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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变与分化:世纪之交的先锋诗坛
2015-05-16 14:24:27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先锋诗歌本是个模糊概念。先锋,在文学艺术领域固然常被人们指称那些具有超前意识与革新精神的艺术家,但同是先锋的称谓,其内涵其实是不固定的。换句话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与特定的社会思潮相联系的先锋。由于诗与创造有相通的含义,具有一定的先锋意识应属诗人的基本品格,因而诗人们,尤其是青年诗人往往喜欢追踪新潮、标榜先锋。抛开那些自封的先锋不谈,新时期以来,按照约定俗成的理解,先锋诗歌实际是对朦胧诗(新诗潮)、后朦胧诗(或后新诗潮、新生代诗、第三代诗)以及形形色色的“实验诗”、“探索诗”的统称。这是一个庞杂的诗歌创作的种群,我们很难条分缕析地列清它的谱系,也很难三言两语地说清它的美学特征,而且它的内部时刻在成长新的因子,不断分化,不断改组,冲撞与反叛,好奇与渴慕,怀疑与冒险,种种矛盾抵牾的东西纠缠在一起。80年代初期关于朦胧诗的争议和1986年的“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引起的众说纷纭,是人们记忆犹新的。此后,先锋诗坛虽然表面上有所沉寂,但内部的争执与喧闹始终或明或暗地持续着,直到世纪末以被媒体戏剧性地渲染为“盘峰论剑”的形式公开爆发。
论争双方,一方是以王家新、西川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另一方是以于坚、伊沙等为代表的“民间写作”。尽管在会议之前谁也没有对与会的两派诗人进行如此清晰的命名,甚至一些诗人也没有这样一种“站队”的自觉,但是随着会议的发言过程及此后的笔仗,这种阵线的区分却越来越明朗。
“知识分子写作”,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一命名的科学性与严谨性,而从它所涉及的内涵着眼,那么它是一种强调提升精神世界、强调超越的写作。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精神需要一个寄托,这寄托的地方便是他精神所归宿的地方。假使没有寄托,心灵便会陷入困顿与茫然之中。正是这种提升精神世界的渴求,构成了此种写作的心理基础。每一位诗人,都因所处时空的不同而面对不同的人生经验。但这种琐屑的生活经验永远满足不了诗人理想与情感的饥渴,他渴望超越。不过这种超越只能是精神上的超越,形而上的超越,因为诗人并不能真正地超越生活、超越生命,只能是在心理上同生活经验保持一定的距离。这里关键在于改变有限生命的感觉方式,实现人格上、内心上的一种变换,从而在精神上达到由欲望、情感层面向宗教、哲学层面的挺进与提升。基于这个道理,进入90年代,新时期初期那种由个人的身世之感而推衍出的心灵对于现实生活的感应,渐渐不再居于主导地位,面对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面对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理想幻灭、道德沦丧、腐败盛行……诗人们开始在新的层次上探索,在寻求超越具体现实的前提下,力图对人类生存历史的全部复杂经验,进行更宏观的、抽象的艺术把握,以现代人的眼光对民族文化心理进行纵深的开掘。他们在失望、痛苦的精神状态中依然执著地营造理想的殿堂,追求着精神的终极关怀。不过,在任何时代里,与诗人的精神发展同步的读者都是少数,因而此类写作先天的局限就在于它的曲高和寡。还有一些作者情愿与本民族的诗歌传统“断裂”,丧失了对自己民族的声音倾听的冲动,反过来对西方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手法却心向往之,靠频繁变换的诗歌模式来获得一种贫困的心态平衡。由于他们所追求的诗歌理想、所遵循的写作规范,往往是对翻译诗体的照单全收或蹩脚的改制,因而造成读者的反感也就很自然了。
“民间写作”,强调的是写作的平民立场,热衷于日常经验的描述,从“形而下”的凡俗生活表象中,开掘隐蔽的诗意。在这些诗人看来,世界万物无所谓现象与本质之分,现象就是本质,本质也就是现象,真实地描述出现象,也就抵达了本质。故而诗人不一定都高蹈于云端,诗歌也不一定都蒙上神性的光环,诗人不必避讳极其琐屑的日常事物,只要抓住身边的事物,把它们记录下来,就有可能直逼隐匿的诗性。当然这就要靠诗人的审美判断力了。实际上,日常经验入诗,更强调感受的深度,强调诗人的直觉。从文本角度说,民间写作往往是一种口语化的写作。日常生活万象纷呈,诗人要想把所有的生活经验全部记录下来是根本办不到的。那些看似随意拈入诗中的生活景象,实际上正是诗人主观世界一直想寻觅的对应物,诗人之所以选定它,主要不是靠判断推理,而是靠的直觉。因而这类诗歌的写作取决于诗人的内在质素,甚至更强调他的艺术观念所能达到的水准和层次。这种写作表面上率性而为,实际上也要表现对人生与世界奥秘的深层思考,做到这点并不容易,控制不好,常常会失之油滑或低层次的欲望的宣泄。
如上所言,“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它们各自强调了诗歌创作的一个侧面,有其各自的合理性,也有各自的局限性,理应和睦相处,互相学习、互相竞争,为什么会互相对立、互相敌视,争吵得不可开交呢?抛开双方的情绪化因素不谈,这里很大程度上是陷入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模式的误区。在持有这种思维模式的人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别的东西。在考察先锋诗坛内部的裂变与分化的时候,有必要突破这种两极思维模式的框子,才能寻找到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焦点。
