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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文化 再铸国魂
2015-07-29 11:36:40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王岳川接受《神州》记者邵妙苗的访谈
 
   冬日的阳光,让人感到格外温暖。迎着昆玉河畔和煦的微风,我陪伴着主编去拜访著名学者、书法家、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岳川教授。
   学贯中西的王岳川大名,早就如雷在耳,但走进王教授那书盈四壁的宽敞书房,我还是吃惊不小。诗圣“读书破万卷”的诗句,立时出现在我的脑海,心中却仍在质疑:这万卷藏书,王教授真的都读过吗?
   还没等我提出自己的疑问,我很快发现,我完全成了这次采访的局外人。落座后,主编和王教授海阔天空地聊起了哲学、文学、美学、书法以及各种有关“古今中西”的话题。坐在一旁,几乎插不上话的我,竭力认真倾听,却依然似懂非懂。根据采访录音和相关资料,我试图粗略勾勒出王岳川教授的大致轮廓。
 
国学根基,锋芒初试
 
    原来,王岳川是一个天生的“读书狂人”。少年时代,他就对国学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任何一本能找到的有关国学的书籍,他都会如获至宝地一口气读完。1977年,王岳川考入四川大学。作为文革结束后的首批大学生,王岳川和他的同学们让老师们紧张不安。在亲身经历了知识匮乏年代之后,这群新大学生有着无与伦比的求知欲,他们看书就像狼盯上食物一样如饥似渴。每一个大学老师站在讲台上,面对这一双双渴求而挑剔的眼光,心里都会发虚,都会不寒而栗。学生对老师造成巨大的压力,让老师措手不及,因为他们没想到学生会“如狼似虎”。除了更认真地备课,老师们别无选择。
    大学时期,王岳川陶醉于经史子集,他相信,精神是照亮生命盲点和世界暗夜的光,国学能够鉴往知来,“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大学四年,成了王岳川人生中最重要的思想能量储备期,并培养了他那清醒而自觉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他开始了系统性的国学研究,重点研究唐代文化与文学,并在上古和中古思想文化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他每天十几个小时狂读诸子、经史,尤好老庄,还研究过文字学、金石学和书法学。苦读苦背成为了王岳川大学生活的唯一“活法”。为了写作毕业论文,他经常枯坐在图书馆善本书室,苦读苦写,最后以9万字的《杜甫诗歌意境美研究》的论文获得文学学士学位,这是王岳川文艺理论研究的起点和思想积累的重要阶段。这一研究成果,也使王岳川成为用新方法研究中国唐代诗歌的先行者。
 
