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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危机与美学传统的建构——略论卢卡契总体性美学的
2015-05-16 14:29:26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在人们热中于谈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当下语境,谈论卢卡契似乎不合时宜。如果有人称“卢卡契是当代世界最有影响最有争议的伟大思想家之一”,那不会有人提出异议,因为这道出了一个基本的学术真像。但要继续探讨卢卡契其实,则属多此一举。其实,在当代西方美学家当中,深刻反思并坚定维护现代性价值的并不多见,最重要的是两位:一位是哈贝马斯,另一位就是卢卡契。对于前者,国内外好评如潮(尽管也出现很多争议),而对于后者,则多以为思想僵化、不合时宜。本文拟从现代性视野来重新审视卢卡契的美学研究,认为,决不能将学界偏见那样将卢卡契其哲学美学和文论归结为十九世纪黑格尔美学话语与马克思美学话语的简单复述,而应视为二十世纪现代性反思思潮当中的重要一员。卢卡契曾钟情狄尔泰、师从席美尔、受业于韦伯、聆教于李凯尔特,后者都是赫赫有名的现代性大师。作为在现代性思潮盛行时期步入学术文化舞台的思想家。尽管卢卡契没有直接加入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当中,但卢卡契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关注现代性问题。卢卡契美学体现了二十世纪的鲜明的时代精神,体现了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洞悉,并提出了许多具有重大创见的克服危机的理论成果。卢卡契的总体性美学体现了他对现代性价值的一以贯之的坚定维护。在二十世纪初,非理性意志论处于鼎盛时期,他及时从新康德主义形式美学与黑格儿历史美学中吸取价值,提倡总体性的艺术观念;当二十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物化危机加剧的时期,他及时从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反拜物化理论当中吸取价值,提出总体性的历史主体及其阶级意识的革命理论;当二十世纪各种现代主义艺术出现颓废危机(而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又存在简单化倾向)时,他及时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吸取价值,提出了总体性的“伟大的现实主义”理论;当二十世纪科学实证思维出现霸权危机时,他及时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现代其他人类学等理论成果中吸取价值,提出总体性的拟人化的美学理论,弘扬了艺术美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可见,卢卡契并未过时,卢卡契更非“一条死狗”,而是一位值得当代学术与之全面对话的重要理论家。本文拟就卢卡契总体性美学的几个侧面展开讨论,希冀更多同仁将研究引向深入。

一、 克服现代人性的分裂:提倡总体艺术的审美理想

近代西方的几百年时期,是现代化文明不断扩张的时期,也是人的精神急剧蜕变的时期。面对日益严重的人性分化或分裂的状况,大批浪漫主义艺术家哲学家曾流露出深深的忧虑,卢梭呼唤自然的人性以对抗科学技术造成的危机,康德希冀以艺术审美克服理论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二律背反,席勒主张通过审美的桥梁使人从自然的人过渡到道德的人,尼采则钟情于酒神精神的狂欢与醉态来恢复人的生命的原始力度。十九末、二十世纪初的西方,更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资本生产迅速扩张、社会分工更为细密、商品财富空前增长、社会问题与文化问题也最为深刻的时期。社会物质现代性历程一路高歌猛进而又危机四伏。席美尔(或译作西美尔、齐美尔)———这位天才的经济学家与思想家,在其代表作《货币哲学》中,深入研究与深刻反思了西方以货币交换为代表的资本生产体制给资本主的文化与人性造成的全面影响。揭露了资本主义货币社会由于主观精神文化与客观物质文化之间的分裂而陷入不可逆转的危机理论。席美尔指出,如果说在市民社会的形成初期即18世纪初期,人是精神生活是建立在主观文化的基础之上的,与此相反,19世纪的社会关系出现解体,形成了受制于货币制约而独立于人的新形态的客观物质文化。在主观文化中,个人受到尊重;在客观文化中,个性的地位被货币取代。[1]
席美尔认为,导致现代文化危机的根源于各个领域的高度专业化或社会分工化与货币交换的统一系统。传统文化是一代又一代人积累而成,其创造者与产品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然而在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产品与其生产者彻底地相分离,产品的价值不是来自生产者的心灵,而是来自与其它产品的联系。产品的这种片段化特征,欠缺具有灵魂的生产者的本质。[2]社会的细密的分工靠货币交换的等价制度加以统一,而这又反过来加剧了物质文化对精神文化的挤压。
席美尔深刻指出,“货币通过其广泛的影响,通过把万事万物化约为一种相同的价值标准,它拉平了无数的上下变动,取消了远近亲疏……”[3]货币以其数量化、精确化、工具化、非个性化、无色彩化、非人格化、均质化、齐一化、平面化或形式化精确化、等本性横扫一切传统价值,统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同时,也造成社会文化与人的存在具有金钱或货币的诸种性质。货币的逻辑与人文的价值尖锐对立,传统社会的血缘、个人内心的情感、心灵深处的激情、幻想世界的憧憬、艺术领域的诗性等等遭受无情消解。金钱或货币在社会生活中取代了过去的上帝的地位,成为无所不在的决定性力量。整个世界成了一道数学题,而货币则是其中的公分母或公约数。如果把社会比做一个巨大的语言系统,货币则是其中的基本语法。他不无悲哀地指出:现代货币制度下,个体文化中的灵性、情致和理想正在日益萎缩,社会甚至再也容不得一个尼采,甚至也容不下一个歌德。总之,现代社会的无高尚无个性的风格的理性主义特征受到了货币制度的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作为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的流露的主观个性的精神文化,受到货币系统中的客观物质逻辑的扭曲和压制。“个人文化之发展远远滞后于物质文化的进展”[4] 
