合中国文化亲和现实的创造特性。所以“新潮文学”对传统载道的文学、过于现实化的文学有冲击力,但并不具有多少建设的意义。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学经典之所以没有纯粹形式的作品,“四大名著”之所以都是世俗化、情节化、故事化的作品,是因为中国文学对“具象”是尊重的,因为“象”是现实化的存在;中国文学对“世俗生活”也是亲和的,因为这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红楼梦》写的都是儿女情长,吃喝玩乐,为什么写成了经典?金庸的故事性小说在中国为什么有怎么多的读者,这是值得中国作家思考的。即便中国的民间艺术中有大量的抽象图案,也往往以具象的图案作为材料;而中国的书法艺术,更是建立在“具象”的基础上的。无论写实艺术,还是写意艺术,这种尊重现实形象的特点是中国艺术的一种文化特性。文学的现代化和西方化,不能无视这一特性。“新潮文学”不能持之以恒,正好说明我们在文学超越文化问题上的西方化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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