几度寻觅,西学方法
 
   大学毕业后,王岳川被分配到国家教委工作。然而,挥之不去的“北大情结”使他除了工作以外,每周必去北大和北图。他总想对先秦至明清的思想史,认真下一番功夫。然而却感到心气不足、功力不逮。有一次,他站在冰天雪地、狂风呼啸、空无一人的未名湖边,静静地看、静静地坐、静静地思、静静地感受大风的鼓荡。猛地体悟了“独钓寒江雪”的寓意,坚定了进入燕园深造的念头。
    可是,考取北大研究生后,王岳川那刚刚有点眉目的“国学”话语,在研究生们高谈阔论胡塞尔、弗洛依德、海德格尔、萨特、马斯洛、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颇为时髦的话题面前时,彻底“失语”了。
    真正的学问必须打通中西。于是王岳川决定先做西学,首先必须解决外语工具问题,必须有良好的外语功底。在王岳川看来,读原著是做西学的不二法门。于是,在翻译了十几篇西方学术论文之后,他花了一年多时间全心着手翻译《文艺现象学》(Robert R. Magliola,Phenomenology and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并用了近一年时间细校两遍。对原著逐字逐句的斟酌,使王岳川得以透过语言直接切入思想层面,明白了语言不是思想的“皮”而是“思想”的对等物,这也使他对英文学术著作的读解能力大大提高。同时,得以通过现象学进入存在主义诗学、解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为线索的学术清理和自我知识系统的提升过程。他的学术视野,思维框架有了新的拓展。
    在西学研究中,王岳川认识到理论自觉的重要性,于是试图通过“文艺本体论”去重审文艺学话语。1985年至1988年初夏,他完成了25万字《艺术本体论的当代意义》的论文写作,并在1985-1986年发表于《文学评论》和《文艺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其后,论文易名为《艺术本体论》,由1994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0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艺术本体论》。《艺术本体论》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研究文艺本体论的学术专著,它着重研究了艺术本体论的三维构成,以及追问艺术本体论何以成为当代美学的核心。一时间,王岳川以西学研究著称于世。
    谈起多年苦心钻研本体论后对生命的体验,王岳川说:“在本体论的研究中,我始终认为孔子、老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尼采……这些东西方大哲和我是同一代人。我们面对同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生、怎样死。与他们对话,就是在思考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因此,我坚持学术研究‘三眼’:深情冷眼、童心慧眼、平视之眼。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这种与天地万物平等对话和与中西大哲思想问答的精神高度。”这一番话表明,在苦苦寻觅中,他仍是一个醒着的学者。
    研究生毕业后,王岳川留北大任教,这成为他学术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讲授《文艺美学》、《20世纪西方文论》、《后现代主义文化美学》等课程中,王岳川开始重审20世纪西方文论问题。其时,后现代成堆的问题已进入他的研究视野。他仍采取先精读并译释原著再从事写作的办法,开始了“后现代问题”研究。两年后,他编译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和他的专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分别于1989年和1990年脱稿并交付北大出版社出版。其后,他又写了五十万几字的《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主编了《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等著作。1993年,王岳川被破格晋升为教授,成为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专家和博导。在世俗化大潮冲击下,他在“文化研究”中反思,同时开始关注东西方文化语境中的中国20世纪文化艺术“问题”和“问题意识”。可以说,他的学术自信和自醒是有西学体悟和中国立场保证的。
   在王岳川看来,人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生命、时代和母语,却可以在“一切选择都是被选择”的前提下,选择用血性母语去言说自己的生命、时代和思想。人生经历往往与学术历程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因为,真正的学术以践证为本,本性皈诚,渐修顿悟为重,不以微名小利一孔之见为意。使生命充实而有光辉的学术,是需要追求才可能(而非必然)获得的。
 
蓦然回首,发现东方
 