韦伯提出的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客观化、合理化理论与席美尔的理论极为近似。韦伯指出,传统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被现代社会的客观化、形式化或合理化所取代,但是,尽管这种客观化有其解魅的合理性,但更多的是形式的合理性而非实质(或价值)的合理性。
席美尔与韦伯的思考也青年卢卡契心中引起强烈共鸣。还在大学时代在匈牙利读书的卢卡契曾极为熟悉并崇拜席美尔,多次前往柏林聆听过齐美尔的课程,被席美尔的精彩课程吸引和折服,成为席美尔的私淑弟子。卢卡契与韦伯也交往密切,加入过韦伯的私人学术社团,二人后来的联系可谓终其一生而不断。卢卡契对现代性的体验与思考因而深受席美尔与韦伯的影响,他放弃法学专业而转修哲学和艺术史。在进行了几年的戏剧演出与研究并名声大振之后,他系统钻研了哲学、美学理论,除《现代戏剧发展史》这部千页巨著之外,更撰写出《心灵与形式》等一系列精彩而又影响深远的美学学术随笔集。
卢卡契运用席美尔和韦伯的文化社会学理论,阐述了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所造成的文化危机,资本主义社会的刻板的劳动分工,使一切个性的东西成为多余,劳动本身及其结果都成了与人相对立的异己的东西,对物的追求似乎成了唯一的目的。卢在《现代戏剧发展史》一书中,卢卡契也将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分为“理智的文化”与“审美的文化”两种形态,认为理智的文化把“人的完整的生活割裂开了”,人在理性化和科学化的过程中成为异化的存在,而审美的文化则“赋予人生以意义”[5]。 卢卡契深刻分析了作为现代审美文化的戏剧艺术的嬗变及特征,指出:现代戏剧是现代市民社会的戏剧,根源于现代市民社会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既是个人主义的,又是整齐划一的。“(资本或商品生产系统中的)工作取得了一种和个人对立的、特定的、客观的生命,因此个人不能在所从事的工作中而只能在别的地方寻求表达他自己的方式。”[6]
在《心灵与形式》一书中,卢卡契更是明确指出:在卢卡契看来, “生活”本是人创造的,但是,为人所创造的生活已外化为与人自身相对立异化世界,变成了外在于人的僵化的力量,成为一个充满着与人疏离的程式教条、典章制度、规范机构的非人世界。卢卡契所说的“心灵”即“真实的内心生活”,即“生命的本真状态”。由于毫无意义的外在生活已经与人的心灵世界完全无法对应,因此,只有文化如艺术、哲学、宗教尤其是艺术能给人提供内在的真实生活。卢卡契坚信,生活是苦难的,工作是没有诗意的,人的真正出路在审美文化中,只有在艺术中人们才能再现生活的意义和情趣。因为科学只能提供事实和材料,而不能提供意义与价值,艺术才是与事物的本真性相关联的,只有通过艺术和审美才能揭示混沌生活背后的那种存在形式。艺术审美文化是把“心灵”与“生活”(即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真实生活与日常生活)诗意地、和谐地统一起来的方式。在卢卡契看来,艺术乃至整个文化是通过“形式”来为我们提供心灵与命运的,形式是生命的最高法官。他指出:“形式把生活的素材组织成一个独立自足的整体。”[7]经过这种筛选、整理、加工、结构的过程,形式使生活中原本零乱的、无形式的素材在作品中变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审美形式,它超越了混乱的、无序的日常生活,展示了一个明晰的、有意义的真实而又理想的世界。他力求探索文化与文学的审美形式世界得以建构(大而言之是文化形式;小而言之是艺术形式)的可能性,以克服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社会异化、人的异化和文化的异化,添平内在心灵与外在现实之间的鸿沟,摆脱人类困境,创建新型文化。《心灵与形式》一书的标题本身即揭示了:形式与心灵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形式与心灵的契合。艺术借助形式的建构与暗示,暴露日常生活的虚假、无聊,而揭示生命的本真状态,显示人生的永恒价值。可见,卢卡契把拯救资本主义社会人性异化的希望寄托于审美文化。卢卡契卢卡契希望在没有诗意的时代追求生活的“诗意”。
但是,与此同时,卢卡契对非人性化的时代能否产生这样富有诗意的审美文化或这种审美文化的拯救能力深表怀疑,他在《心灵与形式》一书中指出:审美文化的形式与人类的精神结构也只有一种松弛的结构关系,“因为形式不是来自我们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很少是美学的,因为它由于自己的无序特点而变得很软弱无力”,卢卡契陷于思想的困惑之中,因而不久转向黑格尔的充满辩证法思想的历史哲学与美学。
《小说理论》这部杰出的美学著作是卢卡契的新黑格尔主义时代的思维结晶。具体说来,它代表了对永恒形式思想的摈弃,走向卢卡奇所说的“美学范畴的历史化”[8]。在《小说理论》中,卢卡奇一方面卢卡奇精辟分析了近代小说艺术产生的历史根源和演变过程,另一方面对小说艺术作了精彩的类型学研究,并进而对小说创作乃至整个现代艺术的审美理想提出了前瞻,提出以古希腊健康而完整的艺术创作与近代德国的歌德小说以及现代俄国长篇小说为审美典范。由于篇幅所限,这部分内容从略。
