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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复旦大学陆扬:文化社会学的范式何来?
2016-03-31 20:57:21   来源:2016年03月31日 13:5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君荣   点击:


    中国社会科学网:1960年代传统社会学经历文化转向,文化社会学由此铺展开来。请您分析,这个过程具体是怎样的?
 
  陆扬:“文化社会学”这个术语是德国经济学和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在他《作为文化社会学的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 als Kultursoziologie,1935)一书中提出的。1960年代之后这个概念布及英美,文化社会学开始兴起,很快成为社会学的一个主要分支。按照“文化社会学”的推介人,美国新功能主义社会学家J. C. 亚历山大(Jeffrey Charles Alexander)的说法,文化社会学(cultural sociology)与“文化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culture)有所不同,前者前者注重文化的自足和内在意义,认为观念极其表征过程可独立施影响于政治、社会制度,以及文化本身。后者则视文化为一个依赖性变体,换言之,以文化为诸如经济、利益政治等外部因素的产物。如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在亚历山大看来,即是把文化过程看作权力斗争的组成部分,最终可望在物质不平等的社会和阶级关系中得到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网:作为交叉学科,文化社会学的内涵是什么,学科边界如何划定?研究范式、方法和研究对象是什么?目前国内外做出了哪些突出的成果?
 
  陆扬:社会学的“文化转向”,一般认为它的意义至少见于四个方面:其一,它承认当代社会中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特别是消费文化,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二,它意味社会学的几乎每一个研究领域,无论是性别、种族、科学和国家研究,必须与文化携手,方得建树其学科地位。其三,它意味主体和社会行为一方面殊有必要作结构分析,同时又不其理论内涵。这样一种当务之急,非求诸文化研究的方法不复可能。最后,它意味社会学的学科边界将是一个开发性的边界,特别是文化研究的成果,将被大量吸收进来,充实社会学自身的学科建设。
文化社会学,假如我们认可它有可能是,甚至已经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的话,顾名思义,它可以说是文化的社会学研究,也可以说是更多侧重文化维度的社会学研究。文化是什么?文化是教养、是启蒙、是天长日久积淀下来的民族精神,也是渗透到社会生活每一个方面的惯习和希冀。甚至我们可以说,一切人为的东西都是文化。但是对于社会学,特别是文化社会学来说,文化作为它的背景和考察对象,应有其特定的指义,那就是特定社会群体的思维、表达和行为方式,以及共同营构了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物质对象。
 
       中国社会科学网:传统的社会学被认为是一门根源于19世纪初人口统计学的偏重理性定量分析的科学学科,后来才出现文化转向。那么,文化社会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是同根同源的吗,还是截然不同,或者有何交叉点?
 
       陆扬:假如把文化定义为一种符号形式,那么很显然文化社会学应当有它自己的领域。比较来看,社会学的传统重心则是在科学。早在19世纪,作为社会学原型的人口统计学,其奉行的对社会给定事实的量化分析方法,就是典型的科学主义传统。文化社会学关注文化的系统研究,倾向于将文化视为社会成员所使用,同时也在此一特定社会中展现表征的总体符号代码系统。这和传统社会学,以及大体上将文化视为一个特定社会生活方式总和的文化研究,都是有所不同的。
       据美国社会学家斯蒂芬·塞德曼(Steven Seidman)《相对的社会学:文化研究的挑战》一文中的分析,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的差异至少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是符号学转向的问题。社会学力求对社会作系统分析,其方法比较文化研究的多元视野,相对显得单纯。社会学家大都雄心勃勃意在全面理解社会,给社会提供全面整体的系统分析,这与经济学、政治学,甚或哲学和宗教等其它领域术有专攻的特点,都有不同。文化研究则显示了文本分析,或者更确切地说,符号分析的方法转向。如是社会现实将被视为一个符号、文本和意义的领域,无论分析的对象是电视、电影、言情小说、时尚,或者各种亚文化现象。第二是“自我”的理论。社会学通常视个体和自我为社会生活的基础、社会理性的动原。当代社会学中的许多范式,诸如交换理论、冲突社会学、理性选择和网络分析等等,都设定一个知识和行为主体,认定他有追求快乐回避痛苦的本能,能够理性思考,有自然的性趋向,换言之是异性恋。这样一个自我具有一切正常和规范的“自然”属性,是为天经地义的理性的人和社会的人,受制于种种外部的力量诸如阶级地位、经济地位、劳动分工等一系列因素。文化研究则偏离这个传统,视个体为社会生成,为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都属多元矛盾的生存主体,因为主导自我的不复是意识,而是无意识。简言之,是用阿尔都塞、葛兰西、福柯、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改写了古典理论。第三是知识观念。这里大致可以见出政治和科学的区别。文化研究的社会分析侧重经验的历史内涵,社会学则讲究结构和量化分析。而比较社会学家力求持客观立场,致力于量化分析而超然于道德和政治纷争,文化研究大都把社会知识看作社会冲突的背景,不遗余力标举明确的政治目标,它更关心现实政治和道德舆论问题,倡导知识分子为社会正义介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文化研究自身也有问题,如它把一切社会现象文本化的做法,不妨说同样具有科学主义的倾向。但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的交际早有渊源。早在1978年,英国社会学学会第一次召开有关文化研究的讨论会,会上把“文化产品和实践”定位在物质条件和作为意义生产表现的作品之间,这是社会学第一次将文化和“意义生产”联系起来。更往前看,美国社会学是以20世纪初叶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成立为标记的。由此而来的芝加哥学派,一开始就对文化具有浓重兴趣。虽然,二战之后欧洲社会学异军突起,谨严科学的方法蔚然成风,但芝加哥学派的传统尤在,这个传统重视日常生活的社会身份建构,重视边缘群体的文化生产,这与文化研究是多可交通的。
 
       中国社会科学网:传统社会学无论对现代学科、还是人类命运走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理论更是堪称经典、圭臬。那么,以往的传统社会学如何看待文化及其作用?为什么文化在当代显示出如此突出的作用?
 