   世界与中国、本土与他者一直成为王岳川的研究的基本语境,他研究西学,并不是想成为西学研究专家,而是将西学作为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语境,一种审理“他者”的场域,其目的是要反观中国问题。19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新世纪伊始,在西学研究已经取得显著成果的时候,王岳川的研究重心开始发生了转移,他开始更多地关注中国文化问题。一方面是主编了近百卷的《中国学术思想随笔大系》和《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另一方面是出版了多本学术专著:《中国镜像》、《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全球化与中国》、《发现东方》、《后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复兴》、《文化战略》、《文化输出》、《中国书法文化精神》(韩国版)、《书法身份》、《美丽书法》等。王岳川一再强调,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必须将自己的文化和观念输出去,让中国文化传播开来。他试图描述中国文化的远景。
   在国外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多年的王岳川看来,西方通过全球化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而中国的崛起让西方霸权日益变小。新世纪中国文化战略的重要核心在于:发现东方,文化输出!我们必得注意国家形象在国际化语境上的“水桶定律”——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引申开来,任何一个国家文化的对外形象面临的共同问题,即构成国家形象大国形象的各个部分往往优劣不齐,而劣势部分往往决定整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水平。大国形象包含四重形象:经济形象,政治形象,军事形象,文化形象。中国形象中的经济形象是辉煌的,政治形象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国家的信任,军事形象也正在崛起和获得认同,但是文化形象却处于不利之境。所以说,大幅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建立中国文化战略话语,强化东方强国的文化软实力,迫在眉睫。
    中国“汉字文化圈”长期以来已经失效,半个世纪以来,整个东亚“去中国化”倾向十分严重,“汉字文化圈”已经被“美国文化圈”取代。只有“再中国化”和“重建汉字文化圈”,诸多问题才能良性解决。在世界原教旨主义倾向日益抬头,奥巴马主义走向霸权主义老路的危险时刻,我们既不能走狭隘的民族主义道路,也不能走抄袭西化的道路,只能在宽容中庸、立己达人中走以中国自身为主,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守正创新的文化强国路。发现东方,意味着强国文化身份重建与中国文化复兴紧密相关,同时还意味着,中国文化守正创新是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重要标志,也是推动世界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和谐均衡发展的基本保证。
   当代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深层原因是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全球播撒。现代性使当代西方艺术具有了文化霸权的话语平台。现代性与科技发明和殖民主义相关,短短200年就使得西方成为世界霸主。但反过来,现代性也让西方和世界深受其害。因为在现代性发展和大国崛起的几百年历史中,世界告别了“王道”而成就了“霸道”,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并走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于是审美现代性后现代性开始放弃价值升华的追求,现代艺术家开始感受世界坠落般的“恶心”。艺术家堕入了虚无主义悲观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泥潭,对人类后殖民未来充满了悲观意绪。
    王岳川认为,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必得向海外输出传播中国文化,以避免文化冲突升级而导致文化战争,并在国内学术界和国际文化领域寻求双重对话,将20世纪的“全盘西化”转化为21世纪“中西互体互用”。东方和谐和平文化精神可以遏制西方丛林法则的战争精神,用和谐文化减弱冲突文化的危害。在战争频仍而恐怖主义遍布世界的今天,在人类文化在西化主义中面临“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情态下,在人类精神生态出现价值空洞和生存意义丧失的危机中,在全球遭遇地缘战争威胁和核战爆发危机时,我们必得思考人类未来究竟应何去何从!作为东方大国应该深思,中国文化应该怎样创新并持之以恒地输出!中国应该站在人类思想的制高点上来思考人类未来走向,文化创新和超越应该成为新世纪的人类文化精神坐标!东方文化守正创新必然使西方文化单边主义和军事霸权主义遭到质疑并走向终结!
 