以希腊文化为社会理想、艺术理想和审美理想,这是西方近代浪漫派思潮的传统。卢卡契试图在现代散文化的时代重建希腊史诗总体性艺术的传统,体现出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现代性问题的深刻反思。卢卡契决非主张简单地回归希腊社会文化精神传统,而是要用人道主义的美学理想去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分裂的原子化的文化弊端,他之所以寄希望于歌德小说的和谐理想、托尔斯泰小说的诗史般总体精神与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崇高的道德伦理追求,正是为了克服现代社会日益加剧的人性分裂危机,重建社会、人生的完整性。这一现代性批判精神贯穿于卢卡契一生的美学探索之中,并对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及整个西方当代美学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二、 克服物化社会的危机:呼唤历史主体意识的觉醒

卢卡契生活的时二十世纪头二十年,是资本主义由垄断资本主义向跨国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当时,各国内部的社会危机以及各国之间的民族危机在加剧,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而匈牙利的民主革命则很快失败。这时的卢卡契从黑格尔哲学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试图反思资本主义的危机及其解决途径。思考的结果是推出了在现代西方哲学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影响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在这部著作中,卢卡契深刻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物化危机,提出了倍受瞩目的“历史主体意识”理论或阶级意识理论,显示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及其克服的独特思考。该书也因而在西方美学史上体现出独具特色的文化美学价值。
《物化与阶级意识》一书由8篇论文组成。从直接原因来看,这些论文写于卢卡契本人参与了的匈牙利革命危机之后,旨在总结革命失败原因、寻找新的革命出路,因而表现出激进浪漫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但是从深层次来说,该书深刻地探讨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文化危机,卢卡契将它们概括为“物化”的危机,精辟地提出了克服“物化”危机的历史主体哲学,包括总体性、辨证法与主体性等深刻内容。其中《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与《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两篇最具学术价值,前者主要质疑了批判了科学实证主义哲学(同时质疑了自然辩证法);后者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造成的社会全面异化(卢卡契表述为“物化”)。
卢卡契的“物化”理论主要得益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同时,也吸取了齐美尔与韦伯的现代性理论。
卢卡契首先依据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商品拜物教以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生产分工与专门化、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等理论的分析,阐述其物化理论。他从对商品关系的剖析出发,深刻指出:商品交换的世界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物化不仅是经济学的中心问题,而且是囊括一切方面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结构的问题。那么,“物化”的基本含义是什么呢?物化一词的本义,就是在头脑中使某种抽象的东西呈现为一物。他引证马克思的话说:“可见,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9]综合卢卡契的分析和论述,物化具体表现为现代资本主义人与人的关系彻底表现为商品关系,人创造的商品成为某种异于人的客观的东西而与人相对立,物的个别的物性转化为某种可计算的交换价值。生产者的个性化的劳动转化为某种可交换的抽象劳动。完整的生产过程被分解为流水线上的一个个机械的局部行为。生产者个人不再体现为整个劳动过程的主人,而被分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中去,而变得孤立化原子化。人变得一无所有,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物成了主宰,人成了奴隶。等等。总之,现代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导致了人与人关系的非人化。
此外,卢卡契的物化理论也受到齐美尔的货币哲学和韦伯的社会学的影响。卢卡契吸取了齐美尔的货币哲学研究所阐述的异化理论,吸取了韦伯的现代性社学学研究的合理化理论,用于对资本主义物化现象具体而深入的剖析,具体的论述从略。
卢卡契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物化现象的分析,是当代学术同类研究的先知。众所周知,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本获取利润的本性使资本主义迅速从手工工场走向机器大生产,不断地细化社会分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改进生产技术。现代资本主义大机械生产这种精确化、专门化,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一方面表现为人的总体人格的分裂。因为这种数字化和专门化必然一直扩展到工人的心灵中,资本家为了促使人们的心理特征结合到专门的理性化生产系统中去,自然会把工人的心理特征也归结为统计学上的可行概念。这样,工人的内在心理存在就被这种合理的机械化过程从人的总体人格中分离出来,并且使这种心理特征与其人格对立,就是说工人完整的人格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表现为工人被彻底原子化了。由于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劳动者不表现为劳动过程的主人,反而成为一个生产过程中的部件、一个原子,工人从根本上丧失了主动性。他们依附于机械化系统,再也不是独立的存在。卢卡契说:“在这方面,机械化也把他们变成一些孤立的原子,他们不再直接——有机地通过他们的劳动成果属于一个整体,相反,他们的联系越来越仅仅由他们所结合进去的机械过程的抽象规律来中介。”[10]