就具体诗学主张而言,“知识分子写作”强调高度,追求超越现实与自我,表现对世界终极价值的寻求,不能因为它不易为一般读者接受就否定其存在的价值。“民间写作”强调活力,强调日常经验的复现和对存在状态的关注,也不能因其夹杂若干草莽与粗鄙成分就视之如敝屣。盘峰诗会争论的话题,有些实际是伪命题,双方的艺术观的分歧被人为地夸大了,比如“知识分子写作”是否就是以翻译的西方诗歌为写作资源?日常生活经验是否就是“民间写作”的专利?恐怕都不能做简单化的结论。“民间写作”的主将不是也曾有过与西方大师的对话吗?而“知识分子写作”者的笔下,日常生活经验也不见得就比“民间写作”者少得了哪去。
就实际的创作状况而言,“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间也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个诗人可以有多种笔墨。实际上,像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写作”的臧棣、西渡等人,进入90年代后都越来越将日常经验视为非常重要的诗歌资源;而被认为是“口语写作”代表人物的于坚,他的许多作品也并非都能纳入口语写作,比如《O档案》。这毫不奇怪,正是诗歌的本质特征使然,如丹纳所说,艺术是“又高级又通俗”的东西。诗作为雅文化的代表,也同样包含着俗文化的成分,它就像一棵大树,既扎根大地,又指向天空,无视大地与忽视天空都是片面的。
可见,“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尽管有诗学观念的不同,但是它们之间并非誓不两立,而是有着很大的互补性。当然,从“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自身而言,确实也有为争夺诗坛话语权力而交锋的成分。且看双方关于介入争论动机的表述:
“知识分子写作”一方:“这场由某几个人策划并挑起的‘论争’,在一种权力欲望和挑衅心理的支配下,从一开始就超出了正常的文学论争范围。但是,被迫应答的一方,却并非为了‘争权夺利’(相反,如果出于现实功利考虑,他们最好洁身自好,并落下一个‘大度’的美名)。他们可以承受对他们个人的攻击和中伤(那些可笑的诋毁,能够‘骂倒’他们吗?)但他们却不能一再忍受谎言和暴力,不能忍受那些对于诗歌和严肃写作本身的恣意践踏。因此,我在这里完全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的良知通过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①
“民间写作”一方:“这场论争的肇因潜伏已久。论争爆发的形式不无偶然性,但还90年代中国大陆诗歌一个公正全面的历史真实裂变与分化:世纪之交的先锋诗坛的吁求与辩白,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在这里,真正被动应战的,是一再被遮蔽、被忽略、被排斥在‘阐释话语权力’之外的‘民间’一方诗人,亦即非‘知识分子写作’圈内的诗人以及大量代表着更新的诗歌生长点的年轻诗人。毋庸讳言,被迫应战或者说挑战的‘民间立场’一方,在诗学之争的同时,带有强烈的‘权利之争’的色彩,但说到底他们争的只是同一阵营多元共存的‘生存权’,是在‘知识分子写作’者们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宰制权力’面前,向历史讨一个公正的说法!”②
从双方各执一端的关于介入动机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尽管立场不同,措辞不同,但双方都对争取诗坛话语权表示了异乎寻常的强烈关注。不能说在这种强硬中没有坚持真理的自信,也不能说在这种强硬中没有对艺术的忠诚。我们虽然能够理解这些诗人内心的苦衷,但是我们更能感受到80年代的“先锋综合症”至今还在这些诗人的身上延续着。诗评家唐晓渡在他所编的《90年代文学潮流大系·先锋诗歌》序中,曾对80年代先锋诗歌所表现的浓重的“青春期”特征做过这样的描述:“对生命的自发性的倚恃和崇信,反叛的勇气和癖好,对终结事物和绝对真理的固执、自我中心的幻觉、对‘新’和‘大’的无限好奇和渴慕、常常导致盲目行动的牺牲热情,以及把诸如此类搅拌在一起的血气、眼泪和非此即彼、‘一根筋’式的漫无节制,暗中遵循雅罗米尔(米兰·昆德拉小说《生活在别处》中的主人公)所谓‘要么一切,要么全无’的逻辑。”③应当说,唐晓渡所描述的先锋诗人的“青春期”特征,在盘峰诗会及其随后的论争中已然表现得淋漓尽致。
盘峰诗会的争论尽管有些情绪化的成份,但毕竟是先锋诗坛内部的一次开诚布公的对话。应该说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诗的领域本来就不应是整齐划一的,众声喧哗的局面才是正常的。诗人应该敢爱、敢恨、敢骂、敢哭、敢争论、敢发火。可悲的倒是扔进一块石头也溅不出半点涟漪的一潭死水。盘峰诗会的争吵打破了诗坛的平静,两种写作方式的冲撞为先锋诗歌未来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一方面这种冲撞改变了诗人固有的审美观念和思维定势,为诗的创造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这种冲撞也会带给读者审美习惯的更新。先锋诗歌这活跃的精灵,将会在两种美学观念冲撞而打开的辽阔空间里自由翱翔。

注释
①王家新:《从一场蒙蒙细雨开始》,见《诗探索》1999年第4辑。
②沈奇:《中国诗歌:世纪末论争与反思》,见《诗探索》2000年第1—2辑。
③唐晓渡:《90年代文学潮流大系·先锋诗歌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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