当务之急,文化输出
 
   王岳川清醒地看到,20世纪中国与传统中国相比,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在百年间遭到西方文化体系的全面冲击。这就使得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中国文化面临总体危机。因此,当代中国文化只能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全新融合及当代转型中,重建新的思想话语资源,才有可能使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文化危机得以缓解。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国家形象”在历史长河中是被逐渐边缘化的,晚清以降中国遭逢千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从世界中心沦为边缘的“远东”,在世界历史和文化上一再缺席,遭遇了深刻的文化身份危机,不断被误读、曲解和妖魔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中,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就显得越发重要和紧迫。
    中国文化可持续输出,已然关系到大国文化安全。前沿学术对话可呈现当代中国思想变迁踪迹:无论是从经济上清理跨国资本运作与文化霸权的关系,还是从文化上看数码复制时代的精神世俗化平面化问题;无论是厘清美国全球化时代正在走向衰竭,还是提出应该尊重中国在亚洲具有的独特文化意义——东亚的现代性中价值观与信仰、社会机构与语言节日,都意在强调西方必须重视中国声音,而我们不能再让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败坏国家精神。中国崛起将不是中国越来越像西方,而可能是西方世界开始吸收中国经验智慧。一个明智的领导集团在“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噪音中,应该有魄力和眼光来参与调整世界文明进程。
    王岳川坚持主张“文化输出”,主张将这一理念转化为长期而浩大的民族文化振兴工程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他认为,“文化输出”工程应从以下方面入手:向世界整体性推出古代和现代中国思想家群体思想,不仅注重中国古代经典向西方主动翻译输出,而且注重将经历过欧风美雨的20世纪重要思想家的著作系统地海外推出;还应在“读图时代”充分利用现代电子技术和卫视手段,传播具有深厚中国文化魅力的作品,系统地“发现东方”探索“文化中国”的精神价值;同时,从“汉语文化圈”振兴和和谐的“文化外交”的角度,增大“对外汉语”的教学和办学,吸引更多的西方人到中国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艺术,成为中国文化的理解者和爱好者,以加强中国同世界的对话和互动的文化心理接受基础。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进一步加大“中国文化形象”重建的力度,让中西在“建设性伙伴关系”的互动中,真正“发现”东方优美的文化精神,体味中国创建人类“和谐社会”的诚意。
    在文化美学领域的国际惯例不是西方惯例,游戏规则不应该由西方单边建立,国际惯例是世界共同的创造的,游戏规则是东西方共同建立的。中国美学文论应该参与到建立游戏规则的过程中去,而不能“他者”建立了规则,东方大国仅仅去遵守。只有这样,当代理论家才能不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犹豫,才能不用再按照西方模式亦步亦趋,而是摆脱了模仿西方的兴趣,打破西方艺术的惯例,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在精神生态中寻找中国式的文论光辉和美学神采。
    中国文化输出意味着大国文化真正崛起,意味着中国文化在整体性地守正创新,意味着中国文化正在成为国际上受尊重的文化实体,并由东方向西方传播而成为人类新的文化审美感受方式,东方文化形态成为东西方互动的人类文化形态,将使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达到和谐协调而成为人类的福音。
    未来三十年中国学界的主要工作将是从美国的“去中国化”,到我们的“再中国化”。将那些失落的中国美丽精神重新展现光彩,为人类带来更多精神价值财富,从本民族文化精神高度向人类共同精神高度出发,坚持文化拿来输出中的自主创新,使中国思想在21世纪能够成为人类思想!
 