不仅如此,卢卡契还进一步深刻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物化现象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导致整个社会组织、精神文化以及人的意识的全面物化。诸如:劳动组织管理系统、法律机构的官僚化和形式合理化。人们的心灵、肉体、知识、伦理等等也被物化渗透,屈从于这种物化,亦变为可以交换的“物”。物的价值升值而人的价值贬值。人们的整体意识消失,而代之为具体的、直接的、个别的意识。整体的或综合的思维被孤立的实证的“科学”分析所取代。日常语言和文化活动也被物化所渗透,充满浓厚的商业气息。
在《历史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卢卡契与当时各种新兴哲学展开对话与论辩,指出各种形形色色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几乎都是对物化社会的表证、认同或屈从。除了少数的非理性哲学从价值论上对科学实证主义提出了软弱的内心怀疑之外,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发展的基本倾向是科学主义与形式主义的,传统哲学的批判性品格面临着消失或表面化的危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失去了对世界整体作出深刻认识与完整把握的能力。
由于物化现象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担搁的个体人所面临的直接现实性,无产阶级的个体成员也不例外,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的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宿命论和实证主义来说,也同样无法超越这一现实。甚至于恩格斯的自然辨证法也混淆了自然与历史的区分,忽视了历史辩证法的真谛。无产阶级因而被置于一种消极无为的境地,使历史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机械对立,理论与实践互相脱离,物化日益加剧,革命流于失败,理想成为泡影。
卢卡契进一步分析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二律背反理论及其解决途径。指出,康德、席勒等人祈望艺术审美的中介克服二律背反以达到对世界整体把握的方法尽管美妙,但终于避免不了静观的认识论的窠臼,而费希特、黑格尔企图借助于自我意识或世界精神的中介来克服背反取得完整认识的愿望也成为新的“神话”。
那么,如何摆脱现代资本主义物化危机呢?卢卡契提出了他的总体性哲学理论,卢卡契指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区别。”[11]
卢卡契认为,克服物化社会危机的出路在于,冲破物化意识的束缚,唤取真正主客体统一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通过其先锋队政党)的阶级意识、历史意识、主体意识、辨证意识、总体意识、实践意识以及人道意识或人文观念——后者这些概念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几乎可以互释——从而以巨大的主动性和热情去创造新历史。换言之,对于总体性的渴望,成为革命危机时代的历史动力。因此,该书最重要最核心最基本的观点是,主张激活黑格尔的革命辩证法(尽管具有绝对精神的缺陷),回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辨证运动的“总体性”。在全书的第一篇即《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他明确提出区别是否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标志是否坚持马克思的辩证法。即便将来马克思的全部个别结论过时了,只要他仍然坚持这种革命的辩证法,那么,他就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67年新版序言中这样写道:“《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巨大功绩在于,它给那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决定性的方法论意义。”[12]
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卢卡契无疑处在激进浪漫的革命情绪之中,该书主观性缺陷因而是明显的。但是,该书的总体性理论却对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巨大的反响,成为后者的现代性话语的主要理论资源。

三、克服现代艺术的颓废:倡导“伟大的现实主义”

进入三十年代之后,卢卡契流亡苏联,从激进的政治变革主张退却到潜心于哲学与美学研究。三、四十年代,卢卡契除了出版《青年黑格尔》、《理性的毁灭》等哲学著作之外,更发表了大量文学评论文章,后者在卢卡契的学术活动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卢卡契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地位,主要也是在这个时候奠定的。综观卢卡契的文学批评的总面貌,有一个鲜明的倾向,即面对20世纪资本主义文学中出现的现代性危机,提出了弘扬“伟大的现实主义”、重建文艺的总体性传统的鲜明主张。