       陆扬: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和商品拜物教的分析、韦伯对传统价值与新教伦理的比较,以及涂尔干对“失范”和集体表征的研究,都可视为早期社会思想家对社会文化内涵的关注。马克思每每视为资产阶级榨取无产阶级物质利益的遮羞布,是以阶级斗争是为历史的动力。这是将鼓吹意识决定物质的黑格尔哲学,整个儿颠倒了过来。马克斯·韦伯是物质和精神并举,充分强调不同种族、宗教、职业、性别和性取向群体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构成了社会总体文化层面之下的亚文化。同时认为文化同物质一样在推动历史前进,如新教伦理促生了资本主义,宗教意识保佑灵魂免堕地狱等等,这与马克思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其实相得益彰。涂尔干则注意到文化与社会具有多重关系。如逻辑上个人的精神理论每归属于某种文化系统,比如上帝的信仰;由此功能上特定的仪式与神话在整合民众信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角色;进而社会的分化和聚合,一样可以在文化中得到说明。还有齐美尔,其致力于分析历史上文化如何通过外部形式中介体现为个人的教养,一样构成了文化社会学的先驱思想。这一切可以表明,社会学一向关注文化。文化是社会变革的动因,它可以解释传统的回归,也可以解释社会生活新形式的出现。文化使社会学的研究见出深度,尤其面对社会差异,每可以多元视野替补一元理性分析。
进而视之,上述文化社会学的先驱理论即便在今天看来,也远没有过时。从1980年代后半叶开始,J. C. 亚历山大的兴趣就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转向涂尔干的文化分析理论。涂尔干宗教理论以集体表征与仪式功能相辅相成,重申社会规范价值,维护了社会团结。在亚历山大看来,涂尔干从部落社会里观察到的这一文化现象对于现代社会一样适用,无论现代社会自以为多么世俗、多么理性。文化在当代社会显示出突出作用,其历史背景是战后大众文化和传媒异军突起,显示了巨大的社会力量。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文化形式的变革。电视、可口可乐、摇滚乐、牛仔裤、然后是购物中心、音像制品、主体公园,美国凭借其背后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没有任何悬念成为全球化的中心所在。这一文化形式的转向对传统的思维方式提出挑战,更多将文化的思考同社会和政治联系起来,特别是涉及民主、平等这些批判性问题之时。如是文化研究同社会学携手,可谓是水到渠成。
 
       中国社会科学网:文化研究广泛吸取传播学、人类学、文艺学等研究方法,关注当下,活力日增。其方法、研究领域是否逐渐被文化社会学吸纳?这显示了人文学科研究边界的何种变化趋势?
 
       陆扬:文化研究在美国主要是在人文科系中安营扎寨,文学理论影响巨大,马克思主义阵营强大,同时同性恋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后殖民理论纷纷涌起,与之分庭抗礼。比较文化社会学,文化研究自身的跨学科性质更是明显,其定义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且时时翻新。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大体人文文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超学科,甚而反学科的领域,运作在广义的即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和狭义人文文化研究之间。按照美国文化研究学者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的说法,文化研究不同于传统的人文主义,它反对把文化和高雅文化划等号,而主张结合社会和历史结构,致力于研究一个社会的艺术、信仰、制度,以及交流实践等一切对象。此外文化研究还历经了一个“福柯转向”,这是社会学,特别是美国的社会学有所不及的。福柯有似19世纪的马克思和涂尔干,被认为就自我、社会和历史的认知,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方式。其对权力、知识、现代性和政治的独到看法,也与传统社会学判然不同。福柯的社会分析重心明显向身体、欲望、身份,以及知识和权力如何携手压制异端这些“旁门左道”偏斜。故而从斯图亚特·霍尔开始,文化研究似法兰克福学派,明显在寻找一个理论立足点,这个立足点一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但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元对立踪影不见。用福柯传统的新历史主义来看,它更乐意视社会为各种实践和结构所构成,其中任何一种实践抑或结构,都没有可能也没有资格占据主导因素。
       文化社会学以1960年代社会学的“文化转向”为标志,那么我们可以说,从一开始它就有意识借用了文化分析的方法和批判理论的视角。开始聚焦意义、语词、符号和各类文化对象,用质量分析来替代数量分析。文化意识由此渗透到社会学的各个子域,包括社会分层和社会网络分析等传统立足于数量和模型分析的板块。用亚历山大的话说,便是文化社会学,假如我们认可它的生存权利,将坚持每一种行为,无论它是工具性的、反思性的,抑或为外部环境所强制的,某种程度上都嵌入了一种意义和影响视阈。故而,固然“文化的社会学”多多少少有意将文化现象解释为社会过程,反之“文化社会学”则视文化为社会现象阐释过程的一个部分,但是说到底,文化社会学是反对将一切人文行为化解为编码和解码的结构主义模态的。这也是它同文化研究的明显分歧之处。

 
  (采写: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张君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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