回归经典,正大气象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书法一直是王岳川的至爱。他将中国书法作为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第一步。因此,进入新世纪之后,他把目光更多地聚集到书法上来,并于2003年成立了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倚仗中华五千年文化传承的宏大背景,依托北京大学百余年的文化底蕴,王岳川努力将书法与文化、书法与哲学、书法与传统相融合,努力使中国书法同西方文化前沿思想相对话,在理论研究、创作实践、高素质的书法人才培养、国内书法交流、书法的国际传播诸方面都取得丰硕的成果。
   在季羡林先生支持下,王岳川率先提出了“文化书法”的理念。他认为,“书虽一艺,与性道相通。”书法不仅仅是艺术,它的一头联系古老的文字,它的另一头连着民族文化的经典。书法不仅以文字的实用性传承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更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无论是书写内容,还是线条、结体、墨法、章法,书法从内容到形式都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离开了文化和心灵,书法就变成了空洞的躯壳。“文化书法”是站在文化的立场来推进和延伸书法的生命。在文化缺失的当代,书法更应注入更多的文化内涵。当代书法艺术繁荣发展必须从文化书法大视野上去观照、审视、传承和创新。对于文化书法的理解首先是把书法作为文化现象,中国书法几千年之所以绵延不断、源远流长、不断的创新发展,在历史上涌现出一代又一代的大书法家,跟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是分不开的。
   除了中华文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连同它们的文字都消亡了。几蒙洗劫的古埃及金字塔,空自矗立的古希腊神庙,慨叹着昔日文明的失落,诉说着昔日辉煌的不再。古印度、古巴比伦、古亚述……没有一个能够逃逸时间的冷酷裁决。唯有中华文明连同她的文字传承到了21世纪,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奇迹!书法,让古汉语进入了当代,中国古代的甲骨文、钟鼎文、大篆、小篆、汉隶、楷书、行书、草书全面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大事!
    书法的“形式”是文字和线条的典雅书写,书法的“内容”是书写并传承国学中经史子集的经典话语,书法的“展出”和“欣赏”传承着今人对文化的理解和对书家生命人格的再体验。“文化书法”是北大书法所的带有明显标志的学说和理论体系。它以国学为根基,将现代美学思想触角伸到传统经典中,并不断地扩大外延,来构建当代的书法学。王岳川提出了十六字教学理念:“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要求当代书法“回归经典”,教学的重点是“走进魏晋”尤其是“晋”,在书法传承中坚持“守正创新”,在书法美学风格上坚持“正大气象”。
   基于这一理念,北大书法所对自己的研究生、精英班和高级访问学者,都坚决要求走“文化书法”的道路。在解决技法问题的基础上,向更高的书法文化迈步。王岳川说,“技进乎道”,我们在基本解决了书法技术问题后,重点考虑技术怎样上升为道。
当然,当代书法的确普遍面临技法不足的问题,这与时代的大背景有关。过去人们习惯用毛笔写字,对毛笔的笔性非常熟悉,今天的文化人用钢笔、电脑,有一个生疏了笔性的问题。所以王岳川提倡知名的文化人重新尊重文化,重新拿起毛笔来写好字,不要当书法的门外汉。书法之“道”,其实也要落在技法实处的。北大的书法教材剖析了很多古今经典作品技法层面的价值,也从书法家当时创作的心境去解读创作的精神层面问题,通过具体入微的创作体验,审视二王书法价值、现代书法的弊端、文字水墨的偏颇问题。分析作品时谈笔法、章法、墨法等等,进而谈临创合一,并努力探索书法创作的新意象新境界。
    然而,单维化的技术化教育只会加速书法文化的困境。王岳川强调说,“道在技中”。为什么王羲之写《兰亭序》二十个“之”要有变化?这里面充满了《易经》的求变精神,这就是书法的自觉。变化才是真正的人文精神,而且充满了书法真正的奥秘。书法的技法中,线条感是第一位的,这直接来源于《易经》,《易经》就是简单的线。《易经》是抽象的,汉字也是抽象的。凡是抽象性的艺术,先天性地接近哲学思想。书法中的起承转合,与儒道释、与兵家、与文史哲、与其它艺术都紧紧相关。书法的精神,是心灵的感悟,是大文化的人文性和哲思的审美性。
    王岳川认为,如果没有精深的学问,书法家的书法是没有翅膀的,他可能在一段时间志得意满,但最终只能成为一个“书匠”。中国历史上的书法大家,相当多的都是文化大家:蔡邕、蔡文姬、陆机、王羲之、李白、杜牧、贺知章、苏东坡、黄庭坚、陆游、朱熹、赵孟頫、王阳明、唐寅、文徵明、祝允明、董其昌、王铎、傅山、刘熙载、罗振玉、王国维、沈尹默、于右任、郭沫若、启功……不胜枚举。而所谓的“职业书法家”,人数很少而且历史地位也不高,留下姓名的,也只有赵模、冯承素、诸葛贞等少数几个人。因此,是文化的重量,让众多大文豪通过书法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出去,离开文化的书法是浅薄而没有生命力的。
    在王岳川看来,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编码,书法的境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是写“技术”和“形式”;中级阶段是写“人格”和“情感”;高级阶段是写国家形象的“文化”和精神。书法与文字相关,书法与文化相关,书法与人生修为相关,书法还与人品相关,书法与生命是同一的。正如刘熙载所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中国书法的复兴,需要我们传承经典,整合时代主潮。中国书法文化复兴的当代意义在于坚持“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的美学原则,如果重新获得书法于文化本体相依的深层关系,致力于书法与文化精神生态平衡,树立国家书法考级、训练、展览的正规化,坚持书法代表作制度与书法大师,重建书法在国际文化中的大国形象。那么,书法必然成为东方文化崛起的重要信号。
 