卢卡契步入文坛之时,正是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文学盛行之际。学生时代的卢卡契除了崇拜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等作家,也醉心于左拉、波德莱尔、梅特林克、王尔德、易卜生、瓦格纳等作家和艺术家——后者曾把他引向了早期的戏剧演出、创作与研究——并撰写了大量相关评论文章。获得博士学位后及赴德国某职期间,也发表了施莱格尔、诺瓦利斯、格奥尔格、荷尔德林、里尔克、霍夫曼、克尔凯郭尔等著名浪漫派与现代派作家的文章,可以这样说,青年卢卡契具有极高的艺术修养。
转向黑格尔尤其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卢卡契越来越不满足现代主义文学的严重缺陷,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批评。卢卡契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批评主要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其一,现代主义文学完全抛弃历史留下的文学遗传,在创造技巧上追求与故事发展或典型塑造无关的内心描写、心理独白、意识流等手法,热中于剪接、拼贴、间离法、蒙太奇等支离破碎的艺术形式,割断了文学发展的伟大历史传统。其二、现代主义文学孤立地描写人物孤僻怪诞或病态的心理,没有同时写出人物心理得以产生的社会环境,无助于揭示人物形象形成的社会原因,遮蔽了读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物化本质与物化结构的整体认识。其三,现代主义文学放弃了古典艺术的和谐理想,放弃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表现了对异化社会现实的无奈屈从或软弱抗争。归结为一个最主要的特征是,现代主义文学放弃了文学艺术的人性本质,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意识沆瀣一气。
卢卡奇认为,从根本上说,现代主义文学是一种基于日常直接的物化意识状态对社会生活的消极反映,是现代物化社会的非自觉与非理性的艺术表征,属于资本主义文化病灶的一部分。马按照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任何社会的生产关系都组成一个整体”,[13]但现代资本主义的物化现实充满着混乱不堪的、支离破碎的表象,掩盖着社会深层的统一性或总体性,它在具体个别作家头脑中造成四分五裂的的印象。现代主义文学简单地以现代社会中人的物化处境作为艺术表现的直接对象,无力把握人和现实之间的本质联系,不能深刻揭示物化现实的历史根源。这种消极的行为违背了总体性的辩证原则,也放弃了人道主义理想。
在资本主义物化社会下,日常生活拜物教的假象掩盖了人们的实际关系和生活的真正本质,日常生活的表层现象往往只是现实的一种虚幻的假象。表现主义等现代主义作家的错误,就在于从个人主观经验出发,以个人直觉代替了客观现实,割断个人心理与社会历史的关联。他们运用各种反传统的怪异新奇的艺术技巧,虽然这种艺术技巧可以发挥眩人耳目甚至标新立异的作用,但是, “这种作用正是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它能够迅速地把事实上完全不同的零碎的、从联系中撕下的现实碎块令人惊奇地拼凑在一起,……其最终效果不过是极度的单调无聊而已。细节可能闪烁着艳丽的光彩,但从整体来看,它却像污水泥潭一样——在暗淡之中存在着一种毫无生气的暗淡,纵然其组成部分呈现五光十色。”[14]现代主义作家的 “剪接”或“拼贴”,过分强调了资本主义现实中的个别因素、危机和混乱感,他们只停留在个人的直觉上面,没有挖掘出个人主观经历同现实社会生活之间的真正联系,把种种异化现象看成超历史超社会的永恒现象,掩盖了异化现象的真正的历史根源,表现了对异化社会的无奈屈从与认同,因而他们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是空泛、抽象、单调的甚至是病态的,不但不能真实反映客观现实,反而离现实越来越远,甚至于完全歪曲了生活,成为颓废的、衰败的文学。
那么,如何克服现代主义文学所蕴涵的颓废、衰败的危机呢?卢卡契推出了著名的“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卢卡契所理解的“现实主义”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不完全相同。他明确指出:“现实主义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切真正伟大的文学的共同基础。”[15]又说:“所有伟大的艺术时期都必然是深刻的客观现实主义时期。”[16]
关于何谓伟大的现实主义?卢卡契有许多表述。卢卡契的“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大致包括:在认识论方面,强调文学对社会生活尤其是人物与环境的整体反映观;在创作论方面,强调个别与一般辨证综合的艺术典型观;在文艺美学方面,强调艺术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有机统一;在主体论方面,强调文学的人道主义理想与原则。[17]由于学术界对卢卡契的现实主义理论极为熟悉,研究甚多。本文对此从简。
卢卡契指出,与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不同,真正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从来就没有认为“物化”表象是真正的现实本质。对现实主义者来说,所有一切事情,只要是和人发生关系,必然是从人们彼此联系、互相作用中产生的。因此,现实主义作家马上就会把这一切拜物假象和现象转到真正的实质上来,转到人们中间具体的社会关系和联系上来。巴尔扎克、狄更斯和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作家谈论金钱、政治或者司法权时,都是作为具体人的具体联系而出现的。他指出:
“它(现实主义文学)的目标是要提供一幅现实的画像,在那里现象与本质、个别与规律、直接性与概念的对立消除了,以致两者在艺术作品的直接印象中融合成一个自发的统一体,对接受者来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18]
卢卡契认为,文学艺术反映现实不应是琐屑的日常生活的机械复制,而应是对客观现实本质的动态的反映。面对完整性瓦解的资本主义物化现实,只有弘扬伟大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文学才能够揭露完整人性的分裂及根由这一悲剧事实,实现对物化的抗议。现实主义文学注重叙述(而非描写或表现)的方法,注重动态地把握人物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和趋势,注重对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塑造,因而能够从整体上揭示日常拜物意识的虚假性,洞悉社会的深层本质,批判物化社会的现实,高扬人道主义精神。
依据卢卡契的深入地分析,现实主义文学决非自然主义、表现主义那样的照相式或表象式实录,不要求艺术描写与日常生活的表面相似。一部表面上显得如同生活一样的作品,并不一定就是现实主义的。相反,一部明显违反了表象而深刻显示了社会人与人的历史关系的,却恰恰可能是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只要反映了人物关系的艺术生命的立体性、全面性,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完整性,现实主义文学就能够具有强烈的艺术生动性,卢卡契指出:“被赋予艺术生动性的现象并非一定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甚至也并非一定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这就是说:即使在文学创作中最大胆的幻想的游戏,即使对现象所作的最离奇的虚幻的描写也完全和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观不相矛盾的。巴尔扎克和E.T.A.霍夫曼的几个中篇幻想小说就属于这类有成就的文学创作。它们受到马克思特别高度的评价并非偶然。”[19]卢卡契后来甚至认为,卡夫卡的小说创作也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因素。在《艺术与客观真理》一文中,卢卡契又进一步提出,现实主义艺术具有反拜物化的穿透现实的认识功能,根本原因是现实主义艺术作家能够穿透日常生活的虚假意识,塑造一个来源于日常生活又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更完整更真实更人道的艺术世界,读者在阅读这类现实主义作品时,可以培养起相应的整体观,使其对社会生活的认识趋向自觉。
卢卡契认为,现实主义文学的认识价值、人文精神以及艺术魅力是通过艺术典型这一审美中介来产生的。与自然主义、现代主义割裂本质与现象、个别与一般,任务与环境的不同,现实主义文学典型“一方面是本质和现象辩证关系在艺术中的解决,这种解决方法在其他领域中是没有的,另一方面又同时回到那社会的、历史的过程;它指出最好的现实主义艺术就是这过程忠实的反映”。[20]典型是艺术的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个性与共性、人物与环境、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内容与形式之间冲突的辨证解决,它指向或维护人性的完整与统一。为此,不同于现代主义作家的日常直接意识或简单日常印象的拼贴,现实主义作家在艺术上和世界观上就需要付出“巨大的、双倍的的劳动”[21]
在此基础上,卢卡契展开了对现实主义作家心理结构与心理能力的分析,认为,他们之所以不同于现代主义与自然主义作家,在于他们具有一种特殊的理智认识的能力。为此,卢卡奇饶有新意地深刻发挥和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以及“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等命题,反复强调,在典型创造的过程中,作家的主观诚实性和艺术勇气至关重要,甚至成为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能否克服异化、反映社会现实的关键因素。卢卡契将其表述为“作家的真诚和正直”,称之为伟大现实主义作家最可贵的伦理态度。[22]
卢卡契认为,现实主义文学与人道主义精神有着深刻的内在相关性。在卢卡契看来,由于现实主义文学具有反日常拜物化意识的人道主义属性,因而是克服现代主义文学危机的正确有效的艺术选择。在真正伟大的现实主义者的锐利目光面前与文学叙述之中,是不能容忍任何的拜物教的,一切的拜“物”又重新变成为属于人的东西。他指出:“真正的伟大的现实主义就这样把人和社会当作完整的整体来加以描写,而不仅仅是表现他们的某个主观的方面。”[23]真正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无不维护人的完整性,反对把人的完整个性割裂成互不关联的公众和私人两部分,反对把人的本质碎片化。他们对资本主义物化社会的日常拜物意识提出了人道主义的抗议,揭露了现代社会的人格完整性失落的深刻悲剧,从而唤醒人们为捍卫人的完整属性与人格尊严而奋斗。
可见,卢卡契的“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独树一帜。在卢卡奇这里,“现实主义”与“伟大的艺术”、“优秀的艺术”几乎是同等程度的概念,尽管它要从古典的或批判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吸取艺术养料,但决非前者的简单复归。“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是其总体性哲学在文学批评领域合乎逻辑的具体展开。标举“文学内部研究”的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巨擘韦勒克称卢卡契为“20世纪西方四大批评家之一”,显示理论大家的学术眼光、理论风范以及对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历史的尊重。
毫无疑问,卢卡契的现实主义理论自身也同样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比如,文学审美选择的偏狭,在20世纪语境中卢卡契心目中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只有罗曼·罗兰、托马斯·曼以及高尔基等少数作家;用现实主义的美学标准衡量现代主义文学,低估了现代主义艺术的艺术创新价值,忽视了现代主义艺术的认识价值和批评意义,以及强烈的精英意识、启蒙意识与拯救意识等等。但是,卢卡契的这一理论在今天看来也并没有全然过时,依然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在当今精神文化更深刻地受到物质文化挤压的时代,在所谓后现代文化语境中,文学艺术似乎只有三条出路:或者是充分地商品化或商业化,把文学艺术当中消闲、消遣、消费的对象,追求文学艺术的市场价值及其占有率;或者是退回内心、体验孤独、玩味技巧、游戏语言等等,这是少数先锋作家的艺术选择;或者是发扬艺术的现实主义精神,直面与反映社会生活的众生像及其内在本质,坚持文学的批判立场与人文关怀。上述第三种选择,是与卢卡契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追求相通的。可见,卢卡契的“伟大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仍然具有对抗现实、批判异化、拒绝平庸、追求崇高的积极意义,仍然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性研究不可绕过的思想资源与话语体系。

四、走出美学话语的危机:弘扬艺术审美的拟人化精神

卢卡契晚年推出了在西方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当代学术史上有重要影响的理论著作《美学》这部煌煌巨著。按照卢卡契的计划,《美学》一书包含三卷:第一卷为《审美特性》,阐述艺术审美活动(或曰艺术审美文化)在人类历史活动与精神构架中的起源、特点、地位与作用。第二卷《艺术作品与审美态度》,阐述艺术类型与审美行为、审美实践、审美活动、审美意识类型的关联,以期对艺术审美活动作出类型学研究。第三卷《艺术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拟探讨审美活动的历史发展进程与艺术史的演进问题——尽管其难度非常巨大——以体现美学作为一门人的历史科学的特点。显然,是一个受到黑格尔美学构架影响并可以与之媲美的辉煌理论体系。但是,1963年,卢卡契写完第一卷即《审美特性》之后,就转入到社会伦理学与社会本体论的研究。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部未最终完成的著作。虽然如此,这部长达1000多页的《美学》第一卷《审美特性》,还是把卢卡契想要表达的美学观念清晰地传达出来了,因而又可以说他依然完成了自己的美学理论建构。
无疑,卢卡契晚年的美学是对自己毕生美学思想的系统总结,但是如果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卢卡契晚年美学,则低估了这个美学理论的重大学术价值与重要历史地位。首先,建构美学理论体系,是他年青时代就产生并试图付诸实践的愿望,但流于失败。而建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体系,则是他在30年代开始产生的学术抱负。卢卡契多次提到,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具有许多关于艺术和审美问题的论述,但马克思主义尚无系统的美学理论,他要立志建构这样一个美学理论体系,卢卡契的这个夙愿在晚年得以实现。可以说,真正系统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是在卢卡契手中才得以建构起来的。卢卡契在《审美特性》的前言中所作的这样一段论述无疑是实事求是的:“如果认为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加以搜集和系统排列就可以产生一部美学,或者至少是构成美学的一个完整骨骼,只要加入连贯的说明性文字就能产生出一部马克思主义美学,那就完全是无稽之谈。”[24]必须承认和尊重卢卡契在这方面的富有创造性的巨大贡献,卢卡契所建构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体系迄今仍未见被人超越。卢卡契由此被称为“美学方面的马克思”,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另一方面,卢卡契晚年的美学也隐含着对当代西方学术文化的全面对话和思考。有趣的是,对于卢卡契早年及中期的思想在同代与后代的许多西方学者中所引起诸多争鸣,卢卡契本人并未在《审美特性》中作正面的或直接的回答。可见,卢卡契有更深的考虑、更高的抱负。卢卡契晚年生活的时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资本主义平稳发展的时期,社会表面似乎没有多大的动荡和危机。然而,卢卡契以其深邃的理论眼光发现,平稳时代的繁华景观背后依然隐含着多种社会文化的危机。如商品拜物化较二战前更为严重,科学实证思潮更其盛行,后现代主义文化也开始登场。作为人文学者的卢卡契,显然要从更高更深的层面思考人类的命运和未来问题。
《审美特性》与卢卡契以前的美学或文学批评文章不同,《心灵与形式》主要凝聚了新康德主义的强调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区别的学术旨趣;《小说理论》主要体现了新黑格尔主义式的憧憬古典艺术的美学思考;《历史与阶级意识》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内在结合,以阶级意识对抗韦伯的科层意识;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批评集中以“伟大的现实主义”对抗衰败的现代主义;而卢卡契晚年的美学则是前者的辨证综合与理论升华,回答了这样一系列重大而根本的问题,即:在商品异化广泛渗透到当代人日常生活、科学主义的工具价值学术或实证理论成为当今强势话语、激进政治变革的浪漫情绪不再、美学话语成为弱势话语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走出审美文化的危机,重建美学话语对人类社会历史的介入?如何以人性化的或拟人化的艺术审美来培养人的类意识,克服日常生活的片面意识、克服科学实证主义的霸权话语、建构严格更为合理更为人道的理想社会?只有在这样的视野和背景下来审视卢卡契的晚年美学理论,才能够理解其知识精华与学术洞见。在晚年卢卡契美学话语中,日常生活、日常意识、拜物化意识、拟人化、特殊性(或典型性)、审美形式、人的自我意识与人的类意识、净化或曰陶冶、总体的人,等等,成为这部美学巨著最为关键的学术语汇。在卢卡契笔下,“人的日常生活”取代了黑格尔笔下的“绝对精神”,成为社会存在的基本本体。显然,卢卡契晚年所建立的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史观为基本方法论、以社会存在为历史本体、以人类学视野为取向的美学理论体系。