君子不器,汇通中西
 
   在北大王岳川担任季羡林先生助手十余年,季先生要求王岳川在学术上一定要“汇通中西”,因为一个真正学者必须在国学和西学上都具有深厚的学养,才能具有世界胸襟和人类眼光。王岳川认为:西学是方法论,他做西学的目的在于知己知彼。国学是本体论,是学者立根之本。他坚持以国学为根本,以西学为方法,在全球化时代西学背景的深度阐释下研究中国问题,他的学术的最终目的是“中国文化创新和逐渐世界化”。
比起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王岳川更愿意用孔子的“君子不器”来要求自己。君子不能限定在任何一个专业、一个学科、一种艺术、一个领域,不应像器物那样有容量之限制,而是心怀天下,乃至于无所不通。君子度量宽宏,胸襟博大,气度似江海纳百川,以宽广的胸襟来看待万事万物,力求上下古今中外无所不通,最终在“德体器用”中达到“一以贯之”之“道”。他的眼光“上穷碧落下黄泉”,从浑沌初开到人类的未来都要去思考。他的学问的眼光越高,他的境界修为就越高,他如果只是思考自己范围那点事情,就不可能学贯中西。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王岳川正是这样一个研究视野开阔、研究领域宽广、学贯中西、会通古今的学问家,正是这样一个全面发展的君子。难怪有人说,王岳川是一位符合古代标准的当代文人:学问做得好,琴棋书画也样样精通。此言不虚。无论学术还是书法、音乐,以至摄影,王岳川都是博大精深的。在王岳川的书房,除了满屋子的书,满屋子的笔墨纸砚,我还看到胡琴、古琴、钢琴,甚至几近失传的“埙”。王岳川说,他喜欢音乐,因为书法的节律其实与音乐旋律、舞蹈韵律等都是旁通可悟的,以汉字为载体的书法艺术,向来被认为是纸上的舞蹈与无声的音乐。
    书法表面上看好像是一种静止的空间艺术,但它本质上是一种流动的是时间艺术,是流动的音乐与舞蹈。字体有大有小,有虚有实,有轻有重,参差错落,构成了书法的韵律美、结构美、墨气美和章法美。整齐中见参差错落、轻重缓急,才能避免出现结体与章法呆板的弊病。书写中的流动性和轻重提按所表现的节奏感、舞蹈性,以及书法作品完成后整个画面对这种节奏和音乐的凝固的时空感,不仅书者以舞蹈的形式来完成,赏者也会从其中体验到音乐的节奏和舞蹈的韵味。中国艺术的最高形式是书法,书法的根本精神是似有伴着音乐节奏的舞的态势,能给赏者带来一种全身心摇曳荡漾的音乐感,引发无穷的意趣、曼妙的遐想。这种动与静的妙合表达了书法家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和风骨,是他们执着坚定的人格意识和优雅自在的生命情韵的最好阐释。书法这种“无声之音”乃天机流荡,含合着宇宙的声音和自然的节律。王岳川认为,在新世纪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输出的前沿艺术。全世界有500多所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有6000万外国人学汉语。他们只要拿起毛毛就可以开始进入书法学习中,这是多么重要的重建中国“汉字文化圈”的世界文化教育盛会!机不可失!
   作为中国中外文论学会副会长的著名美学家王岳川虽然并非音乐学院教授,但他在二胡教育界具有一定权威性。2012年王岳川被邀请担任“CCTV民族器乐大赛”二胡专业组的电视预赛和半决赛评委,与著名二胡演奏家宋飞、邓建栋、于红梅、陈耀星、陈军、周维、姜克美、王晓南、朱昌耀等讨论评比细则,并担纲专业组评委。王岳川拉得最拿手的是《二泉映月》。2012年夏,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二胡演奏家宋飞邀请王岳川到中国院举办“文化与音乐”的讲座。宋飞主持,王教授讲演完毕,师生一片掌声。这时,宋院长拿起自己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奏过的二胡,当着全体音乐家邀请王教授为大家演奏一曲。盛情难却无法推辞,王岳川引弓奏弦演奏了名曲《二泉映月》,获得了中国音乐学院师生的热烈掌声。王教授说:“一曲《二泉映月》,令多少人惆怅千结:在琴弦的内外、乐音的高低、力度的强弱、揉吟的疾涩、速度的快慢中,体现阴阳之‘道’,乐人之‘心’,炎凉之‘世’。四段环绕相近相生相激相荡的旋律,述说生命的坎坷和命运的多舛,从中推进情感的逐渐展开升华。道家的淡泊自然使情感在曲终处凝成‘欲说还休’的叹息,铸成一个生命的问号,将人们带入人生意义那‘却到天凉好个秋’的绵渺凝思中。在通晓道家精神和充实中国古典文化修为在演奏这部作品时候,同样一部作品就会散发出不同的光彩。”
    王岳川认为,做学问要尽可能打通古今中西,单精通一个方面是远远不够的。他主张“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学问之道,这样才能以理性审视的高度在别人认为没有问题的地方看出问题,“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对问题加以精深的研究。研究问题需要很宽的地基,犹如金字塔底座很宽才能建得很高。中国学问是在近代以后被区分的很细,变成了狭窄的学科分类,这种过细的分科,造成每一个行当只出限该领域专家,天下之公器的“天下”眼光消失了,而很难出通才和大师。
    集三十余年做学问的体会,王岳川总结出做学问的“十六字心经”:“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离开这四条法则,学问可能只是知识性的积累,而不会产生思想性的飞跃。正是依据这古、今、中、西的问题意识,使得王岳川在大学时代注重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研读,研究生时代则转向现代西学的研习,在执教北大多年后,则转向中西文化研究互动和中国立场的确立,这是一个在转型的“否定之否定”中精神深化和人格修为的过程。
    王岳川强调读经典性的书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为了与年轻一代共同探究读书之道,他主编过一套《20世纪中国著名学者学术随笔丛书》(一百卷),主编过《一生的读书计划》丛书(四十卷),《中国美学文艺学名师评传丛书》(十卷),引导青年读经典读善本。他认为,读书的过程,也是不断创造“同一心境”的过程,是与人类优秀文化艺术和思想大师对话、与古今中外优秀的思想家对话并提升自我的过程。读书是思考的前奏,是自我思想诞生的产床。思想者的阅读永远是创造式阅读,理解并领悟他人思想,同时又能将那些书中思想的正反面问题及其有限性逐一审理清楚,在阅读与思考中,学会怀疑、拒绝、否定,凝神静思,返身求己。
    王岳川说,我们始于迷惘,终于更高的迷惘。他坚信“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人生和读书写作多歧路、断路、绝路,只有一条道能走通,那就是君子中道而行的正路!

 
文章来源:中国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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