全面、深入地展开对《审美特性》博大精深的美学思想的论述,需要专门的著作,这也不是本文的重点所在。本文要强调的是,晚年卢卡契明白无误地传达了最具特色的人道主义或人类学的美学旨趣。按照卢卡契的研究,艺术的起源和发展同人的产生与发展是内在关联的,人类历史和社会存在起源于以劳动为基础的日常生活,而巫术则是介于原始劳动与原始艺术之间的中介,艺术、科学、宗教都是从巫术中派生与分化出来的。随着历史的发展,艺术、科学、宗教也不断分化和精致,各自的区别日益显著。科学具有非拟人化、客观化特征,宗教具有非此岸性与超验性特征,只有艺术才具备拟人化、此岸性、总体性、特殊性(或特征性、典型性)等审美特征。在当今资本扩张导致的商品拜物教更其彻底、科学技术更为强势的历史条件下,卢卡契试图以艺术世界的拟人化、典型性、总体性来唤醒人们被日常思维的自发性、习惯性、片面性所抑制的“类意识”;以艺术世界的拟人化、特征性、总体性对抗科学技术的非拟人化与非人道倾向;以艺术世界的总体化、拟人化、此岸性的审美特性,克服宗教的彼岸性虚幻倾向。艺术家通过审美态度审视人的日常生活,创造出源于日常生活又高于日常生活的艺术作品,而艺术作品又在读者面前唤起审美体验,产生艺术陶冶或升华,形成完整的审美经验或审美体验,从而培养人的自我意识与人的类意识,培养完整人格,促进社会朝着更人道更人性的方向改变与完善。如果说,康德美学告诉人们“人(你)应当如何完整地生活”?黑格尔美学告诉人们“人(你)应当如何提升生活”?那么,卢卡契美学则告诉人们,“人(你)应当如何改变、改善与创造自身的生活?卢卡契晚年的美学理论研究的意义正在于此。无论是对当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反思,还是对美学文艺学学科走向的探索,卢卡契美学都是一个不可绕过的高大而又坚实的理论标杆。

(原载《创作评谭》2004年第6期)




注释:

[1] 参见《卢卡契——物象化》,[日]初见基著,范景武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2、46页。
[2] 参见《卢卡契——物象化》,[日]初见基著,范景武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6—47页。
[3] 西美尔:《货币哲学》,第358页,华夏出版社2002版,第404页。
[4] 西美尔:《货币哲学》,第358页,华夏出版社2002版,第464页。
[5] 转引自章国锋:《卢卡契美学思想的哲学前提与方法论基础》,《外国文学评论》1990[3]
[6] 《现代戏剧发展史》,转引自刘象愚《卢卡契早期的美学思想》,《北京师大学报》1991[1]
[7] 卢卡契《文学史理论注释》,转引自刘象愚《卢卡契早期的美学思想》,《北京师大学报》1991[1]
[8] 《小说理论》,转引自[英]帕金森著《格奥尔格·卢卡奇》,上海人民1999年版,第35页。
[9] 卢卡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7页
[10] 卢卡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37页
[11] 卢卡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7页。
[12] 转引自《关于卢卡契哲学、美学思想论文选译》,张伯霖等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
[13] 《卢卡奇文学论文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14] 《卢卡奇文学论文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8、页。
[15] 《卢卡奇文学论文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5页
[16] 《卢卡奇文学论文选》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
[17] 参见笔者《审美之维与文化语境》,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225页。
[18] 卢卡契:《艺术与客观真实》,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2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429页。
[19] 《卢卡奇文学论文集》,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91页。
[20] 《卢卡奇文学论文集》,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92页。
[21] 《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22] 《卢卡奇文学论文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页。
[23] 《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24] 卢卡契《审美特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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